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
梁启超在论及“近世之学术”时说：“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之可以变为清初，清初之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巨且剧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9]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学术思想的嬗递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故而在论及清代学术时，他又旗帜鲜明地使用了“时代思潮”的概念，来标明思想萌动、发展、演变与时代大局的关系。他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寖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10]由此可见，时局的变动与时代要求乃是一切思想及思潮形成的基本动力与反映的基本内容。因而研究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必得先对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及其基本思想方向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变”与“求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中国近代社会之变实由内外之因交相为用，迭相加深。内因之变较外因为早，发端于乾嘉之际。大约1765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吏治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朝廷重臣与地方督抚相互勾结，贿赂公行；地方官很少关心民生，胥吏横行，残害百姓，逼人家破人亡。[11]“康乾盛世”的局面至此已经中衰，此后更是急转直下。至道光年间，随着外力的加入，打开国门，近代社会的大变局之象已经凸现出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黄钧宰即提出：“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1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于1861年再次明确提出了“变局”论，说：“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13]此后“变局”论成为普遍之识。
然而，此种变局的根本要点在于西方列强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对此，李鸿章痛心地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4]这种情形在近代中国愈演愈烈。中日甲午一战，日本以蕞尔小国战胜了清王朝，帝国主义遂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中国处在帝国主义的夹缝中，“犹以一羊处群虎之交”[15]，随时都有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隐患。庚子之变后，虽然西方列强改变了对华侵略的策略，但却引发了一个更具野心的侵略者—日本的侵华胃口。从20世纪初开始，日本首先发动了日俄战争，取得了在东北的权益；随后插手辛亥革命，并在以后直接染指中国内部权争；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不断实施妄图分裂和肢解中国的阴谋活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久，接踵而至的是‘九一八’事变，各种内外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甲午战争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形势”[16]；最终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步步迫近的危机，使得“救亡图存”一直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主题。
因“变”而“求变”—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之门，也为中国打开了世界之门—西学东渐与新的世界参照体系给予了先进的中国人新的世界眼光，他们开始在中西的比较中主张自我变革，通过“变”达到“自强求富”与“救亡图存”的目的。这些因“变”而“求变”的主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思潮。在变局之初，经世致用思潮的代表人物魏源强调“变通复运”，称：“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7]“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18]据此，根据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变局，他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目睹列强船坚炮利的李鸿章代表洋务派提出了“外国狂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19]的质问。洋务思潮风起云涌，孕育了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一些早期的维新思想家还提出了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的政治主张。[20]甲午战败，使国人猛醒，进一步认识到中外的差异并不只存在于器物层面，因而主张“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都应“改弦易辙”[21]，强调“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22]。因而，梁启超批评甲午战前的变法时，一再抨击统治集团中“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知有政者”[23]。因为维新思潮主张学习西法，整顿内治、伸张民权、开启民智，仿照君主立宪，维新变法。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以后，受此大创，维新变法的呼声再起：“夫自甲午之创，庚子之变，大江以南，六七行省之士，翘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争从事于新智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权之论飘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之无进步矣。”[24]于是各种思潮，如立宪思潮、革命思潮等纷纷潮起，激荡一时，对“救亡图存”的解决方案从实行君主立宪发展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根本处境，1915年因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而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浪潮迅速中落，使有志之士认识到民智未开、民权未伸，源自国民“其气无道以养之，则安能经时而不瘪”。陈独秀甚至在1914年就指出：“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面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25]因而一场以启发民智、以个人自由主义塑造现代公民，并要求以法律形式确实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由器物之变至制度之变，进而至文化之变，近代国人对西方的学习步入激进的西化层面，各种西方思想纷至沓来，于是在思想界展开了一系列论战。这些论战，归根结底皆在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探索如何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26]这些讨论最终归结到一点，即“现代化”。其中的标志就是1933年《申报月刊》之“中国现代化问题专号”的刊载。虽然此时对“现代化”的根本含义尚未明晰，但已明确地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在于现代化。编者在前言中指出：
“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激。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和努力。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从前一部分人对此问题的主张。所惜这问题虽然有这样长久的历史，而事实上，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27]
此时，持有中国现代化思想之人，虽未能完全意识到“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转型与变迁的整体性概念，却已悄然将“救亡图存，自强求富”的主题有机地融于“现代化”这一概念之中。
