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湘学精神品格研究
2016年，以“湘学精神”为主题的文章有十余篇，其中学术论文2篇。以“湖湘精神”为主题的文章，有30多篇，既有从总体上研究湘学精神的优良传统，又有从宏观上分析湘学精神品格；既有从群体的视角进行研究，又有典型人物精神品格的个案分析。这些成果，一是从总体上研究了湘学精神的优良传统，并指出其缺陷，这方面以朱汉民的研究为代表；二是从宏观上分析湘学精神品格，或是从群体的视角进行研究；三是典型人物精神品格的个案分析。具体而言，2016年湘学精神品格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如下。
一是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湘学精神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揭示湘学精神的缺陷。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赞湖南人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中原人物以独立”。这种精神风气，正是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独特价值之所在，也是近现代湖湘文化奉献予中华民族卓异贡献的根源之所在。正是在湘学精神的浸染之下，湖南人以其所作所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湘学从来都不只是湖湘之学，如濂学就是宋明理学的开山，船山思想是人类精神宝库的共同财富；湘学人物也从来不只属于湖南，从胡宏到王船山再到毛泽东等大批湖湘翘楚，无不怀抱着匡济天下的高远情怀。湘学所倡导的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尚空言的实干品格以及不甘人后的自强毅力等，早已内化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弘扬湘学，不只为湖南，更为天下；诵说先贤，不只为往世，更为今人。[66]
湖湘精神具有务实和浪漫相结合的特点，并鲜明地体现在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中。朱汉民指出，一方面，湖湘士人具有现实主义取向，在实用理性、经世谋略方面特别出色；另一方面，他们亦具有浪漫主义气质，总表现出一种对超现实理想的浪漫想象与执着追求。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成就，与他们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与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相结合的精神气质有关。晚清以来的湖湘士人活跃于当时军政界、学术界，恰恰在于他们是一批既不俗又不迂的真君子。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等人，均是一批既有文化理念、政治理想的浪漫情怀，又有现世关怀、实用理性的务实精神的志士仁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晚清民初的湖湘知识群体，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既浪漫又现实的精神气质。辛亥革命中崛起的湖湘士人，包括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一大帮民主革命派人物。在他们的精神气质中，无不是坚持将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与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统一起来。继他们之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又涌现出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人。他们同样是一批将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与现实主义的实用理性结合起来的人。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在经历了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影响后，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疑是这种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思想传统影响的结果。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与上古“大同”式的理想社会相似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这种追求最高社会理想的浪漫情怀，激励他们将共产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他们又有重实行、讲实效的实用理性态度，他们与那批只讲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不重视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而是非常强调中国式革命的道路。他们坚持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军事方略，又继承了中国文化或湖湘文化传统的重实行、讲实效的实用理性精神。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为代表的湖湘知识群体在近代史上创造的辉煌成就，确是与他们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与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相结合的精神气质有关。[67]
