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1949—1978）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历史带入了一个新纪元，同时，也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入了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关系紧密的历史时期。受社会环境与时代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始终与当时的文艺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研究的内容、重心，在不同时段虽有所不同，但其中始终贯穿的，是对现代文学革命史性质的强调。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它面临的困难和迷误，同样令人深思。

第一节 革命文艺秩序中的现代文学研究

自从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就有了现代文学研究。宽泛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与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并行的。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本身，就包含了对“新文学”性质、内涵、特点的探求、检讨和批判，而其后所有的文学批评活动，也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广义的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发展中每一个有见地的批评家，事实上也都可以看做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但较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研究，却还得从研究者开始具备较为自觉的反思意识，并尝试以史家身份总结、梳理现代文学发展所涉及的一切算起。按一般的看法，有关现代文学的较具学术意义的研究，其上端甚至可追溯至新文学运动初期一些人的撰述，如罗家伦1920年9月于《新潮》第2卷第5号发表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胡适1922年为上海《申报》50周年纪念特刊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1]。这些新文学运动发动者们的夫子自道，如今似乎已被理所当然地看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滥觞。在其之后，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不断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文学研究论著次第登场，除了一般的批评研究文字，仅仅是专门讨论这一领域问题的文学史，也早已陆续产生出了相当一批，其中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2]、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3]、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4]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5]、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6]、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7]、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8]、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0]、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1]、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2]、霍衣仙《最近二十年文学史纲》[13]、吴文祺《新文学概要》[14]、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15]、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6]、任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17]、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8]、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19]，以及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周扬1939年在延安鲁艺的讲稿等等，如今都是常被人提及的重要著作。而特别被人看重的，还有1935—1936年赵家璧主持编纂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时邀集蔡元培、胡适、鲁迅、朱自清、郑振铎、阿英等所做的那些编集、总结、阐释工作。这一切，从观念、视野、方法等不同的方面，对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40年代末，参与构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各种力量从各自不同立场和视角，对现代文学运动做出的面向新的历史转折的那些总结与思考：从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到朱光潜的《现代中国文学》[20]，无论是左翼，还是自由主义，都从各自不同的认识提出了不同的现代文学认识纲要。而更为重要的还有邵荃麟、胡绳、林默涵等中共知识分子在香港通过创办《大众文艺丛刊》展开的文艺批判。这一切，均为1949年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不过，即使如此，1949年之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看仍然未能形成一个比较严格的学科体系。这一方面由于现代文学在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体系中的位置还有待确定，研究者对这一学科性质、内容、特点、范围的认识还比较随意；另一方面也因为研究工作整体上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缺少一支专业化的稳定的研究队伍，研究者的专业身份尚不分明，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尚未产生足够的时空距离，因而很难将研究对象真正学术化、历史化。对于这种状况，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1]一文中曾经有着确切的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解放前，有关现代文学的论著大多是从当代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的作家作品评论，或者是作为中国文学史附庸的最后概述章节，这说明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出现，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秩序，也为现代文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文化生活事件和制度安排，包括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及其确立的文艺路线，教育部“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的制定，以及其后次第展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批判，均从不同的方面对正处于创生期的这一学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回顾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也不得不从这些事件和活动说起。

1949年7月2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通常被看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事实上，它也是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体系构建的开端。会议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领导地位的强调，对现代文艺运动史的阐释，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文艺生活开始进入一种全新的秩序。1949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从属于这种秩序，也服务于这种秩序。这次大会的一些重要文献，如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总报告，茅盾、周扬分别代表国统区、解放区所做的报告，不但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了简要概括，而且很大程度上也为此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标准与依据，长期规约、影响着其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环的现代文学研究，正是以这样一种隆重而又颇具政治规定性的方式正式起步。

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且说明其内容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个草案不但确立了现代文学在高等教育及国家学术体制中的位置，也明确规定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观点、方法及重心所在。而1951年7月发表于《新建设》杂志的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共同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则从这一课程的具体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研究重心等方面对之做出了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的国家建设整体上还处于一个过渡的转型阶段，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总体上也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建设时期。1951年9月、1953年8月，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相继由开明书店出版。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这部书不论是从其视野，还是研究方法看，都为其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示范。其后，从1952年到1956年，相继又有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22]、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23]、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24]、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25]。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对现代文学的特别重视和现代文学教学活动在大学的展开，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性质和意义，并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学科队伍，初步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受到“新的人民文艺”秩序构建要求的决定，同时也不断受到发生在当时文艺生活现实领域的一些事件，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重大活动的影响，但由于所有的斗争尚在展开之中，就现代文学史的认识而言，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个人著述的空间，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态势可以说兼有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特点，而其中前者的意义还略大于后者。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百花时代”。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给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带来一种比较活跃的态势。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意识形态战线的现代文学研究，同样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文学界及一般舆论开始重新注意一些从前被边缘化的现代作家，一些非主流的新文学作家，如汪静之、饶孟侃、徐玉诺、陈梦家、吴兴华、沈从文、周作人、孙大雨、梁宗岱、杜运燮、郑敏、穆旦、袁可嘉等的文章开始重新出现在刊物上；与之同时，张恨水、陈慎言、张友鸾等通俗文学作家，对“通俗文艺”、章回小说被轻视的现象也提出了意见。针对已经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比如汪曾祺在作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说：“写文学史是个复杂的工作，已出版的几本，都有教条主义，往往以作家的政治身份来估价作品”，并明确举出沈从文的例子，认为“对沈从文先生的估价是不足的”，蹇先艾也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提到了沈从文的现实遭遇以及对他的评价问题。[26]

1956年8月，李何林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随后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除肯定性的意见外，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譬如许杰在有关文章中就指出，说“胡适在‘五四’时代提出改良主义的文学主张，以和文学革命相对抗”，是“不完全合于历史事实的”；[27]认为有关胡适的评价，应在坚持总体否定的前提下，适度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余敦康的《评李何林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更明确提出：“应该以现代文学史对象问题的研究来代替新文学性质问题的研究。”[28]该文篇幅虽然不长，现在看来，却是这一时代最有理论意义的现代文学观念反思文字。针对当时有关新文学性质的不同看法，他首先指出，这些看法“虽然分歧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作某种单一的，独流的整体，企图把它们都归结到一个统一的大帽子下来。或者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文学；或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或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下，无论得出怎样的结论来，都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文章论析的直接对象虽然只是李何林的论著，实际批评的却是整个当时流行的现代文学研究观念及方法。与此相联系，文章还辨析了“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史关系问题，认为“李何林提出的两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基本方向与主流，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作品中已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新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长主要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的成长’，这两个论点不是分析历史的具体过程得来，也没有做任何理论上的阐明，而是事先就规定好的。既然结论已经有了，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只是用它们来解释新文学史上的一些复杂问题了”。可以说，这样的批评的确抓住了共和国前期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无法否认的矛盾，其所提出的“应该以现代文学史对象问题的研究来代替新文学性质问题的研究”的观点，在当时的确具有比较超前的意义。遗憾的是，随着“反右”的到来，不但作者自己被划成了“右派”，他所提出的这一颇具前瞻性的观点，后来也未能引起任何的重视。

