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
21世纪是世界各国由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方面组成的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为了保持和提高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影响国民基本素质的基础教育改革。1995年韩国政府公布了新一轮教育改革方案，目的是建立起迎接21世纪的“新教育体制”，以“确保技术主权国和文化输出国的地位”；1997年英国政府提出了“教育优先”口号，目的是使教育“适应21世纪世界的需要”；2001年印度政府启动了SSA计划，要在较短时间内普及并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并将重点放置于初级小学及高级小学；2005年法国政府出台了《教育指导法》，要求在义务教育普及的前提下实现教育内容的平等，让所有学生拥有共同的基础和能力。而美国一向走在世界发展潮流前端，面对新世纪的转型和挑战，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儿童学业成就，促进教育平等，追求卓越教育。
一 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
（一）国际竞争的压力
虽然美国一直处于世界发展的领先水平，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各国迅速崛起，国际发展形势出现了多极化的局面，即使是充满自信的美国人也明显感受到了国际竞争的压力。进入2000年以后，美国的两任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先后在公众场合表示了他们的担忧。2006年2月，布什总统在《美国竞争力计划——在创新中领导世界》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经济是卓越的，但我们在动态的世界经济中不能自满得意。我们正面临着新的竞争者，如中国和印度，而这造成了不确定性。”[13]2010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社区大学发表演讲时10次提到中国。他列举中国在科研、教育等领域取得的领先于美国的种种成就，并提醒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中有落后的危险。同年12月，奥巴马邀请在中期选举中获选的州长到国宾馆做客，在致辞时高度评价了韩国、中国和印度的教育水平。他表示美国学生的竞争对手不再是美国其他州的学生，而是中国、印度以及韩国的学生。他还呼吁美国国会全力支持美国教育，并表示如果美国儿童不能受到优质教育，就会落后于上述国家的学生，从而也会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14]
而事实的确如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变得不再那么突出。美国国家科学院繁荣21世纪全球经济委员会主席诺曼·奥古斯丁曾通过各种调查研究的数据指出美国正在面临“慢性危机”，如美国已经严重依赖出生在外国的人才，38％拥有博士学位的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均出生于国外；美国在全球高技术出口产业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20年从30％下降到17％，而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从1990年的顺差330亿美元变为2004年的逆差240亿美元。[15]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2010年12月7日，《纽约时报》在教育版头条发表了题为《上海的高分震惊教育者》的文章，称中国首次参与国际性标准考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验结果显示，上海学生在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三个方面的得分第一，远远高于美国。曾在里根政府期间教育部任职的切斯特·E.费恩表示，上海学生高分带来的震撼，让他想起了当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6]美国的地位在各方面都遭受到了挑战，要想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想长期处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根据国际形势进行教育改革，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压力。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的那样：“美国欲在21世纪保持其在20世纪的领导地位，就要自强，只有教育比别人强，竞争力才能比别人强。”[17]
（二）令人担忧的基础教育现状
美国的基础教育一直以来就饱受公众的关注和批评。不管在官方还是民间的调查中，得到的结论均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现状颇令人担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基础教育的质量不高；二是基础教育的学生学业成就差异显著。
2005年10月，美国繁荣经济委员会在《迎击风暴》报告中指出：美国不到三分之一的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在数学方面能达到或超出“熟练”水平；“熟练”水平指的是拥有在挑战性问题领域竞争的能力。让人吃惊的是，大约三分之一的四年级学生和五分之一的八年级学生缺乏进行基本数学计算的能力。[18]不仅如此，美国民众对基础教育的成果也颇为不满。在1996年的民意调查中，近一半的人强调了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其中31％的人认为非公立学校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14％的人称“私立学校更好或质量更好”[19]。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受到了质疑。而在2000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发现，公众强烈认同学校中的大多数学生仅实现了他们的一部分潜能。[20]可见美国人民迫切希望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基础教育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从而实现大多数学生的潜能。