可见，爱国主义始终是近代中国进步社会思想或思潮的基本动力，“救亡图存，自强求富”为其基本主题与内涵。故，戚其章在论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时指出：“在纷繁复杂、异彩纷呈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虽然有的处于主导地位，有的处于非主导地位，但只要是进步的，它们便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围绕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的历史主题而展开。因此，就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诸种进步社会思潮总体而言，都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抗争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则贯穿于这些进步社会思潮的始终，是它们的原动力。”[28]张磊亦言：“捍卫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因而，救亡图存、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也就自始至终都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题歌，爱国主义成为系人心弦的最强音。”[29]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推动下，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自强求富”的根本目标，经过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艰苦努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才一步一步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策转入“现代化”的思想轨道。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就是在两大主题的推动下，国人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成熟到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展开和发展起来的以西北地区为目标的经济开发思想体系。故方兴未艾的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大讨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重要滋养。
首先，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认识，时人已经认识到“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化”，还包含本土化的内容。他们强调结合中国的现实和传统，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经验选择性吸收，加以变通，实现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和社会化，完成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张熙若对此做了重要的发挥：
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和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许多地方还是必需的）。比较起来，第一种的现代化比第二种的现代化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一些，但第二种的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若要有人愿拿“现代化”一个名词包含上文所说的“西化”，那当然也可以，不过不要忘记：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这并不是一个无谓的空洞名词，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30]
其次，时人对于中国现代化障碍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入和透彻，不仅包括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条件，尤其关于一般民众的心理和人格。唐庆增从五个方面进行总结：经济方面，包括（1）经济制度未上正轨；（2）人民经济行为的不理性；（3）外国的经济压迫。政治方面，包括（1）内乱不止，人民生命财产缺乏保障；（2）不平等条约的束缚；（3）政府对于经济事业的漠视。社会方面，包括（1）传统家庭制度对现代潮流的不适应；（2）人口的地域分布不合理；（3）盗匪盛行，社会不安。教育方面，包括（1）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错位；（2）教材不合需要；（3）民众教育不发达。心理方面，包括（1）不劳而获、好逸恶劳与投机心理；（2）排斥异己；（3）虚荣；（4）守旧。[31]
由此，时人认为，在中国开启现代化之门，首先应该着手于国家独立、廉洁高效而统一的政府和普及教育三个方面。他们声称：“中国如欲走自己的路，唯一的前提要件是‘打倒帝国主义’六个大字。”[32]在此基础上，为了同帝国主义竞争，促进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则是：（1）要维持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政府；（2）建立廉洁而高效的政府。他们认为：廉洁的政府“是一切事业进步必不可缺的条件，而有效率的政府也是辅助一切事业进步最有用的条件”[33]，才能“对内应鼓励投资，提倡实业；对外应采取保护政策”。[34]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应该主要包括：（1）发展自然科学，奠定现代化的根本；（2）促进现代工业，确立解决衣食住行与军事的基础；（3）提倡各种现代学术，造就适应现代复杂生活的思想和人格；（4）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方法达到现代化、效率化与合理化。[35]
尽管如此，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国人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大致上可以分为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间道路三派。持社会主义制度论者占绝对优势。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分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我们现在难道也愿意像他们那样在伦敦忙着开世界经济会议吗？其次，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自然是较好的，但是中国现在有巨大的资本吗？”[36]所以，“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37]持资本主义道路论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之国家，而我国乃为生产落伍之国家也”，而“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也”，因而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持中间道路论者认为应该区别情况，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他们指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优点，兼采二者之长，不应有所偏倚。全国实业可分别其性质孰宜私有，孰宜公有，须先划定范围，不可漫无标准。”[38]
除此之外，在现代化的整体目标下所发生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之“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渗入到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之中。这次争论发生在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我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的背景之下，故各派观点虽然殊异，但争论的结果却都并不否认在中国发展工业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主张以工立国者大肆渲染：“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虽然这条活路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39]即使以农立国派，也最终承认：“中国终究是有走上工业化这条道路的必要；但是在目前因缺乏强有力的统一中央政权，似又不可能。而复兴农村则不独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且还可以消弭匪患，澄平政治；似为治本之要图。”[40]虽然在先后的顺序上不同，但都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了工业化。
最后，主张对普遍破产的农产经济实施救济，以恢复农村经济的要求，也对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时人针对农村金融的匮乏，曾强烈呼吁：“农村金融流通的失调，机构的没落，货币的紊乱等，显示着农村金融的枯竭病态。救济之道，须于整个农村金融流通机构，建设健全的组织，树立强固之基础。”[41]因而提倡由国家出面，建立自上而下、系统严密的合作组织和制度，建设基层信用合作社网络。从而使合作社运动之最高理想得以实现：（1）使全国的合作社组织如蛛网密布，摆脱帝国主义的金融控制，建立健全新颖的中国经济体系，发挥民族主义精神；（2）发挥教育功能，培养合作精神和独立经营的能力，发挥民权主义精神；（3）使农村的经营者得到实惠，提高生产能力，使城市的工人和小生产者得到经济调剂，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使合作运动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唯一助手。类此思想，也构成了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