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分化与微信的整合

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家常常探讨初民社会的经济、法律、宗教、习俗、信仰等文化因素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在人类学家眼中，初民社会的“文化整合”一方面改变人们的思想、目标、宗教信仰、行为规范和心理情感，另一方面也是形成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当前的人类学者会发现，微信技术已然成为一种效率极高的社会与文化的整合方式。借助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和社会进化的理论阐释这个问题将会非常清晰。

作为现代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于从小型的、简单的、同质的群体逐步向大型的、复杂的、分化的群体发展。构成整体社会的各个部分是不断分化的，由此功能亦不断专门化，这种发展趋势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分叉，再分叉”^[3]。斯宾塞认为，社会的成长与结构的分化必然伴随着整合的过程，因为没有整合，重组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斯宾塞并未将生长、分化与整合看作一种必然的过程，相反，整合更大的社会群体实际上困难重重。^[4]斯宾塞认为，集中权威、建立彼此依赖的关系可以促进社会整合，当然有些时候，也要借助于战争和征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社会理论家还不会特别注意和重视信息通道的建设问题，今天的社会分化与复杂程度也远非他们那时可以想象的。简要回顾一下人类的社会分工与职业演变历史与当前的社会现状，“枝杈社会”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5]，与此同时，社会整合的需要亦在一步步加强。

实际上，生活在当代的人们越来越像电影《摩登时代》里卓别林先生饰演的技术工人，每刻都在一个工位上坚守，偶尔能得到放松，却不知道这个世界其他的人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社会分工越细密，社会的分疏化的程度越深，人群的分离与陌生化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而人本是群居的动物，有理解他者、“在一起”获取人生意义的需要。^[6]微信技术作为一种人的创造，像其他社交媒介一样，实质上创造了一种虚拟的“共在的空间”，满足了人群在不断分化、不断疏离之后的种种需要。

同时，斯宾塞继承了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的分析思路，将社会视作一种“超有机体”，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团体组成，社会有机体的元素是每一个个体。斯宾塞在论述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的差异时指出，生物有机体是凝固的整体，而社会各个部分则是分离的、分散的、互不往来的，不过，它们仍然通过情感、语言和有知识者的口头和书面语言的中介来相互影响。^[7]事实上，个体之间除了性与暴力等极少数的情况外，直接的连续不断的肉身接触是非常稀少的，人类所有个体通过语言及其他符号整合在一起的。^[8]在斯宾塞的论述中，语言、文字等符号构成了社会“超有机体”的联结工具。

人类社会最初始的手段是面对面的言语交流，之后刻符、文字、纸质媒介以及印刷术的发明才使得沟通交流逐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制造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意识。^[9]20世纪末，伴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正式进入信息时代。费孝通曾深刻指出了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所谓‘信息社会’，包含着人与人在‘信息’间关系的根本变化。以电子产品为媒体，来传播和沟通信息、逐步改组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甚至组织政府的治理工作和全部社会生产，带来了对传统人文世界的猛烈冲击。”^[10]从本质上说，微信技术建立起一种四通八达的信息通道，凭借这些信息通道，使个体与社会团体快速获取信息、传递信息、交换信息、基于信息的快速行动成为可能。

若将斯宾塞的社会分化与超有机体的思想结合起来，便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以微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当今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每个个体增加一个“身体外的器官”，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结通道也就更加便捷、畅通，信息传递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包括语音、文字、图片、表情符号、视频、地理位置、货币符号、链接信息，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超有机体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事实。

斯宾塞当初在描述社会有机体时，可能还没有预料到信息通道的发达会使全球联为一体。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是有预见性的。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全球性大社会”的概念^[11]，如果这种说法在当时还带有某种预测成分的话，那么当前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似乎已经为全球社会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随着中国国力和综合影响力的持续增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成为中国微信的用户。当然，微信技术整合社会有机体的过程，也必然带着社会组织的重构、分化以及权力的转移。同时，社会整合的达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控制的达成。微信技术对人的需要既是一种迎合也是一种支配与控制，这一过程并不需要强制与命令，它来自社会机构、商家与个体需要之间的契合关系，来自个体具有能动性的实践，以及由微信空间所带来的衍生性的文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