朱汉民、郑翔高挖掘了湖湘人士精神气质的另一面。他们认为，湖湘士人既有很强的叛逆性，敢于挑战强势的权威，又有对正统的忠诚，竭尽身心以维护某种权威。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既叛逆又忠诚的精神气质，与历史上的流动性交互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有关。湖湘士人的叛逆人格，首先体现在以屈、贾为代表的流寓人才群体之中。湖湘士人不仅具有敢于挑战、敢于反叛的叛逆性人格，同时对自己内心倾服的精神理念、社会权威又表现出特别的忠诚，具有一种特别鲜明的忠诚人格。两宋以来，由北宋周敦颐开创，经南宋胡安国、胡宏、张栻发展，再经明清诸儒承传的湘学学统，是两宋以来理学思潮的产物。理学思潮是一场儒家内部的变革运动，一方面是它摆脱了汉唐以来确立的儒家传注经学的传统，敢于反叛汉唐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学术主流；另一方面则是对先秦儒家人文信仰、道德价值的回归，体现的正是对儒家人文精神的内在信仰。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等人的学术创新，恰恰源于一种对先秦孔孟之道的精神信仰与价值回归。他们背叛了汉唐儒家的家法、师法，却复兴、维护了一种源远流长的儒家道统。他们体现出来的叛逆精神，却源于内心对儒家文化理想的信仰与忠诚。[68]
二是以人物群体为研究对象，揭示湘学的精神品格。
湖湘文化发端于中原文化南传的远古时期，兴盛于民族危亡的近现代，其中所蕴含的“爱民崇道”等文化理念，正是历代湖湘文化精英“廉洁公正”做派的文化根基之所在。周敦颐等湖湘文化先贤“爱民崇道”思想确立了其湖湘廉政文化的“基因”，曾国藩等人的“以俭养廉”思想形成了湖湘文化的“廉政精神”，胡耀邦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利归天下”思想构成了当代中国湖湘文化中的“廉政理念”。湖湘前辈以其爱民崇道的人生理念、清操厉节的清廉作风，铸就了各有千秋的人生伟业。作为一种既有文化传承又极富地方特色的廉政文化形态，湖湘文化中的廉政精神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廉政文化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廉政精神的一部分。[69]
何湘通过分析清代湖湘文人结社探讨了湖湘文人的精神品质。近三百年清代时段里，湖湘文人社群依于乡土，分布各地，风格不一，多数由基层文人组成：如衡阳王夫之结匡社、邵陵车大任结古桃花园社于湘南，郭都贤、陶汝鼐倡社于湘中，华容严首升结东山社于湘北等；小的有梅花诗社、湘中五子等数人结社，大的有碧湖诗社、湘社等数十人的社群；有些主要课艺，如曲江文社、岳麓文会；有的偏于休闲消遣，如消寒、消夏、迎春等诗社；还有怡老型结社，如九老会、五老会等。湖湘历史上出现了屈原、贾谊等忠雅文人，湖湘地域里也留下过杜甫、柳宗元、陈与义等人的风雅印记，清末全国形势之扭转，更少不了以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经世实学人才群体。这些历史名人事迹带给湖湘文人长久的缅怀与感慨，引发他们强烈的认同感与模仿倾向，并与清代湖湘文人结社雅集的场所、社集的因由、社作的题材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清代湖湘文人社群作为有代表性又数量繁多的地域群体，从物质空间与文学精神两个层面入手，通过社群活动的展开、雅集场所的选择、诗文的创作等担当其有效的传播媒介，在地方上构建历史记忆的典型认知环境。文人们在屈、贾、王、曾等乡贤志士的祠园中社集聚合，以屈原、王船山等人的生日、祀日为由展开社集活动，据杜甫、陈与义等留下的典故命名诗社创作作品，在风雅、随意的交流中追忆前贤，抒发壮志、寄托情思，用文学社集、创作这种休闲、娱乐的方式传导地方文化，将具有深刻、严肃意味的忧国悯民思想与轻松、愉悦的民俗节日活动相结合，寓教于乐，寄深于浅。[70]
李晨曦将唐才常、谭嗣同、刘善涵、熊希龄等报人视为一个群体，从历史背景、地缘条件等方面分析了该群体的产生；以“成立浏阳算学馆”“筹办《湘报》”“《湘学新报》发刊”“创办《湘报》”四个节点梳理了该群体的形成过程；在考察群体成员从事报刊活动的同时，对群体与本省官员、外省维新志士等围绕报刊展开的联系与互动进行了考察。维新时期湖南报人群体有“以社会变局为最大动力”“同外省同志建立的独特合作模式”“政商学三位一体”等特点。李晨曦通过对谭嗣同、刘善涵、江标等与相关人物往来信件的阅读与分析，深入揭示了在维新运动的历史语境中湘省报人们曲折艰难的合群历程，梳理了此过程中湘籍报人们与外省报人、本省官绅之联系与互动，探究了当时报人合群之内在精神动力、联系纽带及合作方式。同时，通过对《湘学新报》《湘报》等报刊原件，及对《翼教丛刊》等当时守旧派声讨文集的阅读，分析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宣传维新变法的效果，考察了该群体在梁启超所说“湖南人自此昭苏”“后此奇才蔚起”这一层面上的影响与贡献。[71]
三是阐释湘女精神，探讨湘女精神的影响。
湘女精神是2016年的一个社会热门话题。针对社会上一些误读和歪曲湘女精神的现象，一些学者开展了湘女研究，并探讨了湘女精神。
