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
——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一 “抗拒为奴”：“东亚鲁迅”的思想精髓
什么是“东亚鲁迅”？“东亚鲁迅”是近年来鲁迅研究界出现的一个新名词[23]，具有固定的内涵和外延，并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在数十年的鲁迅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鲁迅的影响与意义已经超越了国内的范围，而逐渐成为东亚的中国、韩国、日本共同关注的对象，并在各个国家都能形成鲁迅研究的热潮，参与研究的人数之多、研究成果的质量之高，直追甚至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作家，鲁迅已经成为中、韩、日三国公认的最能代表东亚文学的作家，正如伊藤虎丸所说：“鲁迅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恐怕比日本近代文学的哪个作家和哪部作品都更代表东方近代文学的普遍性。”[24]中、韩、日三国在接受鲁迅的过程中，在汲取鲁迅精神与文学资源、思考鲁迅的价值和意义时，具有某种大致的趋同性，从而形成了一个一致认同、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东亚鲁迅”形象。
“中、日、韩三国鲁迅学界所构成的‘东亚鲁迅’，是以冷静、深刻、理性的‘抗拒为奴’的抵抗为根基的。这种抵抗既是针对身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奴役现象，又是对自身奴性的抗拒。这是鲁迅本身的精髓，是多少年来鲁迅学家们从人类整体发展进程出发所作出的普世性的认知。”[25]作为殖民地国家诞生的作家，鲁迅“抗拒为奴”的抵抗品格正表达了中、韩、日三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内心诉求。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抗拒为奴”的抵抗品格。韩国和中国一样，有共同的被殖民的历史，同处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中，同时对本国的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也有大致相同的体验，所以他们也是从反抗奴隶性的基点来接受鲁迅的。他们对鲁迅的“抗拒为奴”思想、革命情结、复仇精神等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认同。孙郁说：“韩国学人一些论文对奴隶一词的敏感，超过了中国知识界的反应”，“韩国人看鲁迅，有着中国人不同的视角。他们是带着被殖民化的记忆，以一种反抗奴隶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鲁迅的传统”，“那里的人们还保存着血气，有着阳刚之力。虽然知道韩国知识界也有自省的冲动，时常抨击着自己社会的黑暗，但我觉得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已丧失了类似的状态了”[26]。
而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同时期的日本，不但没有被殖民的历史，而且还曾经侵略过别的国家，但日本包括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学者是把鲁迅作为一种先进的成功的文化类型的参照，借鲁迅来批判、反思、发展日本文化。除此之外，“抗拒为奴”也是日本鲁迅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在竹内好的《鲁迅》“奴隶的文学”一节中，大篇幅地引用鲁迅的关于“奴隶”的言说。大江健三郎说：“读了《奴隶的文学》这篇文章，我就像被击了一样。……‘奴隶的文学’的问题，构成了我去思考竹内好与鲁迅的基本纲要。”[27]
事实上，鲁迅不止对东亚国家产生影响，在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他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国新文学作家。韩山元在《鲁迅与马华新文艺》一书中说：“在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鲁迅的著作，充满了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对于进行反殖反封建的马来西亚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是马来西亚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锐利思想武器。”“鲁迅作为一个经典作家，被人从中国移植过来，是要学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命”，“要利用鲁迅来实现本地的政治目标：推翻英殖民地。”[28]东南亚国家大多处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之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1819年开始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58年马来西亚才摆脱殖民统治，1965年新加坡才获得独立，新马新文学正是在这种殖民语境中产生。殖民语境中的马来西亚作家对鲁迅的接受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其文学和艺术层面，而在于其政治和思想的层面，尤其是看重鲁迅战士和民族英雄的形象、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精神以及“抗拒为奴”的思想精髓，他们要借鲁迅资源获得精神力量，反抗乃至推倒英国殖民统治，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中心的东南亚国家逐渐形成一个以“抗拒为奴”为中心内涵“东南亚鲁迅”形象，这个形象内涵在“抗拒为奴”的层面和“东亚鲁迅”形成同质叠合关系。
