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人类学到多民族研究：川大学人之路（序）

梁昭是四川大学的青年学者，因从本科到博士都就读川大，被戏称为“穿三甲”，不过其间专业换过好几轮，从汉语言文学本科到比较文学硕士再到文学人类学博士，直至留校任教后的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与我在川大经历的学科演变相映照，几乎就是文学人类学在四川大学兴起与演进的一个缩影。

梁昭本科毕业论文由我指导，写的是民国歌谣运动中的朱自清个案。那时我由贵州社科院文学所调到川大不久，有关侗族大歌的研究课题刚刚启动，正聚焦于民国时期的知识界对歌谣民俗的介入及影响。因计划在人才培养中突出人类学转向，我指导的学生大多被鼓励挑选了与歌谣、民俗相关的论题。

接下来，梁昭的硕士学位论文选以“蚩尤”为题，从汉、苗对照角度，讨论神话人物蚩尤作为“乱神”与“祖先”的不同表述。那时我应邀参加王明珂主持的两岸“英雄祖先”计划，负责蚩尤与黄帝关联比较的子课题。梁昭作为成员也加入其中，并参加了在青城山举行的学术研习营，与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及厦门大学等机构的学者一起读书思考，讨论了与历史书写及族群认同等相关的议题。随着这些看似随缘的机遇参与，梁昭这代学人的视野或许便由原先的纯文学一隅向更深广的范围扩展开来。这样，等到2004年川大获教育部批准设立文学人类学博士点时，梁昭作为首届攻读者，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便以刘三姐与歌圩为题，进一步凸显了从文学到人类学的学科关联。

梁昭文静内向，文笔很好，本科时就喜欢写诗，是个比较单纯的文学青年。接触人类学之初，热情不高，也不太乐意到乡村做田野调查，估计是受了四周对人类学偏见的影响。那时的中文系仍有名无实，“中国语言文学”的外壳里依然仅填充着单一的汉语文学专业，其中的教研环境被正统的文学观念笼罩着，一切以中原华夏的汉语叙事为中心，不是偏重从先秦到明清的古代经典，便是突出现当代的大家名流，除此之外仿佛皆不是学问。若讨论文学，也非得以现代性话语圈定的诗歌、小说等体裁为准，民间口头传统或非汉民族的民俗仪式被统统排除在外，难登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

幸好比较文学成为川大文学院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才使我们的非正统研究闯出一条生路。借助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里成长出来的文学人类学二级学会之力，我们对民间口头传统及少数民族歌谣、仪式等的研究才在川大取得了一席之地。尽管不一定获得普遍认同，至少能借学科的合法地位慢慢推进。

梁昭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通过硕士时期到贵州高安与广西三江侗族村寨的侗歌调查，再到博士阶段对广西各地“刘三姐文化”的田野作业，她的治学心态和方式都有了转变，对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技能的掌握逐渐提高，以此为基础，做出了富有特色的成绩，在2007年毕业后留任川大，成为将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继续推进的新生力量。

文学人类学关注文化多样性、文化文本及不同人群的生命表述，与中国语境相结合，自然扩展到对多民族传统的比较分析和整体阐述。2004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联手举办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梁昭作为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参与筹备，同来自北京的刘大先、周翔等同辈一起加入到最早的研讨之中，其后的交流走访又随论坛地点的扩展而延伸至西宁、喀什、黔东南……伴随视野的开阔与交往的拓展，她的关注和思考也越发增添了对多民族内在关联的体认。

此后梁昭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项目资助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在宇文所安指导下考察世界文学中的跨文化书写，2016年秋季又随中国社科院汤晓青等一起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参加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交流，还深入到当地原住民保留区考察了印第安族群的文化变迁。她用英语发言，以“壮族社会的口头传统”为题，强调有文字与无文字社会两种环境中口语表达的功能对比，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接着在参与西南民族大学阿库乌雾发起的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研讨会时，梁昭不但和我们一同起草大会《宣言》，还带领研究生团队与四川省图书馆合作，积极组织了来自不同国家和族别少数族裔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以不辞辛苦的劳作践行了多民族文学不仅是文本更是生活的新理念。记得在当晚气氛激昂的诗歌现场，就像在鼓楼里火塘边听闻侗歌合唱时的感受一样，身处于多种语言激发的心灵碰撞之中，我再次觉得学院如同牢笼，著作等身只是说幻想。

如今，与文学人类学在川大的变迁同步，梁昭和她这一代已经成长。所以当她把博士毕业以来的论述结集出版时，我眼前浮现的是学科与学人并行演进的轨迹，那就是从汉语言文学、比较文学到文学人类学再到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这本文集的篇目好似随水流年，渐行渐远，起点明晰可寻，前程尚难预知。一切有待于新历史提供的河床，取决于新一代承继的担当。

还好，凭借网络媒体的助推，梁昭她们不仅继续兼顾着书面作品的写作，有了更为多样的线下平台，还创立了文学人类学的微信公众号并且有了“90后”“00后”再传人。

徐新建

2017年4月25日

于成都望江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