雷国珍等人认为，红色湘女是指近现代以来，积极投身民族进步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湘籍女性革命者、革命家、共产党人以及无私奉献者。她们生于三湘、长于四水，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在湖湘大地上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以春蚕到死、蜡炬成灰的壮烈情怀，为人生谱写了诸多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伟大篇章。湖湘文化是红色湘女成长的精神沃土，赋予了红色湘女特殊品格。在不同时代，红色湘女对湖湘文化的传播、转型与扩容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红色湘女的血脉里绵延流淌着一种独特的气质，那就是“敢为人先、大情大爱、至刚至柔、坚毅执着、勤劳聪慧”的红色湘女精神。这种精神汲三湘四水之灵气，承湖湘文化之底蕴，集广大湘女之智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一代代红色湘女的心灵深处一脉相承。[72]邓玉香指出，湘女将经霜千年、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湖湘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将“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描绘得惟妙惟肖，成为湖湘文化重要一脉。敢为人先就是敢于尝试，敢于探索与创新，敢于引领潮流与风气。敢为人先的胆识和气魄，靠的就是永不停顿、与时俱进的实践精神，靠的就是挑战现实、敢于创新的特殊品质。[73]柏颖认为，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湖南人的特质尤为值得注意，湖南女子也深受影响，有湘女刚烈多情的美誉。湖南这块热土，孕育了无数的先贤烈女，其中近现代的红色湘女更为显耀，她们或果敢决绝，或为了信仰从容赴死，或为了理想坚贞不屈，或为了革命遍历苦难，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74]
周亚平分析了唐群英的湘女性格与女杰气质，指出，人们习惯把湖南女性称为“湘女”，湘女的性格除了温柔、多情等，主要表现为“男人般的决断与火辣辣的性格”，而这种“决断与泼辣”，其实就是湖南人个性刚强、直率、倔强、坚韧、热情似火、勇于作为的表现。唐群英是中国近代妇运史上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报业家、教育家，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关于唐群英的研究越来越多，尤其是国外有许多学者对唐群英的研究极为重视。唐群英的湘女性格特征与众多湘妹子一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倔烈、泼辣；二是聪慧、灵秀；三是侠义、重情；四是忧患、敢为。唐群英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她身上所具备的湖南人性格之外，最主要的是她身上所特有的一种非同凡响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就是，革命的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的形成，既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源自湖南人的性格特征。如前所述，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恰恰就是成就唐群英成为中国近代女杰所必需的，也恰恰是当时中国所普遍缺少的。[75]
四是关于湘学代表人物精神品格的分析。
关于湘学代表人物精神品格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宋教仁、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等人的精神品格和气质。
王夫之的精神品质一直是湘学精神的重要体现。彭巧燕等分析了船山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指出，船山思想蕴含的民族爱国精神、豪杰精神对于构建公民“爱国、敬业”价值理念具有引领作用；而他追求儒家风范的理想人格，强调“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观，其精神内核就是“友善、公正、文明、诚信”；他所提倡的“均天下”、追求天下相亲的和谐政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76]
陈杨分析了王夫之的“士人精神”。“士”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与礼乐传统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生活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坚持士人精神，坚持维护民族尊严，树立道德自我，坚贞不渝，老而弥笃。王夫之的士人精神主要表现为：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卓然不惑的创新精神。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的风流思想深深影响了湖湘大地，也影响了王夫之，这主要体现在他狂狷型的精神气质上。在他身上不仅体现着锐意进取、积极奋斗、敢想敢做的狂者精神，同时也有着率真洒脱、淡泊自持的狷者意志。狂者精神使王夫之在面对家亡国破的严酷现实中仍然保持积极进取心态；率真潇洒、性情正直的狷者心志使他能够审时度势，认清形势，从而下定决心跳出现实政治的旋涡，转入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继续有所作为。正是士人精神和风流思想的影响，造就了王夫之狂狷型的精神气质，从而确立了他积极的人生风范和崇高的学术地位。[77]
