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其他三支巴人的西移
一 鱼凫巴人的西迁
1.巴人鱼凫部的形成
正由于鱼类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对它们的捕捞方法的改进,以期收获更大,便成了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出现豢养一种能捕鱼的鸟类——鱼凫,即今川东一带渔民常使的“鱼老鸦”,让其入水捕鱼,这实是简单而省力的办法。
鱼凫,又叫鱼鹰,学名鸬鹚。《尔雅·释鱼》郭璞注曰:“鸬鹚也,嘴头曲如钩,食鱼。”[42]明徐芳《鹚说》曰:“鹚,水鸟,状类凫而健啄者也,善捕鱼。河上人多畜之,载以小桴,至水停伏鱼所聚处,辄驱之入。鹚见鱼,深没疾捕,小者衔之以出,大者力不胜,则碎其翅,呼类共搏,必噎之乃已。而渔人先以小环束其颈间,其大者既不可食,得之皆攫去,小者虽已咽至束环处,哽不可下,渔人又辄提而捋之,鱼累累自喉间出。至楞极乃消(稍)以一二饲之,而又驱之。”[43]《梦溪笔谈》卷十六载,刘“克乃按《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者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乌鬼’耳。”[44]《现代汉语词典》“鸬鹚”条亦曰:“水鸟,羽毛黑色,有绿色光泽,嘴扁而长,暗黑色,上嘴的尖端有钩。能游泳,善于捕鱼,喉下的皮肤扩大成囊状捕得鱼就放在囊内。我国南方多饲养来帮助捕鱼。通称鱼鹰,有的地方叫黑鸦。”[45]
正由于鱼凫在这部分巴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形成生产特色,故他们很早就获得鱼凫族——巴人鱼凫部之另称。鱼凫,一音之转即为鱼腹。
这说明鱼凫之称早就出现在历史上了。
2.巴人鱼凫部向川西迁移
然而,人们之所以对鱼凫并不陌生,却是因为他们在上古时期在川西建立鱼凫蜀国的缘故。据传为扬雄所撰的《蜀王本记》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礼于湔。”
《华阳国志·蜀志》亦载曰:“有蜀侯蚕从,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现在的问题是,居于巫山一带的鱼凫部巴人是怎么到今川西一带去的呢?幸好他们的西迁不是无声无息的,沿途留下的一系列带有鱼凫的地名,无形中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明显的迁徙路线图。
鱼复县:这是鱼凫部巴人的发祥祖居之地,早在先秦就有名了,前引《逸周书·王会》即是证明。春秋时还有“鱼邑”之称,杜注《左传·文公十六年》中“裨、儵、鱼”为“庸三邑”。秦设巴郡鱼复县,后代因之。
鱼复浦:在今奉节县东南二里,现在所谓八阵图下的沙洲。这里显然是当年鱼凫巴人水上活动的门户,登舟出江与舍舟登岸皆在此。
巴涪水(或巴涪江):巴涪即巴凫,亦即鱼凫。《华阳国志·巴志》曰:“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巴涪水即今之乌江。
巴符关:今合江县古称符县,有符关,又称巴符关。《水经注·江水》曰:“(符)县,故巴夷之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以唐蒙为中郎将,从万人出巴符关者也。”唐蒙出使之事,见《汉书·西南夷列传》。
鱼凫关:据嘉庆《四川通志》载:“鱼凫关在(南溪)县南三十里。”
鱼符津:据正德《四川志》谈到叙州府山川时说:“鱼符津在治北三十里。”明叙州州治在今宜宾市南。
鱼涪津(或鱼凫津):在今乐山市,乐山古称南安,《后汉书·郡国志》“犍为郡”条下有“南安有鱼涪津”,注转引《蜀都赋》注曰:“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
鱼涪津:在今彭山县,《后汉书·吴汉传》载: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春,(吴汉)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
鱼凫山: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一《彭山县》条载:“鱼凫山在县东北二里,或曰即鱼涪津也。”
鱼凫城:在温江县。据《四川通志》卷四九《温江县》条载:“鱼凫城在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南宋初人孙松焘有《观古鱼凫城》诗:“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高树归城垄,故国露荒村。古意凭谁问,行人漫古论。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可见当时的遗迹尚在。