美国学生间的学业成就差异显著，则是美国基础教育中一个复杂的新旧交织的问题。在美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个体差异、贫富差异、种族差异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基础教育的发展，一直反复强调重视，也一直悬而未决。2001年的民意调查深入调查了少数种族的教育。结果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白人学生的学业成就超过了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55％的受访者认为公立学校有责任缩小这种差距。[21]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基础教育的学业成就差距可谓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移民的大量增加加剧了移民子女与美国儿童的学业成就差异。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有着与美国迥异的文化背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不高，自然而然他们的子女的学业成就就低于白人孩子的学业成就。这些学生人数较大，因此对基础教育改革缩小差距施加了不少的压力。2003年，公众的关注点指向了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尝试，特别是那些少数种族及其他非白人群体的学生，他们历来都无法完全获得未来成功所需要的优质教育。这些学生在校的成就差异已经演化成为众所周知的“学业差距”，弥合这种差距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22]
（三）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方面来看，实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世纪经济转型的需要，也是美国应对新世纪国际经济危机的需要。当今社会信息和科学革命已经创造了高科技的全球经济，全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因此，经济发展要求教育培养人民适应知识经济模式工作所需要的工作技能、批判性思维、勇气、创造性、企业家精神、团队精神、领导力等素质。奥巴马总统曾指出：“为所有儿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是重要的。美国经济的竞争和美国梦想的实现取决于每一个儿童所接受的教育，这种教育能够使他们在可预见的知识全球化和经济改革中获得成功。”[23]2007年之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美国造成了巨大影响，失业率大规模上升。2009年，经济危机在美国继续扩大，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此情况之下，奥巴马颁布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并将教育作为投资的重大项目之一，斥资1150亿美元扶持美国进行教育改革，希望以教育带动就业，使每一个孩子都具备高技能的劳动力，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
从政治方面来看，虽然美国教育历来重视个体发展的需要，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美国的教育越来越强调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尤其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9·11”事件不仅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最危险的敌人是恐怖主义，而且也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培养身心健康、爱国、守法、掌握使用科学技术的年轻一代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因此，在布什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就指出：“我们承诺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对学生的成就的期待值，我们承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同样，我们的国家也可以表示我们的年轻人运用他们的技能和知识保卫我们的公民、贡献于我们的经济、重建我们的社区以及增加我们的民主。”
此外，由于美国吸毒和持械枪支比较普遍，因此对美国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美国的学校也面临着毒品泛滥、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学校的健康与社会的稳定安全息息相关，因此美国希望教育能够提高每一个学生的素质，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缓解复杂的社会问题的频发。
综上所述，美国既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又要应对国内令人担忧的基础教育现状，同时还承载了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承载了重振美国国力的使命与梦想。因此，进入新世纪之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二 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
（一）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
美国人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很强，因此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非始于2000年之后，早在1985年的《2061计划》中就已经提出。之所以命名为“2061计划”，是因为美国人希望在2061年哈雷彗星再次临近地球时，美国的儿童能成为下个世纪的主人。作为21世纪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它具有综合性、长效性和基础性。《2061计划》提出在基础教育课程方面，要对基础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实行系统改革，让所有的儿童都培养起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以便将来能愉快地、有效地生活。除了重视和强调核心课程的教学之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还谋求课程结构的合理性，力求处理好核心课程和一般课程的关系；要求继续保持课程的弹性，增大选修课比例，特别在高中阶段；要求加大教学安排的开放性；要求实现教学手段的日益现代化。在全美科学技术教育委员会的召集下，诸多优秀的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专家小组，参与研究并确定科学基础知识的课程内容；随后又将提出的建议转化为“2061计划科学知识课程设计”模式、“调查”模式、“设计”模式、“交叉学科学习”模式等几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课程模式。此外，还给出了师范教育、教学资料和教学技术、考试方针和实践、学校组织、教育政策和教育研究等方面的发展蓝图。在教育实践修正的基础上，《2061计划》还走出美国的国门，寻求国际的教育合作。如在亚太地区，就与中国科技大学共同合作研究《2061计划》，分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与教训。[24]
