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相关理论溯源
1899年，俄亥俄州州立大学首先开设了“农村经济学”课程，标志着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农业经济学的诞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学者有H.C.泰勒、G.F.沃伦和W.J.斯皮尔曼等，其最初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农场管理。至20世纪20年代，农业经济研究在美国非常活跃。泰勒、E.G.诺尔斯、R.T.伊利、F.R.约德，以及T.N.卡弗等农业经济学者，分别对土地经济、农产品的价格、农村经济和农场经营的理论与实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和影响下，由市场主导的力量受到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包括对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政策干预。农业经济的研究，从之前的主要以微观农业生产个体研究转向以宏观农业政策以及产业调整研究等，开始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经济研究强调农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T.W.舒尔茨的论文《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采用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考察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为政府制定农业经济政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解决农民收入低等相关问题提供参考依据和理论指导。
20世纪50年代以后，农业的发展呈现社会化、专业化以及“农工商联合企业”等新趋势。关于农业经济的研究，除了继续拓展运用新古典的理论与方法之外，同时还系统地应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线性规划等方法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其中以E.O.黑迪的研究为主要代表。由此，产生了许多与农业研究相关的新的分支学科，诸如农业生态理论，农业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农业资源经济学、农工联合企业管理理论，以及食品经济学等。
一 机会之窗理论
所谓“机会”是指一种具有时效性的有利条件。时间性特色即为机会最为显著的特点。机会之窗[2]作为人类成长的心理学理论，近年来，一再被引入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这些学科都试图通过探讨各自领域的机会之窗来进行实证性、前瞻性的理论研究。
如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学家金登（Kingdon）建立的多源流理论，也认为机会之窗（Windows of Opportunity）为公共政策变迁中的基础理论。当然，金登的研究是以政策为客体进行的，以机会之窗的打开为基础，仅适用于政策研究领域。以经济学视域为例，对一个较为落后的地域或社群进行相关的理论预设，对于打开机会之窗是有着重大意义的。面对当前落后的苗族经济，正如刚刚出生的幼儿，在这一关键时期，抓住时代赋予的快速发展时机，为其适时地打开机会之窗，对其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促使当前的社会经济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机会本身所带有的时效特色，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必须审时度势，于是创造条件、多方努力、重点突破，使各个因素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成了探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人类心理发展的机会之窗理论，延伸运用至经济学视域，其可行性在于，首先是建立在发展这一共性基础之上的。无论是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心理认识的发展都经历了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历程，共同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递进特征。其次，都建立在一定的时效性基础之上。无论是哪一种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时间特质，这也为这个理论的援引奠定了基础。最后，二者的发展都是建立于一定的基础之上，即都是具备一个不发达的基础。因此把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视域，尤其是针对不发达经济的发展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意义。
把“机会之窗”运用于苗族经济研究，缘于当前苗族整体发展的落后性。根据这一理论，在其严重缺乏内在动力，导致贫困加剧且积重难返，远远落后于时代，并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反差的不发达阶段，通过各种力量对主体进行相关的刺激，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发展。
二 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其具体含义是指在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或制度变迁的演进，类似于物理惯性，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或“坏”的），可能会依赖于这样一个路径。当人们做出一些选择，这个选择的惯性以及可怕的力量将继续自我强化，并让你难以摆脱。除非有足够强大的外力的介入，促使摆脱对原路径的依赖。道格拉斯·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3]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
路径依赖本质是对旧有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惯性依赖，即一旦进入一定的既定模式之后，就受其影响难以突破，会依照着既定模式朝着既定路径发展。对于转型中的社会而言，一方面必须认清旧有的路径依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旧式的路径依赖中存在着不适应于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的负面作用。
苗族具有的悠久历史和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生产模式，它一方面是苗族在生产生活中实践经验之积累，另一方面也成了苗族现代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当前苗族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实际上已将其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要改变其目前的被动状态，仅凭其自身力量已经很难奏效，迫切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予以推动，才可能实现摆脱对原有惯性的依赖。问题在于改革开放30余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已有实力和能力解决地区间、民族间发展的不均衡和贫富严重分化问题，尤其是处于国家发展短板中的苗族经济的提升，对于发展苗族经济的意义是巨大的。因此，在21世纪背景下研究苗族经济发展，必须认识到苗族固有的路径对其的作用，把具有积极意义的进行发扬光大，对于已经不适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的路径进行革新和化解，同时在外部力量的介入之下，使苗族经济回到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上。
三 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起源于发展研究，大规模的发展研究又归因于“二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当时西方国家意识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可能产生重要影响，为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这些国家，应当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推崇工业化、推崇资本化发展战略，认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依附和消极的；20世纪60年代，以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20世纪80年代由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但对于农业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入研究。
1.平衡发展理论
均衡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之上的。均衡发展理论强调互补的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关联，倡导达到各行业以及地区间的均衡布局和发展，通过调整工业结构，以实现平衡区域协调发展。主要的理论有大推进理论（罗森斯坦·罗丹提出）、均衡增长理论R.纳克斯（R. Nurkse，1953）。
大推进理论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于1943年提出的，主要思想和主张体现在其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中，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必要同时对各个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在促进各个部门均衡增长的前提下，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其主要内容有：其一，目标是取得外部经济效果；其二，投资的资本来源于国内与国际的双向投资；其三，重点投资于基础设施以及轻工业部门；其四，以政府计划为主导而非市场调节。