虽然早在1865年台湾就已经正式建省，但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与中国别的省份具有不同的特点，它曾在明末清初被荷兰人统治38年，又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被日本占据50年，1949年以后，又与大陆长期分离，迄今未完全统一。自从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一直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这段时期通常称为日据时期或日治时期。杨逵及其同时代作家正成长和生活于这个时期。日本在台湾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面对日本的高压殖民统治，台湾人也掀起了多次的抗日运动。如杨逵曾数次回忆他生命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即1915年台湾发生的被日军血腥镇压的武装抗日起义，史称“西来庵事件”（又叫“噍吧哖事件”、“余清芳事件”）。杨逵以个人的亲历确认了台湾人民这段惨痛的“集体记忆”：
我亲眼从我家的门缝里窥看了日军从台南开往噍吧哖的炮车轰隆而过，其后，又亲耳听到我大哥（当年17岁）被日军抓去当军伕，替他们搬运军需时的所见所闻。其后，又从父老们听到过日军在噍吧哖、南化、南庄一带所施的惨杀。每谈到“搜索”两个字都叫我生起了鸡皮疙瘩。所谓“搜索”就是戒严吧，站岗的日军每看到人影就开枪，一小队一小队地到每家每户，到山上树林里的草寮、岩窟去搜查，每看到人不是现场杀死，便是用铁丝捆起来；承认参加的则送到牢狱，不承认的便送到大坑边一个个斩首踢下去。[29]
因为台湾这段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台湾就不仅仅是中国一个普通的省，其实它更像一个独立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域，它的被殖民和抗殖民的历史、它对奴隶的体验和“抗拒为奴”的诉求就像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一样，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在东亚、东南亚的视域中来定义台湾的位置，把它视为和韩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一样的独立个体，也正是在更广阔的东亚、东南亚的视域中来展现这段历史，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或者把它作为半殖民化中国的一个缩影，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验台湾人民被殖民的耻辱历史以及由此带来的时代“伤痛”，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反抗奴隶命运的内心渴望和民族诉求。东亚、东南亚视域中的台湾也就是在反抗殖民统治的层面接受鲁迅的，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给予杨逵等作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力量和精神资源。
二 杨逵与赖和对鲁迅的接受
杨逵对鲁迅的接受大致通过以下几个途径：首先，通过赖和这一“桥梁”以及台湾的新文学运动而接触鲁迅。1928年左右，居住在彰化的杨逵，因为距离赖和家附近的医院较近，所以就经常到赖和家里，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谈书论文，阅读台湾出版的有关新文学的报刊。杨逵还记得当年的情形，“先生的客厅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上总是摆着好几种报纸”[30]。1922年以后在大陆求学的赖和五弟赖贤颖曾回忆说：“当时祖国方面的杂志如《语丝》、《东方》、《小说月报》等，我都买来看，看完就寄回家给赖和，赖和就摆在客厅，供文友们阅读。”[31]赖和当时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和《新民报》学艺部客座编辑，赖和崇拜鲁迅，亦被人们誉为“台湾的鲁迅”。台湾新文学开创者的杨云萍曾回忆说，鲁迅的作品“早已被转载在本省的杂志上，他的各种批评、感想之类，没有一篇不为当时的青年所爱读，现在我还记着我们那时的兴奋”[32]。这里的“本省的杂志”即是《台湾民报》，凭借《台湾民报》的平台，他把鲁迅的许多作品有意识地介绍到台湾，鲁迅成为1925年至1930年在《台湾民报》出现频率较高的作者之一。杨逵在该时期和赖和交往甚密，共同从事新文学活动，因此，他对赖和编辑的刊物内容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因此，杨逵通过赖和主编的刊物这个渠道来了解鲁迅是可信的。其次，通过增田涉的《鲁迅传》了解鲁迅的生平和精神。1935年，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分5期连载由戴顽銕翻译、增田涉著的《鲁迅传》，而杨逵作为《台湾文艺》的作者和读者，作为一个具有左翼思想和批判意识的作家，对《台湾文艺》刊登的内容特别是具有先进思想的内容应该是会充分关注的。再次，受日本友人入田春彦遗赠的《大鲁迅全集》的影响。这本1937年出版的《大鲁迅全集》基本收录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全部鲁迅作品，是当时最具规模、真正意义上的“鲁迅全集”。杨逵通过对这部《大鲁迅全集》的阅读，系统接受了鲁迅的文学思想和精神资源。最后，受到战后初期台湾传播鲁迅思想热潮的深刻影响。
