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外贸行商的兴替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清政府被迫在沿海实施了自由放任的贸易体制。行商制度被正式废除，外商可以在沿海通商口岸自由贸易，“可以由他自己的意愿同任何人按照互相同意的价格自由进行买卖；雇用他的私人的买办和仆役”^[29]。自此封建性对外贸易垄断被打破，沿海成为自由的竞争性的市场，中国外贸行商发生根本变化。

（一）旧行商的没落与分化

1.十三行商的恐慌与企望。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利与管辖权被取消后，“在英国方面造成了以自由通商方式代替对华贸易专利的局面，也同样影响了中国人的想法；但在中国则产生了一种恐慌心理，唯恐危害到他们本身所享有的专利，怕在广州方面也会提出自由贸易的要求”。鸦片战争前夕，公行对于准许鸦片贸易的呈文中称：“关于以外国进口商品交换中国产品一点，行商陈述了他们现行的办法，并且建议继续实行现行办法，那就是不应该触及他们的垄断权。”“鸦片贸易如果开禁，像其他商品一样，应限在广州一地进行”^[30]。

鸦片战争后，“广州方面的另一种不满情绪表现在行商和他们的雇员、通事、买办，以及倚赖衙门而生活的人们之间，这些人都丧失了从被取消的各种垄断中获得的那些油水，并且向往着从前外商听凭摆布时代的那种赚钱容易的情形”。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在签订《南京条约》后，“为抵补公行垄断制度的取消，曾建议以执照发给一百名广州商人，专营对外贸易的只限于他们”。“广州商人曾多次企图保留他们的一些特权，放弃公行的形式，而保留这些原则。”^[31]

当然，上述企望、不满和建议都无法挽回外贸垄断制度以及行商的特权。

2.个别旧行商向买办商人转化。“广州制度”和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分崩离析，但也有个别行商实现了转化，如伍秉鉴曾为广州行商领袖，伍记茶叶在世界享有盛名，其与旗昌洋行（美国资本最早侵入中国并依靠走私鸦片起家的商行）的业务往来主要是后者包揽了全部的茶叶外销。伍家与旗昌的业务联系使其子伍崇曜在行商制度裁撤后，得以附股于旗昌，成其股东。^[32]吴健彰本为十三行“同顺行”行商，后与美国商人合股，在上海开设美商旗昌洋行。^[33]

（二）新行商的崛起

鸦片战争后，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终告结束，中外贸易制度和格局从此根本改变。这对长期垄断华洋贸易的粤商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是传统的优势逐渐丧失，行商垄断经营中西贸易事务的特权被彻底废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6年12月，广州发生了商馆被烧事件，十三行的外贸商务遭受沉重打击。二是随着中国沿海各港口的相继开放，又为谙于外贸的粤商（特别是洋行买办和自由行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旧行商各奔前程，有的变成买办商人，有的充当外商的雇员，有的转业他途。由于大批外商、粤商从广州撤往香港和上海，这两地遂成为新行商最重要的活动区域。

1.买办阶层的兴起。五口通商后，洋行通过大量雇用买办，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市场。鸦片战争以前，外商已普遍雇用买办，主要是为其供应生活、货物起卸等服务性的雇员，同外商的贸易关系不大。战后外商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自由雇用买办的权力；买办被外商自由雇用，成为接受外商薪金、为洋行推销商品、购买货物的代理人。买办与洋行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契约来规定，具有资本主义的雇佣性质，并受到外国领事的保护。此外，近代买办一开始即自立行号，这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34]

中国近代最早充当买办的几乎都是广东人，早期香港买办大多来自广州一带，到港后结成买办世家和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排他性买办集团，如何东、何福、何甘棠兄弟及罗常肇（姻弟）在怡和洋行；罗伯常、罗寿嵩父子在汇丰银行；韦亚光、韦玉父子在有利银行；容良、容宪邦、容子名、容次岩四代在渣打银行；莫仕扬家族在太古洋行的华南系统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买办集团。^[35]买办家族与洋东的结合非常紧密，本身积累了巨额财富，在香港华商中居于上层，并在华人社会中拥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广州的洋行纷纷北上后，粤籍买办也随大班们到了上海，如徐昭珩、徐瑞珩、吴健彰、郑廷江、徐润、郑观应、唐廷枢等，一度形成粤人垄断上海洋行买办的局面。

近代买办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既是外商的雇员，又是独立商人，成为构成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之一。

2.转口行商的兴起。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官府垄断贸易，限定经商渠道，失去竞争，其他商人不得不转入地下，以民间走私形式与外商合作，构成了中西贸易的另一面。实际上十三行的垄断仅限于大宗货物，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行外”商人，在与外商做交易。敢与小商铺做大宗货物如丝、土布甚至茶叶的是英国的散商，其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很像中国小商铺与十三行的关系。1822年时，散商的输入已占东印度公司和散商对华输入总值的78%。这年两广总督和粤海关发布《小商铺经营贸易告示》，表明广州制度已发生变化，从官商垄断中西贸易到允许小商铺经营一部分商品。广州行外商人和英印散商贸易的发展，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意味着中西贸易关系由原来的公行与东印度公司为主，向行外商人与英印自由商人为主的转变。广州制度中的公行制度和行商作用，终于在行外商人和英印自由商人的携手发展中开始崩塌。^[36]

近代以后，香港逐渐成为远东地区新兴的商业中心之一和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运站，也是联系海外华侨与祖国大陆的桥梁。在香港的华商，成功地运用传统的经营方法，把远洋贸易和中国沿海贸易连接起来，这就是沟通南北洋交往的南洋庄和横贯东西方向的金山庄。它们分别代表着来自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的商人势力，并构成港商的中坚力量。如潮汕人陈宣衣、高楚香于19世纪50年代分别创设乾泰隆和元发行，作为经营中暹贸易的中转基地，开了南北行业之先河；^[37]新会人李升于1854年避战乱举家迁港，经营礼兴号、和兴号等金山庄，富甲一方。^[38]在香港经济史上有至关重要地位的转口贸易，即归功于南洋庄和金山庄的兴起。

香港华资最早萌生于商业（尤其是从事于国际转口贸易的行业），是由香港自然地理位置和近代中外经贸关系所决定的。广东毗邻香港，素来商业气氛浓厚，粤商向外发展非常突出，开埠后的香港正好为其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好机会。而主要脱胎于粤商的港商亦继承了经商的传统和擅长，以经营转口贸易奠定了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