到“反右”之后，曾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思想活跃态势，很快为当时的运动及“大跃进”后期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所打破。50年代后期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除了观点更趋革命化，文学史的撰著方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特别突出了集体写作的意义，有意识地组织安排学生或青年教师编写新的文学史。像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960年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文学组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内蒙古大学语文系《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等，都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除了高度革命化之外，这些著作叙事大多采用“我们”的口吻，特别突出了革命文艺的集体认同。而这一切，也成为60年代初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序曲或前奏。

60年代初期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既是5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总结，同时也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强调认识的统一性的新阶段。现在看来，这部书的编写当初也存在着复杂的情状，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大学及文学研究机构学术规划、当时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及主编者个人追求“合力”的产物。1953年2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个国家级的文学研究机构，1956年划归中国科学院，作为文学研究的国家队和统筹机关的意识更加明确。据樊骏回忆[29]，“文学研究所一成立，何其芳就把编撰中国文学史列为一项主要的科研任务”，到1960年前后，成立了“文学史编委会”，成员有何其芳、毛星、唐棣华、唐弢、贾芝、蔡仪、余冠英等。1960年1月，中宣部召开了“加强理论批评工作会议”，还专门做出了由文学所负责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决定。这一切表明，“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课题，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更高的规格”。而就写作方式来说，它的完成也更突出了集体编写的性质。但在实际的工作进行中文学所的“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并没有立即上马”，而是“让大家分头熟悉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唐弢从两个方面着手前期准备工作”，一是通过中宣部从全国多处借调研究人员；二是“为了促使相关人员尽快进入角色，陆续邀请茅盾、夏衍、罗荪、黎澍、思基、陶然、冯其庸等人座谈”。到1961年初，这项工作又被纳入国家全面铺开的高校文科教材（总数达二百多种）的编写计划。“整个工作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高教部设有专门机构”，虽然经周扬指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由唐弢担任主编，但事实上，这已完全打乱了这本书原定的写作计划，而使之更具国家意识形态的统筹规划性质。但即便如此，“1964年夏，上半册的征求意见稿终于赶印出来，却无人理睬而被长期束之高阁”，“文革”爆发后，它还未及正式出版，就被“宣判为毒草了。书稿的上半部分因已经印出征求意见稿，得以保存下来；下半部分只有一份手写的初稿，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不知所终”。直到历史进入新的时期之后，经过修改和重写，全书才分别于1979年6月、11月和1980年12月出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入了一个剧烈的破坏时期，也将现代文学研究带入一种完全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格局。1966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7月，《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加“按语”点名批判周扬为“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时发表阮铭、阮若英的文章《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穆欣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矛头直指周扬及其所树立的革命文艺传统。以1967年姚文元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为标志，经“文革”前十七年种种努力建构而成的革命文艺秩序宣告彻底颠覆，历史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将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邵荃麟等与此前被他们打倒的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以及更早期的王实味、萧军等一道，以“文艺黑线”的名义进行了新的归并[30]。

“文革”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深受两条路线斗争思维的影响，一边极力强化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一边突出了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批判。同时始终围绕鲁迅做文章。鲁迅在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下所说的一些话——特别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的话——被刻意歪曲、放大，完全沦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时，他的思想、形象也不断遭受严重的歪曲。譬如1966年《红旗》杂志第14期刊出“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专栏，发表姚文元、许广平、郭沫若、陈伯达等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发言。在姚文元看来，“纪念鲁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大发扬这种大无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锻炼出一身无产阶级的钢筋铁骨，同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修正主义、同那些反华大合唱中乱跳乱叫的拉拉队、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许广平的发言则反复强调：“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现代作家，则或被彻底屏蔽出现代文学的视野，或不同程度地受到精神及肉体的伤害，现代文学研究陷入一种十分困窘的命运。

第二节 现代文学研究的革命史范式

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有着鲜明的特点，其突出表现为：在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上，突出新文学的革命性，不断强化现代文学的无产阶级属性；在内容选择上，突出革命文艺的主流地位，突出共产党对革命文艺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结构安排上，突出革命文艺、鲁迅、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主线，而将其他文学现象与流派归入批判斗争的对象；研究旨趣上，强调文学史研究对现实斗争的服务意义；研究方法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阶级分析方法，对艺术问题的认识受内容形式二分法的影响，强调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忽视艺术分析；在研究者的自我定位上，突出其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属性，突出体现统一意志与国家权威的集体写作，淡化个人研究的意义。

与在现代史的认识中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样，努力呈现这一革命运动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它对之所发挥的作用，也成为共和国前三十年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中心要旨之一。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代表国统区文艺界所做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代表解放区做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都特别突出了革命文艺，特别是延安文艺在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史上的地位。此后，对革命文艺史的勾勒、阐释，便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最主要使命，也是贯穿于5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主题。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一部部编写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事实上也就是一部部革命文艺史。包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内的一批文学史著作，历史叙事的内容、重心和方法虽各有不同，但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勾勒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的基本立场，却始终一致。在看上去颇有分别的内容中，隐含的始终是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地位的不断突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始终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指导文献与思想纲领。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所做的报告，均旗帜鲜明地宣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郭沫若的致词明确表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并要求“把这一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作为我们今后的文艺运动的总指标”。[31]此后，不论是王瑶、蔡仪、丁易、张毕来、刘绶松，还是别的什么人，所做的一切，无非都是想更突出地体现对这一基本认识的更深入的理解而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开始就尝试以毛泽东的《讲话》为中心构建自己的体系，其后的修订，所做的也不过是不断地向对这一思想体系的新认识靠拢。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也明确宣称：“它不是叙述一般新文学运动的史实，只是考察几个新文学史上的问题；却想通过这几个问题，去认识新文学运动的大致情形，并且进一步去理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如何英明地把握了新文学运动的主导方向，解决了当时新文学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指示了以后新文学发展的必然道路。”[32]