（二）预热于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因此，美国政府在80年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以顺应国际和国内发展的需要。1991年，老布什签发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提出了四项“教育战略”和六项“国家教育目标”，指出政府要为今日的学生，创办更好、更有收效的学校，使美国学生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五门主要科目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教育目标委员会还为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制定五门主课的统一考试，各地各学校的学生，可以自愿参加统考；还承诺为明天的学生创建新型的美国学校；把美国改造成一个“学生之国”；使社区成为具有浓厚学习风气的地方。[25]《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的关键是制定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但是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虽然此次改革并没有出台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但是各州开始自觉地转向“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1993年，克林顿执政，联邦政府颁发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在保留《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六大目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教师培训和家长参与两个目标，并要求学生学习的五门核心课程增加为包括外语和艺术在内的七门核心课程。该法案继续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未完成的事业，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以供地方基础教育改革做参考，但是“2000年11月的大选之后，克林顿离开白宫时并未给美国教育留下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所有的问题和他1992年入主白宫时一样，无任何进展”[26]。
（三）发展高潮于21世纪初
直到真正进入了21世纪，美国人又根据十几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制定了一系列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法案。如果说，2000年以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侧重于特定课程科目和特定领域的教学改革的话，那么进入2000年之后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则侧重于对课程实施的保障，以保证每一个孩子无论贫富、种族、文化背景等差异都能得到优质的教育。在这十余年的时间中，美国主要实行了小布什政府出台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改革蓝图》，并根据这两个法案的主要精神制定了《2002—2007年战略计划》和《2007—2012年战略规划》，从更为具体的操作层面保障了法案的实施。进入21世纪之后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本书探讨的主要内容。
三 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课程理念：促进平等，追求卓越
美国以往的教育侧重于精英教育，希望这一小部分精英儿童能承担美国充满竞争的未来。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面向每一个儿童，要求使教育适用于教育系统中的每一位学生，以保证所有学生，不论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差异，都能平等地获得当代社会生活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布什总统曾指出：“有些人说，对劣势儿童执行严格的标准是不公平的。我认为要求太低才是一种歧视——是把期望值降低的软性偏执。”[27]因此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联邦政府提出要“缩小优等学生和处境不利学生之间的差距，确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还提出要全面提高所有儿童的学业成就，各州必须确定一个最低的成绩标准，并使其每三年提高一次，逐步靠近所规定的学业熟练度，最终在第12年使所有学生都达到规定的学业熟练度。在该法案的保证之下，在全国测试中学术成绩低下的儿童确实取得了学术成就的进步，但是最聪明的儿童却由于缺少关注而显示出了烦恼。因此，不少课程专家指出：该课程改革的能力标准对于残障儿童而言太高，但对于优秀生来说又太低。
为了延续促进平等、追求卓越的课程改革理念，为了解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中出现的瓶颈，奥巴马政府做了如下几点改进：首先，将学前教育正式纳入到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体系之中，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提出“0—5岁计划”，即重视幼儿的早期保育和教育，重点拓展低收入家庭托儿教育计划和低收入家庭幼儿教育计划。其次，重视特殊儿童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对特殊儿童进行特殊教育。确保残疾儿童获得学业成功，支持对残疾婴幼儿的早期干预和服务，增加残疾学生上大学的机会。
（二）课程内容：重视基础学科，强调信息素养
基础学科是中小学课程的核心，通过对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等核心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系统、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美国向来有重视理科的传统，21世纪以来的课程改革继承了美国的优良传统，特别强调数学和理科各科的教学改革，以提高所有学生的数学和理科的成绩。此外，读写算能力和信息素养对于21世纪的公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是所有儿童适应未来社会的前提，是开展终身学习、促进自身完善与发展的基础。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提出要实行“阅读先行计划”，普及美国学生的识字率，确保所有学生的阅读能力达到三级水平。教育部保证要通过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阅读教学，提高所有学生的阅读成绩，包括少数族群、低收入家庭儿童、非英语母语族群和残障儿童。美国还针对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实行了一系列提升英语学习的补偿教学计划。
