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媒体战争：三个时间节点

一 “9·11”事件——媒体反恐的起始点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大厦遭遇恐怖袭击，世界为之震惊。“9·11”事件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是一场浩劫，也是整个西方世界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也是在2001年9月11日这天，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把目光都投向了美国纽约曼哈顿，将这场浩劫的凶手指向“基地”组织，指向了本·拉登，也指向了伊斯兰世界。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立即启动媒体新闻报道议程设置框架。报刊、电视台和电台全方位出击，对这次特大新闻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在舆论上，矛头直指“基地”组织为恐怖组织；在内容上，揭露阿拉伯社会的“保守落后”、“基地”组织的宗教极端、穆斯林的“暴力无知”；在电视画面上，渲染世贸大厦被毁与人员伤亡的惨状，以及美国国民的愤慨和爱国主义情感，随即复仇、反恐、军事打击的舆论逐渐生成。

此后，全球舆论导向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媒体大篇幅长时段地对“9·11”事件进行报道，舆论也几乎一边倒地压向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西方社会迅速地被划为异类，在一些西方人眼里穆斯林甚至与恐怖分子画上了等号。“9·11”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美国ABC电视台进行的民调显示，47%的美国人对穆斯林抱有好感；到2011年，数字跌到37%，2014年，“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的调查显示中，只有27%的美国人对穆斯林仍有好感。由此可见，媒体的新闻报道与舆论引导对受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自“9·11”事件后的十多年来，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所谓的“文明冲突”不断深化和加剧，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话题。“9·11”事件之前，媒体很少涉及伊斯兰世界与恐怖主义方面的议题，但之后，伊斯兰世界与恐怖主义的议题明显增多，而且将二者等同，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如《纽约时报》在“9·11”事件之前很少报道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世界的新闻，甚至没有对哈特·拉德曼的报告予以报道，这份报告向美国发出一个严重警告，说美国境内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活动，但之后《纽约时报》的版面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世界呈现出集中轰炸式报道。

今天，“9·11”事件带来的影响除了将“基地”组织与恐怖袭击对全球公共安全的威胁拉到历史舞台上外，也唤起了全球协力应对“穆斯林恐怖袭击”的共同意识。然而，随着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美国的“反恐行动”“斩首”，恐怖袭击不但没有步入尽头，反而成为新一轮恐怖袭击的开始，这也意味着全球对穆斯林的成见愈加严重，“伊斯兰恐慌症”在西方社会不断发酵，尤其是ISIS的崛起和巴黎暴恐袭击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全球公众对穆斯林的负面印象更是愈加深化。

就本质而言，“9·11”事件是西方政治霸权与第三世界阿拉伯民众之间的政治较量。在整个20世纪，西方列强展开了激烈的利益争夺战——两次世界大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战等，但吊诡的是战争的恶果却需要中东人民吞下，如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罪恶需要中东人民付出代价，巴勒斯坦要无偿提供土地让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人民被屠杀或流离失所；中东国家的一些政府被欧美或苏俄控制、左右，资源被觊觎、攫取，文化被侵蚀、污染，家园满目疮痍。几十年来，阿拉伯人民为了独立和自由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斗争，追寻过社会主义革命、民族主义革命、资本主义革命、伊斯兰革命等方式的独立解放运动，政治意识在不断觉醒。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在明确了西方强国的政治用心之后，在政治、军事力量极其悬殊的状况下，发动恐怖袭击，将战火引向了美国本土，致使世界贸易中心两座建筑被毁，五角大楼局部结构损坏坍塌，死亡2996人，这被认为是继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本土第二次遭受到的打击。但这种恐怖袭击招致了美国等西方强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更加惨重的打击。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开辟军事、经济、文化、媒体等多个战场开始打击，而新闻媒体配合美国全球战略，发挥其在全球话语霸权的优势，相继抛出了宗教激进主义、逊尼派、什叶派、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圣战、伊拉克核查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翻暴君萨达姆等概念和政治宣传语汇，以及声东击西式的新闻报道和舆论转移了全球受众的视线，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被“恐怖主义”攻击的“受害者”和“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正义者”形象，当媒界、文化界、学术界还在研究这些概念时，美国却在其他战场攫取资源捞取政治资本，建构其以石油为依托的美元货币体系。