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讨论，始终是50—7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在为第一次文代会所做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里，郭沫若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从性质到发展曾做出过明确的论述，认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绪论分“开始”、“性质”、“领导思想”、“阶段”四节，逐次论述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新文学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属性和现实主义特征、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以及新文学分期等问题。其核心始终在突出“讲话”的中心意义。另外，强调现代文学发展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联系，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王瑶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丁易说它“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和革命运动逐步地深入结合的过程”；刘绶松则更强调“在任何时代被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都是为某一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的”这一切无疑都对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和评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代文学史的这种革命文艺史特点，同样体现在它的结构方式上。事实上，从王瑶的著作起，有关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就一直是这一研究领域经常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共分四编，分别为：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第二编“左联十年（1928—1937）”，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1942）”，第四编“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1942—1949）”，仅从标题，就可看出其历史认识的根本和叙事重心的选择，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运动密切相关。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前四章集中论述现代文艺运动，其标题分别为：“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兴起、发展和斗争以及鲁迅的贡献”、“左翼文学运动（上）——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左翼文学运动（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抗战文学的理论”、“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以及文艺理论的斗争”。除了更加突出鲁迅和毛泽东的贡献，历史认识的基本格局也更加向革命史认识靠拢。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分五编——五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外加附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干脆连表述语言都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革命阶段的分期统一起来。不难看出，“五四”、左翼及延安，始终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叙事的基本重心，而越到后来，毛泽东的“讲话”越在现代文学发展中趋向唯一的中心地位。按这种观点对新文学传统进行选择和建构，描绘出的自然就是一部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30年代的革命文学，再到40年代的延安工农兵文学的不断提升、不断纯粹的革命文学史。

按照这种思路，不但现代文学史上思潮流派的意义估价要依其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疏密而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作家也常常依其与革命的关系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大约从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起，现代作家就被不断归入三个意义不同的部分：第一类是所谓革命作家（或无产阶级作家、左翼作家）。除了作为旗手的鲁迅，还包括郭沫若、瞿秋白、李大钊、茅盾、丁玲、赵树理、艾青、蒋光慈、成仿吾、夏衍、田汉、冯雪峰、殷夫、柔石、叶紫、沙汀、艾芜、田间、洪灵菲、张天翼、萧红、臧克家、袁水拍、李季、孙犁、刘白羽、贺敬之、柯仲平等；其身份认定，一方面依据他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实际关系；另一方面也受其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地位变化的影响；而其位次安排，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学评价意义。第二类是所谓进步作家（或民主主义作家、爱国作家），常被列入这一行列的有：叶圣陶、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冰心、王统照、戴望舒、李健吾等；多属被认为具有不同程度的革命倾向或同情革命，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的作家。第三类是所谓反动作家，除了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胡适，常被提及的还有徐志摩、沈从文、周作人、陈西滢、梁实秋、林语堂，以及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林纾、严复、章士钊、吴宓，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提倡者、40年代的“战国策派”等，以及一些在不同时期被淘汰出革命文艺队伍的人物，如王实味、胡风、萧军等。而对这些作家类型的认定，事实上也常常因情因势而变。“革命作家”与“反动作家”的范围依不同时期政治标准的宽窄而不断变化。

阶级分析的方法与围绕“革命性”建立的作家作品二元评价体系，也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上的主要特点。一旦决定了一个作家的位置，接下去就是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而研究者在这一点上所做的，也无非两个方面：一是从其生活经历出发，集中阐发其文学道路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二是按一种内容/形式二分的方式对其代表性的创作进行评价。因之，对作家“道路”问题的关注和对作家阶级身份的分析，持续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

这种革命史范式的另一特点体现在作品的分析上，就是始终遵循着一种内容（思想）/形式（艺术）相对的二元评价体系。几乎所有的作家、作品评论，都是先做内容（思想）上的评判，再做艺术上的简要分析。思想内容的分析，除了凸显其与革命史的关系，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发掘革命作家思想、文本中的革命因素，或批判那些非革命作家思想、文本中的反动因素，突出、放大这种因素的思想及阶级来源，是很多研究的最主要工作。即便是对一些因种种原因受到时代肯定的非革命作家的评论，这些研究往往也都努力从中发掘革命性的因素，并通过放大这种因素，尽力减弱其自由主义的（或非革命的）那部分活动和创作的影响。

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特点的形成，与研究者自身的人生经历及身份认同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活跃在50—70年代的研究者，主要包括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第二代学者。前者如冯雪峰、何其芳、唐弢、王瑶、陈涌、蔡仪、李何林、丁易、张毕来、刘绶松、陈瘦竹、田仲济、任访秋、钱谷融、王西彦、许杰、张庚、邵荃麟、以群、罗荪、臧克家、刘泮溪、俞元桂……除个别人（如王瑶、任访秋）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受过较多的学院学术影响之外，多属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实际参与者，其中许多人都有较长时期从事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经历，他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现代文学研究，既是这门学科的最初构建者，也是当代文艺运动的身份复杂的参与者，常常承担着一边构建、一边批判，同时又不断为别人所批判的命运。第二代，如樊骏、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林志浩、叶子铭、孙中田、陆耀东、吴宏聪、陈鸣树、范伯群、支克坚、吴小美、许志英、朱德发等，基本上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受新的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代，从50年代后期或60年代开始加入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就具有比其前辈更彻底的革命意识，在推进革命文艺认识的同时，还承担着不断批判他们的师辈以寻求超越的使命。

需要指出的还有，这一时期，在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思想与他们的实践活动之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樊骏论述50年代初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认为其贡献首先在于“率先把现代文学作为一份遗产、一段历史研究，而不再是作为同时代人的作品进行评论”，但这或许只是作者真实的愿望，在当初，这一想法在事实上却是很难实现。就此而言，该书自序说自己编写此书“也并非自己觉得很胜任，只是因为工作分配关系，必须把它来当作任务完成”，倒的确说出了这一研究的一个根本特点。也正因此，即便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文学史应该考虑到文学的特点，不能与革命史等同起来，好像只是它当中的一章”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但在实际中，还是不得不坚持以“讲话”为中心构建自己的体系，宣称“如果我们充分估计到毛主席这一伟大著作的历史意义和它所引起的文学面貌上的巨大变革的话，那在文学史的分期上很难不把1942年作为一条重要界线的，因为从此现代文学的确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3]同样，作为这一学科另一重要奠基者的唐弢，虽然从很早的时候就一直有着个人编修现代文学史的意愿，但最终所能扮演的仍然不过是一部集体编纂的文学史的主编这样一个角色。就连他当时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要参编人员读原始报刊等一系列要求，也只能等到新的历史时期才能真正产生它理应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如何选择、安排这段文学史的具体内容，始终是这一时期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曾与人民日报社共同召开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会议由叶圣陶主持，孙伏园、孟超、袁水拍、吴组缃、李广田、李何林、林庚、杨晦、钟敬文、黄药眠、王淑明、蔡仪、臧克家等18人参加。会间的发言，除了肯定的意见之外，也有许多是对它的批评。总结这些批评，黄修己认为：“这些问题，说穿了，其实只是一个问题：为谁树碑立传。”“四十年过去，直到今天，现代文学研究中争论的一些具有尖锐性的问题，也还是离不开这个问题。”[34]这实在是一个深刻的洞见。也正因此，文学史编撰也就始终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得以展开的主要方式，而文学史的每一次重新编写，事实上也就是对革命文艺秩序的一次重新选择与安排。