奥巴马政府还特别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其在《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指出，要成立“以技术推动教育”基金，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在公立学校中的广泛应用，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业成就，并使所有学生在八年级结束时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此外，该基金还支持在教师的专业发展中增加与教育技术有关的内容，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及课程发展之间的整合。[28]
（三）师资保证：提高质量，均衡需要
鉴于教师质量对学生学习成绩起到重要的作用，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师素质的提高提出了较高的标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要求到2005—2006年学年结束时，美国每一间教室的教师都必须通过州颁发的全职教师资格证书或通过所在州的教师执照考试，仅特许学校可以例外。从2002年起，新雇佣的教师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到2006年每间教室都拥有高质量教师，每个学区每年都要提高达标的教师百分比，直到100％达标。此外，法案还提高教育专业入学和教师资格制度；扩大教师责任，实行两套教师评价体系——专业教师认证体系和优秀教师认证体系。
但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对教师的要求太高，时间太短，反而造成了诸多现实困扰，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由于教师质量无法达标甚至出现了没有教师的现象。因此，奥巴马政府在《改革蓝图》中除了继续实施提高教师质量的政策之外，还更加注重平衡各地优秀教师的需要，将优秀教师公平地分配于每个学校。在教师聘用方面，设立新的“教师服务奖金”，并为在职教师提供高质量的、具有选择性的学习项目，但这些教师必须要在急需的地方至少从教四年。在教师培训方面，所有教育学院必须要通过认证环节。国家建立一套自愿参与的全国性绩效评价体系，确保新教师接受培训。设立教师实习计划，为急需教师的学校提供3万名新教师。在教师留任方面，支持老教师和新教师的结对模式，采取激励措施，共同分享成功的经验。在教师奖励方面，以新颖的方式提高教师薪酬。学区可以奖励那些辅导新教师的优秀教师，奖励那些在农村和市中心条件差的地方从教的教师，还可以奖励那些课堂教学出色的教师。
（四）课程管理：增加弹性，家长参与
长期以来，美国基础教育已经形成了国家建议、州级标准、学区决策、学校实施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进入新世纪之后，各州延续了美国传统上的州自治制度，并且在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面有极大的弹性，根据各州的教育情况制定课程标准，开发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模式。各州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最低教育标准，但是各州必须为自己制定的标准负责，确保本州的学生成绩逐年提高。同时，《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还赋予了所有州和每个地方学区使用联邦经费的自主权和灵活权，把96％的联邦经费直接下拨到地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州政府把联邦经费用在课程改革最需要的地方，从而避免过多的官僚主义的推诿和扯皮。
同时在课程管理上纳入学生家长的意见，扩大学生家长的知情权。州、学区以及学校必须向家长提供其子女就读的学校的教育信息，包括学校教育质量、教师状况、校区安全与否、学校发展计划等，同时，还要求州或学区要向家长通报每次联邦或州年度考试的结果，从而保证学生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状况具有全面的知情权。课程改革还增强了薄弱学校学生家长的选择权，一旦学校被认为是薄弱学校，在校学生的父母将被允许把孩子转送到更好的公立学校或特许学校。在课程管理人员方面，奥巴马政府在改革中提出要对校长进行培训，加强校长对学校的领导，提高校长的管理素质。从管理手段上看，所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信息资源都将用e-gov电子平台进行管理，为每一个学生建立从学前—小学—中学—大学—职场的成长数据库。
（五）课程评价：统一考试，绩效考核
为了检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的成果，对学生成绩的评价主要通过州级和全国统一考试来对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的学习成果进行考察。而检验各州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成果，则采用绩效问责的方式。其中，《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提出，各州建立基于标准的评价体系，联邦对其质量进行监测。各州要对三至八年级学生阅读和数学进行年度考试。全国教育进步评估组织每年从各州抽取一批四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样本，参加全国的阅读和数学考试，对各州的考试结果予以确认。考试测评结果与奖罚措施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对州课程改革的奖励和惩罚将基于州是否在三至八年级学生阅读和数学成绩方面缩小了优等生和处境不利学生的差距，并取得了“适当年度进步”。对于连续两年未能实现“年度适当进步”为目标的州，联邦教育部将缩减对其的经费支持，并同时对其提供技术支持。而那些在实现州级熟练目标方面未能取得“年度适当进步”的学区和学校将面临改进、纠错乃至撤销。
布什政府的“惩罚失败”的绩效手段，为那些发展不利的学校贴上了失败的标签，大大挫败了这些学校发展的激情，使这些学校陷入了压力和紧张之中，反而造成了这些不佳学校发展更加不利的恶性循环。因此，奥巴马政府推行的课程改革评价方式取消“惩罚”，“奖励”成功，鼓励竞争，斥资43.5亿美元实行了“竞争卓越”计划。在“竞争卓越”计划进展中，教育部对各州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一，鼓励各州采纳更有竞争性的标准，鼓励学校摒弃那种一成不变的方法，而采用更好的评价标准来分析学生知道什么、能做什么。第二，主张学校和学区要确保有优秀校长来引领学校，优秀教师引领课堂。第三，要求各州采用尖端数据系统来追踪学生整个学术生涯的进展。第四，鼓励各州帮助低质量的学校。若州政府在这四个方面均表现突出，政府将加大对该州的教育投资，以便奖励各州做出的教育改革，并将其改革的模式向其他州推广。
四 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世纪美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了诸多成就，确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缩短了学生的学业差异水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改革的弊端也日益呈现出来。
