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月报》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月报》创造了从晚清到“五四”，又持续到整个20世纪20年代漫长而动荡的岁月，但始终坚持不断的文学期刊奇迹。在这一份期刊的背后，缠连着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旧文化与新文化的相互博弈、俗文学与雅文学的相互较量和文学作为商品与文学作为精神启蒙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中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最主要的刊物之一，既延续着《绣像小说》的文化传统，也曾经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主要阵地，又是“五四”时期第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重镇。《小说月报》诞生和发展中的这些复杂关系，使《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也正因为复杂，使每一个时期的研究者的侧重点都不一样，《小说月报》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就在《小说月报》停刊之后的不久，曾经作为《小说月报》主编之一的茅盾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对《小说月报》的革新、革新之后的性质，以及革新在《小说月报》历史中的作用、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追述：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一月，《小说月报》也革新了，特设“创作”一栏，“以俟佳篇”，然而那时候作者不过十数人，《小说月报》（十二卷）每期所登的创作，连散文在内，多亦不过六七篇，少则仅得三四篇。而且那时候常有作品发表的作家亦不过冰心、叶绍钧、落花生、王统照等五六人。
如果我们将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当作一条界线，那么，即使在《小说月报》的范围内，我们也就看见了那“界线”之后（民国十一年，《小说月报》十三卷），已经有些新的东西。[1]
茅盾在这里，明显地将前后期的《小说月报》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将关注的重点直接放在了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之上，这种划分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后来研究者对《小说月报》的基本看法，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中，《小说月报》都是前后两段泾渭分明的。在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反封建和反对艺术至上主义的态度。这篇由上述十二人署名的宣言发表在《小说月报》的十二卷一期上。《小说月报》是一个已经有了十一年历史的刊物，从第十二卷起，由沈雁冰（茅盾）编辑；在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纯文学的杂志，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停刊，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2]
强调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反封建和反艺术至上的，暗含着对前期《小说月报》封建性的批判，正是沿着茅盾的分法，将《小说月报》的历史一刀两断。到了20世纪70年代唐弢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这年一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他们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第一号起）作为自己的会刊（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止，不计号外，共出一百三十二期）……该刊在十二卷一号的《改革宣言》中早就表示：“同人以为写实主义（文学）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亦应当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可以看出，后来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正是沿着这一方向来实践的。[3]
这里只字不提革新之前的《小说月报》，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视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刊”，点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将《小说月报》写实主义的倾向做了概括，重点强调了其对新文学的意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月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则变为：
1921年1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接编了原来是“鸳鸯蝴蝶派”地盘的《小说月报》，并加以全面革新，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全面革新后的第一期发表了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和茅盾执笔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这两个宣言分别申述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的宗旨和《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为人生的艺术”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文艺思想的核心……《小说月报》在茅盾主编的两年间，就是按照这个“宣言”的精神工作的，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发表了不少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4]
前期《小说月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地盘一笔带过，在阐述《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时，进一步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倾向视为革新后《小说月报》的总体风格。在影响甚大的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小说月报》被表述为：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他们将沈雁冰接编、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二百多种。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针对社会上存在庸俗的“礼拜六派”等游戏文学，文学研究会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且要的一种工作。”……因此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性，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或现实主义的一派。[5]