这一切，还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之前，其实就已露出了端倪。1948年发生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的批判，虽属当时文艺斗争的一部分，但显然已有针对新的历史转折自觉梳理现代文学传统，指明方向，确立典范的意图。而会议的代表选择和人事安排也分明隐含着这样一种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取舍理解。现在常被人提及的沈从文被排除在外、胡风退出国统区文艺报告起草等现象，一定程度上预示的其实就是革命文艺的这种“纯粹性”要求，以及其后一部分作家将要遭受的被遮蔽、被压抑命运。会议的主要文献，包括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总报告、茅盾代表国统区文艺所做的报告、周扬代表解放区文艺所做的报告，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取舍及轻重选择立场十分鲜明。而会前会后一些书籍，特别是周扬、柯仲平、陈涌等编辑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及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所暗示的确立传统、指示方向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其中的选择与安排明显地影响到了其后相当一段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

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文艺，毫不留情地贬低、批判其他一切非革命的文艺创作，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而其中对解放区文学的成就的推重，尤其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叙事的结构重心。新中国成立前后就由新华书店隆重推出的，周扬、柯仲平、陈涌等编辑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既可以说是对解放区文学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也可以说是对革命文学传统及其方向的一次梳理。丛书汇集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58种，包括贺敬之、丁毅等创作的《白毛女》，傅铎的《王秀鸾》，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的《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魏凤、刘莲池的《刘胡兰》，阮章竞的《赤叶河》，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柯仲平的《无敌民兵》，王大化等的《兄妹开荒》，阿英的《李闯王》等剧作；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草明的《原动力》，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孔厥等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邵子南等的《地雷阵》，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小说；周而复、师田手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华山的《英雄的十月》等通讯报告；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等诗歌；以及韩起祥的《刘巧团圆》等曲艺作品其涉及的作家作品，已明显地指示出一种文学史格局。据说，配合周扬所做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所有代表均得到了新出版的这套丛书。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又被重排印刷。“自1952年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出版《货郎担》（秧歌剧）、《刘胡兰》、《种谷记》等二十一种，1952年4月重排的《吕梁英雄传》，到1953年8月已经是第五次印刷，总印数达169000册。解放区文学备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而被确定为新中国文学的典范。”[35]

解放区文艺之外，另一受到重视的领域是所谓“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开明书店于1951—1952年推出的在当时即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的“新文学选集”[36]，是新中国第一套汇集“五四”以来作家作品的现代文学作品选集。该丛书分别收入已故及健在作家选集各12种，作者包括：鲁迅、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许地山、蒋光慈、王鲁彦、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丁玲、田汉、巴金、老舍、洪深、艾青、张天翼、曹禺、赵树理[37]。这些作家再加上此前周扬等编辑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收入的作家作品，大体勾勒出了50年代现代文学作家研究的基本范围。

这一文学史建构的政治取向性，同样表现在该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作家评论上。鲁迅研究在整个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不但地位突出，成果众多，有关论著占去该时期现代文学作家研究的大部分篇幅，并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其形象也不断趋于“革命化”，甚而一再沦为现实斗争的工具[38]。鲁迅之外，另一位备受推崇的人物是郭沫若。据有关研究，五六十年代研究郭沫若的论著达300多篇（部）[39]，其中较著名的有楼栖《论郭沫若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陈瘦竹《郭沫若的历史剧》（《戏剧论丛》第2辑，1958年）、张光年《论郭沫若的诗》（《诗刊》1957年7月）等。再接下去，受到较多关注的作家依次有：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曹禺、赵树理、闻一多、朱自清、冰心、郁达夫、丁玲、田汉、夏衍等。但他们的位置也并非固定不变，一些作家的定性和地位也常随不同时期历史认识的不同而变来变去。譬如“反右”运动开展之后，随着1958年1月26日的《文艺报》“再批判”专栏对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的再批判，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也就如王实味一样，一下子跌落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而在60年代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做出两次“批示”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的左翼文艺运动领袖地位就变得可疑，到“文革”《纪要》发表则完全被逐出了革命阵营。这样一次次“纯洁革命队伍”的趋势，导致能够被革命文学序列容纳的作家越来越少，越到后来的文学史关于作家作品的论述也越单薄。

对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性论的批判构成了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鲜明特点。以1948年发表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的批判为先导，当代前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将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批判作为它最重要的使命之一。1949年8月，上海《文汇报》就小资产阶级可否作为文艺作品的主角问题展开讨论。1949年之后，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自由主义作家纷纷公开检讨自己旧的文艺观念，即使是一些从解放区出来的作家也都对自己前期的创作做出了批判性的评价。譬如1951年，何其芳在重印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夜歌和白天的歌》时，便说“这个旧日的集子，虽然其中也有一些诗是企图歌颂革命中的新事物的，但整个地说来，却是带着浓厚的旧中国气息”。随着历史的进展，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在内的现代作家也都开始踏上不断自我批判的历程，同时，开始根据新的历史认识修改自己发表在1949年之前的作品。

这样一种以自我反省、自我否定为特点的思维，不仅是作家们自己的态度，而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现代文学的一个普遍特点。1951年《人民教育》发表了一个中学教师对朱自清名篇《背影》的疑惑：“认为作品所宣扬的是一种抽象而颓弱的父子之爱，它会破坏青年学生对于劳动人民的辽阔胸襟以及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的集体观念。”之后，该刊连续发表六篇教师来信，讨论《背影》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倾向，编者在《对〈背影〉的意见》中也认为：“《背影》宣扬了父子间的私爱和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乃是官僚阶级没落时期的产物，因此应把作品从中学课本中清除出去。”“自此以后，研究者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免涉及《背影》以及这一类作品，即使涉及也是出语谨慎，在作品的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判断上表现出极大的克制。相反，对那些情绪昂扬亢奋、富于社会反抗色彩的作品则浓笔重书，语多褒扬。”[40]与之相应，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4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论及朱自清也无一例外地均对两首并不重要的诗作——《送韩伯画往俄国》和《赠A.S.》表现出很大兴趣，并予以高度评价，究其缘由，正在于他们认为后者反映了作者对十月革命的歌颂之情和反抗现实的精神。