（一）根植于美国历史中的文化制约
美国的总统是联邦政府的首脑。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他们所具备的社会背景、知识素养、气质性格等个性特征也会渗透到教育改革和行政决策过程，有积极的影响，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消极影响。况且，总统任期一到就要进行改选，改选后的总统都会提出不同的教育改革的政策与规划，即使是这些教育改革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具体实施上还是会出现断层。
美国总统是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权力的实施者，同时他们也是美国政党的代表，两大政党构成两个利益主体。以21世纪以来的总统为例，布什属于共和党，奥巴马属于民主党。美国民主党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而共和党则强调放任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美国政党政治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策略、措施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也被卷入了美国政党的利益纷争中。如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审议过程中，众议院共和党人士赞同布什的教育计划，而民主党人士则反对布什的教育计划，认为共和党削弱了布什的测验计划。奥巴马上任后也曾指出：“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糕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29]两党的利益纷争，势必会造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政策的出台到政策的实施中诸多意见的分歧和实施的困难。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模式，这对于反对专制、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国会和总统之间、国会内部之间的相互否定或推诿容易形成僵局，造成严重的内耗。因此，这样的文化传统既是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保障，又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阻力。
（二）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单一
美国历来有重视数学和理科的传统，以保证美国的综合国力。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也不例外。虽然历史和艺术也是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课程之一，但是这些课程并不用参与州级或者全国统一的考试，因此师生对于这类文科的课程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科和艺术课程对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是十分重要的。科学素养，强调的是探究、运用和实际操作的能力；而文化素养，则是对学生心灵的丰富和充实。文化素养，尤其是关于美国的文化、历史方面的知识，能帮助每一个公民深刻理解作为一个国家中流砥柱的“主流文化”，有助于学生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下，形成一种共识，形成“社会的内聚力”。过分强调科学素养，在实际教学上忽视文化素养，是教育的片面发展。
此外，美国对所有的学生都强调核心课程的标准化考试的达标，这是十分生硬且不灵活的表现。这些核心课程的知识对于那些想要继续升学考入高校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于那些毕业后就想马上进入职场的学生来说，这些基础知识还不如职业技术知识更为实用。但是为了应对州级和国家的统一考试的要求，不少学校不得不在这些核心课程上花费较多的时间，这必然会缩短选修课的比例，让课程在标准化的考试面前变得日益单一与简化。因此，美国政府这种“一视同仁”的美好愿望在实际操作上却演变成了“一厢情愿”的测试，不免让人深思。
（三）教师制度的改革步伐过大
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提高教师的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步伐太大，造成了诸多经验丰富却没有资格证的教师无书可教，更严重的是导致了美国偏远和农村地区不合格教师数量庞大，甚至出现没有合格老师能教书的情况。尤其是布什政府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之后，美国偏远地区的学校面临如下两个严峻的问题：第一，在农村，一位教师同时教授多门科目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教师必须要获得某门学科的学士以上文凭才有资格进行这门学科的教学，那么同时教授多门学科的教师就应具有他所教授的所有学科的学士以上文凭，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30]第二，即使农村学校配备的教师都达到了法案的标准，但是教师能力的提高会促使教师寻找条件更好的学校，农村教师的流失在所难免。以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所农村学校为例，2004年，该校的17位教师中就有15位是新教师，而且大部分没有获得州教师资格证。该校被认定为“表现不佳”的学校，因此实行了全面的改革，对教师进行了培训。但是第二年，接受培训的大部分教师就到其他学校去了。为了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学校只能重新雇佣一些“不够资格”的教师。[31]因此，在短时间内对教师标准的较快提高，对于教师自身和学校、地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师资改革仍需循序渐进。
虽然奥巴马推行的教师政策大大缓和了这种矛盾，并且通过补偿政策鼓励更多的教师服务农村和边缘地区的学校。但是在教师评价上，奥巴马将教师的工资与学生的学业成就挂钩，大部分教师不得不为了考试而教，为了分数而教，使得教育日益沦入应试的藩篱之中。而且严格的绩效考核，受到了全国教师工会的攻击，这和奥巴马当初所言要解放教师相差万里。
（四）课程改革的评价方式不合理
对于学生学业成就的考察方式就是采取标准化的考试，不管是参加州级的考试还是全国统一考试。但是测试成绩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有些学区认为，这样的成绩增长只是“暂时的”，或者只是“试卷上的”。学生只是适应了这种考试形式，并非能力上的真正提高。[32]
