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激进化”世界主义理念的碰壁
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舞台上，欧盟的外交政策常被认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这主要源于欧盟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理念，即人类的福祉不是由地理方位或文化区域决定的，国家、种族或是其他区别不应成为那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所有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17]它的这种外交理念源自欧洲以和平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方式推进一体化的自身历史经验、自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开启的以平等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权世界观，以及以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思想根源的全球宪政主义秩序理想。欧盟的历次重大条约均标明了欧盟的价值观。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在前言的第二款和第三款即表示：“欧盟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尊重人权，包括少数族裔人权的基础上”，“联盟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和平，推广它的价值，提高它的人民的幸福水平”。[18]欧盟从未将这些价值理念限制在自己的境内，它很早就开始对外推广自己的模式。1989年10月，雅克·德洛尔——欧洲一体化史上最杰出的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之一——在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发表演说阐述欧洲的世界观时，即引用了1948年在海牙召开的首届欧洲统一运动大会一位宣言起草者的话：“欧洲的最高目标就是保证人的尊严，以及自由——这一人的尊严的真正形式……我们不仅要在我们的大陆联盟保障我们欧洲已经得到的种种自由，也要将这些自由的益处播撒给世间诸人”。[19]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拓展、联合国层面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欧盟的不断扩大，欧盟对自己的外交理念愈加自信。2003年，欧盟委员会出台的“欧洲安全战略”声明：“欧洲应当准备分担全球的安全责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更有力的国际社会，完善国际机制，建设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我们的目标……扩展良治、支持社会和政治改革、惩治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建设法治和保护人权是加强国际秩序的最佳途径。”[20]就中东北非地区而言，欧盟自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推行了“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1995年启动，又称“巴塞罗那进程”）、“欧洲睦邻政策”（2003年开始纳入中东北非地区）和“地中海联盟”（2008年由法国倡议建立）等制度性计划，在与地中海南岸和西岸国家的贸易、援助协定中加入民主和人权等政治性条款，以财政支持和参与欧盟内部市场等手段鼓励这些国家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和法制、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向欧洲“趋同”。其背后的潜在台词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欧盟将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模范”，周边国家也需要走上“自由世界”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21]
不过这一时期，尽管欧盟在价值观上不喜欢中东北非地区的“非自由民主国家”政权，出于维护自己周边安全稳定的现实考量，它的地区政策依然相对审慎。但2010年年底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启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相继爆发“革命”之后，欧盟的“世界主义”理念开始压制结果主义（包括功利主义）思维，其中东北非政策开始“激进化”。2011年，继法国和英国之后，欧盟也很快开始支持阿拉伯各国国内反对派，“扶助”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时任欧盟官方智库欧盟安全研究所所长的阿尔瓦多·德瓦斯康赛罗斯乐观地称，如果这一波民主转型成功，“我们就不再无法谈民主的‘阿拉伯例外论’了，在阿拉伯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民主是可能的”。[22]2011年3月叙利亚国内冲突发生前后，欧盟委员会连续发表两份以促进“民主”为目的的欧盟新伙伴关系文件，[23]更改了欧盟对这一地区既有的以地区稳定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将其转为促进该地区的“深度民主”。2011年5月，欧盟不经过联合国，启动了对叙利亚实施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动用自己的政策工具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施压，要求他停止暴力“镇压”发生在德拉地区的抗议和游行示威活动。[24]到2012年6月，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以及法、德、英等成员国首脑纷纷表示阿萨德政权已经丧失合法性，阿萨德应当下台[25]；在法国时任总统奥朗德2012年6月放出“不排除对叙利亚动武”的说法后，欧洲议会重要议员、比利时前首相伏思达9月11日敦促欧盟军事干涉叙利亚。他表示，鉴于美国国内目前忙于大选，欧盟必须“站在打击巴沙尔政权的最前沿”，用不着等待美国人，欧盟可以单独在叙设置“禁飞区”，[26]复制利比亚模式。