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成都”之旧释

自古迄今，关于“成都”名称由来、含义的说法，归结起来大约有九种。试略作述评。

一是乐史说。该说见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出现的时间最早，也流传最广。《太平寰宇记》卷72有云：“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也就是说，乐史以“成”为建成，以“都”为都城，于是，二字合起来的意思大致就是“建成都城”。虽然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也影响最大，却是完全不成立的。今人任乃强曾经评论说：

这一推断，显然有三重错误。（1）蜀族与周族都是从唐虞以后，分别从梁州与雍州发展起来的。在周族迁歧以前，这两族没有过政治军事的交涉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这就不能说蜀国的都城，得名于周族迁歧的成就。（2）周太王去豳迁歧，是举国迁徙，所至即成都邑；……哪能有“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旧说可据。（3）“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史记·五帝本纪》称道舜由匹夫崛起，群众向往，积年发展过程的话，也是“成都”二字最早的出典，不当误加到周太王的身上来。就引据典实来说，也根本错误了。^[4]

袁庭栋也认为，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内容是硬套《史记·五帝本纪》中帝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传说，与四川之事无关^[5]。因此，尽管近些年仍然有不少人用“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来解释成都的含义，但从学术角度来说，该观点不应该再坚持下去。

二是温少峰说。温氏认为，“成都”二字是用汉字对音记录的古代蜀族人的语言，属于氐羌系，其义为“成族人居住的地方”或“蜀族人居住的地方”^[6]。该说相比前说甚有新意，也得到任乃强、袁庭栋等先生的认同。不过，所论由于多是使用现代地名材料和零星的民族语言材料辗转推测，缺乏强有力的直接历史文献依据支撑，仍然难以自圆其说。比如，既然蜀语是氐羌系语言，作为氐羌系语言对音的“成都”二字，为什么其含义接近现代汉语的意思？又如，单凭成、蜀二字古音双声而不管韵部分别为阳声、阴声的巨大差距，如何能用“成”字的读音来对译“蜀”字的读音？

三是徐中舒说。徐氏从《国语·晋语一》有“狄之广漠，于晋为都”一句出发，认为“都”就是古代边境上没有城防建设的自由都市。于是，联系到四川荥经出土的早期漆器上有“成亭”的疑似字样、江陵凤凰山与长沙马王堆两地漆器上有“成市草”字样，而认为“这一批漆器分属成亭、成市所造，后来成都这个自由都市就是从成亭、成市逐渐成长起来的”^[7]。该说把新的考古发现材料与有关文献联系起来，观点独到。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不但无法确定带“成市草”之类字样的漆器是否真的产自成都^[8]，而且，对“狄之广漠，于晋为都”一句的准确含义学术界甚至都没有达成共识^[9]。因此，不能不说成都为边境自由都市之说疑问颇大。

四是沈仲常、黄家祥说。该说与徐中舒说一样，也认为出土的带有“成市”“成亭”的戳印铭文，应当是成都未得名以前的“成都”名，即春秋至战国中晚期“成都”一名的前身，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有“成市”字样的戳记和印有“成市草”和“成市饱”戳记的漆器当为成都所生产；成都在汉初时尽管已经有“成都”一名，但当时的社会一般阶层可能还是较为流行“成市”和“成亭”之名^[10]。由于该说同样没有证据证明带“成市草”之类字样的漆器必定产自成都，因而，作者据之推测的“成亭”“成市”与成都名称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得到认可。

五是李金彝、王家祐说。该说基于《山海经》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认为该山就是“成山”“成侯之山”，得名自古蜀国的“成侯”，而成都就是古蜀国的成侯对自己居处的称呼；由于蜀人由青藏高原逐渐东迁至成都平原，故成侯仍名其居处曰“成都”^[11]。应该指出，作为该说关键论据的所谓古蜀国“成侯”与“成都载天”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十分牵强的推测，因为，“成侯之山”见于《山海经·中山经》，“成山”分别见于《山海经·南山经》《山海经·大荒南经》，“成都载天”山则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而众所周知《山海经·山经》《山海经·大荒经》的成书年代不同（前者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后者约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初^[12]），且诸山所在方位不一，似不应该被混同为一处。以此，该说也就难以成立。

六是谭继和说。该说从南方古多巢居、干栏式居住建筑出发，认为成都古居住形式即是名为“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为“巴蜀图语”文字，是干栏式木结构巢居的象形；都字的最初含义是水泽会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先有“水都”，后有“人都”^[13]。应该说，谭说以“成”字为干栏式木结构巢居的巴蜀图语象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但关于“都”字含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与笔者的观点接近，尽管其中存在误引、误解。遗憾的是，谭说未能提供古代成都平原环境的直接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依据，也就无法对成都平原的历史环境作进一步的解读。

七是刘冠群说。该说先指“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然后，认为古蜀人“成都”这两个音节的实际语音相当于或接近于现代汉语的“dudu”，而蜀语“dudu”就是蜀都的意思；由于译名时蜀国已经灭亡，故不译为“蜀都”而译为“成都”；成都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的意思^[14]。应该说，该说成立的关键前提是“成都”二字为非汉语系统的古蜀语记音，可是，作者文中并没有提供可以证明成都二字为非汉语系统古蜀语的有力依据；当然，即使当时存在不同于古汉语的古蜀语，所谓不译为“蜀都”而译为“成都”的说法也完全是无依据的推测。这样，自然也就很难让人认同作者的观点。

八是孙华说。该说从古蜀国王族为开明氏出发，认为开明氏丛帝鳖灵就是崇帝鳖灵的异写，也就是崇伯鲧，而崇伯鲧善筑城，所筑的城称为“崇墉”，即《诗经·大雅·皇矣》之谓；新莽时益州名庸部，又古有能筑城的庸成氏，因而，成都之“成”就是“庸成”之“成”，“成都”二字的含义就是成人聚居的地方，或者说是庸成氏或开明氏聚居的地方^[15]。该说的理据无疑十分曲折，但作者显然回避了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鳖灵传说为“荆人”，蜀王开明氏在古蜀国的统治大约开始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前期，崇伯鲧传说是夏朝开国者大禹的父亲，《诗经·皇矣》的“崇墉”明确在今陕西关中平原中部——要把这些在时间、空间上相距悬远的物事合理联系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可能。

九是徐学书说。该说通过对《山海经》等古代文献的研究，认为岷山即古史传说中上帝及众神所居的“圣山”昆仑山（海内昆仑山）；昆仑山分三成（层、级），又名“成山”；成都的得名源于“成山之顶的上帝下都”，即天庭、天堂；开明氏五世蜀王迁都，为标榜蜀国上应天命，借用天堂之名作为新都城之名^[16]。我们知道，《山海经》的内容多怪异、神话，史料价值十分有限，没有其他可靠史料佐证，很难把书中的内容视为信史，当然，据之进行的复杂推演、联系也就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徐说虽然别出心裁，但缺乏说服力。

可见，古今学者们关于成都的含义解释虽然各不相同，迭有新说，且常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无论是古说还是今识，在史料依据上、解释方法上、时空逻辑上都存在不少缺陷、缺环，故皆难于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