对州和地区学校的课程改革的评价则采取了绩效问责制，这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州具有制定本州测试标准的权利，因此诸多的州为了避免联邦政府所施加的压力，而降低了本州的测试标准。2004年年初，有47个州提出请教育部审核自己对问责计划的修改方案，其中有35个州获得了批准。CEP（“品格教育伙伴”组织）通过对这些申请的研究发现，修改计划的最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降低难度，使达到国家标准更容易些。[33]在手段上，州和地区的学校为了达到国家的标准，不被贴上“失败”的标签，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来提高成绩。研究表明，71％的学区削减了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来提高阅读和数学的测试成绩，60％的学区对于阅读课设定了明确的时间要求，95％的贫困地区学校都有这样的要求，而其他地区只有55％左右。[34]显然这种通过时间投入换取考试分数的手段只是应试考核下一种无奈的极端方式，它大大缩窄了课程的范围。因此，在这种不科学的评价方式之上，我们很难下结论美国是否真正达到了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和缩短学生学业成就的差距。
而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奖励”的方式代替“惩罚”的方式，大大增加了地区学校和州的发展自信心，加大了竞争意识。但是各州本身的发展水平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通过竞争的方式对优秀的州加大拨款，而对本身就薄弱的州却不闻不问，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还怎能依靠这种方式来缩小学业成就的差距呢？况且，奥巴马“奖励”的拨款数额十分巨大，各州积极进行改革很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谋取高额的资助经费。
五 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课程改革的观念：改革渐进观
任何形式的教育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磨合与调整。美国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现在，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而这些改革中诸多法案都是对1965年《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重新授权。因此，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上，美国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美国政府又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征与要求做出适当的调整，如“9·11”事件之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就把学校安全纳入到教育改革的范畴之中。
“变革是一项旅程，而不是一张蓝图。”[35]我们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必须要看到改革的复杂性，看到它是不同的要素（比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情感的）不可分割地构成的一个整体，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因此是复杂的、是非线性的。改革的复杂性注定了改革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对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抱有信心和改革的毅力，通过改革不断地发现问题，再与时俱进地逐步解决问题，以实现中国教育水平的螺旋式上升。
（二）课程改革的目标：提高质量，促进公平
中国的种族矛盾没有美国那样突出和激烈，所以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教育水平的差异。但是中国地大物博，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且差异显著。《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5——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显示，在生均拨款水平、校舍建设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中级职务教师比例等方面，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地区、市中心与城郊地区还是出现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36]因此，为了争夺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少学生家长更倾向于将孩子送入发达地区的学校，送入市中心的学校学习。因此，教育中的择校现象愈演愈烈。但目前存在的中国式择校实际上是一种钱与权的交易，并非对所有的学生都是公平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比普通子女更有优势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贫困的农村孩子和民工子弟却没有择校的资格。中国政府为了缓解“择校热”的现象，禁止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择校。该手段在维护基础教育相对公平的同时，也取消了广大家长和学生对教育进行选择的权利，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择校热”并未就此冷却，只是将各种波涛从表面上的澎湃转变成了暗潮汹涌，教育公平问题依旧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
虽然每个国家的国情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实行教育公平的策略，比如适当地推行特许学校。当然有不少的中国学者认为，美国这些促进教育公平的做法是将基础教育引入市场，“市场取向往往会导致过分强调消费者个人的选择权，而作为整体的社群利益则容易被忽视。市场并没有赋予每个人以同等的权利，市场竞争的结果并不保证人与人之间最终的平等”[37]。市场求快，教育求稳，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从美国特许学校的发展成果来看，特许学校不拘一格的办学风格，反而大大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教育质量也得到较大提高。因此，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美国政府允许在未达标学校学习的儿童可以选择特许学校进行学习，且不用支付高额的择校费用，还能得到一定的交通补贴。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教育、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思考。虽然政府应当是维护教育公平的主体，但是不应当是唯一主体，全社会都应当成为维护教育公平的主体。或许市场和教育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两个极端，市场可以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进入教育，但是对于进入教育的市场资格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绝对不允许没有教育背景的资本流入教育领域，在危难时刻抛弃学生。
