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少数民族研究，是我回国后在成都燕大分校社会学系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延伸。现在真要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研究了，我又觉得这样安排未必妥当，因为这段时间的少数民族研究，跟先前已经大不一样。先前是我自选题目，按自己理解的方法去实施。这时呢？从教学到研究，我都成了一个更大棋盘上的棋子，要接受统一的调度。当然，从结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上讲，我以前也不过是个棋子，无形中受到社会需求（还有我自身需求）的调度。但那时我还算半个下棋人，可以估量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现在社会场景大变，棋盘大变，游戏规则大变，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棋盘的哪个位置上，因此也不能选择该走哪一步了。简言之，除了教学之外，我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都是插曲。当时的彷徨迷茫难免导致现在叙述的线头零乱。我一时理不清，只好这么顺着说下去。[1]

——林耀华自述

林耀华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类学学者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终怀着信任和乐观的心态，积极投身于民族工作和研究的新事业中。从那时起，他便称自己为民族学家。即便如此，在他的追忆里，我们仍能感受到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代表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及学者所面临的一种较尴尬和被动的处境。这种处境也是留给我关于那个时代的最初印象，直到2007年我走进李绍明的世界。越对他进行人生史的访谈，越困惑于印象中的简单化与其人生中所呈现的复杂化间的反差。本书是试图解决如此困惑的一次努力。我也相信，这些困惑并非我个人所有。

一 研究意义

（一）“国家化”进程中的学科史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1949年之后大陆地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历史，重点关注的时段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2]20世纪初叶，以1898年严复译介《天演论》为起点，民族学/人类学传入中国至今百余年。百余年的学科历史涉及一种知识不断累积的过程，同时也涉及这种产生于西方特殊时代情境——殖民开拓之下的知识在中国时空内被接受和再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研究者们冠以“本土化”的名称加以讨论。[3]我的理解中，学科“本土化”的内涵和意义是由两个彼此关联的过程构成的：第一，如何在保留学科、理解他者、反观自我的基础上与本土社会和知识的传统相合而实现创造中国新知的可能；第二，必须看到在现代中国从传统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本土化”意味着“国家化”特征的日益明显。[4]所谓“国家化”表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诞生和发展深刻地卷入了现代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命运中，呈现出受其影响、被其改造并为其服务的诸面貌。从历史发展的后见之明看，直到今天，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第一个过程远未完成，事实上这一状态又与学科始终处于第二个过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仅如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是否最终能实现知识的自觉取决于是否能充分理解自身“国家化”的过程，于此基础上获得反思式的启发。在这层意义上，学科史的研究极为重要。

在西方，人类学也经历了类似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国家化”进程。西方的情境下特指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同构的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关于近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同时代欧洲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讨论已指出，其间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深刻影响到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和解释体系，知识的背后体现出西方文化霸权的支配地位。[5]受此启发，人类学学科史的研究表明，国家政治权力和文化中心观对人类学形成学科理念、体系以及知识起到决定作用。[6]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人类学的特征各异[7]，但“殖民主义之子”的共同身份，让人类学必须回应学科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如何影响学科知识生产这一命题。[8]1991年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主编的《殖民情境：民族志知识情境化论集》（Colonial Situations：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9]一书出版，集中体现了学科史研究在该问题上的所得。书中论文通过分析不同时空内西方各国人类学学者的实践，目标在于全景式地揭开殖民情境下西方人类学形成史的面纱。

首先，人类学学者思想和行为中的殖民性。进化论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套合理解释世界文明体系的思想逻辑，是殖民扩张的思想后盾。根据进化论的理解模式，人类种族和文化统统被排列进一个以西方文明社会为最高阶段的时间谱系中。自19世纪以来，作为现代人类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石，进化论是一代人类学学者思想深处的印记。[10]对此，斯托金的文章指出，早期的人类学者如马克莱（Baron de Maclay）对巴布亚人采取家长式的保护，反映了西方人把土著看作是弱势的、被保护的种族的进化观。[11]库克里克（Kuklick）在研究了英国考古界在南部非洲的考古行动后，也同样指出，考古界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内外学说之间的摆动，均用实际研究论证了土著人是低等的、需要改造的进化观。[12]进化思想被付诸于实践后，不仅产生了一大批像库贝瑞（Kubary）一样直接参与殖民管理的业余人类学学者，而且以默多克（George Murdock）为代表的众多职业人类学者也自觉地加入了殖民主义实践的队伍中。而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虽然尽量想拉开人类学研究与殖民现实的距离，但无可否认，他的诸项“实用人类学”实践的背后，直接为殖民建设服务依然是一个重要目的。[13]

其次，民族志知识中的殖民性。该书的前言中斯托金说道：“无论是进化论时期，还是结构—功能主义时期，人类学不是提供证据证明文野之分的文明进程的合理性，就是为殖民当局的行政统治提供详实的‘他者’材料，甚至在人类学的萌芽期以及后殖民时代，人类学背后的殖民权力的影子同样挥之不散。”[14]可以说，人类学的民族志既受殖民形势的制约，反过来又为殖民进程所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托马斯（David Tomas）指出，人类学家研究安达曼岛人的方法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时代，研究体质人类学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是因为体质人类学的“科学”证据证明了“野蛮”的非欧洲人代表了人类种族进化谱系的底端，而“文明”的欧洲人则代表了最高级的进化种类。体质人类学的“发现”为欧洲殖民扩张寻找到了合理的行动依据。在安达曼岛上，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经历了从体质测量，到语言调查，再到观察、访谈的一路变化，也说明了知识的更新在为不断向前推进的殖民形势服务。[15]

实际上，民族志知识里的殖民特征的实质在于西方政治文化霸权对知识生产的干预。即使到了后殖民时代，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的互动依然非常紧密。此时，民族志的生产与前期一样，往往随着政治的走向而变动。Salemink观察到，“二战”结束以后，为了极力挽回行将失去的殖民权力，法国人类学者关于越南山地民族的民族志里充满了法国对山地民族文化贡献的描述；与此同时，民族志的内容则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不断发生转移。为了配合战后法国国内的需求，这时的民族志研究也充分探讨了涵化、教育、经济发展等问题。到了美国越战时期，本来就为美国军方所用的山地民族研究则转向了为反暴乱服务（counterinsurgency）。[16]同样，Bashkow也指出，大卫·施耐德（David Schneider）1946年参加的密克罗尼西亚人类学调查行动，事实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操控在美国海军手里。[17]通过这些阐述，这本论文集贯彻始终的观点之一为，没有所谓“纯粹”的学术存在，政治权力决定了学术的走向。看似学术争辩的话题实际上也受着殖民政治权力的左右。大津巴布韦遗址争论背后体现出的政治意图即属于这样的例子。[18]此外，正如阿萨德（Talal Asad）所提示的，不仅民族志的内容中包含了殖民权力的影子，就连描述民族志的语言中也充斥着相当多的西方话语霸权。[19]