作为批判的对象，在革命文学对立面的作家中，这一时期较多被提及的作家，主要有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等人。对胡适的批判一直是现实文艺斗争的一部分。1949年之后对胡适的批判，较早着笔的往往是那些曾经与他有过较密切关系的人。1951年《中国青年》第56期发表了当时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的胡适次子胡思杜思想反省的一部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同年，朱光潜在《新观察》第9期上发表《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1952年陆侃如又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纪念五四，批判胡适》，锋芒所向都在胡适的阶级立场及其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反动性。1954年，毛泽东发表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后，出现了数百篇批判文章，其中如王瑶《辟胡适的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41]、魏建功《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42]等，均与现代文学有关。而此后每逢重要运动，如60年代初批周谷城，“文革”中批吴晗，70年代“批林批孔”，都会根据需要将胡适拉出来做靶子，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胡适之外，徐志摩是另一位20世纪50年代较多被提及的自由主义作家。1957年《诗刊》相继发表的陈梦家的《谈谈徐志摩的诗》和巴人的《也谈徐志摩的诗》，是为数不多的较为客观地评价徐志摩的诗歌创作的文章，其中对徐志摩的创作做出了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做出的较为积极的评价。但到1960年第5期，该刊刊出的殷晋培的文章《巴人的一支冷箭——驳巴人〈也谈徐志摩的诗〉》，则又回到了激烈的批判。1963年《中山大学学报》第1—2期发表的吴宏聪《资产阶级诗歌的堕落——评徐志摩的诗》，是当时最具规模的评论。该文开章明义：“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末代诗人’的徐志摩，在文学史上并不占什么重要的地位，但他的诗歌却最清淅的记录了20至3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声音笑貌，揭开了资产阶级精神世界的一角。……在他同时代的许多资产阶级作家中，我们的确很难找到象徐志摩的诗那样，如此显明地表现着阶级堕落的色彩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全篇贯穿的几乎都是政治定性式的批判，作者还是在无意中流露出了他对徐志摩诗歌的某种喜爱，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更多的人介绍和传播了徐志摩的诗作。此外，梁实秋是另一位时常受到批判的人物。集中批判他的文章，主要有1958年第3期《文艺月报》上以群发表的文章《重谈梁实秋的“人性论”》等。除了上述几位靶子式的人物，在50—70年代的研究中，大多数自由主义作家主要处于一种被漠视、被遗忘的状态。

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始终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领域。由于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文艺生活秩序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书写始终无法脱离当时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实际，50年代以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使一批现代作家的命运发生意想不到的沉浮，都会改变或减少一些现代文学研究内容。因而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实际上常常也只是对文艺革命史线条的重描重绘和对革命文艺谱系的一再重编更定。

在突出革命文艺、批判一切非革命的文艺的同时，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一些现在看来颇为重要的领域。除了因政治原因而被摒除出研究视野的那些新文学作家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民国时期颇为流行的市民通俗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待通俗文学一直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无论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还是大众文艺运动的提倡，在对通俗文学的评价上都存在着一种双重的态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农民的通俗文学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是对当下的、市民的通俗文学的轻蔑与抨击。1949年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延续了对于通俗文学的这种矛盾态度。在当时书写的各类重要文学史上，市民通俗文学的位置被一概付之阙如。但20世纪50年代的通俗文学研究，也非一片空白。相反，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通俗文学作家在对自己的创作做出回顾和总结的同时，也对许多涉及通俗文学理论认识的问题做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这中间有代表性的成果，当推郑逸梅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1961年）、范烟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1962年）和张恨水的《我的创作和生活》（1963年）等文章。其中郑逸梅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分杂志（114种）、大报附刊（4种）和小报（45种）三个部分，较为系统地梳理、介绍了中国现代旧派文艺期刊的基本面貌，其中“杂志部分所搜辑的资料，从辛亥革命前夕直到全国解放前，较为完备，而大报附刊和小报两部分的资料，则仅搜集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43]。范烟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则分十节：概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传奇小说、武侠小说、翻译小说、侦探小说、短篇小说（附笔记）、两个团体——青社与星社、尾声，简明论述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状况。其中分析通俗小说繁荣的原因时指出，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辛亥革命以后，当时的知识阶级以及革命党人中间的文人，要利用小说来宣传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同时，革命的不彻底……令不平的社会现象随处可见，小说作者纷起加以抨击，这是民国初期小说繁荣的社会原因，也是基本原因。二、印刷事业、交通事业日渐发达，发行网不断扩大，出版商易于维持，书肆如雨后春笋，小说作品的出路也随之开阔了。三、社会上对小说看法改变了，对小说作者的看法也有改变，以前是鄙薄、厌弃，现在是歆羡、爱好。……而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四、翻译小说的兴起，为懂得外文的人多辟了一条出路，也为旧派小说的写作的取材与技法，提供了参考的资料。”在论及通俗小说的评价时，作者说：“‘旧派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是个不甚光彩的名词，但究其实际，亦不可一概而论。以作者论，固有高下之分；以小说论，亦有质量高低，内容正邪之别。而尤可注意者，是这种小说在数十年间的所出版的数量，是惊人的。”[44]这一类的观点对后来的通俗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恨水的文章则从自身身世经历讲起，从一个具体的层面，为人们了解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和作家的创作态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与否定态度加强，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对通俗文学都取批判的态度。如195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中国小说史稿》、1960年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编《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等，都把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认定为“反动逆流”，认为这些作品，在思想倾向上“代表了封建阶级和买办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体现了小市民的庸俗趣味，“他们不懂得文学的真正使命，积极宣扬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宣扬低级庸俗的感情”。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编《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则着重阐述共产党人邓中夏、萧楚女及沈雁冰等人对他们的批判。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整体否定中，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分析性的观点。如北京大学1955级编《中国文学史》在整体否定鸳鸯蝴蝶派的同时，也承认它“在艺术上总的特点是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洋小说的结构、手法。对话作用的提高、大段的心理描写、生活场景的撷取、插叙补叙的运用……所有这些都曾给中国小说发展带来过新鲜的气息。但由于作品内容的公式化及模仿者缺乏批判发展的创造精神，致使新的形式迅速僵化。叙述上的三段论：描写现在——回忆过去（用倒叙、补叙、插叙等手法）——描写现在，几乎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固定程序。作品语言富丽，有堆砌词藻之弊”，承认“在短篇小说体裁的发展上，‘鸳鸯蝴蝶派’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5]应该说，这是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在有关通俗文学评价方面的一种基本看法，直到1979年出版的唐弢本文学史，延续的仍然是这种看法。

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及世界文学关系的探讨，同样围绕革命而展开。对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及世界文学关系问题的探讨，早在50年代初就已展开。不过虽然有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46]、《“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等有分量的文章发表[47]，但同期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仍然单薄。受《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观点的影响，五六十年代革命文艺史构造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将中国现代文学描绘为整体的世界革命文艺的一个部分，因而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涉及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时，突出体现了它与世界革命/进步文艺的关系。王瑶写于1950年的《反美运动在中国近代文学上的反映》[48]，突出的是近代以来的文学中的反美历史，内容涉及黄公度、梁启超等的诗文，吴趼人等反映华工生活的近代小说《劫余灰》、《黄金世界》、《苦社会》，以及鲁迅、林语堂、茅盾、闻一多、邹韬奋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密，从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也更多注意其与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呼应关系。这方面比较突出的论著，有1959年韩长经发表的《鲁迅与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的关系》[49]等。此外，较为系统地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还有1962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孔立编写的《林纾与林译小说》（中华书局1981年再版）一书。该书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较为系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论著。全书分六个部分，分别介绍了中国近代翻译小说兴起的基本社会背景和当时翻译界的情况；林纾的生平、学养背景；这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的奇特翻译方法；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迦茵小传》等作品的基本情节及在当时中国的反响；林纾的爱国思想与他的翻译工作的关系；以及林纾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