（三）课程改革的资金：加大投入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是国际公认的评价各国教育投入的主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教育经费投入能力和重视程度的常用指标。在美国进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期间，美国经济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各地财政收入都大幅度缩水，但即便是在这段时间之内，美国的教育经费平均值仍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教育投入的不足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硬伤，中国用不足全世界3％的教育经费，支撑了全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虽然2012年中国教育的投入首次占到了人均GDP的4％，令中国教育备受鼓舞，但是放眼世界还是与发达国家差距颇大。
虽然中国教育投入不足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原因，但是投入的不足确实造成了改革的困局。尤其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扩大高中招生规模，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许多学校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虽然政府已经将“普九”欠债的偿还纳入财政预算并逐年解决，但高中的债务问题还没有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教育的发展仍然举步维艰。另外，中国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的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65％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在内，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达75％以上，甚至接近80％。实施城乡免费的义务教育之后，家庭教育负担有所减轻，但学前教育费用、普通高中教育计划外招生费用及居高不下的择校费用，都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38]
因此，对于当前中国教育的发展，持续提高教育资金的投入以保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十分必要的。政府固然是教育投入的主体，但是我们也应使教育投入的主体更为多元化。如在美国，来自企业、基金会、教会和公民的社会捐赠是学校经费的一个重要补充。但是在中国没有形成完整的非政府教育投资机制，使得一些企业和个人即使有心投资也无门可寻。此外，教育发展与经济条件并非是直线关系，并不意味着投入越多成效就会越大。因此，我们在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要保持对教育改革的信心，将该用的资金落实到位，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坚决反对教育资金的挪用与浪费。
（四）课程改革的师资：提高教师地位与教师素质
奥巴马曾说：“从儿童进入教室的那一刻起，决定他们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他们的肤色或出生地，不是他们的父母或金钱，而是他们的老师。”[39]由此可见教师的整体素质对教育发展至关重要。美国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之一就是提高教师的素质要求。而在中国，教师配置和教师素质的情况不容乐观。《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摘要）——关注义务教育教师》指出，我国教师学科结构性矛盾突出，中西部农村学校部分学科教师短缺。在边远地区，由于教师待遇低，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艰苦，个人发展机会少，教师数量不足，且教师流失严重，难以满足当地义务教育的需要。从教师教学能力上的调研结果看，中高级职务教师在城乡、校际间仍有较大差距。诸多教师初始学历合格率低，取得合格学历专业与所教课程不对口问题突出。在教师权益保障方面的调查显示，虽然教师的福利待遇受到重视，但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教师医疗、住房面临突出困难。教师培训经费缺乏。[40]
从中国教师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也需要稳步提高优秀教师的数量，提高教师学历，强调学历专业与所教课程对口，而且要加大教师的培训，不仅要实现职前教育、入门教育和在职教育，而且要创新培训模式，拓宽培训渠道，采用多样化、多元式培训形式，开展国家、省、市三级培训。但是培训的重点必须是提高教师的能力，尤其是教学能力，激发教师的教育激情，启迪教师的教育智慧，使教师能更加从容地面对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代学生，而不只是一种形式的培训。对于教师的评价来说，我国一向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评价主体较为单一，我国应当学习美国对于教师的评价方式，纳入教师自评、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等多元的评价方式。此外，在评价中要强调对教师道德的评价，以应对近些年来屡次出现的教师道德滑坡的现象。最后，政府应当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鼓励优秀的教师深入到农村、边远、落后地区进行服务，还应当建立起不同地区之间的教师流动，以达到经验的交流和优质教师资源的共享，并提高偏远农村地区的教师待遇及福利，以减少该地区教师的流失。
（五）课程的管理：分权与现代化
在课程的管理上，美国各州和地方有极大的自由权，甚至将家长也纳入课程管理之中，保证家长的利益，吸收家长的意见。在中国，课程管理有着政府起主导作用的传统，虽自2001年中国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在课程管理上倡导三级管理模式，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和学校，但是地方和学校的自主权仍然十分有限。课程改革仍然在全国统一的牢笼里，难以实现“因地制宜”的特色。