最后，研究对象的殖民性。[20]自欧洲殖民势力兴起以来，非西方族群就从未停止过与外来殖民势力的互动往来，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和文化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兴起于殖民扩张背景之下的人类学，不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安放在时间的他处，就是将他们制造成静止不变的他者，使得人类学的解释力量面对诸如社会变迁的问题一度显得无能为力。何以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以往人类学家尽力屏蔽掉土著人身上的殖民性的做法，正是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对象身上的殖民性又如何体现？一方面，人类学者研究的许多所谓“传统”文化不过是为殖民所用的新传统。Salemink论及，殖民官员兼民族学者萨巴蒂埃（Sabatier）在山地民族原有的政治系统内，创造了由法国人任命的中层官员chefs du canton，或是改造了固有的palabre du serment仪式，将其变成了土著首领宣誓效忠法国的仪式。[21]另一方面，殖民性还通过土著人应对外界殖民挑战表现出来。Bashkow指出，Yap人深知与殖民者沟通的重要性，所以要求施耐德以教授他们英语来换取Yap的文化细节。[22]同样，特纳（Terence Turner）通过对Kayapo人的田野考察认识到，Kayapo人先是通过改变传统，后来又借复兴并表达传统来反抗权力间的不平衡。[23]而Feit的研究指出，告诉美国人类学家Speck关于印第安“狩猎领地”（hunting ground）知识的Temagami首领Aleck Paul，其实是用理想型的狩猎领地概念掺杂了诸如“法律”“权利”这样的外来概念，来维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印第安领地。[24]不仅如此，土著人被殖民势力塑造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施耐德低估了Yap人对殖民权力的认知，未能有效处理他们夸大自己（指施耐德）身上殖民权力的举动，导致田野调查以失败告终。[25]而特纳本人在田野过程中干脆成为了Kayapo人记录的对象。[26]

总之，斯托金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学思想的形成、理论和方法的创建及学科的发展，但都不能完全仅从知识累积的内在逻辑去解释。人类学学科体系和知识的构建，不仅是知识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特殊社会历史情境下政治权力干预的产物。在西方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下，人类学知识的产生离不开近代以来西方殖民扩张的进程。一定意义上，人类学是西方知识体系与殖民主义共谋的结果。

对人类学而言，学科史的研究犹如时间上的他者，不单为记录学科历程而设，更是为学科反观自身现状以思考未来走向提供了反思余地。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众多类似《殖民情境》这般针对20世纪人类学史的批评性研究的相继问世，让学科史研究的此番意义得到了更实在的体现。这些研究表明，理解学科历史能对未来的人类学如何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彻底使过去的权威性实践丧失了神秘色彩，而且为修正历史提供了源泉，并在现实中很好地契合了学科的实际发展方向。”[27]

较之于西方学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研究的既有成果中，王铭铭已注意到将学科史放入“国家化”进程中考虑的必要性。在系列论文中，他将学科历史的转变置于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尝试梳理学科历程中整合各种社会思潮、时代际遇影响学科走向、观念体系、理论方法的脉络。论述中他强调了国家政治权力对学科的塑造力。[28]但总体而言，记述了学科史上各种思想和实践活动的因果由来，说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成就仍是现阶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书写的主流。[29]这类写作以王建民等人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史》为集大成者。这本分上下卷共两册的鸿篇巨制结合文献档案、期刊、文集以及口述访谈材料，叙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从清末（1903年）到民国时期再到新中国（1997年）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西方和本土学者在中国的学术研究经历和教学活动，以及科研机构的创建与活动等各方面，试图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发展、重组、破坏以及恢复的历史进行整体性评述。同时，书中指出：“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和演变绝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其所以如此的缘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受到整个时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其他相近学科的学术思想发展有关。……在研究其学科发展史时，首先必须与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社会政治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直接的影响。民族学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30]显然，王建民等人在写作时视20世纪的中国政局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生存的背景，并且亦表达政局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创立、发展，以及学术思想形成、变迁的影响力。但书中并未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全书的侧重点仍在于总体再现学科发展的客观历程。[31]

简言之，针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家化”历程的理解尚未出现上述如西方学界分析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互动关系般的细腻研究。这直接导致我们对诸如国家权力如何规范学科发展、如何渗透于学者思想和行动、如何制约学科具体实践和学科体系等问题始终处于不甚清晰的状态。基于此，把握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家化”进程仍属于学科史研究有待深入发掘之地。

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移回中国的场境下。之所以选择1949年之后作为分析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家化”进程的时段。我的考虑如下：

与研究1949年前的学科史相比，学界对1949年后的学科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科史的研究仍显薄弱。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国的高等教育全面以苏联的教育模式取代了1949年之前的欧美式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确立之后，思想改造的风潮席卷整个知识界，目的是肃清一切资产阶级影响对知识分子的干扰以符合新时代的要求。作为“资产阶级学科”的代表之一，人类学被取消的命运是必然的。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出于新政权在民族工作上的迫切需要，与人类学名异实同的民族学却得以短暂存在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极左化”愈演愈烈为止。这段历程直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学科重建时民族学和人类学分野的导火线。在最初的十余年内，民族学因为国家政治的特殊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学科发展甚至得到加强，国家开始推动中央到地方各层级民族院校的建设，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研究的骨干力量，其中从延安时代发展出的民族政治学是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内容。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由国家主导的民族访问、调查和研究工作就不间断地进行着。1954年的民族识别和1956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行动，民族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几乎全部参与其中，成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两项民族事业。这个过程中，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识别的标准讨论、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以及简史简志的编写无一是仅作为学术讨论的范畴存在，而是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的民族工作存在，国家政治权力对讨论话语的约束力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王铭铭所说，“倘若50年代的‘民族研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个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处于一个逐渐向国家政策研究倾斜的过程中，而在同一时期，后者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文化的‘书写’……来达到本己文化的反思。”[32]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学科强烈的应用特征，让这个时段可以作为理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家化”进程的恰当场域。

不仅如此，若再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重建后的眼光看，伴随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移，1949年后一度确立的研究范式已束之高阁。对于这段学科历程。学界通常会认为，因受政治话语的束缚，学科的研究传统被中断，本有的区域研究特征被统一模式化。在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式的理论指导下，学科实践逐渐走入僵化刻板的境地。因此，重建后的学科始终重视向西方学习，同时，近几年寻找并接续1949年前的学科遗产也受到了关注。[33]

然而在我看来，将1949年后作为学科史讨论的飞地，这种做法潜藏的问题是需要再评估的。第一个问题是，批评1949年后的学科史需注意，批评政治权力挤压学科空间造成的各种后果与批判地看待学科历史之间事实上存在差别。前者落脚于对“极左”政治的反思，而后者关心的是对学科遗产的反思性继承。1949年后留下的实际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仅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阶段为例。至1958年上半年，针对20个民族进行的初步调查，已付印出资料400万字以上，资料总数共约1500万字。这些成果在何种意义上值得继承和超越，值得思考。第二个问题是，面对和评估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成为必须。[34]事实上，这个传统对重建后学科的影响犹存。简单举一例。学科重建之时绝大多数历经时代鼎革的老一辈学者年事已高，事实上正逐渐淡出学界。重建真正依靠的中坚力量恰是一批1949年前后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学科人物。他们对学科的影响力恐怕不会因时代变迁轻易消逝。第三个问题是，若未充分而恰当地讨论这一时段，而只谈接续1949年前的学科传统，甚至直接嫁接于西方人类学的思考脉络上，对于今天学科的发展是否存在片面性，值得思考。

基于这些思考，我将以1949年后为研究时段，着重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科历程，并兼及讨论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学科重建以来的学科史，试图探讨重建前的学科遗产如何影响着新时期的学科发展。