对于中外新闻媒体而言，“9·11”事件无疑是一道分水岭。之前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报道频率较低，态度基本中立，预设新闻的框架不明显，但“9·11”事件后，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频繁，反伊斯兰、反恐怖主义立场鲜明，并将二者等同化。“9·11”事件后，我们从西方媒体对全球报道的新闻框架、舆论营造、矛头指向、传播效果分析，其前期的策划痕迹较为明显，并具有主导性。

二 “阿拉伯之春”——改造中东社会的社交媒体战争

如果把“9·11”事件看作一个起始点，“阿拉伯之春”为第二个时间节点，那么法国暴恐袭击事件就应该是第三个时间节点。把“9·11”事件看作一个起始点，是因为该事件的发生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格局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与中东、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急剧恶化，并严重危及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010年年底，在突尼斯开始了一场政治革命，这场革命由一群谙熟互联网、希望自己的国家如西方一般“自由”“民主”的年轻人主导，许多“单纯”的民众应用自己的手机媒介被裹挟进入这场革命，最终这次革命席卷了几乎整个北非和西亚地区，导致一系列的政治强人倒台，同时也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这场被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基于社交媒体所引发的政治运动成为媒体与西方世界勾连的第二个时间节点。

这场革命的导火索貌似由一个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年轻“小贩”引发。2010年12月17日，布瓦吉吉在“经商”时遭受当地警察的粗暴对待后自焚。这个突发事件通过一批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激起了当地民众长期以来对高失业率、高膨胀率和政府腐败的怒火，致使民众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事态发展信息继续通过社交媒体在突国范围内传播，随后冲突也蔓延到突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并造成多人伤亡。在“小贩”布瓦吉吉自焚后的一个月内，突国内骚乱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本·阿里被迫离开统治了23年的国家飞往沙特。

之后，突尼斯动乱的态势随着社交媒体迅速蔓延至其他中东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叙利亚等国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抗议运动，各国社会骚乱不断，政局摇摇欲坠。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研究发现，这个事件是由一个叫作“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间组织（由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策划的阴谋，该组织投入大量资金在当地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并在幕后进行操作，致使事态一浪接一浪，有规律地在北非、西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推进，而引发事件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也并非是什么小贩，只是当地的一个无业游民。

从媒体的角度讲，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媒体那就没有“阿拉伯之春”，再一次证明了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认识：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这一变革的代言者，而且是这一变革的促成者。西方社会在这场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和平演变”中着力推广西方民主，但却没有料到在5年之后一个比“基地”组织还强大的恐怖组织会通过同样的手段，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敌人。而即使在“突尼斯全国对话委员会”刚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今天，对于这场政治革命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由于缺乏西式民主的宏观社会背景，各国的政权在不同的政治派别手中不断更迭，政治的不稳固换来的是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和经济的萎靡，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在一些国家进而演化为大规模的动荡骚乱。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革命的流血又成为塑造“暴力”穆斯林形象的又一种素材。

三 巴黎暴恐事件——世界政治文化格局巨变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的暴恐事件再次刺激了全世界的神经，有人把这次的暴恐事件与“9·11”事件相提并论，并称之为法国版的“9·11”事件。“9·11”事件之后的这十多年来发生了相当多的事情，“反恐”战争、伦敦地铁爆炸案、“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埃及政变、叙利亚危机、《查理周刊》遇袭案、ISIS的崛起……随之而发生的则是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群体的形象再度被妖魔化，时至今日，很多非穆斯林甚至直指穆斯林“野蛮”“落后”，甚至将伊斯兰教与邪教挂起钩来，在很多网络上伊斯兰教被称为“人类之癌”。

法国的暴恐事件把“伊斯兰恐怖主义”推到了极点，全球受众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解更深，让穆斯林处境更加艰难。自“9·11”事件以来，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几乎是头一次。2015年1月，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遭到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这两次事件一同造成了全球范围内对穆斯林的新一轮质疑与责难。