平衡增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R.Nurkse，1953）提出的。纳克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中，由于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种恶性循环[4]，经济增长难以达成。具体而言，即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就供给而言，低收入预示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导致资本匮乏，资本匮乏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低意味着低收入，如此周期性循环。就需求而言，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造成投资意愿下降，进一步引起生产效率下降，进而造成低收入，需求也如此周期性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这样的经济情况不能得到改善，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关键是解决这两个恶性循环。均衡发展的策略，也就是投资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同时，既要促进各行业，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实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而且在各个行业和地区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投资模式，并不断扩大投资需求。
纳克斯再次强调外部经济的重要性。他主张进行更多的投资，使每项投资变得更加可行。低收入经济体通过投资得到提升与进步，随着产业的扩张，可以增加投资成功的机会。对这些国家来说，巨大的困难在于贫困限制了他们的资本形成。他还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5]。
均衡发展理论，其目的是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产业协调发展。但要达到均衡发展，又困难重重。原因在于不具备相应条件，也不可能有强大的金融业作后盾，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各行业资金投资分散，区域投资的优势得不到保证。即使是发达地区，因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区域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投资于不同行业，其投资的效应也大不相同。因此，需要保证行业投资具有比较优势。
均衡发展理论侧重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经济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将有利于区域和行业的协调发展。
2.不平衡增长理论
由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不能提高均衡发展资金的事实，学者们考虑不平衡的增长问题。以赫希曼（A.O.Hirschman）为主要代表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也被称为“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最薄弱的地方是缺乏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同时也缺乏资金。因此，政府应集中在某些关键部门进行投资，优先发展这些主导部门，以带动其他行业或部门的发展。尼克斯主张将先进行业放回落后部门作为出发点；与尼克斯的均衡增长比较，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将落后部门“拖”到先进部门作为出发点。同时，赫希曼将农业摆在次要位置，认为农业的发展不能有效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的起飞和发展，这一观点曾经深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增长理论强调存在不平衡的经济部门或产业的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并优先发展占主导地位部门。关联效应成为发展的核心内容，它是客观存在的，各部门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因此，优先得到投资和发展的产业，将引起最大的产业关联效应。发展不均衡理论以区域或产业间的非均衡发展为主旨，发展重点行业和重要经济部门，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3.舒尔茨为代表的农业发展理论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培刚即用系统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相互依存及动态的演进关系，主张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点关注农业在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代发达的工业部门并存，农业部门可以向工业发展无限制地提供廉价劳动力。F.约翰森和J.W.米勒认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产品，农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将无法提供更多的食物，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这对中国目前的状况有一些启发。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分析了农业的历史作用，认为农业有生产、市场与要素等方面的贡献。1964年，舒尔茨发表《改造传统农业》，在该书中，舒尔茨强调农民的智力投资是改造成功的关键，并分析了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使之成为高生产率经济部门的必要性。舒尔茨将发展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结合起来，提出“农民的行为是合乎理性人”的论点，指出“经济发展并非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寡或自然资源的丰瘠，而是取决人的质量”，[6]从而建立起“人力资本”理论。除《改造传统农业》外，舒尔茨其他有关农业发展的著作还有《经济成长和农业》《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等。其主要观点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不包括传统农业，由于传统农业原始生产要素的增加，其投资回报率低，缺乏足够的刺激投资和储蓄，因此难以带动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也不能打破长期停滞的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寻找新的生产要素，作为一种廉价增长的源泉。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改造传统农业制度，引进现代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机制，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条件。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于舒尔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告中指出：舒尔茨对农业发展潜力的分析是根据一种均衡观点，他是传统生产方法与现有生产技术之间的结合，创造了动态发展必需的条件。
舒尔茨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代表性的学术思想与同时崛起的农业技术革命一起革新了农业的发展道路，使得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从而掀起了一股“绿色革命”的趋势，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4.刘—拉—费的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系统提出后，经拉尼斯和费景翰等人加以改进和扩充的，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刘易斯（Lewis，William，Arthur）于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先驱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内存在弱小的现代工业与强大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经济发展的同时，把原属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了现代工业部门，凭借资本的积累进行劳动力转移。他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切实作用，并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首先进行社会内部的文化、政治等部门的制度改革。60年代，他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并在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出谋划策，并总结各种经验和教训。