（二）学科史上的“中间层”人物

关于1949年后的学科史，现有的研究取向简单而言无外两种：一种是以主要事件为顺序勾勒学科发展面貌；另一种是从学科重要人物的学术生平和思想入手述其渊源、演变和贡献等。本书的取向是以人物为核心的学科史研究，以个人的人生为分析对象去理解1949年后的学科发展历程。严格来说，本书的研究试图对一位学者进行人类学式的学科史研究（the anthropology of an anthropologist）。

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斯基开创的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主张人类学的客观科学性，因而相信人类学学者作为“客观事实”的记录者，通过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就能够真实地反映“他者”文化的客观面貌。半个世纪以后，以格尔兹（Cliffford Geertz）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却认为，民族志制作的过程如同解读文本的过程，人类学学者主动参与其中，而且本身即从事着“解释之解释”的工作。[35]格尔兹视民族志为“深描”的观点，等于在承认民族志的制造实际上是人为认识的过程。[36]此后，西方后现代人类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关于“实验民族志”的重要主张，即把民族志当作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对象，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修改、观点、内容、人物性格及其写作风格的分析方法，全面研究民族志的创作过程。[37]借助这一分析工具展现并解构蕴含在民族志文本中的政治文化权力关系。可以说，后现代人类学形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反思民族志生产的过程实现对本学科的反思。

这股“实验民族志”的潮流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批以人类学学者及其田野经历为民族志叙述对象的作品。[38]这些作品共同强调一个前提，即人类学学者本身固有的文化性，是影响民族志生产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这批关于人类学学者的民族志，为深刻理解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历史，揭示隐含其中的政治文化情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发。[39]同样，这股学术风潮也影响到学科史领域。

一般而言，在西方，人类学学科史研究出现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第一，英国人类学者哈登（A.C.Haddon）早在1910年所写的《人类学史》[40]，代表学科史研究的一般取向，即强调学科在知识上的延续性和一致性，从学科内部思想演变的视角出发，以时间为序梳理不同流派的理论和实践，展示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第二，将人类学放入复杂多变的历史场境，围绕学科史上的一些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以及关键概念展开论述。从学科发展与外部社会历史情境互动关系的角度考察人类学史的方式已成为学界主流。目前，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学界正尝试通过“性别”“殖民主义”“权力”等视角重新审视学科历史。[41]第三，通过人类学学者的作品或传记材料研究历史上的学者以反思学科历史。[42]特别是使用传记材料研究普通人类学学者是最近几十年学科史研究出现的一个新焦点。[43]1983年，乔治·斯托金创办《人类学史》（History of Anthropology）年鉴，为探讨此类问题提供了重要场所。

从人类学学者的人生或研究经历入手研究学科史的做法，与前两类研究之间在研究议题、方法上实有诸多重合。但它强调理解人类学学者个人经历的重要性。因为从个人经历出发能为理解多重情境共同塑造的学科历史提供不可多得的维度。多重情境化（multiple contextualization）是斯托金提出的分析学科史的概念。在论述西方人类学的殖民性时他指出，“如果从人类学历史的维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单纯用政治、文化霸权对学科影响不能全面解释学科发展。我关心的是在特定的民族志场景（ethnographic locales）下，不同人类学家各具特色的活动。这些面向需要用一种复线性的‘殖民情境’概念（pluralization of the‘colonial situation’concept）方能全面地解释。而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为宽广的画面中，不同的个人与群体色彩纷呈的活动。特定的人类学知识正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相互往来里被塑造的。”[44]就实现把握人类学史的复线性问题而言，斯托金等人的研究十分注重分析学者的人生经历对学科知识的塑造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人生境遇为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个人经历塑造了人的行为和思想观念。[45]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各自提出参与观察法和结构—功能论均属于这种情况。[46]

简言之，西方人类学界出现将学者对象化为“他者”进行研究的旨趣，回应了人类学自身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突破。研究不仅是要破除学科知识生产过程的客观性神话，揭露知识生产背后政治文化权力格局的诉求，更是将学科史从政治权力决定论中解救出来，视其为多重情境共同影响之产物的努力。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研究除了事件史的叙述脉络外，针对学科代表人物的研究固然是重点之一，但研究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人物研究中以按照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做法评述学科人物的学术思想最为常见。这方面的成果颇丰，出现一批评述学科人物学术思想的作品。[47]但是，思想史的研究更注意梳理学者思想的特征和脉络，对学者的人生关注较少，也对特定社会历史场境与思想生成的关系较少深入分析，实难反映学科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与思想史研究对应的另一类研究范畴是学者传记。这类研究在叙述学者生平时兼论传主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不过基本停留在立传式书写上，很少分析学者人生、学术思想的产生与时代的互动关系。[48]

试图呈现学者人生、时代以及与学科发展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中，顾定国（Gregery E.Guldin）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以梁钊韬后半段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展开论述，并将梁钊韬本人的学术经历放进了大时代的总体背景中考察。但是，顾定国对梁钊韬的人物研究，仍属于以叙事为主的写史传统，写人只是为记述的事件服务[49]，其核心仍然是以事件史为线索书写的学科史。因此，实际上他对梁钊韬的人生经历以及思想的丰富性都未充分留意和讨论，更没有分析历经不同时代的梁钊韬的思想保持的和转变的如何影响了学科的进程。在处理人生经历与其思想形成的关系方面，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传记，如张冠生的《费孝通传》[50]，倒是获得了较好的解决。他们试图将学者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联系起来考虑，但碍于文学性，又变得重经历而轻学科。相比之下，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David Arkush）所写的《费孝通传》[51]，则致力于在费孝通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展现他的学术思想及知识分子形象。该书将人物研究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背景下，把作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费孝通，放入中国社会的变迁时空中看待，叙述其学术经历与社会变迁形成的关系。遗憾的是，作者对学科了解甚少，重点也不在学科史的书写，因此无法从学科的角度，真正透析费孝通的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目前，较好示范了结合人物经历、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与学科历史之间关联、互动和因应的研究是两部最新的成果。一部是杨清媚以费孝通为个案的研究——《最后的绅士》[52]，一部是陈波以李安宅为个案的研究——《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53]。杨清媚结合费孝通的人生与书写去理解作为知识分子的费孝通其写作背后的文化和思想的渊源、脉络。在她看来，费孝通透过书写反映出的思考，不单纯是一时一境之反应，更重要的还应该看到这些思考实际上承载着的知识，人的文化、心态和视野。费孝通的学术思想立足时代同时又超越于时代，他的整个人类学研究和思考建立于此基础之上。陈波的研究充分注意到时代与学科间的关联如何呈现于李安宅的学术人生和思考中。通过对李安宅的解读，一方面指出李安宅本人在中国人类学史上的独特位置和贡献；另一方面则注意阐释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过程，少数民族如何可以成为具有人类学研究意义的他者，以及中国人类学之于世界人类学的意义何在。陈波借助理解李安宅的藏族研究及其互惠人类学来讨论上述问题。杨和陈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不过共同提示我们，论及人类学知识生产受制于特定历史情境，一定意义上是时代的产物时，也应考虑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学者，其思想中的超越性——不受身处时代之局限而与更广阔的文化传统相勾连，同样影响着学科的客观历程。

