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意识形态图景中的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作为起源于古希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其最初得以表达的城邦生活形式消失之后，继续存留。作为一种“残留的习语”，在近代已经融入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中。然而，社群主义在发起对自由主义的攻击开始，就一直借助共和主义的共同善、德性、责任等语言。此外，共和主义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传统、无政府主义、美国社会主义也另有其影响。下面，笔者主要探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当然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图景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一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

长久以来，政治哲学家们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视为对抗性的。^[2]他们认为，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各自形成一套特殊的政治语言，并且在描述政治现实时，有其特殊的用法。在政治理念上，共和主义强调积极自由，重视公民参与和政治团结，自由主义强调消极自由，主张一种免于干涉的自由；在政治目标上，共和主义追求表达共同善的美好生活，这种共同善优先并独立于个人欲望与个人利益的综合，自由主义则致力于寻求界定和保护个人权利，重视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在政治手段的选择上，共和主义往往强调自治的集体利益的重要性，而自由主义则论证公正对待个人的程序正义的合理性。

孟德斯鸠曾说，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3]然而，自由多元主义者柏林批判“孟德斯鸠忘记了他的自由主义的冲动”，在柏林看来，自由与法律相一致、自由与权威相一致的孟德斯鸠假设，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语境中的积极的政治自由观，这种理性的专断远离了“自由主义的出发点”。^[4]同样，更著名的法国自由主义者贡斯当批判卢梭的积极自由观“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结果“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5]

尽管政治理论家们长期展现的是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但是，近些年来，很多理论家的新研究表明了二者的互动融合趋势。自由主义阵营的金卡里认为，公民共和主义与程序自由主义是盟友关系，要夸大它们之间的分歧在哲学上是令人怀疑的，在政治上是适得其反的。^[6]作为公民共和主义的倡导者，泰勒指出，长期以来，学者们把个体主义辩护术视为所有自由主义的特征，而整体主义本体论则是共和主义的特征，他主张要把整体主义本体论和个体主义辩护术混合起来。简言之，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都强调公民身份的二重性，强调国家的普遍性，以及强调商业共和主义。因此，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其可能含义、意识形态功能等方面，仍然具有某种通约性。更进一步说，共和主义的政治词汇不仅为自由资本主义所借鉴，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含义。

二 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共和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结合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那么，共和主义的观点为什么会对社群主义者具有吸引力呢？

第一，共和主义重视公共生活，这与社群主义重视共同体的归属感、共同善的本质相契合。桑德尔曾指出：“如果‘共和学派’在我们意识形态的起源上是正确的，那么或许还有希望来复兴我们的公共生活并重新激发一种共同体的归属感。”在1984年，桑德尔就指出：“如果共同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当下最紧迫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就是复兴那些隐藏在我们传统中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消失的公民共和的可能性。”^[7]伯恩斯坦认为：“一种能够加强团结，提高公众自由，培养谈论、聆听和相互辩论之愿望，致力于理性劝导的公共生活的形成，预示了这种社群生活的初级形式。”^[8]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共和主义的个体是基于家庭或基于关系之中，能够形成一个团结的共同体；而自由主义常常假设一个前社会的个体存在，把个体从具体情境中剥离开来，并把自我限定在被视为“非政治”的私人领域中，这种自我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弊端。

第二，共和主义蔑视自然权利、尊崇德性，这与社群主义的主张相一致。麦金泰尔相信，对自然权利的信仰“就像信仰巫术和独角兽一样”。^[9]沃尔泽认为，“新古典共和主义的复兴为当代的社群主义政治提供了许多内容”。^[10]“或许[古典共和主义的]学说可以扩展一下，以便说明一种‘共和国的共和制’，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去中心的、参与的修正。”^[11]麦金泰尔的德性观念充满了共和主义的含义，“构成人类善的是一种在其最佳状态下的完全的人类生活，德性的践行是这样一种生活的必要的和核心的部分，而不是获得这样一种生活的纯粹准备性实践。因此，如果不参照德性，我们就不能恰当地确定人类善的特征”。^[12]“德性……支持我们对善的相关追求”。^[13]

第三，在对资本主义的共同体批判中，现代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形成亲近感。沃尔泽相信，每一种自由和社会无计划的交换必然导致一部分人支配其他人，“至少在理论上，自由交换创造了一种市场，其中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通过货币这个中介转化为所有其他的物品……不过，市场中的日常生活，自由交换的实际经验，与理论所认为的大相径庭。据说中性媒介的货币在实践中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物品，并且它会被那些在讨价还价和交易中拥有特殊才能的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能人——所垄断”。^[14]波考克也指出，在商业社会，资本家被视为政治动物的典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企业家、食利者因其追逐个人的私有化，而丢失公共精神，不过是腐化的形象和象征，不是恰当的公民。因此，他主张，以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公民人文主义来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断言在这场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将失败。^[15]

