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币制的缓慢演变
——中国仿铸银元的历程
中国传统币制是银两和制钱混用，且没有主辅币的关系。清政府曾规定银两一两折合制钱一千文，但实际上两者比价随市场变化而波动。
货币单位是货币制度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铜钱从计重钱（如半两、五铢等）进化到唐朝开元通宝，以文为单位，一文表示一枚铜钱，不像过去以重量表示其价值。货币作为记账单位，简化了价值比较，很多西方货币学理论将记账单位作为货币十分重要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人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货币实际是衡量万物的“纯价值体”，而不是货币所穿贵金属外衣的价值，由此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信用观念。
中国近代的货币银两，一直到废两改元前，依然是计重货币。其单位是“两”“分”“厘”等。依其重量的白银价值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已落后于时代。中国近代币制因为没有主辅币制度，因而货币间的比值每天均发生变动。晚清政府铸造银元后，就是货币体系的核心——白银，银元和银两之间价格也天天变动，时人称为洋厘。而且，银两之间，由于成色和平砝及市场需求的关系，也无时不处于变动之中。而西方国家的银元，却早已走出了计重货币的阴影。各国纷纷抽象出自己的非计重的货币单位，如英镑、里尔等，并铸造银元按枚行使。这种货币制度随着西班牙银元的铸造及大帆船贸易而大量流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币制的发展。
14—15世纪，西欧的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经济需要更多的金银货币。而此时欧洲的金属矿源已近枯竭。“14世纪和15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而这是德国——1450—156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1]在与中国和印度的通商过程中，欧洲输出了大量的白银，因而交易媒介问题成为困惑欧洲经济的主要问题。通过寻找新航路，发现新的金银矿，成为欧洲一些冒险者的梦想。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马上就开始强迫埃斯帕诺拉的印第安人缴纳黄金。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更是将眼光投向了拉美大陆。在毁灭了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后，西班牙人掌握了墨西哥和南美西部丰富的矿藏。1530年，墨西哥城附近的苏提皮克和祖潘戈银矿开采后，采矿业就开始在塔斯科和特拉布雅华、新加利西亚、萨卡特卡斯、瓜那华托、帕丘卡、桑布雷雷特、圣路易斯、波托西等地发展起来。其中萨卡特卡斯的银产量最高，占墨西哥白银产量的1/3。美洲是16—18世纪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大批银矿的开采都在16世纪。最著名的秘鲁波多西银矿，也在1580年达到鼎盛期。波多西在1581—1609年20多年中，平均年产白银254000kg（约合明制六百八十万九千余两），几占当时全世界产银总额的60%。占有巨额（白银）财富的西班牙，于1571年占领马尼拉。菲律宾殖民地发展为著名贸易地点。经中外海商之手，西班牙运向东方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2]这一条新的海上贸易之路，后来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交易商品品种的改变，后人将其称为“丝银之路”。
贸易史上，从此开始了西班牙人以菲律宾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时期。由于贸易量巨大，西班牙曾规定从墨西哥出航的船只不许装运超过25万比索的银币。[3]交易的媒介主要是西班牙银币。
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期，是西班牙人通过与中国贸易，以银币向中国换取丝绸、瓷器的时代。为此，本来产银不多的中国，竟然开始在流通领域中大量使用银两——大批将西班牙银币熔化再重新铸造成船形的元宝。
不同的美洲西班牙银币，其铸造大体分成三个时期。一是16世纪至1732年，为打制的不规则的手工银币，称为COB（卡伯），[4]正面为西班牙国徽或双柱，下为水波纹，背面中间“十”字周绕曲线。西班牙银币使用八进位，8REAL（里尔）相当于1元，这一时期的银片重约25g—27g左右，还有4R、2R、1R几种。这些银片不同的铸地均有各自的标记，墨西哥为M，秘鲁为L，玻利维亚为P。
二是1732—1772年所铸，又称老双柱，分三世（1732—1741）、五世（1742—1746）、六世（1747—1759）、后三世（1760—1771）机制币，周边有纹饰。
三是1772—1825年铸造的西班牙国王头像银币，分为卡洛斯三世（1772—1788）、四世（1789—1808）和斐迪南七世（1809—1821或1825），即新双柱、人像双柱，均以国王肖像为版面。中国民间称其为佛洋，面值为8R、4R、2R、1R、1/2R、1/4R几种。
墨西哥独立后，1823年停铸双柱，自铸墨西哥鹰银元（西班牙银元改在本国铸造）。其面值、直径、重量或成色与西班牙银元完全一脉相承。一直到1905年，才由于实行金本位而停止铸造。墨西哥银元早在1829年就流入广东，起先被称为蝙蝠。[5]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更是大量流入，成为中国现存量最大的外国银元。由于墨西哥鹰洋制作技术和成色好，1850年左右鹰洋就代替了“双柱”。它的流通区域和数量与双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香港地区、日本、美国、安南、英国、中国等也陆续造银元，大多受到“鹰洋”影响，其直径、重量、成色均作模仿，甚至相似。
明末清初，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后，南方的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和湖南的东部、南部逐渐成为银元流通区域。