两部研究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与传统人物研究取法相似，关注对象是学科的代表人物。“大人物”一向是传统人物研究的焦点。微观史学兴起之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受到关注，继而出现了一批以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为主角而撰著的史学研究作品[54]，借此修正宏观史学和传统政治史对底层社会的漠视。这股潮流让“小人物”从此进入史学家人物研究的视野。

本书遵循学科史中的人物研究传统。不过，与上述研究相区别的是，本书选择的人物——李绍明，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上，既不同于开一时之风气、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又不同于寂寂无闻的无名之辈。更确切地说，他是介于两者之间，处于中间层的学者。艾恺（Guy S.Alitto）曾阐述过口述历史类型的观点，认为：“口述历史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各形态界另有一个区别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55]艾恺认为在以重要历史人物与普通大众为口述访谈对象之间，存在着第三类以梁漱溟为代表的访谈对象。当他采访梁时，梁未曝得大名而且作为“保守派”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中。但是，“梁先生是一位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间中国的每个重要历史事件。他是中国近现代史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56]强调梁漱溟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其人生与这段历史水乳交融的关系，这里正是他值得被访谈的理由，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人物能够成为口述历史第三类访谈类型的原因。

艾恺对口述历史第三类访谈类型的理解同样适用于理解本书即将分析的对象——李绍明。作为独特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人生融于1949年后几乎每个重要的学科历史事件中。李绍明生长于四川成都，1950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组学习，院系调整并入四川大学历史学系，一年后再次转入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深造至毕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从事民族研究和工作的大学生。1956—1964年他全程参与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前后参加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以及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编写等工作。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重建开始，他不仅参与中国民族学和中国人类学的重建工作，而且作为重要的发起人和筹划者，在新的历史时期致力于推进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的各项事业不断地完善和深化。如果说1949年后是理解学科国家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的话，那么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恰在李绍明的人生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从他的经历和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1949年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塑造研究者本身，从而将少数民族研究逐步设计为一种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的知识类型。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对1949年后学科史的阐述将从李绍明的个案展开。我所要做的是通过李绍明1949年后的经历去理解在建构民族—国家的情境下学科的变迁史，理解它的特征、内涵及其产生的知识。

二 研究回顾

（一）关于1949年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研究的回顾

对1949年后大陆地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的研究，真正的起步从学科重建后开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史的研究一方面注重梳理学科发展的史实；另一方面在基本史实清楚的基础上亦重视理论、方法和概念的概括与辨析，也涉及评价和反思1979年前后学科的发展。

学科的基本史实，各类文章均有触及。真正系统地对史实进行细致描绘的是王建民三人合写的《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全书以时间为线，全方位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科史上的重大事件——思想改造、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三套丛书编写、“文化大革命”、学科重建、新时期作为等的缘起、经过、结果，并简要概述了台湾地区1949年后的学科发展历程。该书奠定了以后学科史实梳理的基本框架。类似的还有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57]、胡鸿保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以及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的《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宋书还增加叙述了香港地区的学科状况。

1980年林耀华和金天明撰《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58]肯定了解放后民族调查取得的成就，并界定新时期民族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认为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以实地调查为主要方法，并利用各种文字史料来研究世界民族。这说明少数民族不应再是新时期民族学研究的唯一对象。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是解放后民族学的指导思想，为民族工作服务也是解放后民族学的特征之一。民族学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以及与现实工作相结合的特征，是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59]1981年林耀华继续撰文就民族学与民族问题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认为民族学与民族问题理论之间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分。[60]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问题，经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后沉寂了一段时间，2009年杨圣敏再次阐述马克思主义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无疑仍然是学科的指导思想，但民族学、人类学各种学派代表的微观和中观的理论也应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学科理论的探讨，但不能代替学科理论。[61]杨圣敏的观点是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特征最新的阐释。

1985年林耀华和庄孔韶联合发文《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62]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调查的价值并评价认为，调查保存了已经不存在的民族文化特点的记录，但缺点是缺乏民族学素养，记录过于简单。因此，利用民族学知识深入调查民族地区正是新时期民族学大有可为之处。文章基于前期历史的梳理还指出，新时期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应统一术语，而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研究应注意文化适应和变迁等问题。从这篇文章出发，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学科史的讨论不再仅肯定成就转而开始讨论前期的问题。[63]林、庄之文的基础上，王建民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指出，讨论不应仅局限在揭露问题本身，还应该结合问题产生的政治、经济、思想背景来考察，从而理解是哪些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不仅如此，王建民还强调学科史要研究人类学者的主客观意识和行为对学科发展的影响。[64]

学科重建后十年孟宪范撰《中国民族学十年发展述评》，以应用研究为核心回顾和评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研究的问题和今后的突破。孟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以应用研究——服务国家民族工作需要为轴心的民族学研究格局，使得民族学研究长期困于少数民族社会形态中，未能发展对汉族的研究，学科重建后民族文化应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此外汉族和世界其他民族都应被列为研究对象。批评应用研究的问题的同时，孟文也肯定了应用研究是民族学的良好传统，说明研究应从社会形态转向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上。[65]关于应用研究的议题，石奕龙以“中国应用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为题表达了与孟文类似的观点。文章指出，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应用人类学研究需注意吸收西方新理论和方法，但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除为制定民族政策服务外，还可用于其他领域，除为民族地区经济政策服务外，也可为经济之外的政策服务。[66]宋蜀华的观点则明确肯定，应用研究是1949年后民族学独特的发展方式，民族学走过了在为少数民族服务过程中求发展的道路，因此新时期也应该坚持学以致用的研究思路。[67]此外，胡鸿保注意到，重建以来人类学应用研究有向社会学应用研究靠拢的趋势。[68]不过有学者如王铭铭指出，过多“应时式的研究”不顾学理只顾现实政治经济变化的倾向，使一些人类学著述存在表面简单的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分析。[69]

进入20世纪90年代，1995年香港学者乔健发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一文，概括总结学科史留存问题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关系的模糊，人类学无用论以及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症都是学科发展的困境。当然问题中也蕴含了学科未来的可行道路和价值。乔健重点指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要充分注意中国社会多民族国家历史性的特征，人类学的发展应该立足从中国文化的资源提炼出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的思想。[70]乔健的这篇文章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此文之后，关于学科本土化的讨论，继讨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之后，开始明确关注中国社会多民族共存、历史悠久的特征在学科建设上的意义。无独有偶，同一年宋蜀华撰《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纵横观》，回应并延伸了乔健的思考。他认为基于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实际状况，民族学研究的方法需要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或者说现状与历史的研究相结合。不同于乔健认为对历史的关照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问题意识，宋文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起民族学者从事民族识别、社会性质调查、民族传统文化调查时已注重运用纵横结合的方法。[71]此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宋蜀华进一步阐释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历史地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地域生态多元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关系、民族社会多结构的状态），并指出历时维度的缺失会造成研究停留在资料罗列、认识简单的层面，加入历史维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72]2005年王铭铭写《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王铭铭的问题意识接续了乔健、宋蜀华等人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发展人类学的讨论而来。王文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研究议题的扩大和多元化以及人类学跨学科的影响力等认为，学科复兴了1949年前同时关注汉人、少数民族、海外的传统，取得很大成就，但问题在于中国人类学二分传统与现代、无反思地借鉴西方理论以及将汉人、少数民族、海外割裂讨论的模式，导致中国人类学未能提供给一般人类学基于文明社会研究的思考。因此，王文明确提出应将学科的发展置于中国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中讨论，对汉人、少数民族、海外进行比较的、关系的和总体的研究。[73]

