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世界上蒙古语族人口近1000万，主要分布在中、蒙、俄三国，以及阿富汗等国。其中，中国的蒙古族人口约600万，至今仍沿用着成吉思汗时代创建的畏吾体蒙古文。无疑，在蒙古族历史问题研究上，相比他国学者，中国学者更具话语权。

13—14世纪的蒙元帝国，宛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短暂的瞬间，给欧亚大陆带来了狂风暴雨及其之后的恬静。探寻蒙元王朝产生发展的轨迹，我们会一步步走到成吉思汗这位历史老人面前。13世纪初“大蒙古国”的诞生，是草原英雄铁木真一手缔造，还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平心而论，对这一问题，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尽可能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对大蒙古国产生前夜草原社会的形态及其躁动进行剖析，相信能够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启示。

中国北方，东端的大兴安岭、西陲的阿尔泰山、南缘的阴山、北边的萨彦岭，构成一近似椭圆形地域。弧线内的广阔高地，降水稀少，地形以草原、半草原为主，间杂有荒漠、半荒漠。现在被称为蒙古高原的这片土地，如同这里的主体民族——蒙古族依然部分保留游牧传统。历史上这里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壮大的摇篮，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均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这片广袤的高地以东西横亘的戈壁沙漠为天然地理分界线，南面的部分称为漠南，北面的部分称为漠北。以漠北草原为国家根本的游牧政权，如匈奴、柔然、突厥、回鹘，以及大蒙古国时期的蒙古，均把自己的统治核心置于杭爱山至鄂尔浑河一带。如突厥碑文言“突厥可汗住在于都斤山（今杭爱山脉），国内无忧患”，“没有比于都斤山林再好的地方。统治国家的地方是于都斤山林”，“如住在于都斤山，你们将永保国家”。^[1]看来，杭爱山至鄂尔浑河一带不仅是上述这些游牧国家的京畿地区，同时也极可能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处。毫不夸张地说，杭爱山至鄂尔浑河流域的草原地带是中国北方游牧政权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舞台。本研究的剧台正是这片土地，演出的主角则是10—11世纪占据这里的游牧民集团——九姓达靼（Toquz Tatar）。

达靼（Tatar）一名，最早被记录于后突厥汗国阙特勤碑（立于732年）与毗伽可汗碑（立于734年），可以视作突厥语族民族对其东邻——蒙古语族室韦部落集团的泛称。上述碑铭中，出现两种达靼名称，即三十姓达靼（Otuz Tatar）与九姓达靼。三十姓达靼曾参加第一突厥汗国（551—629年）布民可汗和室点蜜可汗的丧礼。后突厥汗国（682—744年）建国时期，他们是突厥的敌对势力。而九姓达靼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略晚于三十姓达靼。715年前后，九姓达靼与乌纥（Oγuz，乌古斯）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突厥统治。回鹘汗国（745—840年）时期，九姓达靼与回鹘保持着密切关系。当前学术界主流观点是，九姓达靼属于蒙古语族部落。

诚然，谈起蒙古族早期历史问题，对蒙古本部的研究必不可少。众所周知，唐代的蒙古部是室韦部落集团的一部，居地位于大兴安岭腹地额尔古纳河沿岸。关于蒙古部自东向西的移居问题，我们仅能了解到其先头部落在11世纪初期至中期抵达鄂嫩河上中游，^[2]但无法得知这一移居开始的确切年代。至于其移居的路线，学术界意见有所不同，^[3]尚有待重新考证。总之，对中国北方民族历史、对蒙古族历史研究而言，11世纪初期是一个历史分界点。原因在于此前蒙古部尚未在漠北立足，尚不足以对漠北历史施加影响。正如前文提到——占据漠北草原核心地带杭爱山至鄂尔浑河流域的游牧民集团，即为当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最核心代表。鉴于此点，在蒙古族早期历史问题研究上，九姓达靼的研究价值丝毫不逊于蒙古本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9世纪30年代，经历了全盛期的回鹘汗国逐渐走向衰退，重复着游牧政权古老而荒诞的游戏。围绕汗位继承而发生的内讧，使得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与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汗国之间的长期战争，迫使回鹘汗国尽显疲态。连年的雪灾等自然灾害彻底摧毁了回鹘人的游牧经济，回鹘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给其带来致命打击。开成五年（840），回鹘将军句录末贺勾结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引领黠戛斯十万大军，攻击鄂尔浑河畔的回鹘都城。回鹘可汗被害，国家分崩离析，部众开始了西迁及南下。