老牌的“鸳鸯蝴蝶”阵地《小说月报》自1921年1月（12卷1号）起革新，改由茅盾完全执编，紧接着停刊数年的《礼拜六》在当年3月便复刊了，以表绝不示弱。旧派并且利用自己掌握的小报领地，用抄袭外国和性欲描写等两项“理由”来反击新文学。但图书市场较量的结果是《小说月报》到第11卷，采取对新旧文学两面讨好的策略（已先期由茅盾编“小说新潮栏”，占刊物的三分之一篇幅，其余仍载礼拜六派小说），销数却逐月下降，到10月号仅印了2000册。茅盾接编后的第一期即印了5000册，马上销完，商务印书馆各处纷纷打电话要求下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7000，到12卷末一期已印到10000。当然，新文学的胜利主要是在青年学生读者群中的胜利，在此时此后，都还不可能全部占领读书市场。而旧派小说在新文学的强大攻势下败退下来，失利后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被迫同新文学相区分，发挥所长去努力争取一般老派市民读者。旧派小说在越发向“下”，向“俗”发展的过程中，也艰难地试图加强自身的“现代性”。于是，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分流、雅俗互渗的初步格局便形成了。[6]
在钱著里面，《小说月报》显示出了它的复杂性，表明它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会刊后，成了俗文学与雅文学竞争的主要阵地之一。
上述这些文学史的论述明显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以1921年为界，将《小说月报》分成了前后两期，研究者对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给予了重点关注，特别对茅盾的革新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对1921年以前的《小说月报》要么将其视为“鸳鸯蝴蝶派”的阵地一语带过或批判，要么不予提及。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论述一直影响到我们对《小说月报》的基本看法；二是在将《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将《小说月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或者代用会刊，进而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倾向也视为《小说月报》的刊物风格，从而无限放大文学研究会对《小说月报》的影响，而商务书馆的商业背景对《小说月报》的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这种对《小说月报》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有所改变，我们又看到了《小说月报》不同的面貌。
（一）对《小说月报》进行历史性的考证，对《小说月报》的性质、地位重新认识。相对于文学史叙述的滞后性来说，这类研究带着重新发现《小说月报》真面目的目的，在占有详尽史料的基础上，拨开《小说月报》被长期遮蔽的部分，重点在对早期《小说月报》的重新发掘和《小说月报》革新时的历史细节的发现。对早期《小说月报》的重新发掘，努力寻找革新前的《小说月报》与革新后《小说月报》之间的关联，重新认识茅盾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可谓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从顾智敏的《〈小说月报〉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载1983年第2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提出疑问开始，研究者就对先前对《小说月报》的定论开始发起挑战，董丽敏的研究论文《〈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重识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关系》一文（载2003年第10期《社会科学》）突破了以往仅从文学研究会的角度出发研究《小说月报》一元思维，将商务印书馆出于商业考虑的因素纳入革新《小说月报》的研究视野里面，认为《小说月报》需要全面的革新，尽管当时有来自新文学一方的压力，但更有来自商务印书馆方面的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正是商务印书馆出于盈利的需要导致了《小说月报》主编的更换。因而，茅盾改革《小说月报》，与其说是一次“文学革命”，是一种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断裂”，还不如说是一场带有商务印书馆运营特色的商业“拼合”[7]。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者们不断把目光转向历史纵深处，改版之前的《小说月报》的状况和意义被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谢晓霞的几篇论文《论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革及其意义》（载2004年第4期《齐鲁学刊》）、《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载2002年第4期《宁夏大学学报》）、《1910—1920年〈小说月报〉作者群的文化心态》（载2004年第3期《深圳大学学报》）、《期待视野与读者的主动建构》（载2004年第2期《求索》）等，重新发现了改版前的《小说月报》，从1910—1920年《小说月报》的创刊始末、过渡时期作者群的文化心态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多方面着手，力图对1910—1920年《小说月报》有一个较为真切的认识。2004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柳珊的《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一书，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革新前的《小说月报》里面刊载的文学理论、短篇小说、翻译小说等文本，在对其中的小说类型进行探讨之后提出了“民初文学”的概念，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阶段，试图为其“鸳鸯蝴蝶派”刊物的定性进行翻案，将长期“被隐蔽”的《小说月报》前期纳入中国文学进程。同时研究者对《小说月报》革新时的各种历史细节也在不断地走向深入，比如，段从学的《〈小说月报〉改版旁证》（载2005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以改版后的第十二、十三两卷《小说月报》的销售数量为例，对茅盾的回忆进行必要的旁证，以期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直接把人叙述当作历史叙事这种研究方法中包含着的问题有所揭示”[8]，重新阐释了“在解释茅盾被迫离开《小说月报》编辑之职时，除了考虑到商务印书馆内部的保守派方面的原因之外，茅盾自己因为《小说月报》的销路不佳而辞去编辑工作的可能性，更是必须考虑的因素”[9]，这些考证，对于重新认识《小说月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二）在《小说月报》影响力的研究方面，形成了几种主要的研究视角。第一是将《小说月报》本身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研究。在关注《小说月报》上的文本创作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开始关注《小说月报》本身，从《小说月报》的基本美术设计、文化身份、文化品格定位、《小说月报》在当时的地位以及这些对当时及对后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研究。彭璐、曹向晖的《许敦谷〈小说月报〉装帧设计刍议（1921—1923）》（载《中国美术》2012年第1期）、王小环的《〈小说月报〉的风格特色》（载《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4期）等，基于《小说月报》本身，从封面的装帧设计、插画选用、基本的风格特色对《小说月报》进行了阐述。