这十年最重要的学科史研究是王建民、张海洋和胡鸿保的《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除梳理史实外作者探讨了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认为理解20世纪后半段的学科史一方面应注意政治运动对学科影响；另一方面应注意学科的继承性，具体而言是延安传统和1949年以前的学术思想和流派的作用。1949年后中国民族学继承了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传统，并且1949年后在这个传统的影响下原有的区域学术特点基本消失，形成了统一的学术流派——马列主义民族学，而方法上重视运用历史资料和分析历史过程则可视为1949年前学科遗产的影响。[74]遗憾的是，学科继承性的问题未在书中展开讨论。其次，不同于其他研究，该书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纳入学科进程的部分讨论。绝大多数研究通常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作为断裂时期，强调其对学科的破坏而不述其要，或者如顾定国者，叙事是为了说明其对学科和学者的损害。王建民等人持延续观点认为，通过编译资料、编纂书稿、极个别的对外学术交流等行为学科仍在艰难前行。[75]再次，针对学科本土化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化或本土化，可以被视为民族学学科领域的一种文化自省或自觉的要求，是试图摆脱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霸权的表现。”[76]本土化应建立在对西方理论和学科自有传统充分理解和反思并辅之以踏实的基础研究之上，同时需充分考虑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对问题讨论的多样性取向。最后，评价1949年后的学科史。作者认为，这段历史造成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离使得学科分类地位模糊化阻碍了今天学科的发展。这个过程中，放弃汉族只研究少数民族的做法至今也未实现真正突破。非但如此，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于学科机构、研究和教学中，难以适应学科多元的发展要求。[77]王建民等人的研究试图将学科与外部政治、经济变动的关系结合起来讨论学科史，论述强调了外部政治因素对学科及人物的制约。在他们的论述中，学科的发展和人物的作为被看作是被动应对外部政治压力的结果。

2000年美国学者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出版。在具体史实方面，由于顾定国按照美国四部类人类学体系理解中国人类学，故他的研究很大一部分包括了考古学和语言学的内容。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外，该书也记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发生经过以及考古发掘的内容，这些是中国同行没有涉及的内容。[78]书中顾定国着重关注了苏联的影响，他认为苏联最重要的贡献是教给中国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结合起来运用的模式。[79]据他观察，苏联的影响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存在。但是，顾的研究仅强调外来因素——苏联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却未留意学科本土的传统。在对苏联影响的讨论中，顾定国认为中国是否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尚未清楚，他指出根深蒂固的儒家教育思想——保持正确的行为和道德观在当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以实用为原则的教育得以贯彻。[80]2009年杨圣敏在《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中也关注到苏联影响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中国民族学有过全盘接受苏联模式和苏维埃民族学派观点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民族学围绕民族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与苏联民族学的榜样力量有关。[81]

至于对这段历史的评价，顾定国指出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在学术建制上受西方和苏联两种体系影响的国家。这让中国人类学目前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也并非一个完全自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82]此外，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一套田野工作方式，以及调查者与地方官员、当地人的亲密关系，为人民服务的应用性都是中国人类学的贡献。

尽管也认为政治权力对学科有绝对影响力，顾定国的研究有别于王建民等人之处在于，一定程度上他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学者主动接受塑造的一面。他认为，思想改造时“新思想没有遭到太多反对，其中的一个原因是，1949年之后，许多最强硬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逃到了国外或是根本就没有从外国回来。留在中国的人过去并没有真正地吸收过马列主义思想，他们愿意探索这一思想。尽管大多数人最终没有完全信服马列主义分析的合理性，他们仍然敞开心灵接纳了这一思想。”[83]不过他并没有深入讨论学者的主动性对学科史的影响何在。

顾定国这部著作之外，还有两部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科历史的著作。一是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的《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全书的基本内容和观点大抵不出两位主编和前人研究之外，不过关注并概述了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则是较前人研究推进之处。[84]二是杨圣敏、胡鸿保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这是在系统概括、总结前人已有研究之上的学科史最新的反思性总结。该书采用专题形式梳理学科六十年历史，以记录各项成就为主兼顾评论和反思。总体而言作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的苏维埃化，使得中国民族学界比较全面地接受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解释社会的方法。这种方法直到现在仍对中国民族学界起着重要作用。”[85]并且认为学科发展至今，中国学派——中国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该书论述的重点是1978年后的学科史，认为自此起是学科重生的新时期，正因如此全书强调学科史1978年前后的变化而非继承。

这十年的学科史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2002年美国学者郝瑞（Stevan Harrell）的《中国人类学叙事的复苏与进步》一文。郝瑞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重新与西方学界展开对话，让理论框架和研究议题逐渐突破苏联式社会发展阶段论。汉民族内部或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异同是讨论的重点。与此同时，郝瑞指出少数民族学者的成长和西方学者的参与改变了学科的面貌。本族学者要求建立强调突出本民族的新论证体系，而西方学者用族群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则看到，民族划分或认同是特定时空的产物，这种变化性已构成与中国学者对话的基础。[86]

综上，目前针对1949年后学科史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继续推进：其一，针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科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学科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这个时期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是深入调查民族地区的时期。其中的成绩显著，而问题也很突出。研究已指出这些问题与学科受外部政治局势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但现有研究讨论时侧重阐述外部政治权力的绝对性，让学科人物以及学科的发展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制约的境地。顾定国已提到过应该注意学者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一面。这种主动性和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学科塑造中的作用，尚未被充分注意和探讨。其二，针对1979年前后不同阶段学科史之间的关系。通常1979年学科重建后的历史被表述为学科获得了新生。现有研究认为基于历史反思，学科的诸多方面已矫正和超越了1949—1978年的学科史。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并未充分讨论前段学科史对1979年后学科的影响。已有研究涉及苏联影响的长期性，但以负面评价为主。宋蜀华讨论纵横结合研究方法时触及正面影响的问题，但相关讨论远未继续和深入。上述问题我将通过以李绍明为个案的学科史研究试图给出一定的回答。

（二）关于李绍明研究的回顾

现有关于李绍明的研究的主要成果已形成两大类：

一、针对李绍明本人的口述访谈。内容关于其人生经历、学术研究的脉络和心得、学科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西南地区学术发展的状况等。[87]这些口述访谈共同的特点是力图透过李绍明的讲述展现学科某一阶段的面貌，以弥补文字史料之不足。2009年李绍明口述实录《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88]出版，该书在各家访谈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其人生所历学科历史。相较而言，此前的口述访谈更强调李绍明以亲历者身份讲述和补充客观史实的一面，囿于这一点李绍明只是被动的报道者。该书则尝试突破此法，采用问与答并显的方式，力图还李绍明主动参与梳理学科历史的过程，展现其对学科历程的主观认识。