1949年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注意到史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拥有翔实、可靠的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受中国传统学风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从较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性。1934年，茅盾评论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时就提出，在得到一部较为理想的文学史之前，先“希望有一部搜罗得很完备，编得很有系统的记载‘史料’的书”。茅盾还提出了具体要求：“这部书可以是‘编年体’，按年月先后著录重要的‘理论文章’及‘作品’，记载文学集团的成立，解散，以及杂志的发刊等等，‘理论’文可以摘录要点，或抄录全文，‘作品’可以来一个‘提要’。如果不用‘编年体’，也可以用‘纪事本末体’，把十五年来文坛上讨论过的重要问题详细记叙它的发端，论争，以及结束。另外，再加上两个‘附录’，一是重要‘作品’的各方面的批评及其影响，二是文学社团的小史”，认为“倘使有这样的书出来，对于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固然有用，对于一般想要明了过去到现在的文坛情形的青年也很有益”。[50]同年，阿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由上海书店出版。1935—1936年，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又请阿英编了一卷《史料·索引》，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后，对新文学文献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系统整理。此后，受种种条件的制约，虽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如赵景深、杨世骥、唐弢、林辰、罗洛等，以不同方式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搜集和整理，整体上仍然有待进一步展开。

应该说，新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打一开始还是比较重视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早在1950年8月，文化部文艺局就曾颁发过一则收集“五四”以来新文学资料的启事[51]。与之相先后，新华书店、开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先后开始编选推出“人民文艺丛书”等重要的现代作家选集、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影印了四十余种革命文学期刊。同时，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在其著述过程中也注重从引证中保存史料，以致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还因引录较多的史料而遭“剪刀+浆糊”之讥。50年代末60年代初，唐弢“给社科院文研所现代文学进修生开必读书目时，就开了不少文学期刊和综合性文化期刊”。1961年，担任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时，又一再向所有编写者强调采用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52]50年代中后期，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活动深受政治实用主义影响，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还是完成了《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1937—1949年中国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等史料整理工作。其中，由薛绥之、冯光廉、顾盈丰等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带领部分学生编成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1960年作为该系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之一曾内部印行，《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1937—1949年中国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也于1962年编成并刊发了出版消息。[53]这一时期重要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196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3期，以及1964年湖北省图书馆等单位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著作联合目录（1937—1963）》等[54]。此外，1954年到1959年陆续出版的由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虽然主要目标并非文学，但也提供了大量对理解现代文学发展有价值的文献。然而，我们最终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时段的文学史料工作关注最多的依然是与意识形态所规约的革命文艺相关的资料和文献，更多地起到了为革命文艺寻找证据和提供注脚的作用。因而，文献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足也是明显的，尤其是“文革”开始后，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被销毁，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进行遭遇了一次实质性的打击。

第三节 另一种立场与视野——同期台、港、海外现代文学研究

1949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地区彻底溃败，台湾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中国全境最后一块“国统区”。出于对自身政治、文化战略上的失败的反省，台湾当局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30年代文学及所有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长期充满了敌意，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封禁政策，以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台湾青年所能读到的三四十年代文学，主要限于朱自清、徐志摩等少数几个人。但即便如此，一些赴台现代作家还是撰写了一些文坛回忆文字，如孙陵《文坛交游录》[55]、蒋梦麟《谈中国的新文艺运动》[56]之类，而50年代的台湾文学青年与学者对现代文学也仍然有一些他们独到的选择和评论。比如1956年创刊的由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就曾刊出过一组包括夏济安的《旧文化与新小说》、劳干的《对于白话文与新诗的一个预感》、朱介凡的《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覃子豪的《现代中国新诗的特质》、夏志清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等研究论文。

进入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国民党的文化控制对现代文学的注意有所放松，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现代作家的著作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57]，当时的文坛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现代文学的回忆及研究论著，如王平陵的评论集《卅年来文坛沧桑录》[58]，梁实秋的《谈闻一多》[59]，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60]、《郁达夫与王映霞》[61]、《徐志摩与陆小曼》[62]、《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63]，李牧的《三十年代文艺论》[64]，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65]，蔡义忠的《从陈独秀文学革命到李金发象征派新诗》[66]，侯健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67]，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68]，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69]、《朱自清研究》[70]，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等[71]。1976年8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叶维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收录港台及海外学者论文19篇，包括夏济安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和《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姚一苇的《论境界》、林以亮的《论散文诗》、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颜元叔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刘绍铭的《现代中国小说之时间与现实观念》、叶维廉的《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李欧梵的《五四运动与浪漫主义》等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台湾与整个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相互沟通的一面。1980年5月，台北成文出版社又集中推出由周锦主编的一套三十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过去十几年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次“检阅和总结。”[72]

出于种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原因，香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独具意义的地区。一方面，长期以来香港地区对中国现代文学相当漠视，“就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还是一门很少有人认识或注意的科目”。数十年来，出现在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也“都是毫无例外地由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所编写的”。[73]另一方面，香港与同期大陆、台湾比较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却为学者相对独立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50年代始，香港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就独立于大陆、台湾之外，在政治倾向性问题上较多地显出超然的一面。50—70年代，香港地区出版了较多的现代文学作品。据有人统计，仅出现在1980年底香港132家出版社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举办的“香港中文图书展览”上，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类的书籍就有284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30余位现代作家的全集、文集、文选、选集等。与此同时，许多大陆、台湾出版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在香港也能找到翻印、盗印的版本。[74]