湘潭陈鹏年是康熙年间的一代循吏和学者，其为人耿介，为官清廉。他出身于湖湘学派发源地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深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且将这种知行合一和济世之道的实干作风，运用在其为人为学为官之中，并深刻影响着后来陶澍等湖湘名士。陈鹏年去世后，先后入祀江宁名宦祠、海州名宦祠、苏州名宦祠和河南贤良祠，现苏州沧浪亭五百贤中，陈氏被冠为“治河有策，采风有诗；政通人和，来者之师”，可见他不仅在当时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和廉政上的学习楷模，其经邦济世之精神和清廉奉公的能官做派，更成为湖湘大地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78]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精神品格，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张大联分析了魏源的忧患意识。他指出，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产生和演变。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源自屈原，其后经范仲淹、魏源有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魏源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忧国忧民之情，也包括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之思，赋予了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新的特点。魏源的忧患意识正是他勇于改革和爱国爱民行动的思想基础。他的忧患意识本质上是以挽救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虽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对近代先驱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成为近代忧患意识的继往开来者。[79]
彭育龙分析了曾国藩的精神品质。他指出，湖湘文化具有自强坚韧、经世致用、爱国救亡、兼容并包、独立创新的基本文化精神特质。曾国藩是湖湘文化传承者的典型代表，其书法艺术刚柔相济、雄浑劲美，其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和路向对当前湖湘文化体系建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80]
王继平分析了谭嗣同的精神品质。谭嗣同是近代湖南第二大人才群体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杰出的维新志士，他短暂的一生展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情怀、“冲决一切网罗”的批判意识、敢为人先的改革思想、“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牺牲决心、包容开放的学术创新、“摩顶放踵”的博爱胸怀等。这种精神既是湖湘文化濡染的结果，又是他短暂但充满坎坷遭际的反映，也是其学术取向的体现。与维新派群体相比，他具有激进的色彩，在晚清湖南人才群体中，他有着别具一格的个性特征。谭嗣同精神包含的爱国情操、批判意识、改革创新取向、牺牲献身决心、开放包容态度、博爱精神，不仅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更弘扬了湖湘文化精神。尤其是他毅然选择以流血和牺牲唤醒民众的方式，使他的思想升华为一种精神，积淀于湖湘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20世纪初，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三人，或为抗议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愤而蹈海，以唤醒国人，莫不继承和体现了谭嗣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精神融入了湖湘文化的精髓之中。[81]
宋教仁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曾经化名为“渔父”，我们将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值得后世学习与景仰的精神称为“渔父精神”。其内容主要包括勤学善思的求知精神、义无反顾的报国精神、崇尚法治的民主精神、宽厚诚挚的道德精神。“渔父精神”的形成与其个人修养、家庭熏陶及时代条件密不可分。它不仅在辛亥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82]
邹标昌通过分析屈原、毛泽东的精神品格探讨了湘楚精神。他指出，《天问》是中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作品中的一篇奇文，被后人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诗人寻解答，求因果，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湘楚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毛泽东是湖湘儿女中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表率和丰碑，一生用言行诠释了对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83]夏远生分析了毛泽东和向警予的文化精神。毛泽东高度评价向警予，号召学习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毛泽东与向警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相识较早、友情较深、惺惺相惜、引为知己的战友。青年毛泽东与向警予具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湖湘性格和文化精神。这是他们成长、成功的深层原因、人文内涵，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84]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天华大队进行了为期18天的蹲点调查。姚庆武认为，刘少奇在调查中表现出的心系群众、一切为民的公仆情怀；依靠群众、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直面矛盾、勇于担当的优秀品格；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崇高风范，对当前党员干部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指导意义。[85]
