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闻一多的困境：爱国和文艺的葛藤

闻一多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关心，产生在传统文化的空白最显著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17岁时他写下《论振兴国学》，表达了对古学日衰的危机感。1920年以后开始发表新诗，同时研究律诗的特质，认为律诗才是“纯粹的中国艺术的代表”^[15]（《律诗底研究》，1922）。留美后写下了不少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的思念祖国的诗篇，并参加信奉国家主义的大江会。

1924年春天泰戈尔访华，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泰戈尔及哲理诗的热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却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哲理诗所代表的泰戈尔文学的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泰戈尔笔下的“少女”“新妇”“老人”等都不是生活在现实里的人，只不过是上帝的象征。泰戈尔的文学必然失败，因为“文学的宫殿必须建立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16]（《泰果尔批评》，1923）。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闻一多在《〈冬夜〉评论》里批判俞平伯的诗的“感人向善”的作用和“民众化”主张时，就表露了他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文学观。一年之后强调文学的现实性是和他以往的观点相矛盾的。

对泰戈尔的批判是大江会同人的共同主张。当时和闻一多同在科罗拉多大学留学的梁实秋，在《大江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诗人与国家主义》一文，用风和琴的比喻论述诗人和爱国的关系，从而展开对泰戈尔的批判。

诗人的情感原似一架寂静的弦琴，各种不同的风吹上去的时候，便自然的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的波圈。只要琴是完美无缺的，只要风吹上去的时候就响，那么，无论发什么样的乐声都是好诗。诗人给他的情人的诗是诗，赞美上帝的诗是诗，欣赏自然的诗是诗，颂扬爱国的诗是诗，宣扬世界和平的诗也是诗——这其间并无高下真伪之可分。所以诗人之鼓吹爱国，正是极自然合理的事，如其诗人的环境是迫使他不能不爱国。谁能令琴弦过风而不响呢……这里我们便不能不对印度的太戈尔表示诧异了。太戈尔的人格与诗才姑不具论，但他能在印度亡国之后，而高唱世界联合，这就如狂飚突起，吹到琴上，而竟奏出和缓的调来，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17]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以爱和同情歌唱世界和平的泰戈尔，对国家主义者梁实秋来说是一个“超人”了。梁实秋的“风与琴”的诗人形象，是对闻一多批判泰戈尔文学没有把握现实的主张的一个补充和注释。闻一多所批判的是无视印度亡国现实的泰戈尔。但是，梁实秋列举多位英国文学史上的诗人来强调爱国感情的正当性之后，在篇尾这样写道：“诗的价值的平衡是在其自身的艺术的优美，所以我还是笃信‘艺术为艺术’的主张，我论爱国诗的时候，是论诗里的爱国思想，与诗的优劣毫无关系。”^[18]这表露了梁实秋的矛盾和担心：爱国会否有损于文学的艺术性？这一点也是闻一多的课题：爱国和文艺该如何联系在一起？

标志着新格律诗诞生的《晨报》副刊《诗镌》（下文简称《诗镌》）正好创刊于“三·一八”惨案之后，这一偶然对闻一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爱国和文艺——纪念三月十八》，比较爱尔兰和中国，认为相对于爱国运动和文艺复兴互为因果的爱尔兰，中国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虽同时发生却没有“携手”。“爱尔兰的前例和我们自己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互收效益，分开定要两败俱伤。所以《诗刊》的诞生刚刚在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却希望大家要当他不是碰巧的。”^[19]

闻一多参加大江会、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各种政治活动，并一直努力尝试“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国剧运动”，他所追求的，就是爱国和文艺紧密联系的文学。他批判新诗的“民众化”主张、《女神》的欧化、泰戈尔的哲理诗，在他看来都是文艺与爱国分离的东西。在《诗镌》上展开的新格律诗运动，应该是一场中国的真正的国民文学复兴运动。“完美的形式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如此代言他们的主张，同时宣言：“我们相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身一样，有一个伟大而美丽的将来。”《诗的格律》也发表在创刊号上，里面论述“格律”重要性的论据，和他清华时代的《律诗底研究》里论证律诗为最符合抒情原理的中国诗歌形式时所持的论据基本相同。清华时代对格律的关注和研究，终于成为现实的实践。“国家主义”“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虽然包含着矛盾，但在新格律诗运动里将被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