上述诸地名“鱼凫”、“鱼复”、“鱼涪”、“鱼符”和“巴复”、“巴涪”、“巴符”等都是汉人用汉字记录下来的与鱼凫巴人有关的地名,如前所述“巴”即是“鱼”,记其音即为“巴”,记其义则为鱼。至于“符”、“涪”、“复”、“凫”等同音字,其本字应当读作“凫”,应是巴人从汉语中引进的一个字音。
鱼凫巴人沿着他们惯常的运盐道路——长江——岷江来到广袤的成都平原。通过自己的开垦,建立了牢固的农业基础,并经营着巫盐贩运,使其经济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兼之巴人的勇武善战,逐渐形成了对军力弱小的柏灌族的威胁。
3.鱼凫蜀国的建立
通过斗争,鱼凫巴人战胜柏灌族,实现了对蜀国的控制,鱼凫蜀国建立起来了。
首先需要弄清的是鱼凫蜀国建国的时间。
我们知道,开明氏王朝历12世,最后亡于公元前316年,以每世30年计,12世当360年之数,那么他们建国则应在公元前676年左右。史称杜宇朝蜀国历经百余年,其建国时间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也是鱼凫朝蜀国灭亡的时间,在其上即为鱼凫蜀国的时间。从三星堆两座祭祀坑的辉煌发现来看,此时应是鱼凫蜀国的鼎盛阶段,而专家鉴定,此时为商末周初,建国当在此之前。
我们知道,蚕丛时尚处原始社会时期,柏灌则因史料缺乏而无法知道,按社会发展阶段论而论,充其量处于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诞生的初期奴隶制时期,因而不可能有什么影响留在史册中。而鱼凫在商末周初已达鼎盛,显然已走过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
关于鱼凫巴人所建的蜀国就其本身情况的叙述是十分稀少的,只有这么几条:
其一:《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曰:“(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湔山在今都江堰市境内。
其二:罗泌《路史·前纪》卷四曰:“鱼凫治导江。”导江在今都江堰市南。
其三:《华阳国志·蜀志》曰:“……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其四:《逸周书·王会》载:“长沙鳖。其西,鱼復献鼓、钟、牛。”说明远在周初成王之时,鱼凫蜀国已作为周朝属国了。
区区四条,显然太少,不能说明鱼凫蜀国的历史,只能从文献的角度证明鱼凫蜀国的存在,更多的信息则需要另辟蹊径。1986年两座祭祀坑的资料以及鱼凫城的发现与发掘,解决了鱼凫蜀国的问题。
4.三星堆遗址与鱼凫蜀国
温江鱼凫城早已湮没无存了,可喜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又发现了一座早期蜀国的城市,从发掘情况和出土遗物的情况,国内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这就是鱼凫朝蜀国的都城。“这座古城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现有总面积2.6平方公里,面积和郑州商城相当。城墙无转角,不封闭,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东、西、南三面为城墙,由此构成河流与城墙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在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台地。”[46]
在这座古城内,从1929年在真武村发现玉器坑以来,先后发现大量房屋基础,大者达64平方米,当属宫殿之类的建筑物。在西泉坎发现玉器制作的场所,还发现制陶的陶窑和冶炼、制作青铜器的内模、熔渣、铜料、夹砂坩埚等,说明城里有自己的各种手工业。
半个世纪来,在遗址内发现大量的玉礼器:如璧、圭、璋、琮、瑗、戈、剑、斧,尤其是直径达60-70厘米的石璧和残长达167厘米、宽23厘米的大玉璋,这些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有,是为王室重器。
1986年发现的两座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近千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了一件用纯金箔包卷而成的金权杖,一件连座高达2.6米的青铜人和一件通高0.65米,宽1.38米的青铜面具等,皆非一般地方能发现的。
综上所述,可见三星堆发现的这座城址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座都城。根据出土的金权杖上雕有“王者像”和鱼凫头柄来看,可以确定它是鱼凫王朝的一座都城。
二 弓鱼巴人的西迁
1.巴人弓鱼部的形成与西迁汉水中游
