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闻一多提出诗的格律，并不是以古代诗词格律诗取代新诗，更不是复古传统的格律诗，他的主要目的是在建立新诗的格律化，以格律对新诗文体提出必要的规范，寻找一条可行的新诗之路，一条既能体现诗的贵族精神而又可以被现代人接受的新诗创作道路。
“诗的格律”的核心内容既是以“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对新诗艺术的美学规范，同时更是提出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即遵循必要的诗的法则进行创作，从文体学的角度对新诗进行规范。
作为诗评家和诗人的闻一多，不仅意识到旧诗人的没落，而且也明确感到新诗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认为白话写诗是时代的趋势。闻一多所要表达的，是诗必须要有一定的形体，要有一定的诗的形式，任何艺术都需要有形式，而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体更需要有诗的形式。早在1921年12月，闻一多就写作过一个诗歌节奏的研究提纲，并在其他文章中，特别关注传统诗体和新诗的格律问题。在他看来：“诗的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19]他以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为例，认为莎士比亚的诗剧创作中，往往遇见情绪万分紧张的时候，就用韵语来写，使用一定的格律对人的情绪进行必要的调节，使情绪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闻一多在批评泰戈尔的诗时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泰戈尔的诗“是没有形式的”，“泰果尔底诗不但没有形式，而且可说是没有廓线”，“所以单调成了他的特性”。[20]在他看来，诗的格律既可以规范诗的形体，又能够规范人的精神，诗人在一定的艺术形式如节奏的律动中，激发出诗的情感，提升精神的能量，净化心底的情绪，从而在诗的境界中得到一种节制，得到一种升华。闻一多诗的“体制严密且结构精湛，情感充沛而风格内敛”[21]的鲜明特征，正可看作是他在实际创作中对这一新诗观的践行。
就民国文学的文体学而言，新格律诗显然具有新诗文体的积极意义。胡适提倡白话新诗以来，中国文学中的诗体虽然得到了解放，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传统诗词的韵味也随之消失了，文学的纪律遭到空前的破坏，艺术的精神也跌落到了惨重的地步。新诗在自由体、平民化的鼓动下，实际上泯灭了诗的精神，在放纵感情的同时，感情也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这样的背景下，闻一多、梁实秋等新月诗人、批评家试图以提倡新诗格律，重新回到诗的美学状态。
实际上，闻一多以及新月派诗人，不仅是看到了新诗创作提倡诗的平民化而使诗失去了应有的艺术精神，而且更是感受到了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以来社会秩序所遭受的巨大破坏，价值体系的紊乱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精神的败退。在闻一多的批评论著中，他一般使用“诗”或者“新诗”的概念，前者包含传统的格律诗和近世以来的新诗的意思，而后者则较多指“五四”以来的新体式。在闻一多那里，很少使用“诗歌”的概念。从诗到诗歌，从格律诗到自由体诗，不仅是概念上的变化，更是文化精神的变异。诗是贵族的、向上的、典雅的，而诗歌则是平民的、向下的、世俗的。近代以来，有关诗与诗歌概念的混用，不仅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文体，而且也使诗歌借用诗的概念，混杂进更多平庸的思想，宣泄了某些低下的情绪。有关这一点，闻一多、梁实秋与俞平伯等人的争论，很可以代表五四以来诗坛的两种不同趋向，以及对不同文体认识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所说的《女神》的“时代精神”“地方色彩”，正是对诗的格律所体现出来的诗的精神特征的肯定，是从文体的角度所提炼出来的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
幻象，在闻一多的新诗理论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无论什么艺术，幻象是形体不可或缺的，它是形体的灵魂，也是艺术精神的体现。什么是“幻象”？闻一多并没有直接给予定义，但他在评论新诗的论著中，常常使用这一概念概括诗的美学特征。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中，闻一多认为“‘奇异的感觉’便是ecstasy，也便是一种炽烈的幻象；真诗没有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在英语中，ecstasy有狂喜、出神、忘形、无法自控的情绪、迷幻药等意思，这也就是指诗人的一种创作状态，一种诗的精神的体现，类似于庄子所说的“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所以他批评《月食》的作者“当时自身的感觉也不十分剧烈，不能唤起自己的明了的幻象，只为要做诗，便忙忙写下，所以得了这个不能唤起读者底幻象的‘麻木不仁’的作品”[22]。没有幻象就没有诗的激情，就不会有诗的形体，诗的语言，当然也不会有诗的精神。幻象是格律的基础，幻象激发诗的情感，而当理性节制情感，会使幻象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诗的格律并非仅仅在于诗体的规范，而在于一个民族文化的秩序与规范，格律所表现出来的诗的艺术精神也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闻一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提倡新格律诗，重新规范诗的形体，目的在于重新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古代文人已经意识到文体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3]，就是指文体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而文体的变异也会昭示时代的变化，一定的文体会承载一定的时代精神。从梁启超提倡文学的“三界革命”，到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小说从不登大雅之堂到成为文学的正宗，从白话入诗到自由体诗的兴盛，文体的变异彻底颠覆了古典文体的传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闻一多看到了白话入诗是时代所然，不可改变，但他仍然执着于诗的贵族性传统，坚守以理性节制情感的格律诗原则。白话可以入诗并非是说白话可以传递低俗的感情和思想，以破坏诗体格律的代价损伤民族精神的完整性。闻一多批评俞平伯的《冬夜》，也正是针对《冬夜》以“第二流的情感”入诗，《冬夜》里“一两首有热情的根据的作品，又因幻象缺乏，不能超越真实性，以至流为劣等的作品；所以若是诗底价值是以其情感的质素定的，那么《冬夜》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24]。