香港较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多是来自大陆的现代作家，如曹聚仁、李辉英、赵聪等。这些人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均有一些独到的观察和认识，虽然也时有囿于所见和政治倾向性的问题，但总体来说，都有摆脱政治桎梏、记录历史真实的愿望，因而也对这一时期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方面、构成了重要的拨正和补充。香港出版的第一部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是曹聚仁著《文坛五十年》。曹聚仁本身就是一位现代作家，并且与现代文坛众多核心人物，如章太炎、吴稚晖、鲁迅、周作人、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等有过交往，政治上也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均有联系，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和眼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作为一位自居“史家”而又栖身文学、新闻两界的重要人物，其前半生亲历亲闻了许多文坛事件。他写作此书，原本就是想以见证者的身份为历史保存一份真实，因而尽管其写作方式与“正式”的文学史很不相同，但著作的完成还是给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同于大陆及台湾同类著作的材料和信息。首先是其标榜的超越政党的立场，使其在对现代作家的选择和评判上，表现出了一些足以补充、校正同期大陆、台湾有关现代文学认识的内容。比较突出者，如他对吴稚晖、胡适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对周作人、梁实秋文学贡献与写作水平的褒扬，以及对鲁迅“人性”的而非“神性”的理解，对王了一、钱钟书小品及文艺评论独到价值的点评等等，“都是与一般文学史不同的地方，当中国大陆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里作家数目因着政治运动而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他“这种为文学作家及作品‘出土’的贡献还是不小的”。[75]另外，他长期的报人身份也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与出版界的关系问题上获得了深刻的认识：“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达史”；“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这一认识在写作中的落实，使该书成为“现有的新文学史中最多讨论报刊杂志的一种”[76]。这本书分正、续两编，均于1955年推出，虽然由于其内容主要由作者见闻构成，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将之当作一部文学史，但其潜在的史学品格还是受到另一些人看重，被称作是一部“见证文学史”。[77]曹聚仁50年代另一部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是《鲁迅评传》（1956年）。关于这部书的写作，曹聚仁在回答一位“比较知心的朋友”的问话时，明白说到：“我是为了要写许多人的传记，连自传在内，才到香港来的。第一部，就是要写《鲁迅评传》。”他甚至将之与蔡邕临死“只想续成《汉书》，黄梨洲、万斯同晚年唯一寄托就在编次明史”相提并论，将之视为他余生事业的最大者。在他看来，当时情形下，“那些接近鲁迅的人，都已没胆量把真实的鲁迅说出来了”，“……我若不赶快把所知道的写出来……说鲁迅的，也只能让聂绀弩、王士菁、郑学稼颠倒黑白，乱说一阵了；我把真实的事实，鲁迅的真面孔，摆在天下后世的人的面前”。[78]该书一开篇，即回忆他1933年与鲁迅的谈话，声称要将鲁迅写成一个“人”，而非一个“神”[79]。尽管由于立场和史料使用上的一些原因，该书在大陆出版后引出了一些颇为不同的看法[80]，但在当时大陆地区造神运动日甚一日之时，从“人”的角度而非“神”的角度看待鲁迅，这样一种态度，的确有难能可贵之处。此外，曹聚仁与现代文学有关的著作，还有《现代名家书信》、《现代文艺手册》、《鲁迅年谱》、《书林新话》、《书林又话》、《我与我的世界》、《听涛室剧话》、《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甲编》、《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乙编》等多种，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

香港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李辉英，原来也是一位大陆作家，而其现代文学研究，同样开始于50年代。譬如早在1957年，他就曾以“林莽”的笔名，出版过一本《中国新文学廿年》，1958年又出版过《中国作家剪影》、《作家的生活》。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在香港大专院校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人”，时在1967年秋。[81]他的重要现代文学研究论著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1970年）、《三言两语》（1975年）、《中国的现代戏剧》（1975年）等[82]。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为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其内容“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文学史料”，并引录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对作品的分析“相当贫乏”，编排方式与内容均参考了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内容，但不同于大陆著作的是，他并没有依据《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断来评断一切现代文学现象。

除了曹聚仁、李辉英的著述，60年代香港较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还有赵聪的《文坛泥爪》（后改名《五四文坛点滴》）和余思牧的《作家巴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末，香港文学研究社还编撰出版了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试图承续30年代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对1927—1937年的现代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做出较大规模的选择和整理。进入70年代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有《现代中国作家剪影》（黄俊东著，1972年友联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列传》（赵聪著，1975年友联社出版），《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中国现代六百作家资料索引》（李立明编著，1977、1978年波文书局出版），《中国现代戏剧图书目录》（香港甲文联合书院图书馆编，该馆印行），《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三百种提要》（苏雪林等合编，龙门书店印），《鲁迅旧诗笺注》（张向天著，1972年雅典美术印刷公司出版），《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璧华编著，1979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新文学丛谈》（司马长风著，1975年昭明出版社出版），《中国新文学思潮》（于蕾编著，1979年万源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等[83]，而其中最重要、也对后来大陆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最突出影响的，首推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分别出版于1975年1月、1976年3月及1978年12月。作者司马长风原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1973年因到浸会学院代人讲授现代文学，才开始对这一段文学史的系统研究、梳理。全书将30余年的现代文学历史分为诞生期、成长期、收获期、凋零期四个阶段，每一编先概述文坛动态，再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述评，每章后又以表格或附录的形式对正文内容做补充和说明，从史观、体例、笔法到内容，均表现出相当突出的特点。在作者看来，这不仅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而且是“以纯中国人的心灵所写的新文学史”。可以说，正是这两点，即某种与作者思想倾向密切相关的纯文学想象和他对欧化文风的厌恶和抨击，构成了此书引人注目的最重要特点。

香港之外，这一时期，在新加坡的华人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倾注了不少精力。比较突出的，像郑子瑜、王润华，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意义独到的贡献。前者从1952年起就在香港出版过《鲁迅诗话》（大公书局1955年修订三版），1959年后又先后出版有《人境庐丛考》（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与实藤惠秀合编，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1968年版），《诗论与诗纪》（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版）等论著。论题涉及晚清诗人黄遵宪、郁达夫的旧体诗，鲁迅、周作人的新旧体诗等，其中对黄遵宪的研究和对中国现代旧体文学的研究，都在整个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意义。后者擅长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其对鲁迅、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也颇慧心独具。

这一时期，注意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还有苏联和东欧的学者。早在1950年初，《人民文学》第3期即发表过苏联学者费德林的文章《论中国新文学》。该文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研究者的角度评述中国现代文学，其重心当然首在革命文学的发展成就。50年代，由于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包括费德林、艾德林等在内的苏联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与评介一直抱有较高的兴趣，但其研究成果却并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不过同一时期，在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却出现了一位出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普实克。他早年受教于著名的瑞士汉学家高本汉，30年代初来中国居留两年，除熟悉了中国的生活与文化外，与现代文学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徐志摩、胡适、郑振铎、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沈从文等均有所交往。早年所获充足的东西方文化学养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切身了解，加上五六十年代东欧国家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使他成为“为数不多的对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都能应付自如的欧洲汉学家之一”[84]，并使其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兼及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与世界文学影响，并娴熟运用结构主义的视野与方法，从“抒情的”和“史诗的”两条不同线索，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特征，提出了一系列不同凡俗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见解。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同现代欧洲文学的对立》、《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叙事者作用的变化》、《茅盾与郁达夫》等，以及针对60年代初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所撰写的批评文章，均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深刻洞察和同情的了解，有力地影响了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高利克、美国的李欧梵、中国的陈平原等在内的一批重要的后来者。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与港台地区有较多的联系。最早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多是40年代末或其后从大陆或台港赴美的华人。比如，许芥昱1959年就撰有博士论文《闻一多评传》，其后又编选、翻译《二十世纪中国诗选》，组织编纂《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传记辞典》等，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夏济安于1956年赴美，其英文代表作《黑暗的闸门》，尤其是其中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节，对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正是在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六七十年代之后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76年，戈茨（Michael Gotz）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指出：“在过去20年左右，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严肃认真的研究已大大的发展起来，可以名副其实到了称为‘学科’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它已经从语言、历史、考古、文字研究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中脱离，自成一门独立的学科。”[85]