二、讨论李绍明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一些研究已注意到李绍明学术研究的丰富性。学者们对他研究不同民族的经历、研究特点、具体成就做了细致梳理[89]，也有学者关注到他的田野调查和方法以及应用性研究的成果。[90]研究认为李绍明的学术思想主要有综合运用多种理论与多种学科，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等特点。关于李绍明的学术思想的渊源，学者已看到其思想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密切关系。王菊、邓思胜的《族群身份之论争：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郝瑞与李绍明的论争分析》[91]，分析了美国学者郝瑞和李绍明之间在“民族”和“族群”“民族识别”和“族群认同”的概念界定、内涵以及使用上的差异，表明李绍明学术思想有深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影响的一面。王希辉梳理李绍明撰写的《民族学》阐述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的努力，间接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思想形成的作用。[92]除此之外，王明珂的《李绍明先生的羌族研究》[93]、徐新建的《李绍明与民族学“苏维埃学派”》[94]以及陈波的相关研究[95]均认为，李绍明思想中有延续1949年前学术遗产的一面，陈波特别指明华西学派人类学即是李绍明的思想发源地。

另一些研究则注意到李绍明多样化研究中的一致性——重视西南区域研究。学者集中考察了李绍明区域研究的各类实践认为，他在重塑西南区域学术传统——华西学派人类学，建立西南区域研究范围——“藏彝走廊”和“武陵民族区”，推进西南区域内各学科、各分支研究领域、各专题研究的发展具有开拓之功。[96]至于李绍明的区域学术思想，多数论者就所论部分的概念、内涵、特征进行了阐述，而整体把握其区域学术思想的是张原。他指出李绍明区域学术观的形成代表着西南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该认识在他所认同的“大西南”概念以及企图建立“走廊”和“通道”的西南研究范式上均得以体现。[97]

现有研究意识到李绍明亲历者的身份能为学科史提供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因此在他生前对他进行过多次口述访谈。然而，针对李绍明口述访谈的研究仍不多见。胡鸿保与张丽梅利用这些材料去解析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派之争。[98]他们将这些口述材料作为厘清学科史论题的线索加以使用。目前的研究缺乏对这些口述材料进行分析性的解读。

再者，现有研究均关照到李绍明的学术实践和思想是理解学科史的重要线索，因而梳理其研究成果、展现其学术思想内涵是当前的研究重点，更多地在思想史的脉络上讨论问题。目前仍不多见关注并解释其学术实践、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周围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互动的研究。

三 材料、方法、概念的说明

（一）材料说明

本书使用的基本材料来自对李绍明的三次口述访谈。搜集这些访谈材料的经过简要如下：2006年10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三校联合开展的“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口述调查”活动中，曾穷石、舒瑜等人访问李绍明，粗线条勾勒了李绍明的人生经历。[99]在这份口述材料的基础上，2007年6月我专程赴成都对李绍明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谈。这一次的访谈除了厘清前期的疑问外，进一步补充了其人生经历的诸多细节，并将访谈重点设定在他所亲历的学科历程上。2008年9月我再赴成都重访李绍明一周，就相关问题再次进行访谈。后两次访谈的过程中，承蒙李绍明慷慨，我与他及其家人朝夕相处过一段时间，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他近距离的参与观察。三次访谈共形成30余万字口述资料。其中前两次访谈的主体部分于2009年经整理已出版，这就是李绍明的个人口述实录《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共计26万字。此外，王林等人在我之前以专题的形式对李绍明进行过系列采访，其成果集中在《我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生涯》《我所知的四川考古、文博事业》《我与羌族研究》《我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等数篇文章中。所有口述访谈资料构成了本书写作的基础，为梳理并理解李绍明的人生及其人生所历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关于这些口述访谈的引用，原则上优先引用已出版文本，若需要引用未出版的，将注明其访谈出处，包括时间和地点。引用以尊重李绍明个人意愿为前提，访谈中所有涉及隐私的部分均不在引用之列。

但是，理解李绍明人生所经历的学科史仅分析他的口述访谈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学者，分析必然要涉及解读他的学术作品。关于李绍明写作的文本大致分为未出版的和公开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两类：第一类作品包括学生时代的习作，以及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任教期间所写的数篇未刊文章。第二类作品主要来自1979年学科重建后。此时李绍明的个人学术研究进入丰产期，陆续出版数本专著并发表大量文章，发表时间直至2009年8月他去世前。这些文章绝大多数结集出版于他的三部论文集：《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蜀民族史论集》《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中。此处，我重点选择写于两个时段的作品进行解读。第一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这期间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整理和总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三套丛书的成果。以1982年国家组织编写五套丛书为标志，学术界进入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核心的调查研究阶段。但此时的研究热点依然是社会形态和原始社会史，其重点在于处理以往研究各民族社会形态中的分歧问题。[100]对李绍明这样一名亲历过那个年代的学者而言，此时期的学术研究在内容、理论方法和旨趣上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致，同时某种程度上又开始出现不同。第二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之后的作品。这个时期学科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李绍明也开始系统反思自己的学术传承、学科历史，他个人的精力则全部投入了区域学术的建设中。较之从前，其研究主题、思想和旨趣有所区别，也有承继。

此外，还有一部分文本值得注意，主要涉及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李绍明和学科。这一阶段特别是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期间，集体性写作取代个人化写作成为主流。这个时期李绍明独立发表的文章极少，然而整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无论是在彝族组，抑或是后来的羌族组，他均大量参与调查报告的撰写以及简史简志的编写。社会历史调查时期留下的文献基本以初稿的形式存在，当时未公开，但却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参与者的观点、主张以及学科的面貌，所以这些文本也构成主要的材料来源之一。

（二）方法说明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不仅指对个人记忆中的过去的记录，也指对这些过去记录的分析。作为一种主观化和个体化的历史叙述，口述历史一度受到主流历史研究的排斥。自传统的精英政治史受到挑战以来，以日常生活史或者说平民史为代表的社会史崛起，历史研究重新意识到口述历史的价值。一方面，口述历史能够补充以往被忽略的大众社会和非主流社会群体的历史声音；另一方面，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个人记忆实则是对其社会情境的重构。它绝不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是对历史的再建构。[101]从此，口述历史的研究进入大众意识研究的阶段。通过分析口述材料去理解言语背后记忆的失真、错漏、虚构所反映的另一种历史真实。口述历史告诉我们，讲述者理解的历史是怎样的，他们如何用这些历史解释现在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

我对李绍明人生经历，包括他所经历的学科历史的分析主要来源于对他进行的口述访谈资料的分析。将口述访谈材料运用于学科史的研究已非本书创举，王建民、宋蜀华、顾定国等学者的学科史研究已大量运用到对当事者的采访资料。根据胡鸿保的解释，口述访谈能为研究中国人类学学科史所用在于访谈的有利条件：“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仅百余年加上不少当事人或其子女、门生弟子还都在世，这就为‘访谈’‘回忆’‘口述’提供了便利。”[102]目前学者对口述材料的使用多于补充、证明、勾勒学科的具体史实，少于分析其言下之意。在分析李绍明的人生经历时，我将同时兼顾二者。另外，叙述李绍明的人生史时，我会部分借鉴传统史学纪传体人生史的书写方法。汪荣祖认为这种纪传体写作不同于西方人物传记，不讲求精细到时间分秒，而着重在于写意传神。这就是说，为人立传不是罗列生平事迹，而是必须树立其精神面貌，因此须“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103]，传主之精神面貌始能彰显。也就是说，通过移情式的理解，设身处地为传主思考，通过他的种种言行来解释他的心态。这一做法同样适用于处理口述访谈材料中可能的“不实之言”，它提示我注意，厘清材料的真实与否固然重要，但从人物的角度出发理解这些材料，从中体味话语背后人物情感和心态的真实用意更加重要。

