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写作方法
在一系列田野实践的基础上，本书借鉴了民族志的叙事阐释方式进行文化书写，与此同时，运用了下述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进行学理分析。
首先，要将“哈巴”一词的释义弄清楚，就必须要运用语言学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语义学（Semantics）是研究语言中的意义的学科。在传统语言学上，语义学专门研究词汇的意义和词义变化，是广义词汇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现代语言学中，语义学是语言分析的一个重要分支或平面，着重研究包括语素、词、短语、句子以及句群在内的“一段语音系列”是如何包含信息的，等等。语义学方法之外，还须参照语用学知识，并结合具体的传播语境来探究“哈巴”名称的意义，因为“哈巴”是一种口头艺术交流形式，是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口头传统。
图3 迎亲路上
其次，国内民俗学研究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我自己在梳理“哈巴”的内部分类体系时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这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美国学者戴尔·海姆斯（Dell Hathaway Hymes）的“言说模型”（SPEAKING model）。
海姆斯是著名的语言人类学家，讲述民族志的创始人，“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学派[3]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旨趣在于语言的运用、口头叙事与口头诗歌、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历史、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和宗教学等方面。近年来，他也开始关注口头叙事的分析。在所有的研究领域中，他认为自己最积极关注的还是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口头传统及语用研究，且在研究中调用了人类学、语言学以及民族学的知识。海姆斯提出的著名“言说模型”由以下八个基本概念的首字母构成，恰恰对应于“言说”二字的英文“SPEAKING”，故称为“言说模型”：S（Setting and Scene）——场景和情境；P（Participants）——参与者；E（Ends）——目的；A（Act Sequence）——行动次序；K（Key）——基调；I（Instrumentalities）——手段；N（Norms）——规范；G（Genre）——文类[4]。
以上八个概念工具可谓研究言语行为的八个维度，既可应用于话语分析，也可应用于田野观察。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独立运用于所有的言说行为。在对一次具体表演的考察中，人们或许不会关注所有项目，但它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参照框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将这种框架放大到一个传统中，以其为考察维度，对“哈巴”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再者，民族志访谈是本项研究得以深进的主要工作方式，也是进行叙事阐释的重要依据。访谈录的文本誊写（transcripts）格式采用了朝戈金和巴莫曲布嫫提出的试验方案：（1）楷体字段落表示访谈者（interviewer）的话语；而宋体字段落则为受访者（interviewee）的话语；（2）方括号“[ ]”内的字段表示动作、体态或副语言的表达；（3）斜体字部分表示访谈语言之外的“第二语言”（如方言、民族语、外语等），本次采用的访谈语言是元江方言，第二语言为哈尼语；（4）字与字之间的短横线“-”表示强调的语气，如拖长的音节；（5）省略符号“……”表示叙述中的省略；（6）黑体字部分表示讲述人的强调；（7）“┄”表示突起的停顿；（8）“＼”表示他人打断或插话，而“＼＼”则表示几个人同时打断或插话；（9）“＿＿＿”表示无法听清或不能辨别的话语[5]。
总之，我将基于手中掌握的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参照国内外语言学理论、言说模型理论和民族学、史诗研究的相关成果，通过对云南元江哈尼族传统村落的实地田野作业，取得有关“哈巴”的第一手资料，进而对其中具代表性的个案作重点探析。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学中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对“哈巴”一词进行分析；在具体阐释过程中，也会多少参照“演述理论”（Theory of Performance）等工作模型，结合表演，以海姆斯提出的“SPEAKING”模型为考察维度来具体解读“哈巴”这一特殊的文类。
我还需要在这里对本书的研究范围做出框定：
文类界定本身就是较为困难的工作，对“哈巴”进行文类界定尤为不易，这主要是由于“哈巴”牵涉到哈尼族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也就是说，除了要对哈尼族各类口头传统有较为深细的了解外，还须掌握其民族文化中的许多传统事项，唯有这样才能从更大的语境出发，对“哈巴”在整个哈尼族传统中的属性问题进行准确把握。而要做到上述诸条，则有赖于田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书所做的语义分析仅以云南省元江县几个哈尼族支系的方言为基础，不能用来说明其他哈尼族方言支系的情况；古音古义的流变问题等也不在考量范围之内。换言之，举凡涉及方言和音变及其相关的问题，均超出了本书研究范围。
因此，本书关于“哈巴”文类问题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我在元江县的田野研究之上的，或许在其他哈尼族地区会有与此不相对应的情况。如果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我接下来的一个任务，便是扩大自己的田野范围，将其他哈尼族地区的“哈巴”传承情况也纳入研究视野，以使研究更为全面。
最后，我们就国际音标注音作简短说明：
本书的田野研究定点于云南省元江县，文中涉及的哈尼语词汇和专用术语，以元江当地哈尼、布孔、堕塔等支系方言的语音特点进行注音。本书统一采用国际音标进行注音，具体可参照以下两个方言音系。
1.元江羊街依垤话（戴庆厦主编：《元江县羊街乡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声母（28个）
韵母（28个）
声调（4个）
2.元江那诺话（杨世华、白碧波主编：《玉溪哈尼族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声母（26个）
韵母（33个）
声调（5个）
[1] 据“云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云南省排名前四位的少数民族及人口数量分别为：彝族人口为502.8万人，排名居第一位；哈尼族人口为163.0万人，排名居第二位；白族人口为156.1万人，排名居第三位；傣族人口为122.2万人，排名居第四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dfrkpcgb/201202/t20120228_30408.html。
[2] 莫批（mo33phi33），即哈尼族祭司，元江汉语方言将其称为“贝玛”（pε31ma21）。《哈尼族文学史》中有论述说“莫批”和“贝玛”是莫批体系中的不同等级，一批莫批学徒中最后继承师傅衣钵的，学艺最精的那个才叫“贝玛”，其余学徒都叫“莫批”。我在田野访谈中曾多次询问过这一问题，但得知元江并无这种说法，当地哈尼族群众认为“莫批”和“贝玛”就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是哈尼语表述，后者是汉语的叫法。
[3] 在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和讲述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影响下，为推动口头艺术文本呈现的新实验，美国一些有人类学、语言学兴趣的诗人与一些对诗歌颇有研究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产生了共识，强调要将讲述、经颂、歌唱的声音还原给谚语、谜语、挽歌、赞美诗、寓言、公开演说和叙事等口头表达文化。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和杰诺姆·鲁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联手创办的《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Alcheringa：Ethnopoetics）在1970年面世，成为民族志诗学学派崛起的标志。其核心人物是泰德洛克和海姆斯。“民族志诗学”的创立，体现了口传文学的再发现对文学文本概念和英语世界中的散文与韵文二分法的挑战和更新。详见巴莫曲布嫫、朝戈金《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
[4] Hymes，Dell，Foundations of Sociolinguistics：An Ethnographic Approach，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4；另参见[美]杜兰蒂（Duranti，Alessandro）《语言学的人类学阐释》（西方语言学丛书，原版影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290页。
[5] 朝戈金、巴莫曲布嫫：《民俗研究的行为视角：迈克尔·欧文·琼斯教授访谈录》，《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