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意义

湘西苗族是生活在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西与渝、黔接壤，北与鄂西毗邻。作为历代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湘西苗族地区的每一步发展历程基本上都是在国家力量的导引下发生；作为深居中部腹地的一个少数民族，湘西苗族在有史可载的历史长河里，在与其他民族的交会中，屡迁屡止，或战或和，时兴时衰，遍历坎坷，饱尝沧桑，顽强不息，成就了一个富有传奇历史的伟大民族。在1912年以来的一百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历史阶段。在国家话语的主宰下，湘西苗族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对“国家在场与百年来湘西苗族的文化变迁”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研究的时间段来看，这一百年是中国捍卫独立主权、追逐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两大国家话语的主导下，湘西苗族也以浓缩的形式集中展演了近现代变迁，传递出珍贵的文化信息，因而它是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历史阶段。同时，在湘西苗族厚重的发展史中，一百年只是历史光圈较薄的一个片段，留下了离现时段极近的书证、人证或物证，因而它也是极具研究的可能性的历史阶段。

第二，从湘西苗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它正处于中部文化沉积带上。在中国，“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尚有遗踪可寻。这么长又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1]。湘西苗族正好分布在这条文化沉积带上，保存有丰富的近现代文化信息。作为居处文化沉积带上的一个族群，苗族秉承了中部地域文化特征；作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苗族又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积淀，因而湘西苗族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相生相合的文化载体，累蓄着世代相袭的生存智慧，蕴含有丰厚多姿的文化含义，散发出神秘深邃的独特魅力。通过对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为我们探寻这条珍贵的文化沉积带开启了一扇窗户。

第三，从研究视角上看，本书以民族学理论和“国家在场”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史料的发掘和现存人、物的访谈与考证，对湘西苗族文化百年来的变迁进行细致梳理与全新阐释，立体而生动地呈现湘西苗族文化的发展脉络，丰富对湘西苗族的研究，消除以往由于单一性的理论解释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为文化变迁理论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第四，从现实价值上看，通过对“国家在场与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的研究，发掘国家力量对百年来湘西文化变迁的影响，把握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规律与特点，为湘西苗族的当代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启示，从而促进湘西苗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第五，从研究传承上看，对“国家在场与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的研究，是对学术前辈研究工作的自觉接应。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等人来到湘西，对当地的苗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撰写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这一报告是现代中国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被我国民族学界公认为民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外，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也写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3]一书。这两部著作形成“姊妹篇”，成为近现代湘西苗族研究的奠基之作与经典之作。但它们的主体部分都完成于民国时期，主要追溯了湘西苗族的发展历史，记述了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然而时过境迁，民国至今近一百年时间内，在国家力量的影响下，湘西苗族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今民族学界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专门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也未曾有相关的民族学专著出现。因此，这项研究是对学术前辈研究工作的自觉接应，也是对他们学术成就的理性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