而赖和受到鲁迅的影响，也得到人们的公认。早在1942年，台湾作家黄得时就把赖和比为“台湾的鲁迅”，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认可。如今这一提法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定评，出现在各种有关文学史的书籍中。林瑞明也说：“赖和在日据时代就赢得‘台湾的鲁迅’的称号，说明台湾人对赖和、鲁迅都是有所理解的。”[33]赖和在“五四”时期就接触到鲁迅的作品，他虽然生活在台湾，但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大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他通过在厦门行医、大陆亲朋邮寄的相关作品、《台湾民报》文艺栏（1926年赖和担任主编），以及流播于台湾的各种日文书刊等渠道，了解“五四”动态，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对鲁迅的作品情有独钟。事实上，鲁迅作为“五四”之后传入台湾最杰出的新文学作家，也可能影响台湾日据时期的其他作家，如杨云萍、王诗琅、黄得时、杨守愚、朱点人、钟理和、龙瑛宗、吕赫若等作家，其中在自己的著述中明确提及受到鲁迅影响的作家有张我军、杨云萍、王诗琅、钟理和、黄得时等人。
从接受的层面来看，受众对于作家的接受选择可以分成多个层面，诸如思想精神层面、社会人生层面、创作层面、艺术层面、文化层面等。我们现在并不能明晰杨逵与赖和在哪些具体层面接受鲁迅，以及在哪些层面受鲁迅的影响最大。一个作家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很多时候呈现为一种整体综合交叉的状态，且受众很多时候并不能明确指出在哪些层面受到影响，或虽明确指出在一些层面受到影响，但另外一些对其产生影响的层面他自己也未必能自觉意识到。因此，这就要依据读者的判断，事实上，受众选择何种层面取决于哪种层面是其最迫切的需要。在台湾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奴役统治、寻求台湾的解放是时代最迫切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每一个台湾民众个体最强烈的内心渴望，因此，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对鲁迅的接受首先要考虑选择与时代主题和个人需要最契合的层面，鲁迅的“抗拒为奴”的思想自然成为他们首要选择的精神资源，其次才是鲁迅在白话文创作方面的文学资源等其他层面。
三 “抗拒为奴”的文学创作与自身践履
（一）“被奴役”的血史
杨逵与赖和的小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台湾人民被日本殖民者奴役的血史。杨逵的小说，如《送报夫》、《模范村》、《蕃仔鸡》、《鹅妈妈出嫁》、《难产》、《灵谶》、《死》、《泥娃娃》等作品，从不同角度生动再现了台湾底层人民被殖民、被奴役的苦难经历：《无医村》中的穷苦农民不幸得了瘟病，无钱治疗只能等死；《模范村》中的农民辛勤终年，却不得温饱，有的只好一死了之；《难产》中的大群儿童因营养不良而眼球腐烂；《灵谶》中的林効夫妻辛勤劳作，却不够温饱，无法养活孩子，三个孩子陆续死亡；《模范村》中的憨金福因为交不起日本殖民者强制要求缴纳的维修门户和道路的钱而自杀；《送报夫》中，日本殖民者的“××蔗糖公司”强征土地，造成广大台湾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跳到村子旁边的池子里被淹死的有八个，像阿添叔，是带了阿添婶和三个小儿子一道跳下去淹死了”，杨君的母亲则是“在×月×日黎明的时候吊死了”，杨君的父亲因不愿把土地贱卖给日本制糖会社，则被殖民者定了莫须有的“阴谋首领”的罪名，将之毒打一顿，卧床50日后，含恨死亡，而土地还是被制糖会社以低廉的价格强行征收。赖和的小说同样也书写了一段惨烈的台湾人民的“被奴役”的历史，展现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者统治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所受到的压迫。《一杆“秤仔”》中，“勤俭、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秦得参，失去了耕地后借钱借秤去做卖菜的生意，以勉强维持生计，然而遭到一位日本巡警的恶意勒索和刁难，秤杆被巡警“打断掷弃”，年关之际，还以“违反度量衡规则”之罪被判监禁三日。《丰收》写的是台湾版“丰收成灾”的故事。勤劳安分的蔗农添福，辛勤劳作，获得甘蔗的大丰收，期望用卖掉甘蔗的钱给儿子娶媳妇。但遭到殖民者的日本制糖会社的盘剥与欺诈，将添福50万斤甘蔗克扣成30余万斤，致使添福卖蔗所得的钱款在还掉肥料和种苗等的开支后，已经所剩无几了，为儿子娶媳妇的美梦也破灭了。新诗《流离曲》中，一场水灾，使农民失去土地，为了生存，无奈卖儿鬻女，拼命劳作，终于把水灾冲击下的荒滩垦为良田，然秋收之际，当局竟以“无断（擅自）开垦”为由，将田地没收，批售给日本官员，致使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黄立雄曾经系统分析了赖和文学作品里的抗日意识，他将赖和文学作品里的抗日意识分为五大点，即批评殖民政府宏观性的经济、农业政策；批评殖民政府农业压榨政策；批评殖民政府的糖业政策；批评殖民政府的民族差别待遇；批评殖民政府的警察制度。[34]