在处理李绍明写作的文本上，知识社会学的部分观点给予我一定的启发。以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其核心观点认为，知识绝非哲学家和学者头脑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它的形成、发展、内容和形式均受各种社会性因素的制约，比如生活经历、社会地位、社会历史环境、社会群体等，这些因人而异的因素都会影响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不仅如此，创造知识的过程中，这些差异还将使知识呈现出形态各异的面貌。[104]这就等于承认思想不再是一个纯粹逻辑过程，而与社会各因素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言之，知识是具有社会性的。知识的社会性体现在知识除了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以外，其他诸如人生经历、文化认同、宗教信仰，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知识生成的原因。此外，虽然知识是一定社会历史情境的产物，但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却能够不受这些社会条件的限制，这种特性让知识分子可以超然行走在各社会阶级之间，由此获得综合的知识思维水平。[105]有关知识具有社会性的主张对我分析李绍明的文本极为重要。这些写于当时或者事后的文章当中，体现出时代精神面貌的同时，又反映出其中的学术传统、学术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甚至还包括了所谓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李绍明的文本风格及创作内容。

（三）概念说明

本书涉及的关键概念是人类学和民族学。作为学科的名称，人类学和民族学因学术脉络不同而名称各异。大致而言，英美传统下的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等同于欧陆传统下的民族学（Ethnology）。学科传入中国后，这两个名称的取舍、异同，因时境变动，而至今是学科史上悬而未决的公案。一般认为，1949年前人类学和民族学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称谓。1949—1978年，人类学的称号专属于体质人类学。新中国成立前从事民族学抑或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绝大多数学者则均被纳入民族学继而是民族研究下开展实践。1979年学科重建后，对两者间的异同、关系学界仍讨论不断。但客观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分化日益明显却是事实。

对1949年后学科史进行研究，会同时涉及处理人类学和民族学两个名称的问题。王建民为《中国人类学史》写的序中主张，“作为学科史的叙述者，必须既保持审慎的研究立场和分析角度，又要充分考虑到自认为‘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各自不同的‘主位’理解。尽管到目前为止作出清晰的区分依然具有很大的困难，然而，中国人类史应当与中国民族学史有一定的差别，无论在全书结构上，还是在具体的问题讨论中都应当各有不同。”[106]然而，具体的写作实践中研究者目前通行的做法仍是名称并用或以此代彼。现以国内几本主要的学科史专著为例说明之。

《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开篇即表示：“正如我们在《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所说，所谓中国民族学史，是民族学这一学科在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这里讲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大致相当或基本相同。”[107]《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里也说道：“在本书中我一再使用‘人类学科学’（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一词，它包含的不仅仅是美国人定义的四大分支学科，还涵盖了民族学、民族志、民俗学、少数民族研究、语言学，甚至人类学本身。……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着与其他任何地方迥然不同的学科界限、定义和文化假设；只有通过使用这样一个名词，我才能够避免把美国的框架强加到中国的现实之上。”[108]以民族学为题的学科史专著《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中的解释是：“民族学一词，一般说来，欧洲大陆称民族学（Ethnology），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美国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除名称外，三者的学科史、研究对象、学派、方法论均基本相同，有什么区别？唯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故本书在行文中有时对民族学、人类学并称。”[109]而《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09》亦界定称：民族学（Ethnology）又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110]

鉴于此，本书的写作也将根据叙述情境的不同，或并称为民族学/人类学，或各自使用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两种名称。书中所言人类学，若非特别说明，主要指社会/文化人类学。此外，鉴于李绍明学术人生的大部分时期处于民族学的情境下，因此在叙述李绍明时我将以民族学为主，同时也会根据场境变化使用人类学的名称。

注释

[1]林耀华：《在大学与田野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6页。

[2]本书的讨论范围设定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与同时代大陆地区的发展特征迥异，实有另辟专题讨论的必要，非本书内容所涉。关于台湾和香港地区1949年后的人类学历史的专论主要参考如李亦园：《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载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1—857页；乔建主编：《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版；徐正光、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版；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第5章、第10章，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53、266—311页；何星亮：《20世纪下半叶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概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第7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78页；哈正利：《社会变迁与学科发展：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简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第8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关于“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讨论至今不绝，集中的讨论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徐杰舜：《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王铭铭：《学科国家化——反思中国人类学》，见其《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1页。

[5][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6]Talal Asad，ed.：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New York：Humanity Books，1973；Joh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7][挪]弗雷德里克·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王铭铭：《在中国，看西欧：人类学的国别传统》，见其《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8]Talal Asad，ed.：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New York：Humanity Books，1973.

[9]George Stocking，ed.：Colonial Situations：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

[10][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0页。

[11]George Stocking，“Maclay，Kubary，Malinowski：Archetypes from the Dreamtime of Anthropology”，in George Stocking，ed.，[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62.

[12]Henrika Kuklick，“Contested Monuments：The Politics of Archeology in South Africa”，in George Stocking，ed.，[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p.162—165.

[13]George Stocking，“Maclay，Kubary，Malinowski：Archetypes from the Dreamtime of Anthropology”；Ira Bashkow，“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in George Stocking：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48—61，pp.170—242.

[14]George Stocking，“Colonial Situations”，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5.

[15]David Tomas，“Tools of The Trade：the Production of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on the Andaman Islands，1858—1922”，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75—108.

[16]Oscar Salemink，“Mois and Maquis：The Inven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Vietnam’s Montagnards from Sabatier to the CIA”，in George Stocking：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274.

[17]Ira Bashkow，“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170—242.

[18]Henrika Kuklick，“Contested Monuments：The Politics of Archeology in South Africa”，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135—169.

[19]参见Talal Asad，“From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Anthropology to the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Hegemony”，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318—321.

[20]研究对象的“殖民性”指他们被殖民以及同殖民力量互动中产生出的一种特征或创造。

[21]Oscar Salemink，“Mois and Maquis：The Inven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Vietnam’s Montagnards from Sabatier to the CIA”，in George Stocking：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251—255.

[22]Ira Bashkow，“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208.

[23]Terence Turner，“Representing，Resisting，Rethinking：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Kayapo Culture and Anthropological Consciousness”，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291—312.

[24]Harvey A.Feit，“The Construction of Algonquian Hunting Territories：Private Property as Moral Lesson，Policy Advocacy，and Ethnographic Error”，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118—123.

[25]Ira Bashkow，“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226—234.

[26]Terence Turner，“Representing，Resisting，Rethinking：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Kayapo Culture and Anthropological Consciousness”，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d Situation：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 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a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307—312.

[27][美]乔治·马尔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马尔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页。

[28]王铭铭：《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载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458页；王铭铭：《学科国家化——反思中国人类学》，见其《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1页。其他学者，如哈正利，也讨论了民族国家形态对中国民族学知识产生影响的问题。见其《民族学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他——中国民族学史散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9]这类学科史研究论文数量庞大，其主要成果如：龙平平：《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见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陈国强：《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陈国强、孙远谋：《中国文化人类学回顾》，《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周大鸣、刘朝晖：《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周大鸣主编：《21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著作类的主要成果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揣振宇主编：《中国民族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孟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0]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31]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2]王铭铭：《关于中国人类学——就几个问题答问者》，见其《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

[33]按学者的总结目前研究民国时期学科史的动向有：民国时期民族调查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抗战时期的民族研究等。见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46页。

[34]“社会主义新传统”一词来自学界开始系统反思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建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价值体系的影响。见刘小枫等：《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

[35][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见其《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36][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页。关于乔治·马尔库斯的译名，有译为乔治·马库斯的著作，本书统一用乔治·马尔库斯。

[37]Georg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1，1982，pp.25—69.

