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百年（1912年至今）来正是中国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历史阶段，捍卫独立主权、追求现代化是国家的宏大话语。湘西苗族作为深居中部腹地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国家话语的导引下，发生了巨大的文化变迁。本书以“国家在场”为理论框架，以百年来的湘西苗族社会为时空背景，运用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将史料与民族学理论分析、宏大历史背景与现实个案考察相结合，深入探讨国家与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关系。

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表现在多个方面：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趋向现代的深刻变化；种类繁多的传统民间信仰仍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自由恋爱的婚姻缔结方式得以延续，而一些传统的婚姻仪式和禁忌则逐渐被废弃；虽然少数民间规约依旧在发挥作用，但维持传统社会秩序的乡规民约逐渐被现代法治取代；苗族语言一直处于持续性发展状态，“双语”现象与地域性特征明显。

在湘西苗族文化变迁过程中，“国家在场”是主要动因，国家通过一系列策略实现在苗族文化变迁中的强势“在场”：

（1）国民政府的文化同化政策。为加快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国民政府通过改变苗族称呼、推行国民教育、改革苗族风俗等方式，向苗族渗透主体民族的文化因素和现代理念，试图将苗族文化改造、同化为与汉族一样的文化。文化同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理念在苗族社会的传播，但由于政策未能持续实施，对苗族文化的冲击不大。

（2）“总体性社会”时期国家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集体化运动中，湘西苗族生活方式被意识形态化、生产方式被统一化；在“破旧立新”运动中，苗族的民间信仰被禁止，文艺活动被取缔，文化活动受到限制，传统工艺品被禁止生产、出售等，苗族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并迅速解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现代化理念在苗族文化中充分渗透，为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奠定了基础。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国家以定章立法的方式体现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与保护，为湘西苗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法律依据。

（4）发展国民教育事业。国家通过兴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培训师资、稳定教师队伍、给予学生特殊照顾等方式，发展湘西苗族教育事业。这一举措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国民教育进入苗族社会，淘洗、冲击了苗族传统的知识体系；现代知识的传播，推进了苗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5）改革开放以后征用苗族文化。为了弘扬苗族文化，促进苗族经济的发展，国家采用了征用苗族文化的谋略，如直接借用苗族传统的乡间治理形式，实现对苗族乡村的社会控制；改造苗族文化，为经济发展服务；改变苗族节庆的文化意义和移置仪式的文化场景，推动苗族文化的发展；将苗族文化保护纳入国家规划，以顺应国际社会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潮流等。这些谋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苗族文化的原初内涵，但却为苗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国家力量的强有力支持。

（6）民族团结政策。国家始终大力宣传和贯彻民族团结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有利于缓和苗族与其他民族矛盾，消除民族壁垒，还有利于苗族有机会与他民族交换生存智慧，主动地吸纳、借鉴他族文化因子和现代文化因子，促进了苗族文化的创新。

面对强劲的“国家在场”，湘西苗族采取了许多的回应策略：（1）排拒，即公然对抗国家对苗族文化的高压态势。（2）顺应与合作，即将国家的主导文化符号“请进”苗族社会中，与国家的文化策略形成合作关系。（3）调适中捍卫，即苗族民间社会以表面放弃、内心坚守的低调抗拒策略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4）借用，即对有助于苗族文化传承的国家话语高调借用，实现保存和弘扬苗族文化、发展苗族地区经济的目的。（5）引进，即将国家形象引进民间仪式，以表达对国家的理解与认同。苗族文化回应“国家在场”的过程，也是自身不断调适、重塑与创新的过程。

一百年来，现代化是国家的宏大话语。湘西苗族地区在国家力量的裹胁之下，也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性文化与湘西苗族传统文化不断交流、博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化性因素凭借国家话语的倡扬和自身的吸引力渗透进湘西苗族文化，湘西苗族携带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基因去迎接现代文化，从而实现了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主要表现为：理性、科学对民间信仰的冲击；苗族的文化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苗族文化的开放性日益明显；民族权利意识强烈伸张。

综观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进程，从整体上看，“国家在场”是自变量，苗族文化是因变量。这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国家力量过强与过弱都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国家对民族文化要予以充分的尊重与科学的观照，在制定民族地区现代化策略时，把握好国家在场的“量度”问题，规划好如何“出场”和“在场”；将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民族文化传统相契合，是形成国家与社会良好互动的重要途径，现代化目标能引领民族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也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保护、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