第二是将《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结合起来研究。谢晓霞的论文《商业与文化的同构：〈小说月报〉创刊的前前后后》（载2002年第4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通过对商务成立以后经营状况的考察和各种期刊创刊前后商务业务背景的具体分析，认为，商务始终担当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不得不时刻考虑到商业利润的企业经营者；另一方面，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它又不得不自觉地担当起文化建设的使命，以一个文化建设者的身份周旋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市场。文化人和生意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商务在出版策略选择上的双重立场，既照顾到企业的利润追求，又尽量不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品位。这不但影响到商务一系列出版物的选择和出版，而且也影响到商务一系列期刊的创刊及其办刊宗旨。《小说月报》以及在它前后创办的商务的各种期刊，都无不基于上述考虑，是商业和文化同构的产物”。[10]从而开始了在《小说月报》的研究中引入商务印书馆的商业元素。第三是将《小说月报》纳入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链条中进行考察。《小说月报》的历任编辑作为沟通投资者、出版者、作者和读者一方，与《小说月报》以及《小说月报》上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编辑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对作者和读者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编辑是期刊杂志发生、存在的重要一环。于是，《小说月报》的编辑进入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里面。薛双芬的《从前期〈小说月报〉看王蕴章和恽铁樵编辑思想的不同》（载2012年第6期的《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董瑾等人的论文《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的编辑思想与编辑实践》（载2006年第4期的《编辑之友》）、李俊的《专职编辑“业余”学者——从〈小说月报〉（1923—1927）看郑振铎研究范式的独特之处》（载《编辑之友》2011年第11期）等文分别论述了不同的编辑思想与《小说月报》风格倾向之间的关系。
（三）还有一类研究《小说月报》的也是影响很大的一种模式是将《小说月报》的研究与文化研究等结合起来，将《小说月报》纳入不同的文化研究领域中去考察。这类研究通常是找到一个研究的关键词，将《小说月报》的诸要素串联起来。从目前看来，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从都市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小说月报》；二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观照《小说月报》。邱培成的专著《描绘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小说月报〉（1910—1920）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年6月版）从上下两编分析《小说月报》与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上编“《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从《小说月报》（1910—1920）的编辑理念、两任编辑和作家群、《小说月报》的思想倾向及其文化影响、《小说月报》的印刷出版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以及杂志、读者与都市文化间的互动等外部因素论述了《小说月报》与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下编“小说作品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从清末民初都市小说与上海大众文化、小说现代化与清代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化、小说作品所表现出的上海都市文化、小说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等期刊作品中具体体现出来的上海都市文化着手来研究《小说月报》。董丽敏《想象现代性（上）——重识沈雁冰与〈小说月报〉的关系》（载2002年第2期的《上海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异响（下）——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载2002年第1期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载2002年第6期的《当代作家评论》）等论文主要剖析了《小说月报》编辑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的事件，并以此为突破口探讨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作者认为，沈雁冰在编辑理念上，建构起了将文学纳入社会现代性进程的不发达国家“现代文学”理想；在编辑的行为上，沈雁冰以对“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与“通信”这两个栏目的重视，企图落实“现代性”理想，但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幻觉，它无法弥合不发达国家的现代性追求与西方式的现代性追求之间的裂缝。沈雁冰超前的现代性追求造成了《小说月报》读者群的流失是商务撤换他的根本原因。而其后，接替沈雁冰的郑振铎在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追求与其对“现代”国家建构的功利性影响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平衡，他对“整理国故”与“诺贝尔文学奖介绍”的重视，对文学性与学术性的强调，表达了一种更含蓄和隐晦的现代性追求。郑振铎的这种追求是更符合刊物本身的长远发展的，因此商务调整主编的行为，实际上是商务立足于民间因而淡化其现实关怀色彩的独特现代性的一种流露；撤换主编行为的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小说月报》真正完成了自己的革新过程，达成了前后期真正的衔接。[11]这些论文后来结集成《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一书，对《小说月报》与现代性的关系做了一次集中的巡礼。
虽然还有一些研究无法纳入上述的概括当中，但以上归纳大致反映了《小说月报》研究的主要方面。与之前的研究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小说月报》研究可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小说月报》的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从上述的这些研究视角来看，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缺陷，总的说来，这些研究还掺杂断裂性、破碎性和含混性。