[38]Georg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1，pp.42—43.作品如Paul Rabinow，Reflection on Fieldwork in Morocc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Jean-Paul Dumont，The Headman and I，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8.

[39][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

[40][英]A.C.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1]如Talal Asad，ed.，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New York：Humanity Books，1973.或参见所见的George Stocking的部分研究George Stocking，ed.，Colonial Situations：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2；James Urry，Before Social Anthropology：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Anthropology，Reading：Harwood Academic，1993.

[42]如Adam Kuper，Anthropologists and Anthropology：The British School 1922—1972，London：Allen Lane，1973；James Clifford，“Fieldwork Reciprocity，and 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al Texts：The Example of Maurice Leenhardt”，Man，New Series，Vol.15，No.3，1980，pp.518—532；所见的George Stocking的部分研究George Stocking，ed.，Colonial Situations：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3]James Urry，“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ed.，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6，pp.277—280.

[44]George Stocking，“Colonial Situations”，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al Situations：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5.

[45]见Harvey A.Feit，“The Construction of Algonquian Hunting Territories：Private Property as Moral Lesson，Policy Advocacy，and Ethnographic Error”；George Stocking，“Maclay，Kubary，Malinowski：Archetypes from the Dreamtime of Anthropology”；Oscar Salemink，“Mois and Maquis：The Inven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Vietnam’s Montagnards from Sabatier to the CIA”，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al Situations：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109—134；p.13，p.33；p.250.

[46]George Stocking，“Maclay，Kubary，Malinowski：Archetypes from the Dreamtime of Anthropology”；David Tomas，“Tools of the Trade：the Production of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on the Andaman Islands，1858—1922”，in George Stocking，ed.，Colonial Situations：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i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7，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40，p.102.

[47]成果如：金天明、龙平平：《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苏]克留科夫：《杨堃对民族学史和民族学理论的看法》，《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胡鸿保：《试析林耀华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0年第6期；徐平：《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述略》，载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建民：《吴泽霖民族学思想和学术生涯》，《民族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王庆仁、马丽娟：《宋蜀华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探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李鸿然：《岑家梧学术思想述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何国强：《论戴裔煊的民族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何国强：《回忆曾昭璇先生的人类学思想》，《岭南文史》2009年第1期；王铭铭：《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杨清媚：《知识分子心史——从ethnos看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杨清媚：《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社会》2013年第2期等。

[48]成果如：施琳主编：《当代中国著名民族学家百人小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徐平等：《费孝通评传》，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潘守永：《林耀华评传》，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杨筑慧：《宋蜀华评传》，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王建民、王珩：《陈永龄评传》，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49][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8页。

[50]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

[51][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2]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53]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版。

[54]代表如：[美]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英]沈艾娣：《梦醒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Carol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55]梁漱溟、[美]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56]梁漱溟、[美]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57][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8]林耀华、金天明：《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

[59]如林耀华：《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展望》，《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林耀华、庄孔韶：《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等。

[60]林耀华：《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展望》，《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

[61]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基于1978年以来的总结与反思》，《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62]林耀华、庄孔韶：《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63]关于前期问题讨论和评价，有以批评为主的如贾仲益：《新中国的民族学与民族学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谢燕清：《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反思——以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为例》，《民俗研究》2004年第2期等。有中立的如满都尔图，既承认贡献又批评过失，见其《中国民族学的黄金时代》，《民族研究》1998年第5期；何星亮认为1949年后受“极左”影响，学科存在问题，但这是历史造成的，不应求全责备，见其《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与未来》，《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有肯定的如郭自叶认为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中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确保了调查研究如期完成和较高的工作质量，见其《试论建国初期我国民族学研究的特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64]王建民：《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

[65]孟宪范：《中国民族学十年发展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66]石奕龙：《中国应用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67]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现状与前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68]胡鸿保：《略谈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的学科史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69]王铭铭：《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70]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再如，黄剑波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的反思贡献之一是用中国文化的一些思想来反观一般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见其《作为“他者”研究的人类学》，《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71]宋蜀华：《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纵横观》，《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72]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73]王铭铭：《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74]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61页。

[75]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265页。

[76]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页。

[77]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461页。

[78][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181页。

[79][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80][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81]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82][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337页。

[83][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84]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3页。

[85]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86][美]郝瑞：《中国人类学叙事的复苏与进步》，范可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87]成果见：李绍明口述，李星星整理：《我的治学之路》，《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3期；李绍明口述，王林整理：《1950—1960年代的民族调查》，《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3期；李绍明口述，王林整理：《我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4期；李绍明口述，王林整理：《我与羌族研究》，《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1期；李绍明口述，王林整理：《四川的民族识别》，《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2期；李绍明口述，王林整理：《我所知的四川考古、文博事业》2004年第3期；李绍明口述，王林整理：《我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生涯》，《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4期；李绍明口述，伍婷婷整理：《学术与学会的历程——李绍明先生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李绍明口述，李锦整理：《约己以让，持之以恒》，《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88]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整理：《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89]王菊：《李绍明的彝族社会学思想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王菊：《叩响历史与山野的回音——李绍明民族学思想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马林英：《李绍明先生的彝族研究》，《民族学刊》2010年第2期；王希辉、李秋芳：《李绍明先生与土家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王希辉：《李绍明先生与酉水流域土家族调查——以〈川东酉水土家〉为考察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90]王希辉：《论李绍明先生的田野实践与田野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王希辉：《论李绍明先生的应用民族学思想及其实践》，《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91]王菊、邓思胜：《族群身份之论争：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郝瑞与李绍明的论争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92]王希辉：《李绍明先生与〈民族学〉》，《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2期。

[93]王明珂：《李绍明先生的羌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期。

[94]徐新建：《李绍明与民族学“苏维埃学派”》，《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

[95]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第1版，第142—147页；陈波：《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初读李绍明先生作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96]见胡鸿保、张晓红：《李绍明先生对重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建民：《李绍明先生与近期西南人类学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木仕华：《论李绍明先生的藏彝走廊研究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孙宏开：《情系西南民族五十载——写在李绍明先生逝世周年之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石硕：《李绍明先生与藏彝走廊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黄金：《李绍明先生与武陵民族走廊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赵心宪：《李绍明“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与“黔中文化研究”基础理论》，《民族学刊》2014年第6期；赵心宪：《“武陵民族区”命名的辩证思维方式应用问题——近年李绍明研究学术文献阅读反思辑要》，《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王希辉、黄金：《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

[97]张原：《区域民族学与李绍明先生的中国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8期。

[98]胡鸿保、张丽梅：《新旧中国学派之间的李绍明先生——重读〈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99]这次访谈的主要采访人是曾穷石和舒瑜。访谈过程中张原、汤芸以及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院的诸位同学均参与了访谈工作。他们对李绍明一共进行了5次访问。第一批访谈员的成果是2007年6月我赴成都再访李绍明时重要的资料依据，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00]揣振宇主编：《中国民族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10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4页。

[102]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103][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第1版，第83页。

[10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48页。

[105][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86页。

[106]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107]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08][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09]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10]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