这一剧变无疑构成了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必将对法国乃至世界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整个西方世界都完全沉浸于悲痛之中，西方社会长久以来所遵循的普世价值被情绪高涨的右翼势力抛到一边，反穆斯林的声音此起彼伏，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甚至很多无辜的穆斯林在其中付出了生命，也在西方社会中埋下了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种子。与此同时，那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欧洲穆斯林心中也被激发出来对抗的情绪，进一步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9·11”事件发生时，互联网还尚未普及，而传统媒体通过其几乎垄断的话语权，塑造了“暴力”的穆斯林形象，大规模的负面报道势必会在短时间塑造一个相当负面的形象。而在“9·11”事件后，由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反恐”战争在中东地区不但没有达到其所标榜的建构民主政治体制的预想结果，反而造成了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甚至激发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浪潮。

西方受众将伊斯兰和暴力联系起来，除了暴恐事件造成的强烈冲击之外，新闻媒体在某种程度上的推波助澜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从1979年开始，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及之后发生的伊朗人质事件，西方媒体开始对伊斯兰世界有了一些初步的形象建构，之后的海湾战争俨然成了媒体宣传战，各国的媒体在聚焦海湾战争的同时，也对伊斯兰文化有了西方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判断和评价，“9·11”事件则把过去更多停留在想象层面的伊斯兰世界放大。

纵观西方媒体对中东国家的报道，大多以政治议题和宗教议题为主，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议题较少，对反恐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报道所占比例较大，同时也涉及穆斯林移民问题，特别是叙利亚内战以来，由于难民问题的凸显，更多话题偏向叙利亚难民对欧洲造成的影响，这进一步助长了欧洲右翼力量的排外情绪，由此而来的关于宗教纠纷的报道也大幅上涨。在报道词汇的使用中，也大量使用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圣战等词汇；在新闻源的选取中，很少出现非西方媒体的信源；在新闻内容方面，大多以冲突性新闻为主。尽管大多数西方媒体都在标榜恪守新闻专业原则，在报道的手法上也尽量以客观描述为主，但其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影响着其报道的观点和立场。新近崛起的ISIS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其“建国”理念，招募人员，扩大影响，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其中就包括对人质斩首的血腥场面的传播。而这样的宣传也加深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穆斯林情绪，从而使得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仇视和敌对越来越厉害，形成了恶性循环。

我们通过这三个节点梳理这些事件后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在呈现突发事件、“文明冲突”、民族情绪方面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9·11”事件之后的媒体报道使得西方的反伊倾向抬头，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产生敌对情绪，而穆斯林群体也感到十分的委屈，认为个别穆斯林的行为，为什么要迁怒于整个群体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而且“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也是有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的，对此媒体却不做深度报道。10年后，西方世界通过社交媒体的普及，“邀请”阿拉伯世界的民众使用自己手中的媒介掀起了“阿拉伯之春”运动，使中东一些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同时也引发了叙利亚危机，而叙利亚危机又为ISIS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这一切的罪恶又激起了阿拉伯世界对西方世界的反感和憎恶；ISIS同样利用社交媒体招募没法生活的难民和在西方社会受歧视的青少年制造惨案和事端，吸引媒体的报道，扩大其恐怖影响，这又进一步加大了西方的敌对情绪，也使得中东地区的动乱持续加强，造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所以有学者说，国际霸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不除，恐怖主义和暴恐袭击将会不断发生。因此，法国暴恐事件绝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从“9·11”事件以来的十多年间，某些国家也许获取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甚至是“道义”上的利益，但没有任何的利益能比得过人的生命和世界和平的秩序重要，毕竟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就伊斯兰文化本身而言，它是和平中正、引人向善的，而若有人以伊斯兰的名义作恶，那不是伊斯兰。将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进行恐怖袭击，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是伊斯兰的敌人也是全世界的敌人；对于某些西方强国而言，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去对付一些弱小的国家，在道义上就已经输了。

“9·11”事件后，不论国际社会的何种手段介入其中，还是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似乎都没有改变反恐越反越恐的局势，那么，作为新闻媒体是否应该深刻反省？能否剔除背后的政治势力的操纵，不被利用，不当工具，不扰乱视听，不搅局，真正回归新闻信息传播的本位中？我们希望全球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新闻媒体，能够真正恪守客观公正、全面平衡的新闻报道原则，理解文化的差异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真正认识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文化传播的前提与世界和平的基石，这或许是未来不同文明协调共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