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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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致辞

柳建辉

(中共中央党校)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好!

今年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殉难70周年。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闻一多基金会、中国现代史学会、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六家单位协办的“2016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武汉大学召开。首先,我代表中国现代史学会和会长郭德宏先生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领导、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研讨成果!

毛泽东曾总结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的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年代发挥了团结朋友,壮大自己,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凝聚起牢不可破的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教授闻一多先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强烈感召下,奋起参加革命,成为无畏的民主斗士,最后壮烈捐躯的革命烈士。大家知道,闻一多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专攻美术,学习之余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潜心于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教授。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不可能使他埋头学术,不问政治,伟大的抗日战争炮声惊醒了他,“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至长沙,后再迁至昆明,合并而成西南联合大学。在学校由长沙迁至昆明时,年已四十的闻一多自愿跟学生们一起步行三千五百多公里。一路上,他蓄须明志(直到抗战胜利),到达昆明后,以深湛的学识、严谨的教风,赢得了师生的尊重和敬佩。处在抗战时期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他,以到中学兼课和雕刻印章来贴补家用,生活虽然清贫,但他精神异常充实,忧国忧民之心愈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倒行逆施以及腐败之风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闻一多,他终于走出“象牙之塔”而投身革命洪流。

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幼稚而成熟起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征中及时提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在1936年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中国共产党一改党内教条主义者打击和排斥知识分子的极端态度而重视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对闻一多这些欧美留学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极其尊重,以诚相待,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与日俱增。而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持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则丧失人心,使一大批曾经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的民众转而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唾弃国民党政权转而盼望共产党领导,这是时代的潮流,历史的选择。

闻一多的思想转变正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民族的危机、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疾苦、国民党的腐朽、共产党的正气,这一切汇成一股合力,促使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为抗日、为民主而呐喊。他的进步和转变既是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也是中共南方局及其地下组织具体工作促成。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正确地贯彻统一战线,善于通过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如民盟上层领导人物楚图南和西南联大的学生党员来细致地、耐心地做闻一多等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周恩来曾亲笔写信指出: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闻一多参加民主运动以后,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愿望非常强烈,但他还是尊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建议,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入盟后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从此,他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民主运动中一名英勇无畏的斗士。在校内外大小集会上,闻一多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义正词严地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满腔热情地赞颂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多少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为之拍手称快,国民党特务则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但他无所畏惧,仍然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坚持斗争。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国民党政府竟悍然发动内战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而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贪婪掠夺财产的种种丑行,则使南京政府的威信扫地以尽。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所做的种种努力,特别是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冒着危险拜访民盟中央领导人,并就国内形势同他们交谈看法。在这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中国民主同盟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制造内战的阴谋。闻一多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领导人一起,挺身而出支持昆明学生举行的反内战、吁和平的罢课运动。1945年12月初,国民党特务进入罢课的大中学校,残杀了四名手无寸铁的学生,打伤无数师生后扬长而去。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闻一多争取到西南联大校长和多数教授的支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公诉状,由校长和教授们声讨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在为“四烈士”出殡时,闻一多和其他十多位教授及学生一起坚持了八小时的游行。“一二·一”运动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真面目,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积累了进一步开展民主运动的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的优秀学运干部。

民盟云南省组织的革命活动深为国民党当局忌恨,1946年7月11日,省支部的领导人之一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悲痛万分,冒着生命危险出席7月15日上午举行的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被称为《最后一次的讲演》的演说。他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无耻行径,并义无反顾地表示:“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准备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结果,当天下午,闻一多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年仅48岁!他的鲜血,染红了昆明大地,噩耗传开,国内外震惊。闻一多的死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抗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狼狈处境。中国共产党对闻一多的被害深为震惊。毛泽东、朱德联名给闻一多夫人高真发去唁电,表示哀悼,称:“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的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周恩来闻讯后沉痛地流下了眼泪,并和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联名给高真发去唁电,指出:“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无忌,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复仇。灭亡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

闻一多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作为一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选择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闻一多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他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英勇斗争直至无畏献身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同样是由民主党派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在中共中央祝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五十周年的贺词中曾指出:中国民主同盟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忠实、最亲密的朋友,正是沿着闻一多等民盟早期领导人用热血和生命开拓的道路前进的结果。