刘惠、王旭利在《试析胡耀邦的人格魅力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胡耀邦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对当前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做人做事及其人格魅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胡耀邦独特人格魅力的形成是其出身、成长、工作的客观环境和追求崇高理想的信念及独特个性等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胡耀邦人格魅力表现在公道正派，清正廉洁；为民着想，平易近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沉着冷静，机智果断四个方面。[86]
总体来看，对近代湖湘精神的研究，既昭示了湘学精神之魂，又体现了中国精神之魂。其中，一个新的视角是通过研究清代湖湘文人结社，分析湖湘文人的精神品格。但本年度关于湘学精神的研究尚有不足，如没有深入挖掘典型模范人物的精神气质及其影响，如对黄兴、雷锋、欧阳海等人的个案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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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汉民：《湘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3] 朱汉民：《湘学通论·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4] 张晶萍：《湘学何以可能——评〈湘学通论〉》，《湘学研究》2016年第2辑。
[5] 朱汉民：《湘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6] 朱汉民：《湘学通论·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7] 张晶萍：《湘学何以可能——评〈湘学通论〉》，《湘学研究》2016年第2辑。
[8] 张晶萍：《湘学何以可能——评〈湘学通论〉》，《湘学研究》2016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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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陈柳钦：《宏大湘学是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中国城市报》2016年7月4日。
[67] 朱汉民：《湖湘文化精神的务实与浪漫》，《求索》2016年第4期。
[68] 朱汉民、郑翔高：《湖湘士人的叛逆与忠诚》，《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69] 李泽中：《论湖湘文化的廉政“基因”》，《湘潮》（下半月）2016年第3期。
[70] 何湘：《论历史记忆与清代湖湘文人结社》，《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71] 李晨曦：《维新时期湖南报人群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16年。
[72] 雷国珍、祁雪春：《论红色湘女与湖湘文化》，《湘潮》（下半月）2016年第4期。
[73] 邓玉香：《敢为人先的红色湘女》，《湘潮》（下半月）2016年第4期。
[74] 柏颖：《略论湖湘文化影响下红色湘女之精神特质》，《湘潮》（下半月）2016年第4期。
[75] 周亚平：《论唐群英的湘女性格与女杰气质》，《湘潮》（下半月）2016年第4期。
[76] 彭巧燕、贺方春：《船山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
[77] 陈杨：《论王夫之的士人精神与风流思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78] 柳王敏：《湖湘陈鹏年经世致用精神论》，《船山学刊》2016年第4期。
[79] 张大联：《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魏源的“救亡图存”“经世致用”》，《文学教育（下）》2016年第12期。
[80] 彭育龙：《曾国藩书法艺术影响下湖湘文化体系建构的创新与发展》，《大众文艺》2016年第4期。
[81] 王继平：《论谭嗣同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湖湘论坛》2016年第1期。
[82] 熊英：《论“渔父精神”的内涵及其价值》，《武陵学刊》2016年第1期。
[83] 邹标昌：《湖湘大地上延续两千余年的天问——初探屈原与毛泽东的湘楚精神》，《湘潮》（下半月）2016年第6期。
[84] 夏远生：《毛泽东与向警予的文化精神》，《湘潮》（上半月）2016年第2期。
[85] 姚庆武：《刘少奇1961年湖南天华调查的当代启示》，《经营管理者》2016年第35期。
[86] 刘惠、王旭利：《试析胡耀邦的人格魅力及其现实意义》，《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