四 学术随笔：在学术与文学的交汇处
中西方文学批评中，诗文评、文学批评、学术随笔等概念各有特点，都是批评文体，但分类时存在差异，这其中，中西文学传统的不同、现代学术定义的歧义、多义，以及文学批评者或研究者的个体差异，是造成概念模糊的主要原因。
依上文所论，学术文章的个性与学者们各自不同的文学禀赋有极大关系，也与写作目的、发表刊物的性质有关。学者以学术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往往借著作的“序”与“跋”、前言与后记，或翻译家在译著前后的“译者序”“译后记”，或学者的读书笔记、演讲记录等述学文字或学术随笔，展露文采，突出个人笔调。钱锺书作为小说家和杂文家，他向来有强烈的文体意识，独出心裁，自成一家；作为学者，艺高胆大，不受学术文体的限制，自由放恣。《谈艺录》中部分诗文评，《七缀集》中看似中规中矩的论文，常洒脱地跳出学院派的规范，从不僵硬、死板；各种比喻信手拈来，掌故、个人回忆、阅读感受，纷披而至。《宋诗选注》，其“序”作为述学文章，写得暗藏机趣和理趣。钱锺书谈诗论艺渊博睿智，文字风趣透亮，取譬精巧，毫无学究气。他谈“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的赶任务”。[16]鲜活明快、通俗易懂，即使遵循20世纪50年代学术普及的要求，也照旧趣味横生。《七缀集》中《林纾的翻译》[17]一文论林译小说，与之相关的问题，均一一深入、牵引、举证，研究的核心终究不变；而语言的潇洒从容、史料之巨量，既是学术文章深入独到的呈现，又是写作者以一个问题展开多个层面的本事。这里的学术性，与他《写在人生边上》那论世事、论人性的杂文自然很不一样。但文章中又有童年读林译的疑惑不解，有掩盖不了的顽皮与思维的乐趣，传统治学的谨重多半会被他感性、随性与诗性的文学语言所冲淡，性情发挥中和了科学的理性控制，俏皮语无处不在，读起来与他的智性随笔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如果有，就是终归以学术为核心。
现代作家兼学者的学术文章个性突出、大有可观。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既是一篇充满文学趣味的演讲，也是富于个人学术视野与创见的经典文章，字里行间里有鲁迅先生杂文的灵魂，透露出鲁迅文章的渊源与师承。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演讲稿，“言志”与“载道”此起彼伏，晚明小品作为新文学源流的发现，当然不算科学研究的路子，但此小书竟以文学创见、历史洞见而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文学出版、散文思潮流派起了重要影响，甚至20世纪的晚明小品文研究，都不可不首归周作人之功。这类文章吻合郭宏安先生对学术随笔的判断，“既清新可读，又坚实可靠，既有个人的色彩，又有论据的翔实，既表达探索的精神，又张开想象的翅膀”[18]。
宇文所安在为自己带随笔风格的古典文学学术著作写的“前言”中，提出了自己对西方essay的理解与概括，他认为存在一类学术性的essay，有时是文学批评，有时是学术随笔，并无太大区分，但是它因为“尝试”而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英语的essay是一种颇有趣味的形式。它和现代中国随笔有所不同：现代中国随笔强调作者的主观性和文体的随意性，而英语的essay则可以把文学、文学批评以及学术研究，几种被分开了的范畴，重新融合为一体。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essay，必须读起来令人愉悦；而且，既然属于文学的一部分，它就应该时时更新，不能只是一成不变。作为文学批评的essay则应该具有思辨性，至少它提出来的应该是一些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难度不应该被简化。作者面临的挑战是把思想纳入文学的形式，使二者合而为一。最后，essay必须展示学术研究的成果。我们的学术写作，通常喜欢使用很多的引文，很多的注脚，来展现学者的知识范围。而写一篇essay，学者必得隐藏起他的学识，对自己所要用的材料善加选择……essay的本义，是“努力”或“尝试”。每一篇essay都是一次尝试，把那些被历史分隔了的领域重新融为一体。这一简单而也许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值得我们记在心里，因为文学创作、学术与思想，是可以也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19]
这里的essay，可以归属更宽泛的“文学批评”。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认为应当视“文学批评”为“一种艺术”，它有自己的独立性。他批评两种“偏见”，一种“仿佛批评成了寄生于文学表现的一种形式”，被贬视为“是对创造力的间接模仿”；另一种则走向了要么低俗化要么神秘化的两个极端。[20]他认为，批评家应该努力捍卫文学批评的权利，“就应该确认如下的前提，即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有权利存在，而且不依附于它所讨论的艺术，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21]。用这样的标准来看，闻一多《唐诗杂论》，有着不依附其讨论对象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这一批作家型学者接受了相当充分和规范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多数人的留学经历为他们后来的治学奠定了重要基石的同时，参与构成其治学基础的，还有中国传统学术以及中国的“诗文评”。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学批评方式，“诗文评”的特点，一是“以作家为本位，以批评为末技”，“批评家是以作家的身份而兼有的。这一事实是如此清晰，它不容我们坐视不顾”。[22]二是“中国的‘诗文评’，最突出的意思是‘品评’、‘品说’、‘鉴赏’、‘赏析’、‘玩味’、‘玩索’，其‘感性’（感受、感悟）特色更浓厚些”[23]。换句话说，传统诗文评，到了今天，人们几乎将它与文学创作相提并论了。尽管这种结合了文学感悟、富于个性与灵气的文体，在现代学术体系讲“科学”的铁腕下，终于离我们越来越远，成为一种“文化乡愁”，但它却是流淌于那些埋首故纸堆里的现代中国学者的血液与营养。在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中，“诗文评”的审美经验时时灵光乍现，令人惊叹。至此，似乎可以说，现代一批生气淋漓的“学术性的杂文”，是现代学术转型间，旧学与西学交相融汇而产生的学术随笔。当传统“诗文评”难以在现代保持其原有的地位时，不妨将之做“现代性的转化”，它可能不见得能在日益严格的学术系统之中找寻到一席之地，却可以因其审美感性、自由和创造性而在作为文类的散文与作为研究的学术的交叉地带安身立命。
[1] 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出版。此书探讨中国学术范式的转变，共分三编，冠以“旧范式的危机”“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三个标题，展现了近代以来思想与学术转型的基本过程。
[2] 参见陈平原《导言：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20页。
[3] 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附录：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4]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7页。
[5] 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6] 郭沫若：《郭序》，《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页。
[7] 闻一多：《致赵俪生》，《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8] 朱自清：《朱序》，《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9] 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0] 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11] 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12] 朱自清：《朱序》，《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页。
[13] 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4] 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9页。
[15] 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7页。
[16]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17] 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8] 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2页。
[19]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三联版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页。
[20] ［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21] 弗莱：《批评的解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2] 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23] 杜书瀛：《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