西迁的一部分，约在会昌二年（842）摆脱了黠戛斯大军的追剿，在天山东部的北庭（今乌鲁木齐北吉木萨尔县）站稳了脚跟。之后，部分继续南下，占有了高昌（今吐鲁番）、安西（今库车）等地，继而发展成为西州回鹘王国（又称高昌回鹘王国，约9世纪中期至13世纪初）。^[4]西迁中的另一部分在途中转而南下，投奔吐蕃统治下的唐朝旧有的河西道地区，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的草原。几近同时，大中二年（848），沙州（今敦煌）豪族张议潮揭竿而起，结束了吐蕃人在河西道将近百年的统治，创建了沙州归义军政权（约851—1036年）。此后不久，转投河西道的上述部分回鹘人开始与沙州归义军政权接触，侵扰归义军治下的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肃州（今甘肃省肃州市）等。约9世纪80年代，他们创建了甘州回鹘王国，直至11世纪30年代被李元昊统领的唐古特人所灭。^[5]在西迁开始的同时，回鹘可汗牙帐近旁十三部人马，在其首领乌介可汗带领下，南奔唐朝北部的阴山地区。经历与唐王朝之间长达7年的接触与冲突之后，这一部分回鹘人最终走向了灭亡。^[6]至此，回鹘人在漠北的统治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成功挑战回鹘霸权的黠戛斯，之后一个时期曾占据漠北草原。不过，因史料欠缺，其统治形态等详情不得而知。而且，黠戛斯何时何故放弃漠北草原而退回叶尼塞河本土，始终是困扰学术界多年的一道难题。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当契丹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率领大军侵入鄂尔浑河流域时，占据那里的是蒙古语族阻卜部落。

阻卜，是契丹人对漠北草原中心地区游牧民集团的统称，偶尔还被契丹人称为达靼。而晚唐五代宋代史料则称他们为达靼或九族（姓）达靼。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衰史上，每当有强势的部族或政权出现，往往有一些原本不属于该集团的部落投至其麾下，阻卜的情况亦不例外。虽然因时间段的不同，阻卜内或许包含一些原本不属该集团的成员，但阻卜的核心部分始终是九姓达靼。^[7]本研究的前提，是把阻卜与九姓达靼等同视之。

回鹘族西迁之后，黠戛斯人控制漠北的时间很短，这极可能与九姓达靼的势力壮大有关。契丹人虽曾在天赞三年侵入鄂尔浑河流域，但并未马上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为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南面富庶的中原地区。辽景宗保宁三年（971）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之后，契丹人才开始了名副其实的漠北征服计划。经过30多年的征讨，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契丹终于在漠北中部图勒河（土拉河）流域的回鹘可敦城设置了镇州建安军。之后，契丹人开始了对漠北阻卜诸部真正意义上的羁縻统治。这正是本研究截止年代为11世纪初的原因所在。

黠戛斯之后，九姓达靼曾长期占据漠北核心地域。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他们自己留下的任何片言只语的记录。而且，与他们进行接触交往的契丹辽王朝、五代宋王朝等邻近的强大政权，只是保留了与其自身相关的或朝贡或叛乱或出使的记录。由于史料欠缺零散，这个时期的漠北草原历史始终不甚明了，甚至可说是空白，成为中国历史与中国北方民族通史研究上的一大缺环。

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研究也与时俱进。近年，伴随着敦煌吐鲁番学的蓬勃发展，新发现、新出土史料的陆续公布，以及研究条件的改进与研究环境的完善，使得我们对蒙古族早期历史与10—11世纪的漠北草原历史重新进行研究与评估出现了可能。正是这一研究理念促使笔者踏入这一“歧途”。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9世纪中期至11世纪漠北草原历史研究——以鲁尼文碑刻与敦煌文献为核心”（项目编号为12XMZ010，成果鉴定为优秀）之研究成果的扩张版。^[8]同时，还是笔者2009年向日本大阪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论文《8—10世紀における三十姓タタル=室韋史研究——モンゴル民族勃興前史として——》的修正版。主要依据笔者对突厥鲁尼文、回鹘文、粟特文、汉文等文献史料的最新解读与分析结果，力求在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上突破瓶颈，为促进史学研究的发展贡献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