拉—费模式（Ranis-Fei model）是1961年由费景汉（John C.H. 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在刘易斯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而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该模式从动态角度研究了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主张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了刘易斯模式中存在的两点缺陷：一是在促进工业增长中忽视了农业的重要作用；二是忽视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两人在刘易斯模式的基础上对这两点进行了补充和改进。
拉—费模式与刘易斯模式相似，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的划分为基础，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模式相似，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通过再投资，以增加资本，并吸收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第二阶段，边际生产率低的劳动力形成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由于劳动的边际产品是正值，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将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造成农业产业规模的缩小，最终导致农业产业供应短缺。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由于工业和农产品的贸易条件开始进行改造，从而促进农业转型。第三阶段，二元经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的工资，由边际生产力决定。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流动的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的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纵观上述三个阶段，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劳动力转移和再配置的数量与时间：一是人口增长率；二是工业技术进步的趋势和性质；三是工业资本储备增长率，而工业利润增长率和农业盈余增长率对工业资本储备增长率有所限定。可以说拉—费模式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成为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更着重强调工业与农业平衡增长的重要性。拉—费模式最终只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唯一源泉。于是刘—费—拉模式被认为是在古典主义框架下分析劳动力剩余问题的经典模式。
刘—拉—费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工业化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包含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农业发展模式——带动工业化模式。该理论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不断扩大的工业部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其论述的情形不符。其次，在模式中隐含的基本假设是不符合模式的，过于狭窄。最后，强调农业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忽视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又提出了与刘—费—拉模式不同的二元经济模式，该模式认为农业产出的剩余是工业部门产生和发展的充要条件。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D.W.Jogenson）创立了乔根森模式理论。该理论是基于新古典主义（New Classicalism）的反思，探讨在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中，农业部门如何决定于工业部门的增长。主张农业部门的工资与劳动创造的平均价值相等，而工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因此，劳动力可以在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农业的发展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之基础，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以及整个社会的人口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与其转移的规模以相同比例增长，越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越大。在不发达国家，一般存在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或部门。在落后的农业部门中，土地和劳动力共同决定产量水平，其边际收益或边际产量递减。
该理论认为农业剩余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才足以提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继而乔根森又提出“农业总产出的增长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重要假设。在这一假设条件下，农业剩余规模越大，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将到工业部门，并假定农业技术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农业剩余决定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同时也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然而，对城市工业部门的失业问题，以及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等问题，乔根森模式仍然未做出重要的阐述，从而忽视了与两部门之间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将之与刘易斯理论和拉—费理论进行比较，乔根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前者是基于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和依据剩余劳动力为基础创立的。乔根森理论则是农业剩余为基础，并采用新古典分析方法作为分析工具而创立的理论。
其二，刘易斯等人主张工资率由农业人均收入水平决定，这种决定水平固定不变，直到全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理论主张资本积累上升和技术进步是工资率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
其三，前者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促进了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乔根森理论认为，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
其四，前者主张剩余劳动假说和固定工资假设，与之相反，乔根森理论则基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主张经济增长决定于人口增长，从而否定剩余劳动假说和固定工资假说。
对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比较阐述，意在凭借农业发展理论结合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实证性分析，为论证苗族农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
四 农业生态理论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农业”，最早于1970由美国土壤学家W.艾尔布雷克（W.Albrecthe）提出；十年之后，英国农学家M.沃茨顿（M.Worthington）将“生态农业”界定为“在生态上能自我维持，在经济上有生命力，在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其中心思想是把农业建立在生态学的基础上。生态农业的思想源远流长，一般认为较为完整的生态农业理论与技术源自中国。例如，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明末清初的《补农书》中记载的庭院生态系统；明清年间在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形成的初级生态农业模式“桑基鱼塘”，充满了“池内养鱼，堤上植桑，毫无废弃之地”朴素的生态农业思想。这些都是中国生态农业模式的雏形。农业生态理论，又可称为农业生态学，是研究农业生态系统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生产力及其调控与管理的学科。它是生态学应用于农业的一个分支。主要内容涉及大农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及优化调控、农业生物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农田生态系统与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关系、农作物个体与种群生态、农业生态环境人工演替与恢复重建。