在新月派诗人看来，“诗是向上的，诗人的生活是超于民间的普遍的真实的生活的”[25]，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都不再满足我们的好奇的欲望，而在于表现出一个完美人性”，因此，“文学的活动是有纪律的，有标准的，有节制的”[26]，诗人不能借口诗的平民化而降低艺术的标准。闻一多指出过以俞平伯为代表的新诗人的致命错误：“民众化的艺术，与伪善的艺术”，“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俞君反拼命地把他往下拉，拉到打铁的抬轿的一般程度。我并不看轻打铁抬轿的底人格，但我确乎相信他们不是作好诗懂好诗的人。不独他们，便是科学家哲学家也同他们一样。诗是诗人作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27]人人作诗，这是文学的大跨进，是全民文学的症候。而全民文学的结果是文学失去了文学的精神和文学的秩序，文学秩序的混乱，带来的则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塌陷。
文学失去规则，不讲究文法，不仅会带来文学文体的毁坏，而且更是导致人的精神的滑坡，从而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紊乱，社会秩序的混乱。对此，学衡派代表人物胡先骕曾说：“人情莫不喜新而厌故，莫不喜任情纵欲而畏节制与礼法。彼文学家者，既能迎合社会之心理，复有优美之艺术，以歆动人群好美之天性，无怪其书不胫而走，其说家喻户晓也。”[28]这里虽然不是说新诗创作，但他对整个社会趋新而毁故的倾向表示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在诗滑向诗歌之后，人们看到了诗的粗鄙化带来的各种恶果。正如闻一多在给闻家驷的信中所批评的汪静之的诗那样：“汪静之本不配作诗，他偏要妄动手，所以弄出那样粗劣的玩意儿来了。”这部诗集之所以“粗劣”，主要在于“艺术手腕”不高，爱情的花儿夹杂在粗俗的文字中。当诗行缺少格律的约束时，诗的精神随之而去。所以他赞同胡梦华的批评，“讲得有道理”[29]。
“诗是向上的”，不仅是指诗的贵族性，也不仅是指格律的高雅，而是诗在一定的体式与格律中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独特的具有地方色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只有在特定的“格律”或秩序中才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只有在秩序中的精神或如闻一多所说的“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30]才是真精神，只有在规范化的社会秩序中，在一个遵守规则的国民社会里，人的精神才是向上的、不倒的。
[1] 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2] 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3] 梁实超、闻一多：《冬夜草儿评论》，清华文学社1922年版。
[4] 《诗的新律》，《我们的七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5] 闻一多：《〈冬夜〉的评论》，《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6] 闻一多：《〈冬夜〉的评论》，《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7]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8] 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9] 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10] 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11] 梁实秋：《何瑞斯之〈诗的艺术〉》，《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12] 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1922年9月29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13] 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1922年10月10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14] 闻一多：《吴景超、梁实秋（1923年3月17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15] 闻一多：《致闻家騄、闻家驷（1922年10月27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8页。
[16]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17]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8] 闻一多：《论形体——介绍唐仲明先生的画》，《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19] 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0] 闻一多：《泰果尔批评》，《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29页。
[21] 施龙：《中国新文学史论纲（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2] 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23] 刘勰：《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6、479页。
[24] 闻一多：《〈冬夜〉的评论》，《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25] 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唐金海等主编：《新文学里程碑（评论卷）》，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26]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27] 闻一多：《〈冬夜〉的评论》，《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28] 胡先骕：《文学标准》，《学衡》1924年第31期。
[29] 闻一多：《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30] 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