第一，研究的断裂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当前《小说月报》的所有研究来看，研究者还是将《小说月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来研究，从建构现代文学体系的目的出发，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为新文学的组成部分来叙述，而将革新之前的《小说月报》作为旧文学的阵营忽略不计。因为叙述的是新文学史，革新之前的《小说月报》是旧文学阵营的一部分，自然可以不用叙述。即使是当前对革新之前的《小说月报》有所重视，但依然是要么专门研究前期《小说月报》，要么只叙述后期《小说月报》，将前后《小说月报》贯串起来研究，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从旧文学一步步转换过来的研究依然没有。
第二，研究的破碎性是指在当前对《小说月报》的研究中，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涉及《小说月报》的方方面面，但研究的各个方面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也没有得到一个有机的观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研究《小说月报》装帧设计的仅就设计说设计，从文学研究会的角度来研究《小说月报》的一般不旁涉商务印书馆的因素，对《小说月报》上刊发的作品研究一般也不会涉及《小说月报》本身等，这就导致了研究的片面化，无法对《小说月报》达成一个整体的看法。
第三，研究的含混性主要是指通过外在视角来关注《小说月报》的时候，往往为了突出某一个特性，从而将《小说月报》简化了。将《小说月报》纳入都市文化研究或者是现代性研究的范畴中去，要么是流于空泛，甚至滑向无关文学的研究方向上去，要么冒着简化的危险，将一切都归之于“现代性”，某些地方有牵强的嫌疑。本来文化或者现代性就是一个无法准确诠释的概念，将其用来统摄《小说月报》的研究，自然有考虑不周的时候，无法将影响《小说月报》的各方面因素加以全面整合，导致了研究的含混。
也许问题的关键还不仅仅于此，更重要的是关乎研究者的研究态度的，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大部分期刊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研究者对中国的历史经验研读较少，存在着某种盲目性，从而出现了对外国理论的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在抗战文艺报刊研究中，类似的现象就有所发生。……故只有从本土文学的实际出发，抛弃面对西方文化的俯就心理，抛弃先入为主的主观预设，才能避免研究的泡沫化，使研究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12]
上述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期刊研究所要面临的问题。不论是期刊研究理论的薄弱，对中国的历史经验研读较少，还是盲目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都关乎研究者“主体性”的介入。我们在对文学期刊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将期刊视为历史的“死物”，无法真正触摸历史与之对话，也无法与期刊建立起具有丰富联系的交流。如果将文学期刊的研究也视为文学研究的话，那么，文学研究无疑是一种研究者到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的投入、交流，这种情感的投入、交流是不能被视为“死物”的，它必须是一种活生生的对话关系。研究文学期刊，对文学期刊进行历史性的考证，用各种理论进行审视固然有其研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这只是文学期刊研究的一个方面，我们常常忽略了文学期刊后面存在着的人。文学期刊的诞生、发展并不是凭空出现，一份期刊后面集聚的是作者、编辑、出版家、读者等众多的群体，文学期刊风格的变化、内容的刊载、出版发行、阅读消费等背后都是这一群体的合力，研究文学期刊，便不能仅仅是就期刊论期刊，而必须关乎人，关乎在那种历史场景中，作家、出版家、读者的种种选择，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做出那样的选择，在面临种种约束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运用这些机制以及突破这些机制从而使一份期刊出现了那种面貌的。这样的研究无疑才是活的研究，也才能真正弄懂一份期刊的价值及其期刊背后一个群体独特的存在。这或许是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当前文学期刊研究中更值得突破的地方。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研究《小说月报》，这样一种角度应该是将《小说月报》置于当时的历史时空当中，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将影响《小说月报》诞生、发展的各种因素一一加以考虑，弄清楚当时《小说月报》为什么会那样发展，其背后牵涉着哪些经济、政治、文化的因素，作者、编辑、读者又是如何参与其中而发挥作用的。这样一种视角无疑将摒弃阶级划分的偏见，也会暂时将“启蒙”“现代性”等先入为主的概念搁置一边，它要求研究者与历史时空中的刊物对话，最重要的是与当时支撑刊物发展的作者、编辑、读者对话，在各种情形之下，看他们如何做出艰难的选择，如何突破当时的各种局限促使《小说月报》向前发展。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一种活生生的研究，对研究者或研究对象都是有裨益的。
正是基于此，本书在论述中借用了原本不属于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政治经济学”一词来概述这种研究视角，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关于生产关系的物质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门学科。本书借用这个概念与马克思原意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意义不尽相同，在本书的写作中，政治经济学专指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来看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小说月报》发展的一种研究思路。更确切地说，政治经济学在本书的论述中只是一种宽泛的描述，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泛指一切影响《小说月报》发展的社会外部因素。这种研究思路看似属于外部研究，但它绝不仅仅关注外部，不仅仅是刻板的“决定”与“反映”的过程，各种因素之间不再是孤独地起着作用，我们更关注在种种历史限制之下，在各种因缘际会之下作家、编辑、读者的精神活动，以期获得与他们对话的可能。
我们相信这种研究是切实可行的，不仅仅是《小说月报》研究，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现代文学现存的各种阐释体系不满的声音一直存在，人们总是有着各种理由来指出现存阐释体系的种种不足，进化论将中国旧体文学形式抛于身后，阶级论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学摒弃，启蒙论的线性思维掩盖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具备启蒙的特质，现代性阐释运用西方的理论将中国现代文学裁剪为追求文学中现代性的有无，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性和创造性，引起了“本土化”理论的反弹，这些声音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总是不时地引起人们关注，在这种质疑的背后，不少人提出了我们是否应该回到历史现场，注意历史细节的丰富性问题，于是有了丁帆等人提出的“民国文学”概念，有了李怡等人提出的“民国机制”概念，并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在这样一种呼声当中，本书的写作也就具有了一种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