这一理论对于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力提高与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批由马世骏为代表的中国生态学家再次总结了以整体、协调、循环、自生为核心的生态控制论原理，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以及时、空、量、构（产业、体制、景观）及序（竞争序、共生序与自生序）的一系列生态关联和调控的相应方法，并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实质就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形式与其居住劳作的环境、物质生产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间共同的协调发展，这些环境同时构成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也就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等，已经构成了当代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经济—自然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三者的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彼此的生存和发展都相互影响和制约。“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是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重要指标。在研究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之时，应根据生态经济原则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整个复合系统的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综合效益最高。为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调节好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必然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以实现因地、因时制宜的可持续发展。”[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运用农业生态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有益尝试，在全国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大力治理环境污染，在农村实行退耕还林等，并取得了预期成效。本书引入农业生态理论作分析，是源于苗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于环境的漠视而引入的。以环境为代价而进行农业发展的旧有苗族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严重滞后，并带来了可怕后果。农业生态理论是苗族农业发展的方向，创立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科学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展理论的引用是为了发展速度，而生态理论的借鉴是为了发展的质量。
五 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理论
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理论是基于农业生产的地域空间特点与分布差异而形成的，研究农业生产地域差异及其规律的学科。从地理学角度讲，它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而又可称为农业地理学。本书认为，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理论属于经济地理学与农业科学交叉的一门学科。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同样有着较悠久的历史。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意识到农业生产与地域条件的联系，指出了因地制宜利用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如《左传》记载有“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尚书·禹贡》分地区评述了土壤种类、耕地等级、田赋收入水平、当地农特产品和水利状况等，均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思想的体现。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农业区划和国土整治，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等都是这种理论在现代区域开发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在从古罗马时代到17—18世纪，西方一些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农业生产布局的记述。19世纪被认为是地理科学和农业科学革新和深化的时期，为农业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826年德国农学家和经济学家杜能（Thunen）发表了著名的《孤立国与农业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首次探讨不同农业类型和集约水平分布的规律性，创立了农业区位论，与韦伯1909年提出的工业区位论并为经济地理学“双星子座”。农业开发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传统农业生产存在明显的地域特点。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理论的内容涉及：农业生产及其各部门、各环节地域差异特征；农业生产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原因、形成过程及变化趋向；各种农业地域类型和农业区的形成、结构与演变；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农业生产布局方案；农产品比较优势及其与市场的关系等。
根据苗族聚居区的资源特色本书引入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理论，希望能为苗族农业发展的合理布局和经济开发探寻科学依据。
与农业区域开发与布局理论相关的理论有比较利益学说，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利益学说。他认为：实行专业化分工，各地区都可建立起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发达的地区选择优势产品、产业，而在生产力落后的地区则选择劣势产品、产业，通过交换，双方都可以获得比较利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主张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各个国家应根据本国资源禀赋所具备的相对优势，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的原则，生产和出口具有本国“比较优势”的产品与服务，进口其不具备优势的产品与服务。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解释了国与国之间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得利，从而进一步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而国际贸易在生产技术上不存在绝对差别，如果各国在生产技术上存在相对差别时，会出现产品价格与成本的相对差别，由于各国在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才达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本国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服务，这样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故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主张为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可以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进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以促进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增长。
综上所述，传统的农业发展理论指出农业产出由土地、劳动和资本数量决定，同时受到生产方式变革、制度的影响；强调农业内部和其他产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的平衡或不平衡增长关系；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农业发展要因地制宜，并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在近期农业发展理论建设中，农业政策的作用受到重视，通过政策安排提高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率以促进农业发展；政策本身虽然不能成为农业产出的内生变量，对农业产生直接效应，但可以改变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环境，也可以对农产品价格进行有效调控，从而有助于农业的稳定发展。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农业发展理论的新发展。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生物经济时代的临近，土地作为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不再是农业形态最为必需的唯一物质基础，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相对减弱，知识（智力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一种新兴“资本”，“知本农业”这一理念与其农业形态正逐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