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结构与创新

本书以百年间的湘西苗族社会为时空背景，着力分析国家在场与苗族文化变迁的关系，在内容上做了如下安排：

第一章，湘西苗族概况，主要对湘西苗族的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特别是百年发展史进行了介绍。

第二章，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表征，主要从生活方式、民间信仰、婚姻习俗、习惯法规和语言等方面梳理了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第三章，“国家在场”对湘西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从国民政府的文化同化政策、“总体性社会”的政治运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学校教育的推广与普及、改革开放后国家民族文化策略的调整和民族团结与外来文化的传播六方面展现国家在湘西苗族传统文化变迁中的“在场”影响，探讨了国家在湘西苗族传统文化解构、重塑，异质文化传播以及现代文化重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四章，民间社会对“国家在场”的回应，主要分析了民间社会面对国家在苗族文化变迁中的“在场”所采取的回应策略，包括排拒、顺应与合作、调适中捍卫、借用和引进等。

第五章，“国家在场”与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主要叙述在国家现代化的宏大话语中，湘西苗族文化在传统因子发生解构、变异的同时，现代性因子不断增添的过程，本章主要从理性和科学对民间信仰的冲击、主体意识的增强、开放意识的培育、权利意识的伸张等角度阐释了苗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结语部分，总结了国家在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变迁中的“在场”机制及阶段性特征，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本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书首次运用“国家在场”理论探讨湘西苗族文化变迁。如前所述，目前湘西苗族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对苗族的文化事象进行民族志的描述，在大多数的研究成果中，不仅缺乏民族学理论的运用，也没有对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研究。本书以国家在场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湘西苗族文化变迁，以此来弥补目前湘西苗族研究中的缺陷。全书通过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野，既关注国家在湘西苗族文化变迁中的在场，又关注民间社会对国家在场的回应。

第二，对国家在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本书以湘西苗族百年来的发展为时空背景，探寻百年来，国家在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在场”方式与功效，去发现国家的权威与话语在苗族文化秩序中是表现为单向进占，还是表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交流、互渗与博弈，以及由此所致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通过一种文化形态的历时进程与状态来考察国家在场的不同方式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国家在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对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进行了探讨。现代化是百年来国家的宏大话语，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特点决定了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国家权威性影响将在其中发挥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110]这是一个国家对民间社会进行“有计划的变迁”的过程。而在国家力量的引导与推动下，湘西苗族也被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进行文化现代性的建构。因此，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变迁，不仅是一个苗族传统文化发生解构、重塑的过程，还是一个苗族文化现代性建构的过程。本书对苗族文化现代性建构及特征进行探讨，可以避免仅对文化变迁的表现进行简单描述而不进行理论提升的俗套模式。同时，由于目前湘西苗族文化研究成果还没有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因此，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