（二）“抗拒为奴”的心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杨逵与赖和的小说描绘了一幅幅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生动画面，再现了台湾人民“抗拒为奴”的内心渴望和民族诉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对日本殖民者的行为往往又与反对台湾本地地主连为一体，反帝反封建在杨逵的小说中很多时候表现为合二为一。日据时期的台湾，在严格的文艺审查制度之下，杨逵的小说直接表现台湾底层民众的反抗被奴役的命运的同时，更多的是通过隐喻、暗示、象征、谐音以及小说光明式的结尾等曲笔的方式来表现反抗意识。《送报夫》中，杨君的父亲宁愿忍受日本殖民者的毒打，至死也不向其屈服，显示出一个台湾农民的铮铮铁骨。《自由劳动者的生活面》中的主人公金子君鼓励受剥削的贫穷劳动者团结起来，共同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合理的薪资。在《春光关不住》中，那一棵被水泥块压在下面的玫瑰，“被压得密密的，竟从小小的缝间抽出一些芽，还长出一个拇指大的花苞”，它“象征着在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人民的心”。而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林建文收到他姐姐的来信，信中写道：“你寄来的那枝玫瑰花，种在黄花缸上，长得很茂盛。”“黄花缸”是“黄花岗”的谐音，象征着不屈的正义的革命力量，从而给读者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在《泥娃娃》中，“泥娃娃”象征日本殖民军事侵略，而小说结尾写道：“一场雷雨交加的倾盆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们打成一堆烂泥……”这个结尾无疑含有深刻的寓意。《萌芽》中，侵袭“洋牡丹”的“夜盗虫”喻指日本侵略者，而“洋牡丹”则隐喻着在日本殖民者暴力统治下的台湾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挠的反抗精神，小说通过“萌芽”这个意象隐喻革命运动，暗喻只要坚定革命信念，保留革命火种，那么革命就像“洋牡丹”一样，不论是暴风雨的袭击还是“夜盗虫”的侵害，都无法阻挡其“萌芽”生长。杨逵即使在最艰难的时代，也能设法通过曲笔的方式表现出对未来的希望和胜利的信念。陈芳明说：“在杨逵的作品中，从来找不到任何的‘败北感’。那种持续不懈的抵抗，等于大大发挥赖和曾经具备的战斗意志。”[35]另外，杨逵小说的结尾有一个共同特征：“他往往能从黑暗的最底层为主角找到光明的希望。小说家会透过结尾事件的选择，表现他的主题。本论文研究范围内的二十五篇小说中……其中十五篇有光明的结局。”[36]另外，杨逵的小说还塑造了一些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如《送报伕》中的“杨君”，《模范村》中的“阮新民”，《鹅妈妈出嫁》中的“林文钦”和“花农”，《春光关不住》中的“数学老师”，《萌芽》里“狱中的丈夫”，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多具有崇高的理想，忧国忧民的情怀，疾恶如仇的品格，同情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们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在台湾文学史上我们很少能看到像杨逵这样，将知识分子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能够推测，在杨逵看来，知识分子的觉醒就是社会光明的希望，知识分子的力量就是社会改革的动力，知识分子坚定的信念、威武不屈的抗议精神，正是使社会合理化、公平化的精神支柱，征诸台湾历史，尽管台湾知识分子的抗议行动，最后仍将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警察力量所压制，但在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上，社会、政治的改革上，确有其光荣的成绩，杨逵替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做了最好的见证。”[37]
赖和的小说同样生动表现了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抗拒为奴”的内心渴望和民族诉求。《阿四》中的阿四，是一个由医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深感不满，因此辞职，成立抗日文化协会，从事启蒙民众的反抗运动。《丰作》中的蔗农们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恶意盘剥，丰收成灾，涌向日本制糖会社事务室，大胆与日本殖民者交涉采蔗规则。《善讼人的故事》中，财主志舍霸占山林，压榨百姓，使当地的穷人处于“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困境，财主的账房林先生痛恨地主行为，为民请命，宁死不屈，控告志舍强占山地，因志舍的买通官府而遭监禁，被勇敢地打入衙门的群众救出来，又渡海到省城福州上告，终于在百姓的帮助下打赢了官司，解除了百姓的困苦。《善讼人的故事》取材于台湾民间传说，其故事发生在日据前的清代，但赖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把它改编成小说，别有深意。林先生这一形象，表现了台湾人民反抗强权的勇气、智慧和精神力量，他为民请命、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立场，永不妥协、不怕牺牲、“抗拒为奴”的顽强斗志，紧紧依靠群众的斗争路线，正是殖民地台湾人民所需要的最宝贵的品格和精神力量。“抗拒为奴”的反抗意识也体现在赖和的诗歌创作中，《南国哀歌》歌颂“雾社事件”中抗暴起义、英勇奋战的同胞们；《觉悟下的牺牲》感佩在彰化二林地区揭竿起义的蔗农们；《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纪念在彰化保卫战中为抵抗日军牺牲的烈士们。