外国银元的流入，对中国传统的币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首先，中国传统单一的以铜币和纸币相结合的货币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过去，白银虽然很早就成为货币家族中的一员，但是其货币的属性大多囿于储蓄。自从明中后期美洲银元大量流入中国以后，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大为增强。政府在赋税中征收白银的政策，更提高了白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白银在大额交易和政府财政上，起着纸币和铜钱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次，引发了中国自铸银元。中国最早的银元，应当是仿铸的外国银元，如西班牙银元或墨西哥银元（现已发现仿铸的币模）。中国终于走上自铸银元之路。
中国最早仿铸的是西班牙银元，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广东。当时，广东省的藩库官员曾下令让银匠将银元“铸得像外国人造的一样”。但是这个命令带来了麻烦，由于银匠向银币内掺铜，致使市场上银元贬值。政府下令禁止其流通。[6]
嘉庆、道光年间，仿铸外国银元在中国南方已相当普遍。道光十二年，黄爵滋在奏稿中说：“盖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铸洋银。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昊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曰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7]郑光祖在《一斑录》中记载道：“广东省造者曰广板，形大而声尖；福建造者曰建板，旁有字脚作钓；苏州造者，形同小吉而声尖。”[8]其中，小吉系指仿西班牙银币。此外，还有加铜掺铅的。由于这些仿铸银元的成色太低，不久在江南就不能使用了。两江总督陶澎和江苏巡抚林则徐在奏稿中说：“是仿铸之洋银，在本地已不能通用。”[9]咸丰年间，江苏有一个叫徐雪村的人，也曾自行铸造了一些银饼。李鼎颐的《通行银元八议》说：“咸丰初年，徐君雪村，曾于无锡乡间，自行开铸，民间指为新板，不能通行，以此竟作罢议。”《平贼记略》也说：“继有徐雪村者，吾邑北乡人，仿造银元与外国一式，识者既辨其色，又听其声音，以为皆逊于洋元，而抑其值，遂至闽、粤，仍以七钱三分兑换而已。”[10]
除了直接按外国银元的币模样式仿铸银元外，国人还开始自铸银元。最早类似于银元的东西当属银片，这些东西和西班牙银元一起出土，因而很可能参与了当时的流通。福建南安市官桥乡1972年出土了1004g西班牙COB银币。大者重25.8g—27.4g，中型的重13.6g，小型的重7g，上有NO、OMP、OMD、PST等字样。此外还有4块银片，上有“金”“鸡”“落”“井”4汉字，重0.12g—0.29g。西班牙银币有在墨西哥城铸造的（时间为1618—1633），有在波多西铸造的（1640—1649）。其中，塞哥维亚铸造的是中国出土西班牙铸造时间最早的银币。[11]这些钱币经大英博物馆的克里布考证，多系墨西哥城所铸。[12]这与当时泉州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关系密不可分。史料记载：“漳泉商船，装载生丝和丝织品的，每年开进马尼剌，至少三十四只。”[13]而有汉字铭文的4个银片，很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仿铸银币。
在民间仿铸外国银元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自铸银元。林则徐在其任上就曾自行铸造了一批仿铸的外国银元。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知道，这种仿铸的银元实际上是一种银饼，而且“其面如棋，面刊是银七钱三分”。但是，这种银饼流通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出现了仿铸而不得不废除了。[14]
日本人吉田雄虎的《中国货币史纲》中说：“又在浙江省，于道光中，铸造一两银币，以与外国银币一起使用，但因流通阻滞，终于废止了。”[15]《币制汇编》第4册也说：“道光中，浙江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松江府续志》记载：“道光季年，当事者恶其（外国银元）夺利，制为银饼（每元重一两），迄未行。”[16]
1981年4月，北京大兴县红星公社南羊大队村民在基建施工时，在地下0.7m处发现了一个木匣窖藏，从中出土了银饼19枚。这种银饼呈圆形，直径26mm—28mm，厚3mm。正面微凸，有三行戳记。中间是横书的“库纹”和直书的“七钱二分”；右边是浙江省的县名（其中永嘉2枚，奉化、长乐、龙泉、海盐、钱塘、黄岩、诸暨、鄞县、临海、上虞、平阳、乐清、长兴、淳安各1枚，还有3枚文字不清）；左边记的是发行银号的名字（有振昌6枚、协丰2枚、性诚4枚、敦裕3枚，还有4枚文字不清）。这些银饼重18.6g—24.6g，成色95%。报告者认为是道光年间铸造的银饼。由此可知，浙江的银饼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官铸的一两重银饼，而民间的银号也铸造有七钱二分的银饼。[17]浙江造银饼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重要的一笔。
上海开埠后，使用的货币以西班牙的本洋为主。但是，由于商人囤积等原因，本洋曾一度越来越少。这样，上海道曾以船商的名义发行过一种仿外国银元的银饼。
咸丰六年（1856），上海道以该地3家商号的名义发行一种银饼，币上只有文字，标明铸造的银炉、工匠名字，以及成色重量、发行时间和商号名称。其中正面为“咸丰六年上海县商号某某某足纹银饼”；背面为“朱裕源监倾曹平实重壹两（五钱）匠某某造”。面额分为一两和五钱。发行一两银饼的有王永盛、经正记、郁森盛三家，而发行五钱的只有后两家。这种银饼有不同的银匠版别，郁森盛发行的有丰年、平正、王寿3种，王永盛发行的均为万全。这3家商号均为当时在上海势力强大的沙船商。[18]这种银饼用简单机械制造，仅流通了半年。
