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9·11”事件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了解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大门，审视这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可以透视出全球霸权主义下的政治博弈与利益争夺仍然是国际局势的实质内核，而西方媒体将矛头指向某一文明是其配合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而设置的议程，也是语言表述的策略和技巧。美国利用强大的新闻传播软实力通过这一突发事件轻易地占领了“正义”的舆论制高点，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媒体单边战。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议题一直是西方媒体报道的重要议程，随着1991年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西方媒体的报道议题转向了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社会。十多年来，伊斯兰、穆斯林、中国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圣战、恐怖主义、极端分子、中国人权等成为热门话题和研究重点。这种“声东击西”的语言策略掩盖了西方世界强权政治和经济掠夺的实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强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瓜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像分蛋糕一样切开了非洲，并在当地建立了宗主国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模式（殖民主义）瓦解了。但是，这些国家仍然拥有宗主国的权利。今天西方国家仍在不同的地方有活跃的军事活动：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战争，法国在其非洲原殖民地区长期的驻兵和军事行动……显然，帝国主义并没有随着殖民的终结而终结，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干预的方式。[1]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阿拉伯之春”所席卷的国家使俄罗斯失去了在当地的市场份额，丢掉了大宗的商业合同，而空出来的市场则被参与推翻当地政权国家的企业所侵占。阿兰·巴丢和普京的发言一语中的，媒体上呈现的各种新鲜名词和概念只不过是烟雾，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研究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中，不难发现西方传媒在其中起到了牵引甚至是搅动的作用，也可以看出在特定的事件中媒体服从政治利益而成为博弈的工具。在梳理了西方媒体就“9·11”事件的新闻报道后发现，当今东西方传播实力以及西方媒体在报道第三世界和异质文化时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西强东弱”是当今世界新闻传播与东西方新闻传播实力和现状的基本特征，而且西方传媒通过强大的媒体机构和丰富的媒介资源，以及垄断全球传媒市场的优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国不仅是经济、军事、高新技术、尖端科技的超级大国，而且在文化与新闻传播上具有强势。在世界媒体500强榜单中，入选数量最多的1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美国（105）、日本（47）、英国（46）、中国大陆（42）、德国（28）、印度（22）、加拿大（19）、韩国（17）、法国（16）、中国香港（15）。[2]从这个统计中，不难看出美国拥有绝对的传媒强势。目前美国共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占据了世界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总票房的2/3。[3]西方传媒经过几十年的新闻与文化传播，西方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主流，并成功地把自己的文化塑造成“文明”的，相反，其他的文化是“野蛮”的，故有人称之为西方文化的“全球化”。
第二，就“9·11”事件，西方新闻媒体通过设置议程建构了“拟态环境”，在这种“拟态环境”下的新闻传播行为，未能客观公正地报道文明之间的冲突及深层原因，未能全面平衡地反映国际社会中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全貌，有些报道刻意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矛盾及殖民历史。所谓“拟态环境”，就是由大众传媒从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对新闻事件进行编码处理后形成的信息环境。通俗地讲，它并不是客观事实的准确再现，而是传媒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呈现的事件与环境。新闻媒体的报道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或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支配下进行“议程设置”，因而新闻媒体“拟态环境”下的报道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只是一种被建构后的媒体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这样的新闻传播不仅制约受众的认知，而且影响受众对客观现实的判断。叙利亚政治分析师马希尔·伊赫桑指出，被西方媒体标榜为“民主和自由”的“阿拉伯之春”并未给任何一个爆发“革命”的阿拉伯国家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带来混乱、暴力、战争、恐怖主义和人道主义危机。“阿拉伯之春”事件中，美国媒体配合政府构建了一个“拟态环境”，主观臆断地认为可以改变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态，结果激发事态向反方向发展。
第三，“9·11”事件报道中，西方媒体的报道虽然快速敏捷、内容丰富，其中不乏客观公正的内容，但一些新闻直观感性，渲染了现场的悲观情绪，使部分美国受众产生较强烈的复仇情感，还有一部分新闻报道主观性较强。这些新闻不仅反映了西方媒体的报道意图，也影响了他国新闻报道的议程和框架，比如中国媒体的部分报道就有偏斜之憾，首先，是在一定的时段内集中选择西方媒体的报道内容，步入其议程设置和报道框架之中；其次，是信源单一，大多选择西方媒体的报道，自采或选用第三世界媒体的报道少；再次，对西方媒体新闻报道的观点、态度照单全收，鲜作解读，缺失鲜明的中国立场与观点，使受众的认识趋同于西方的价值取向。
第四，一些报道只做到了现象真实与微观真实，缺乏本质真实与宏观真实，未能使受众了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文明冲突背后深层次的利益纠纷。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有多种层次，有现象层次的真实，有初级本质层次的真实，有二级本质层次的真实，有核心本质层次的真实。对于一些复杂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媒体必须将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道理世人尽知。塔利班为什么要袭击美国？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全球恐怖袭击此起彼伏？是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滋生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当代法西斯？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只做到了现象真实与微观真实，鲜见对其深层次原因的挖掘。