（三）杨逵与赖和“抗拒为奴”的自身践履
杨逵作为一个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他本人的一些行为和社会活动也表现出了自觉的“抗拒为奴”意识。首先，杨逵将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人民被奴役的苦难生活用作品展现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和斗争，潜在地表达了“抗拒为奴”的立场。其次，杨逵在日本军发动“七七事变”之际，开辟垦殖首阳农场，并在《首阳园杂记》中，引东方朔《嗟伯夷》之诗句“穷隐处兮，窟穴自藏。兴其虽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以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自比，鲜明地表达了对日本殖民者的“抵抗”意识。最后，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杨逵数次参加进步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十余次。杨逵与其夫人叶陶参加领导台湾各地的农民运动，发动农民群众，为维护争取农民的利益而和日本殖民者进行不懈斗争，反对日本人的殖民掠夺行径，杨逵也连续多次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狱，梅山农民大会通过了一篇抗议文，由杨逵执笔，并把它寄给日本总理大臣和台湾总督府，杨逵因此被捕。台南高等法院开庭审判，法官宣读抗议文，竟把抗议文中的“日本政府是土匪”也念出，引起满堂听众的阵阵掌声，令日本法官尴尬不已，“杨逵因为参加社会运动而被捕，竟然达到十次之多，这在台湾文坛乃至台湾历史上，也算得上‘坐牢之最’”[38]。赖和也自觉进行“抗拒为奴”的自身践履。第一，借助各种文化组织，参加到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中去，他因此也和杨逵一样，数度入狱。第二，借助各种文化载体，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反殖民的斗争。赖和曾经主持《台湾民报》文艺栏，参加《台湾新民报》文艺栏以及《台湾新文学》、《南音》等文艺杂志的编辑，一方面建设台湾新文学，另一方面团结一批台湾新文学作家，利用文学创作，来从事反殖民的斗争。第三，日本殖民者强制推行日语同化教育，强制灌输日本语，强制台湾人用日语写作，剥夺台湾人民的母语，赖和等有识之士深感丧失母语的危机，始终坚持用汉语白话文写作，宁可先用文言草就，然后改为白话，也绝不肯用日文写作，坚守住民族文化的最后一块阵地。除了赖和之外，台湾新文学作家如杨云萍、杨守愚、杨华、朱点人、吴浊流、张深切、吕赫如等人也坚持相同的汉语写作立场。另外，赖和一生永远只穿中国服装，从来不穿日本服装，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文化的抗拒。赖和支持台湾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他认为本土的民间文化是抵抗殖民文化、保存汉民族文化内质的一种方式。
四 “众”与“个”：“抗拒为奴”的两个层面
鲁迅的“抗拒为奴”是以“个的自觉”、“个”的思想为基础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早在其日本留学时期就已形成，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文化偏至论》中。从思想渊源上来说，鲁迅的个性主义受到尼采、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的影响。从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上来说，鲁迅更重视“个”，个人不是或不仅仅是群体的一分子，而被视为自觉的“个人的存在”，按照日本伊藤虎丸的话来说：“个对于全体（如部族、党派、阶级、国家等）不是部分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的价值不依赖于群体，具有独立于群体之外的根本意义，伊藤虎丸认为，“个”的思想代表西方近代文化的“根底”，而鲁迅对“个”的接受和理解是抓住了西方文化的“根底”[39]。“立人”和“立国”是鲁迅的两大目标，但在鲁迅看来，“立人”是本，“人”是终极目的与价值，主张“立国”必先“立人”，“立人”是“立国”的逻辑起点与基础。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不懈反抗一切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奴役现象，特别是精神奴役现象，都在鲁迅的反对之列。他的底线就是“不能当奴隶”。鲁迅主张人的精神必须从奴性人格中彻底解放出来，“尊个性而张精神”，追求人的自由、独立与平等，产生个性的自觉，最后达到“致人性之全”的终极目的。从上述命题来说，鲁迅的“抗拒为奴”首先强调的是“个”与“己”，然后才是“众”和“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因此，鲁迅的“抗拒为奴”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个体”层面的“抗拒为奴”，其二是“国家民族”层面的“抗拒为奴”。前者体现了“个的自觉”，后者体现了“民族的自觉”。杨逵的小说由于特殊的时代和个人原因，其“抗拒为奴”的诉求更多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杨逵（包括绝大部分台湾日据时期作家）实际是以“代言人”的身份，通过小说等文学形式，表达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全体台湾人民的“抗拒为奴”的决心和民族诉求，渴望摆脱日本殖民者的奴役和统治，不能成为日本人的奴隶，寻求台湾的独立、尊严和富强，体现了一种作为与“个”对立的“众”的性质的“民族的觉醒意识”。杨逵的小说创作基本是在这个层面上与鲁迅的“抗拒为奴”的思想产生契合的。
