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我们对沿线国家的理解与认知开始变得更为迫切。近年来，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诸多风险与挑战，其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信息不对称，难以有效把握对象国的情势变化。于是，如何全面客观准确评估对象国的政治风险，也就成为新时代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周方冶博士的《政治环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东南亚国家比较研究》一书对此做出了积极探索与重要创新。

周方冶博士在书中构建了国家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权力结构转型的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放性、稳定性、协调性、有效性、自主性、包容性的六维度政治环境评估体系，以及“双六边形叠加法”的风险评估办法，从而为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合作对接，提供了更规范的学术路径。这对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对象国情势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始终强调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也就是要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前者是关于政治价值观的论述，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政治哲学是设定目标去论证，是对历史进程进行抽象和概括并对其中的问题做思辨的、推理的逻辑性解决。后者是关于政治现象、政治事物间因果联系及相关性的认识，是客观存在可验证的。从方法论角度看，政治科学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和归纳政治的规律性，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理论。

长期以来，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都更多偏向于政治哲学，而不是政治科学。通过套用西方政治理论的民主、选举、政党等术语概念，大而化之地讨论对象国的政体与国体问题，而对于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是一无所知。究其原因，除了主观意识上的不求甚解之外，更重要的是受语言门槛限制，难以获得对象国的研究素材特别是一手资料，仅能利用西方学者戴着“有色眼镜”仔细筛选后的二手资料，从而得出与西方学者相似甚至相同的研究结论。这对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理解和把握对象国而言，明显难以满足需求。

事实上，早在2008年，我们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支持下，组建了东亚比较研究的学术团队，旨在为国别专家与比较政治学者搭建合作平台，从而形成1+1＞2的化学反应效果。近年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与《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研究成果，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与好评。周方冶博士的《政治环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东南亚国家比较研究》正是在这一合作平台上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通过反复尝试，我们深刻体会到国别专家与比较政治学者开展跨领域学术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可行性。

对国别专家而言，合作有助于拓宽视野，从而跳出对象国桎梏。研究国家就不能仅仅研究一个国家。有位国外政治学者说得好：只研究一个国家实际上相当于没有研究过国家。国别专家通常很熟悉对象国的语言文化与社会习俗，因此会经常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当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习惯，从而很难发现新现象与新问题，更多的是习以为常与淡然处之。通过参与比较政治学研究工作，将有助于国别专家在跨国比较中，重新发现对象国的独特之处，从而激发新的学术兴趣。我对当初与国别专家结伴赴东南亚国家调研的情景记忆犹新。由于我此前从未到过东南亚国家，因此很多体验都相当新奇，其中就有不少国别专家熟视无睹的政治与社会现象。于是，从调研途中开始，我们就一直处于头脑风暴的交锋状态，并产生了很多影响到后续研究的智慧火花。我们在泰国调研时，曾问过周方冶博士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泰国国王有这么大影响力？另一个是为什么他信流亡了还能引发这么多冲突？当时周博士的解释旁征博引，形式上相当正统，既符合西方政治理论普适性，又兼顾了泰国国情特殊性，但是，无论是周博士本人还是我们参与讨论者，都对相关解释感觉隔靴搔痒，意犹未尽。两年后，周方冶博士的《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一书出版，方才令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读懂了泰国政治与政局，终于有了酣畅淋漓之感。对此，周博士坦言，正是当初在泰国调研的头脑风暴，促使其最终完成了书稿的核心理论建构。

对比较政治学者而言，合作有助于深化认知，从而做出更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比较研究总体上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学习和效仿。二是从对象的实践的经验教训中了解事物发展进程以及内在问题、困难和矛盾，理解事物内在发展规律性，从而获得启示。直接的学习和效仿是较少的，需要相同或相似的条件，难度较大。因此，通过比较研究了解研究对象实践历程以及其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就成为比较研究最大的价值所在。比较研究相对简单和表面化的成果是了解研究对象成功与合理的做法，即了解研究对象正确性。而失败是成功之母，正确是从大量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的结果，是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结果。如果仅是知道正确的结果与结论，而不知为获得正确而经历的失误和错误，其认识是肤浅的、低价值的。了解错误比了解正确更重要、更有意义。了解正确和了解错误是“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即不仅了解正确的结论，也懂得正确的结论是如何获得的。这是认识的深化。了解前人的挫折和失败，了解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自己在遇到困难和矛盾时尽量避免失误，可以使自己获得克服矛盾和困难的启示。为此，就需要国别专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为比较研究学者提供原汁原味的一手素材，尽可能复原对象国发展进程的客观映像，从而协助后者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客观规律。

不过，从我们促进国别专家与比较政治学者的合作来看，最为重要的障碍就是缺乏一致的话语体系，难以满足各方在交流与沟通过程中的精准表述需要。我们在东亚比较研究过程中，曾采取头脑风暴方式，反复就特定概念进行阐释与辩论，力求使各方的理解与认知趋于一致。不过，由于受到时间与精力限制，此种方法仅能在小范围内偶尔为之，很难就研究所涉及的概念逐一讨论，因此在最终成果的撰写过程中，还是采取了各自表述的折中方式。

“一带一路”建设对比较政治学提出的新时代要求，使我们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鼓励国别专家与比较政治学者的学术合作。于是，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话语体系，也就成为相当迫切的前置工作，否则就会因为交流与沟通困难，直接影响跨领域学术合作的规模与成效。周方冶博士的《政治环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东南亚国家比较研究》一书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从目前来看，话语体系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磨合，并不是几个人、几本书、几次尝试就能达成，但我相信，随着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认可，将会有更多学者参与合作，共同打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2018年1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