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就要学习他苦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信念的坚定选择。从1944年夏季起,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在共产党人热忱帮助下,闻一多就有计划地学习有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整风文献》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文学等专著。由于他学习刻苦,理论联系实际,才促使自己确立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了阶级观点。闻一多几次对人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些书后,我“对中国的前途有信心了”。明白了“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道理。他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知识青年的意识比较接近工农大众,“民主运动的真正的原动力是在人民大众中间”,知识青年只有根据人民的意志参加民主运动,才能更好地发挥先锋作用。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青年运动检讨会”上,闻一多对知识青年是不是一个阶级和在民族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曾作过深刻的阐述。他常对进步学生说:“我们实际上都属于剥削阶级,什么时候懂得恨自己,反对自己的阶级,而替人民的利益服务,就算为人民了。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可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用阶级方法观察分析问题,是他后期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正因为这样,他发自内心地向往延安,向往解放区,在许多场合,公开称颂解放区是“敌后的民主中国”,“解放区政权是人民的政权”,“现在抗战要靠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建国也要靠共产党”。

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就要学习他和党同心同德,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的态度。“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就表明了和党同心同德的坚定立场。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昆明市多数大、中学教师坚定地支持学生的斗争,其中尤以拥有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西南联大教授会采取罢教抗议、召开中外记者说明惨案真相和控告凶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代省政府主席李宗黄等办法,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影响最大。作为联大校务委员会教授代表和教授会书记的闻一多肩负重托,呕心沥血,做了极其繁重、细致、艰巨的工作,起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按照党的指示,他积极做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上至教授,下至学生,云南地方耆老,民主人士,中学教师以及路过昆明的文化界人士,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他的战友和学生深切感到闻一多像一团火,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不论办刊物,写文章,作报告,交朋友,联系教授,接待学生,起草、抄写、修改文件,参加会议,串联跑腿,他都做得十分细致和周全,充分表现出高度的忘我工作的精神,堪称同辈战友和青年人的楷模。1946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曾激动地说:“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

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就要学习他鲜明的人民观点,主动和工农大众相结合。闻一多先生后期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人民观点。他对学生说:“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就是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知识不能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有想到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因此,他强调“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他认为从抗日战争中可以认识到“人民不但赢得了胜利,扭转了历史,并且历史一向是人民创造”。1946年春,联大几个文艺社团计划联合组成“艺联”,闻一多给他们写了“向人民学习”的题词,后来他又强调:“光明就在人民身上,我们要向人民学习。”这充分反映了闻一多思想进步发展的过程和牺牲前思想境界所达到的高度。

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就要学习他严于解剖自己,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闻一多是昆明进步人士和学生们公认的严于解剖自己、积极发扬自我批评精神的典范。他诚挚地听党的话,积极地跟着党走,常常以自我批评和现身说法去说服和影响他人进步。1944年10月,在有两千余人参加的鲁迅逝世8周年纪念大会上,闻一多毫不隐讳自己的过去:“从前,我们骂鲁迅,看不起他;现在,我们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我们过去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和‘帮凶’。”说到这儿,他突然转过身子,向鲁迅画像恭恭敬敬地鞠一躬,全场愕然,无不为之感动。对他以前的超然态度,他也常常进行自我批评:“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就是自欺欺人。”随着闻一多在昆明爱国民主运动中威信越来越高,而他本人却更虚怀若谷地向比他先行的同志、共事的朋友和青年学生求教。在研究工作、讨论问题时,他既坚持真理,诚恳严肃地指出、批评别人的不足之处;又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服膺真理,表里如一,始终不失赤子之心”。正如他的战友楚图南指出的,经过一段探索、实践,闻一多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闻一多作为著名学者,由热爱祖国和人民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进思想和不朽业绩,给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榜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胡耀邦生前曾评价说:“闻一多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战士”,“是浠水人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的骄傲!”“闻一多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和学者,他将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紧密相连。”“他的精神将感染和激励着一代代后人!”

总之,闻一多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代表。他站在人民立场上,为推进中国民主主义制度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也使他永载共和国的英模史册!他的思想历程,典型地说明了五四以来中国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要求民主,追求真理,是最勇敢、最忠实的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正如他明确宣称的那样,我是从五四运动开始懂得为人和为学的基本原则的。因此,我们也只有从五四精神和原则考察起,才能真正认识闻一多、理解闻一多。“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二十六年前如此,今天也如此。在‘五四’的镜子里,我们看出了历史的法则!”他的这段话,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推动闻一多先生生平思想和人格精神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