从“个的自觉”这个角度来说，赖和的小说表现较为明显，或者说赖和在创作时，尚有这个主观自觉的创作意识，这一点有别于杨逵，杨逵的小说主要表现“救亡”主题，而赖和的小说虽然也侧重表现“救亡”主题，但显然对“启蒙”主题有所重视。赖和的小说受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小说揭示台湾下层人民精神上的病态和国民劣根性，旨在“把还在沉迷的民众叫醒起来”[40]，像鲁迅一样，“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小说《惹事》中的热血青年“我”面对恶意欺凌寡妇的事件，决定伸张正义为她打抱不平，他努力奔走游说，呼吁群众抵制甲长会议的召开，群众表面上都赞成这个主张，并对查大人的恶劣行径愤愤不平，但是到甲长会议召开的那天，群众却因为害怕查大人和官府，都来参加会议了，“我”感到“已被众人所遗弃，被众人所不信，被众人所嘲弄”，小说批判了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怕官”的心理，暴露了其对权力的畏惧、骨子里的奴性、明哲保身、逆来顺受与冷漠的劣根性，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同样的情况体现在《丰收》中，《丰作》中的蔗农添福由于日本制糖会社的巧取豪夺、盘剥欺诈，丰收成灾，其他同样受损害的蔗农们能大胆和公社交涉斗争，但添福却不敢参加，“他恐怕因这层事，叛逆公社，得奖励金的资格会取消去”。虽然这场斗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但添福始终对之采取旁观的态度，作者对添福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方面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他们懦弱卑怯的性格和被奴役的生存状态。《斗闹热》通过一场街镇之间费钱费力的、“无意义的竞争”斗闹热，揭示民众麻木和愚昧的精神状态。他在一篇随笔中直接对台湾人的国民性进行批判：“我们岛人，真有一个被评定的共通性，受到强横者的凌虐，总不忍摒弃这弱小的生命，正正堂堂，和它对抗，所谓文人者，藉了文字，发表一点牢骚，就已满足，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来泄愤，只在暗地里咒诅，也就舒畅。天大的怨愤，海样的冤恨，是这样容易消亡。”[41]这句话其实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台湾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瞒”和“骗”、卑怯、苟且、健忘等劣根性，所谓的“只在暗地里咒诅，也就舒畅”与阿Q受欺负时所采用的“腹诽”方式并无二辙。鲁迅曾经也描述过类似的国民性：“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42]在小说《辱？！》中，赖和批判了类似的劣根性，他描画了出现在台湾社会中的一种心理现象：“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这悲哀会消释，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减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出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43]赖和把这种心理表现称为“殖民地性格”，其中体现了不敢面对现实、求诸内、耽于空想、软弱、自欺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症候。
赖和的文学表面上呈现出救亡和启蒙的双部声调，虽然在赖和看来，在缺乏现代性的台湾，启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赖和（包括其他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殖民地解放的问题，这是他的存在之本，也是他的文学的出发点和重心，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救亡”无可选择地成为赖和与他的时代的最重大的主题，启蒙主题则自然退为副部音调，赖和的文学也不例外。[44]李泽厚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主题便是“启蒙与救亡”主题的双重变奏，“五四”时期则是启蒙主题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37年，启蒙主题因为抗日战争的遽然来临而让位于救亡主题，退居幕后。但那时鲁迅已经去世，所以对于鲁迅来说，他没有像赖和那样深刻的殖民统治体验，鲁迅一生对封建文化的体验也许更为深刻，所以反封建和启蒙主义自然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点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