而就教育管理人员方面来看，中国的教育管理人员基本与行政分割不开，尤其是校长一职。大部分地区中小学校校长都有行政级别，分别为县处级或科级待遇，校长的岗位常常成为组织部门平衡干部的地方，不管这些上任的校长是否具备了优良的教育管理能力。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曾指出：“一个好校长，可以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批教育家，可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国教育事业要兴旺发达，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些行政任命的校长中，也有一些是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教育经验，具有带领一校师生共同前进的魄力与能力。但也不能否认在这些基础教育的管理者中，有一些人不懂得教育的真谛，没有任何的教育经验，甚至在教师道德上也是一塌糊涂，严重导致了广大师生及家长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信任。因此，我国应借鉴美国在《改革蓝图》法案中提出对校长进行培训的改革内容，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管理者进行教育培训，让懂得教育的人来管理教育。
从管理手段上看，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的手段较为传统，属于“属地管理”的模式，一般学生的档案都是由当地的学校进行管理，学生若转校，则造成档案交接的极为不便。而在美国，教育管理运用的是e-gov的电子平台，建立每一个学生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职场的学生成长数据库，实现了教育管理落实到人，对学生档案的调取和管理以及观察具有便捷性和很大的灵活性。因此，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的手段也应当运用先进科技以实现现代化的转型，进一步开发教学平台、应用软件和教育管理系统，使信息技术的应用更为广泛，采用数字化的系统管理，而不仅仅只是将信息技术的应用停留在物质层面。
（六）课程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民主与落实
美国的教育法案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教育法规体系，教育立法更加明确了教育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多地贯彻公正、平等的原则。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措施都是通过教育立法来确立的。美国法案的制定、颁布、实施、监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从法案的制定来看，国会两院要经过审查、辩论、表决等环节进行法案的审议。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公众、民间中介机构和政策研究组织都可以参与教育决策咨询，听证重大教育决策，监督和评估教育政策，使得教育法案能充分反映他们的民意，以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如2005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苛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美国课程开发团体定期调查读者的看法，并吸收读者的意见以改进法案的实施。再如，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教育计划在网站上与公众见面，激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评论，加速了奥巴马政府的决策进程。从教育法案的实施来看，教育法案是国家与政府颁布实施政策条文，“通过政策的强制性和普遍性‘强迫’社会成员接受现行政策所规定的利益分配方式”[41]。通过教育立法，政府对稀缺的社会资源和价值进行合理的社会调配，对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适时的平衡，不仅对基础教育改革提出了改革方向，还明确了教育责任的分担，为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在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是以“纲要”的形式颁布的，并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在施行时难免会缺少强制性，导致若干制定的措施没有得到落实。有些政府的执行力较差，弱化了改革方案的尊严，不仅延缓了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还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然而，有些地方政府积极倡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但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又走了样，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确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的同时，缺乏大规模的民主意见的咨询，使得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承担，由于决策者和实施者分别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改革意图往往在方案实施过程中遭遇“变形”。不同的实施者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利益诉求，他们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往往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无法彻底地实施基础教育改革方案。对于目前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来说，倒不需要完全向美国学习，每一次教育改革都要通过教育立法，但是我们要深入学习美国教育“立法”的精神。在制定教育方案的时候必须要综合考虑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倾听民众的意见。在实施基础教育改革方案的时候必须要落实到位，切实认真地执行。此外，目前中国亟须培养起一批理智的、具有科学精神的民间教育团体，通过合法的手段对教育改革方案进行咨询、听证、监督、评估，而不是通过原始的抗议、游行来表达自身的教育诉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球化和国际化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教育体系，其教育改革、教育规划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提升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制定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战略意味。而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国家，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背景下，美国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付谢好、和学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