2012年，欧盟开始积极扶植培养叙利亚的反对派，认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认为“各反对派组织必须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民主、多元、稳定和保障人权的新叙利亚进行和平斗争”。欧盟在干涉叙利亚内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之前的叙利亚内战第一阶段，欧盟的外交理念可称为“激进化的世界主义”。之所以称其为“激进化”，是因为这种世界主义甚至已经违反其哲学根源——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的论断。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一书明确将“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列为“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6条先决条款中的一条（第5条），他写道：“如果一个国家由于内部的不和而分裂为两部分，每一部分都自命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声称着代表全体……只要这种内争还没有确定，则这一外力干涉就会侵犯一个仅仅纠缠于自己内部的病症却并不依附任何别人的民族的权利了；因此它本身就构成一种既定的侮辱并使一切国家的独立自主得不到保障。”[27]虽然，在欧盟和美国的推动下，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决议：每个联合国会员国均有保护其平民的责任，如果会员国未能保护其平民，在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情形下，国际社会有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保护平民的责任。[28]但欧盟及其法英等成员国在叙利亚平民伤亡事件没有进行全面客观调查的情况下，就选边站队，没有联合国授权就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名义军事干涉叙内政，并公开支持反政府武装，扶植反对派力量，这是对康德思想的一种背离，是武断的、带有“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29]色彩的右倾世界主义理念。
在叙利亚内战的第二阶段，欧盟的世界主义遭遇到另一种更加极端的世界主义——以“伊斯兰国”为载体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2012年7月曾表示，叙利亚这个国家应该从地图上抹去，他呼吁实施“伊斯兰教法”（sharia），建立“乌玛”（ummah），[30]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议”所画下的叙利亚边界，去除邪恶的民族主义和可恨的爱国主义，将人们带回“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不承认人为划定的边界，除了伊斯兰之外不相信任何国家属性。[31]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传播也展现出全球化的特征，投奔IS的圣战者比过去20年加入恐怖组织的人还多，[32]欧洲、美国等西方世界已有数千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购买单程机票飞到土耳其，再转乘大巴到达叙利亚和伊拉克与土耳其的边境，加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33]数百名参加过叙利亚战争的极端分子返回欧洲，图谋在欧洲发动“圣战”。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两次遭到恐怖袭击，2016年3月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案，以及相当数量的小型袭击和恐袭预谋策划中都有这些“出口转内销”圣战分子的身影。[34]
更重要的是，欧盟激进的世界主义理念忽略了维持叙利亚和平与秩序的意义，在叙利亚无情而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面前反而证明了如亨利·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和平是最大的道德”论断[35]的正确。到2013年，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和“阿拉伯叛乱”，[36]叙利亚内战不断升级，变成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全球大国和区域大国的“代理人战争”，并滋生和助长了比“基地组织”更为残忍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40多万人在叙利亚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混战中失去生命，上千万人为躲避战乱离开家园，引发了冷战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流亡潮。欧盟为了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行动反而促成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37]自2015年开始，大批叙利亚难民开始涌向欧洲，成为冲击欧盟的“欧洲难民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6年6月底，拟在欧盟范围内申请难民庇护的110万人，其中30%来自叙利亚。[38]欧盟及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成员国秉承世界主义理念敞开双臂欢迎难民，却再一次证明理想在现实面前的“脆弱”：欧盟成员国在接收难民问题上态度不一，匈牙利、波兰、捷克、奥地利公然违反欧盟指令，拒绝接收欧盟分配的难民或自主设定接收难民上限，德国等欢迎难民的国家也陷入一系列难民融入的社会、安全和文化难题之中。难民问题成为英国公民2016年7月“退欧”公投中选择“脱欧”的重要原因，同时欧洲大陆各国“反移民、反欧盟”极右政党因难民危机声势大涨，甚至直接威胁到欧盟自身的生存。2017年下半年，欧洲法院（ECJ）裁决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两个东欧国家必须遵守欧盟难民安排协定，斯洛伐克表示服从判决，但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坚决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