除前述两位外，周策纵、夏志清、陈世骧、柳无忌、林毓生、李欧梵、刘绍铭等华人学者，韩南、胡志德、金介甫、葛浩文等美国本土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如周策纵的论著《五四运动史》、李欧梵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刘绍铭有关曹禺戏剧的论文、金介甫对沈从文的研究等，在80年代之后被逐渐译介到国内，均对其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产生了不小的启示和影响。

这一时期海外出版的最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当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最早于1961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由于不同的立场、观点，早在英文版出版不久的1961、1963年，围绕该书采用的历史态度、批评方法及对一些左翼作家的评价，就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与作者之间的论战。70年代后期，又被港台学者翻译成中文在台港出版，此后通过种种不同途径进入大陆学者视野，对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文化、文学批评观念，这部书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一种与同期大陆文学研究界有巨大差异的选择与评价。这一点仅从其章节安排就可明显看出。该书分三编，首叙初期（1917—1927），又分四章：第1章文学革命，第2章鲁迅，第3章文学研究会及其他：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许地山，第4章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第二编《成长的十年（1925—1937）》，包括八章：第5章30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第6章茅盾，第7章老舍，第8章沈从文，第9章张天翼，第10章巴金，第11章第一个阶段的共产小说，第12章吴组缃。第三编《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1937—1957）》，包括七章：第13章总论（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第14章资深作家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第15章张爱玲，第16章钱钟书，第17章师陀，第18章第二阶段的共产小说，第19章结论。书后附录文字三篇：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姜贵的两部小说。

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读者，这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作者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等作家的不同寻常的看重。从1949年到1978年，沈从文在大陆“文坛”几近消失，即使偶尔露面也是批判性的。夏志清在其书中给了他如此突出的地位，确实是让很多人感到惊奇的。至于张爱玲和钱钟书，在大陆编写的文学史上，几乎都从未出现过，夏氏对他们的分析评价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除此之外，它迥异于大陆地区的研究立场和受新批评影响的注重文学性的研究方法，也给80年代以后的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有力的冲击。

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1934年竹内好、增田涉、松枝茂夫、武田泰淳、小野忍等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刊行《中国文学月报》开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就被系统地介绍到这个国家。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从1943年竹内好写作《鲁迅》始，这一研究就隐然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日本及亚洲近代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考虑，独特的视角，严谨的学风，造就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论作。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都有值得重视的成果推出，其中如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1951年）、小野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博士论文，1958年）、尾上兼英的《鲁迅与尼采》（1961年），北冈正子的《鲁迅的“进化论”》（1967年）和《〈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1972年）、丸山升的《鲁迅——他的革命和文学》（1965年）、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1975年）和《创造社研究》（合著，1979年）、木山英雄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1963年）和《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1978年）等，都是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资料翔实的论作，但其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大多要延迟至70年代末以后才逐步显现出来。

注释

[1]参见黄修己、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年版。

[3]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大光书局1926年版。

[4]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

[5]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6]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

[7]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北平海音书局1929年版。

[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局1932年版。

[9]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书店1933年版。

[10]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

[11]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版。

[12]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新学社1935年版。

[13]霍衣仙：《最近二十年文学史纲》，北新书局1936年版。

[14]吴文祺：《新文学概要》，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版。

[15]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版。

[16]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

[17]任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河南南阳前锋报社1944年版。

[18]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版。

[19]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

[20]《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月。

[21]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22]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23]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24]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25]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26]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5页。

[27]李何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月刊》1957年第1期。

[28]余敦康：《评李何林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读书》1957年第5期。

[29]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30]《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下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57页。

[31]郭沫若：《大会开幕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32]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Ⅰ—Ⅱ页。

[33]王瑶：《毛主席“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人民文学》1957年第5—6期。

[34]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35]陈改玲：《重建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36]“新文学选集”广告，《进步青年》1951年8月1日，转引自陈改玲《重建文学史秩序》，第23页。

[37]其中《瞿秋白选集》和《田汉选集》实际未能出版。

[38]有关情形，可参看王宏志《一个伟人之死：鲁迅的生前死后》第四、五节。《鲁迅与“左联”·附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345页。

[39]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40]姜建：《建国以来朱自清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41]王瑶：《辟胡适的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1期。

[42]魏建功：《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2期。

[43]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44]同上书，第269、271页。

[45]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138页。

[46]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第19—20期。

[47]王瑶：《“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新建设》1959年第5期。

[48]王瑶：《反美运动在中国近代文学上的反映》，《光明日报》1950年12月16日。

[49]韩长经：《鲁迅与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的关系》，《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50]1934年4月号《文学》“书评”栏。

[51]《文艺学习》第1卷第5期，转引自陈改玲《重建文学史秩序》，第35页。

[52]严家炎说：“据我查考，研究现代文学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这是唐弢先生在1961年首次提出的，在此以前大家比较忽视”，“唐弢先生因为喜欢搜集各种版本，所以对第一手材料特别看重。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给社科院文研所现代文学进修生开必读书目时，就开了不少文学期刊和综合性文化期刊。这份刊物目录我在60年代抄过来了。到1978年王瑶先生要我给北大研究生开必读书目，我就参考了唐先生指定的刊物目录并作了一些补充和调整，首次在作品和理论资料之外，开进一批文学期刊（王瑶先生也很赞成）”。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页。另外，进入新时期后，林非、徐迺翔、卓如、郑择魁、许志英等也都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学科发展的这一贡献。详参邵宁宁《关于现代文学杂志研究的方法论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53]绥之：《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成〈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和〈1937—1949年中国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文史哲》1962年第2期。

[54]湖北省图书馆等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著作联合目录（1937—1963）》，武汉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铅印本。

[55]孙陵：《文坛交游录》，高雄大业书店1955年版。

[56]蒋梦麟：《谈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原载中国文艺协会编《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61年。

[57]作家聂华苓回忆，她开始看鲁迅的书便在“60年代初期”。聂华苓：《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58]王平陵：《卅年来文坛沧桑录》，台北中国文艺社1965年版。

[59]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杂志社1967年版。

[60]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正中书局1971年版。

[61]刘心皇：《郁达夫与王映霞》，大汉出版社1978年版。

[62]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大汉出版社1978年版。

[63]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

[64]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黎明出版社1973年版。

[65]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

[66]蔡义忠：《从陈独秀文学革命到李金发象征派新诗》，清流出版社1973年版。

[67]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年版。

[68]尹雪曼主编：《中华民国文艺史》，正中书局1975年版。

[69]周锦：《中国新文学史》，长歌出版社1976年版。

[70]周锦：《朱自清研究》，智燕出版社1978年版。

[71]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

[72]张建勇：《评台湾省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三十本）》，《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73]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7页。

[74]杨洪承：《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75]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76]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7]同上。

[78]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79]同上书，第1页。

[80]朱正：《“史人”“妄人”曹聚仁——且说他〈鲁迅评传〉的硬伤》，《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3期。

[81]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2]同上书，第95—96页。

[83]杨洪承：《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84][美]李欧梵：《前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85]转引自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