福建漳州铸造的“漳州军饷”，是清政府为了支付当地驻军的军饷，采用土法铸造的银元。人们将其分成3大类，第一类面文为“漳州军饷”，第二类币上戳印特多，第三类币面文字一般认为是“谨慎”或“谨性”。
道光、咸丰年间，为了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台湾地方政府用库存的数十万两白银铸成银元，发放军饷。计有3种图案样式：一种是寿星，一种是花篮（如意银元），一种是剑秤。重均七钱二分，上有“库府”两字。这是台湾最早的自铸银元。
福建和台湾的早期自铸银元，由于与农民起义有一定的关系，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时曾引起史学界的热烈讨论。
此外，中国传统的银两，一般分为3等，大锭重50两，中锭重10两，滴珠重5两以下不等（用于找零）。传统的滴珠形制各异，随着外国银元对中国币制的影响，很多地方的滴珠，也开始铸成像银元一样薄的圆盘状。
洋务运动掀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吏开始向国外购买机器，用机器铸造货币。铸造银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光绪十三年（1887）初，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要求设立钱局，购买机器，用机器铸钱，不久获得了批准。张之洞向英国购买机器，在广东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建造厂房。十五年（1889）钱局竣工，定名为广东钱局。其实，仍不过是用机器铸造制钱。
早在光绪十年（1884），吉林将军希元就上奏：“仿制钱式样，铸造银钱……饰交机械局制造足色纹银一钱、三钱、五钱、七钱、一两等重银钱，一面铸刻监制年号、吉林厂平清汉字样……”[19]秦子纬所著《中国近代货币集拓》一书，有吉林厂平银币1枚，此币当为希元上奏后吉林机器局铸造的中国第一枚银元。该币仿制钱样式，面值5钱，与上文相符。因未获清廷批准，没有大量铸造。就是人们现在熟悉的吉林厂平银元一套5枚，也仅仅铸造5000两银子。
光绪十六年（1890），附设于广东钱局内的银厂开始铸造银元。为抵制外国银元，广东钱局铸造的银元比通行的外国银元重一些。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作用下，该币反而不能流通，于是又铸造与市面上通行银币同样重的银元。这两套银元外边都环绕着英文，一些人就说此币有反意，因而称为“反版银币”。这是中国最早一批流通的自铸机器银元。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后发的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还要承受对后发者的诅咒，即经济后发者往往只学习看得见的技术或产品，而不学习这些东西后面隐藏的经济制度。中国自铸银元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问题。自铸银元上面一般并没有标名“元”，依然使用过去的计重（如“七钱二分”），说明中国的银元还是在走传统的银两制度的老路，并没有像外国银元那样，从计重单位中抽象出来，更没有形成诸如“元”“镑”“法郎”“里尔”这样的纯货币单位。一直到晚清、民国后，才出现标有“圆”而不再计重的银元。1933年，中国最终废除银两制度，废两改元。从仿铸外国银元、自铸银元，到真正步入近代货币体系，中国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
（原载《钱币文论特辑》2006年第2期）
[1]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2] 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3] 陈健鹰：《关于西班牙银元流入中国的若干问题》，《福建钱币》1994年第3、4期合刊。
[4] Saran Singh，The Encyclo paedia of The Coins of Maloysia，Singapore and Brunei 1400-1967，Malaysia Numismatic Society，Kuala Lumpur，1996，p.540.
[5] 参见伍连炎《外国银元大量注入广东史迹》，《银海纵横》，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 China Review，Vol.iii，p.8，Wen pin wei，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1914，p.41.
[7]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3页。
[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页。
[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5页。
[10] 罗尔纲：《清代流行的外国银元及最初自铸的银元》，《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11] 赖俊哲等：《试论16世纪后福建的对外贸易与外国银币的流入》，《福建钱币》1994年第3、4期合刊。
[12] ［英］V.E.克里布：《在中国福建省发现若干17世纪西班牙币藏》，陈丽琼译，《福建钱币》1994年第3、4期合刊。
[13] 傅衣凌：《明代福建海商》，载《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页。
[14]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38页；郑观应：《盛世危言》第3卷“铸银”。另，周腾虎《铸银钱》及《平戎记略》也有记载。
[15] ［日］吉田雄虎：《中国货币史纲》，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东亚经济研究会1933年版，第102页。
[16] 《松江府续志·疆域志·风俗》，第4册，光绪十年刻本，第15页。
[17] 北京金融志编委会编：《北京金融史料》货币编，1995年编印，第190页。
[18] 傅为群：《图说中国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9] 长顺等：《吉林通志·经制志五·钱法》，民国十九年重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