三 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一度陷入低潮。正是在这个时候，新共和主义先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学理回顾和梳理，随后掀起一轮共和复兴之路。由于它对自由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替代品出现的”，并且“新共和主义为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使得他们能够从一种新的视角来批判自由主义。^[16]

第一，佩迪特对自由资本主义契约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具有吸引力。佩迪特认为：“无支配自由的理想将对社会主义者构成吸引力。社会主义的孕育与共和主义的这一理想是有联系的，它是在批评日益兴起的雇佣关系时产生的多少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契约，因为在自由契约形式的背后存在着雇主出于专断理由解雇工人的巨大风险，这种雇佣契约是共和主义者一直批判的奴役契约的现代翻版，工人只不过是拿着工资的奴隶而已。按照佩迪特的观点，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背负的契约性义务基础之上，社会主义者可以进一步借助于无支配自由理想为罢工辩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雇主与工人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签订自由契约，如果雇主并未使用任何形式的强制、暴力或操纵，那么，集体的罢工行为就是对自由契约的违背，因而是不合法的。然而，社会主义者相信，工人个体明知雇主在自由契约订立时强加了自己的愿望，但出于对贫穷的顾虑，不得不扭曲地接受雇主对工人潜在的支配。故而，集体罢工行动是工人个体对抗雇主，获得无支配自由的唯一希望。^[17]

第二，波考克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自由市场行为的批判是社会主义左翼愿意发掘的资源。如果说佩迪特关于无支配自由的理想可能对社会主义者构成吸引力的论断，确实吸引了左翼学者的注意，那么，波考克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自由市场行为的批判，则必定是左翼政治家愿意发掘的替代性资源。波考克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发现，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和公民人文主义价值——实际上把食利者和企业家定义为腐化的——普遍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种把资本家视为政治动物的典范——在其发展中遭受到极大阻碍，并且，如果资本家的思想最终是实现个人私有化，那么，这可能是因为它不能找到一种把他展示为公民的恰当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旧式的马克思主义描述为随着历史必然性而出现，它似乎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战，并且可能永远不能赢得最终胜利。”^[18]最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会被更具公共性、更体现公民美德的意识形态所超越、所取代。

第三，马克思对阶级冲突的分析和解决为新罗马共和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论述共和国的政治稳定时，共和派往往从一种“共和存在主义”^[19]的视角来看待“共和国在时间之中存在”会面对的一些问题。波考克认为，以混合政体为特征的共和政制最适合于人类在时间中的持久和繁荣，^[20]但是，共和国也会受到限制，造成这种限制的主要根源在于阶级冲突，^[21]这种冲突尤其体现在贵族与平民之间，体现在良善、智慧、勇敢、富裕、出身高贵的少数精英与智识平凡、贫穷、出身低微的少数人之间。为了维护政体的稳定性，共和派会采用精英特权的共和主义模式，即贵族主导民众的政体。斯金纳指出，“罗马自由的语言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关系的分析中是多么‘举足轻重’”。^[22]马克思是结构性权力批判的最伟大的先驱，这种批判成为斯金纳，尤其是佩迪特的一项重要的资源。新罗马的自由观直指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支配现象，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支配，如“绝对执行权的滥用”。^[23]同样，这种新罗马的自由观也反对非法的社会等级制度，因为这种社会等级的存在意味着拥有较高等级的人对较低等级的人的直接干涉。斯金纳指出，在政治支配中，存在帝国主义统治者对他国统治政权的支配，以及绝对主义统治者对特定人群的支配。这些强制或奴役是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冲突的集中体现，它是社会不公和道德不义的代名词。

尽管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上述一致性，但是二者仍然存在差别，共和主义者论述自由时，主要考虑到的是政治领域的支配现象，但是对精英施加给人民的那种内部支配基本保持沉默，这种支配被认为与共和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相容的；而社会主义者则会更广泛地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支配纳入自由领域，它赋予了人民在维护自由方面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共和主义并不绝对地、完全地反对私有财产，并认为私有财产是保障公民履行政治责任、实现公民美德的保障性条件；而社会主义则完全反对市场和一切市场行为，批判由于自由市场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共和主义强调一种最低限度的民主，主张协商式、论争式民主，它更强调论争甚于参与，它赋予政治精英以特权民主，而赋予民众一种消极的政治定位，甚至社会、政治、经济精英们所享有的自主权是以牺牲普通民众的正当权益为代价，因而很容易滑向寡头制的泥潭；而社会主义则强调全民民主，实质民主，主张全体民众的参与式民主，它赋予了民众自由积极的，甚至是“狂风暴雨式的”政治参与权。

综上所述，尽管意识形态的辩论在现在已经变得光怪陆离，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会主义也只是意识形态的冰山一角，不同的意识形态都在寻求支持者，在各种相互冲突、范式多元的政治话语体系之间，本书更愿意在合作的意义上，而非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共和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