另一支以捕鱼为生的巴人在夏商时,离开长江三峡巴族祖居之地北上,沿任河入汉水,溯江而上,很快便到达汉中,这对从事盐运业务的巴人来讲是轻车熟路,毫不费力的事情。他们边向西推进,边继续从事巫盐贩运,以盐致富,以盐自强、很快便在汉水上游站住了脚。
他们虽然也以捕鱼为业,但捕鱼的方法很独特,用弓箭射鱼,在汉水及其众多支流中鱼类特别丰富,个头也大,凭他们高超的箭法,一射一准,箭后带根细绳,作弋射状,中箭之鱼想逃也逃不脱。这种捕鱼法到西周时形成了自己的国名:国。“”字,据尹盛平先生考证:“或写作,以表示自称之意,‘’字北方用单音语读鱼,而古代南方多用复音,可以读为弓鱼二字,字表明弓鱼氏自称为弓鱼族。”[47]
从川东、鄂西及至川西,凡夏商时期属早期巴文化遗址,都有其代表性器物——尖底器,或尖底杯、或尖底罐、或尖底缽,视其具体地点而论。1955年至现在,在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苏村、五郎、莲花、吕村、江湾等地,出土了大量陶器与铜器,如陶尖底罐,直口、鼓肩、长腹、尖底,与属四川鱼凫巴人立国川西时期的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尖底罐相同。有种属尖底器的变种,即底下加小圈足,以便放置,这种圈足罐在城固五郎庙遗址就有。[48]
在城固出土的铜兵器,以戈为例,Ⅰ式,援呈三角形,援本部宽大,饰“双头蜈蚣”,长方形直内;Ⅱ式,援亦呈等腰三角形,锋圆而不尖,长方形直内;Ⅲ式,援亦呈等腰三角形,锋圆润。这些都是巴式戈的典型特征。城固五郎庙还出土巴式舌形铜钺。[49]这又雄辩地证明他们是巴人的一个分支,我们称其为弓鱼巴人。
2.弓鱼巴人北迁宝鸡,建立国
到商代晚期,巴族弓鱼部将自己的势力向北推进,进入关中宝鸡地区,并将国迁至那里。
1974年冬到1981年春,宝鸡市博物馆先后发掘了茹家庄伯及其妻井姬墓、[50]竹园沟季墓、纸纺头伯墓[51]等有名有姓的国贵族墓。其中纸纺头伯墓最早,为西周初武王前后,竹园沟季墓为康王、昭王时候,茹家庄伯为昭王、穆王两代,这样三个地方的国贵族是为祖孙三代,竹园沟季墓地族人墓可延到西周共王时,在共王以后就完全融合于西周文化了。
国墓地出土物中,便有巴族最具特征的尖底罐,其形制为侈口、折沿、深鼓腹、尖底、整体呈心形。
宝鸡25座巴族弓鱼部部民的墓葬共出190余件兵器,其中巴式兵器76件,如柳叶形柄13柄,巴式戈49件,虎头纹钺12件,巴式舌形钺2件等。
如果将宝鸡巴式兵器与城固巴式兵器相比较的话,可明显地看出前者与后者的承续关系,这说明这支巴人是先在汉水流域后向渭水流域发展并建立了正式国家,再成为西周王朝的诸侯之一的。
当然,处于周文化、姜戎文化、寺洼文化包围中的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最后融入先进的周文化。
三 鳖灵巴人的南迁
白虎巴族的主要成员西迁川东,立国江州以后(详见本书后文),剩下的成员经一定时期的发展,狭窄的清江流域和贫瘠的巫山地区,已无法容纳已有的且尚在日益增加的成员,为了寻求劳动生活的场所,鳖灵部便举族沿前人入川的道路西迁了,当他们来到今彭水县后,没有北上去江州,而是南下,由乌江转溯芙蓉江,达到今贵州的遵义地区了。像这样沿河道辗转迁徙,对一个长期生活在水边的民族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巴族鳖灵部在这里停留下来,并以今遵义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以鳖灵的“鳖”为名的国家。鳖国范围大约北括重庆綦江流域,南包今遵义地区大部分,虽地跨今川、黔两省,其面积并不大。为此,今遵义获鳖邑,綦江获鳖水的称呼。
据《汉书·地理志·牂牁郡》下载,说那17个县中就有“鄨”县,而且还说明:“不狼山,鄨水所出。”同书的“犍为郡”下载:“温水南至鄨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
《水经注·延江水》亦载曰:“鄨县,故犍为郡治也……县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来敏的《本蜀论》称“鳖灵”为“鄨令”,只有《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称“鳖灵”。我们认为这两种称法并不矛盾,应看作是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不同称呼。当他们举部西迁时,鳖灵只是部族的首领,这时的“灵”,其含义仍有“巫”的意思,亦当是借楚语而用之,如前所述,“巫”本身又是首领兼巫师,甚至兼医生的意思,这是巫山地区原始部民的传统。但他们建国川东南和黔北一隅之地的时候,这时鳖灵就不仅仅是部族首领和巫师了,而是占有一定地盘城邑的“国君”,故将“鳖”字更为“鄨”字了。在春秋时代,“令”有领导、命令的含义,作为鄨国之君,当然对国内臣民发号施令,因此,又有“鄨令”之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