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 研究思路

本书依照“教育机会分配—人力资本水平—职业地位获得—社会阶层流动”的思路，采用逆推法，分析影响和制约西部农村青年职业流动的环境、政策等深层次因素，以探索解除西部农村青年职业流动束缚的积极措施。

本书的基本假设是：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劳动者职业获得和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而教育机会分配状况是影响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决定因素。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首先，从教育招生制度演变的角度对比不同时期西部农村青年的教育机会获得情况，用以说明教育机会分配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实际影响，为人力资本部分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并论证西部农村青年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内在机理，以及人力资本在其未来职业流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再次，通过职业流动特征综合论证教育机会、人力资本与西部农村青年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互联系，进一步说明教育机会和人力资本水平是西部农村青年就业与职业流动的制约因素。最后，在整个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思考，提出建议。

二 研究方法

（一）基本概念解释和界定

1.教育机会分配的考察对象

教育机会，主要指进入各级、各类正规学校学习的机会。根据教育机会的定义，可以把研究对象分为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从教育目的和内容看，包括小学和中学在内的基础教育着重培养劳动者的基本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高等教育（指基础教育之外的专业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主要是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教育，目的是为劳动力市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从就业与职业流动角度看，高等教育目标更接近于劳动力市场，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但是教育的连续性特征又决定了专业教育不是空中楼阁，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因此，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机会分配也不容忽视。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关于教育阶段的划分存在着理论与政策实践的不一致。理论界对教育有多种划分，国外通常将教育划分为初等教育（Primary Education）、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和高等教育（High Education），我国的三阶段划分与国外的教育划分基本一致。三阶段是指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这种划分适用于教育投资研究。另外，还有一种教育分类，比较适用于专业教育研究。这种划分将教育分为三类，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这里，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同属专业教育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因目标定位不同而被细化，职业教育偏重于专业技能，高等教育偏重于学术研究。此外，即将出台的高等教育改革又将全国现有的1200多所高校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其划分为应用技术型高校和学术研究型高校。而1986年《义务教育法》，尤其是2006年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之后，在教育投资政策实践中，又常常将基础教育划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各种统计口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义务教育形成了一系列专门指标，与高中阶段分开。

这样，原来常用的教育阶段划分，就与政策实践出现了矛盾。比如，教育三阶段划分中，中学阶段包括初中和高中，而现行的统计指标将初中划归为义务教育阶段了；同样的道理，基础教育包含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但是现行的义务教育指标不包含高中阶段，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指标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比如进行基础教育投资政策研究时，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关于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的研究数据出现了不连续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从青年职业流动研究的需要出发，本书重点考察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与青年的机会获得，对基础教育的机会分布状况只做了支持性考察。

2.西部农村青年范围的界定

为了分析代内职业流动和代际职业流动，本书特意将西部农村青年界定为：户籍在西部农村的、不同时期的，20—35岁的青年。研究中采用逆推法，推算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作为重要参照对象，老一代的出生时间界定为1945—1969年，之所以老一代年龄范围较宽泛，一是考虑到“40后”“50后”家庭多子女的特征，二是高考客观上完成了农村青年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很多西部农村青年的命运由此改变。新一代主要研究对象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村青年。在这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时期，农村的基础教育投资制度、高等教育投资制度和招生就业制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升学、就业等人生的很多重要节点，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艰难的选择。作为农民工市场的主力，“80后”农村青年备受关注，国内很多研究中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

在本书中，沿用国内对外出劳动力的惯用称谓，将在调查时点具有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跨县（区）域流动到城市务工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称为农民工。其中新一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而在此之前出生的农民工被称为老一代农民工。

3.职业流动的内涵界定

国内学术界对职业流动概念的界定范围不完全统一，大致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职业流动指在不同类型的工作组织之间、不同职业和行业之间的流动等，如：张晓慧（2002）^[3]；Wu Xiao gang和Yu Xie（2003）^[4]；刘林平、万向东等（2006）^[5]；唐美玲（2007）^[6]；邢春冰（2008）^[7]；白南生、李靖（2008）^[8]；李长安（2010）^[9]；刘士杰（2011）^[10]；吴愈晓（2011）^[11]；马瑞、仇焕广等（2012）^[12]；等等。王春光（2003）^[13]认为，职业流动指寻找和变换工作的过程，而变换工作，就是工作单位变动或在同一单位内因职务、职称、行政级别等的变更而造成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的重大变化。广义的职业流动是人们依据自己的需求偏好自由选择的过程，是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间流动、配置的结果（黄建新，2008）认为^[14]，职业流动是劳动力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对职业流动的范围界定宽于其他学者。

在众多对职业流动概念的解释中，李长安的界定最接近农村青年职业流动的特征。李长安（2010）^[9]把农民工职业流动界定为农民工工作发生改变，也就是说，职业流动等同于工作转换。参照此定义，我们将职业流动界定为农村青年在就业期间的工作发生了改变，不仅包括行业间、地区间的变换，也包括同一工作职位的变动，每更换一次工作就是一次职业流动。

（二）样本选择方法

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获得性方面综合考虑，在研究中采用多种方法收集样本。对于教育机会分配情况，主要考察教育机会分配结果，也就是考察不同教育阶段学生的升学率；对于人力资本水平，主要考察已就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对于职业流动状况，主要考察农村青年的职业流动和变换次数。

（三）研究方法

1.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采取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等8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并先后两次在陕西省关中地区某村实地入户全面调查，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

2.归纳与演绎的抽象分析方法

用同一教育制度下西部农村同龄青年的人力资本水平，说明努力程度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用不同时期西部农村青年的人力资本水平，说明教育制度改革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教育经济学理论和社会阶层理论对西部农村青年职业流动的内在制约因素进行了定性研究，同时，对人力资本与职业流动进行了定量分析，为提升西部农村青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供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