第五，部分报道有损新闻真实与客观、全面与平衡的原则，使受众对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产生怀疑。真实、客观、理性、深入、全面、平衡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如若国际新闻报道持主观、偏颇、感性的态度，或蓄意歪曲事实，或丑化某个文化，则可能使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产生误解与矛盾，给本国政府与被诋毁国家的外交造成尴尬和障碍，甚至引起被诋毁国家的强烈反应。近十几年来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的反美浪潮即是证明。
第六，一些报道“爱憎分明”，极力推广或褒扬西方“民主”，对其国内的弊端选择性失明；而给某个宗教、某些国家贴上负面标签进行攻击，对其中正、端庄的文化及和平崛起的事实视而不见；或对自己的行为冠以“文明”，而对对方的行为冠之以“野蛮”。比如，美军根据国家元首的秘密指令借助无人机击杀了成百上千的人，叫作定点消除，而阿拉伯人杀死几个或几十个西方人则被认为是自杀性杀戮。在叙利亚，持续五年的内战已导致25万人丧生、100多万人受伤，650多万人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约450万人逃往境外避难。这就是文明吗？只因为“文明”人用杀人不见血的战机轰炸，而不是恐怖分子用野蛮的方式在自杀前对着人群开枪？
西方媒体对“9·11”事件报道呈现的这些特点已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关注，我国宗教文化学者认为，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国际报道选题过于狭窄，信源选择单一，部分报道还有误读某种文明的现象，这有损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与民间感情，以及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更有学者认为，集中传播关于恐怖事件的报道对恐怖主义扩大影响力起到了推动作用，甚至有被利用之嫌，这一点应当引起新闻媒体的高度警惕。百度文库编辑在编选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就巴黎恐怖袭击发表的演讲时评论道：“真相总会被揭露。带着成见看待问题，只能得到简单偏颇的结果。远远无法触及的是这个世界（以西方为主导的）的利益争夺和政治博弈的实质内核。将矛头对准伊斯兰，只是成见与误导结合后的变异，是美以宣传公关的预想成果。宗教只是无辜的被绑架者。绑架宗教只是为了给侵略杀人一个入口。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世界从来看不见西方霸权主义对穆斯林的侵略，看不见千千万万在以色列轰炸中无辜死难的巴勒斯坦平民，但只要西方‘贵族们’挑起事端，马上就有‘正义’之士跳出来谴责，这种现象很滑稽。媒体的良知是站在人的普遍立场上做出报道，而不是有爱有恨，一手报道，一手遮蔽。健全的人格是用理智看待事件本身，而不是以点带面，不加深入和了解就去潦草地否定一个信仰和文明。”新华社在2016年3月17日发表的特稿《谁偷走了中东这五年》一文中报道：五年前，受西方所谓“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鼓动，发源于突尼斯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浪潮席卷西亚北非多国。五年过去，“阿拉伯之春”不仅未能给这一地区送来一丝春意，反而将一些原本还算富足的国家推入漫长的动荡严冬。
西方一些学者对此也有深入的研究。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克莱格·安德森（Craig Anderson）和同事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媒体与穆斯林形象的研究。研究发现，负面报道与对伊斯兰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和管制的支持之间存在联系。研究者让受访者随机观看三个新闻片段，分别是负面、中立和正面报道。负面的报道是6名恐怖袭击嫌疑人计划潜入位于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陆军基地，“至少杀死100名美军士兵”；中立的报道是美国一所高中因斋月习俗而改变足球规则；正面的报道是某年圣诞节期间穆斯林志愿者的活动。实验结果显示，观看负面报道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伊斯兰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的支持，并表示应该限制穆斯林的自由，这符合媒体效应规律，但让安德森深感意外的是，参与者并未意识到限制美国穆斯林的自由是违反宪法的，而且这些反穆斯林的情绪来源于一种偏见，即穆斯林本质上都是“暴力”的；但是，在看到正面报道后，支持打击伊斯兰国家、限制美国穆斯林自由的受访者明显减少。安德森认为，媒体从业者应当认识到他们的报道在影响公众观念方面的作用，其内容不应太片面，同时应当如实反映穆斯林民众积极的一面。[4]
爱荷华州立大学新闻学副教授拉鲁卡·寇兹玛（Raluca Cozma）认为，记者需要推动民众的正确理解，杜绝因为少数人的行为而对整个群体进行妖魔化。美国学者约翰·L.埃斯波西托（John L.Esposito）与达利亚·莫格海德（Dalia Mogahed）就这一现象做了深入的探究，他们认为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新闻报道有失公允，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真实全貌，他们通过盖洛普调查对世界60多个国家的民众进行了电话访问、问卷调查与田野调查，用科学的数据反映了全球伊斯兰世界的现状与穆斯林的心声。
甚至连美国媒体也在反思，2015年12月《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说：“阿拉伯之春”到底给中东和世界带来了什么？为什么经历了“群众革命”的国家都变成“出产”极端分子最多的国家？
因此，本著述依据全面平衡、客观公正的原则，秉承不偏不倚的精神，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视角对西方媒体以及国内部分媒体关于“9·11”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梳理、对比、研究。第一，分析西方媒体如何针对东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进行“议程设置”与“刻板形象”建构，曲解或丑化异质文明，从而达到配合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目的；第二，阐释了西方媒体话语霸权建构的基础、现状与表现，以及中国与中东等国传媒力量或国际传播实力的孱弱；第三，通过西方媒体就“9·11”事件的报道内容，透视了其对伊斯兰文化的主观性与偏差性；第四，深入分析了西方媒体误导误读异质文化背后存在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意识形态、民族、文化、殖民历史等深层原因，以及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国际传媒生态及深刻背景；第五，探索恰当的关于异质文化的国际报道对策，以规避误读误导现象，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为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营造友善的外交环境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服务。
[1] 参见［法］阿兰·巴丢《“文明”世界病入膏肓的真相》，刘燕婷译，《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12月15日。
[2] 参见李瞻《国际传播》，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129页。
[3] 参见叶皓《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
[4] 参见《全面报道：公正对待穆斯林形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