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创建与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

张椿年

一 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开端

世界历史在中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应始于鸦片战争时期。当时林则徐为了了解世界情况，组织人员编辑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稍后，魏源受林则徐的委托，根据《四洲志》和其他史志辑成《海国图志》，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著作。它的问世表示了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此书传至日本后，被日本学人争相翻刻，版本达20余种，在日本思想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鸦片战争以来，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我国也不断有人到西方国家研习世界历史，主要是西方国家史。然而，他们回到国内后，为了生计，常常被迫改攻中国史。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立于中国的学术之林，则是在1949年10月之后。从那时起，国内有条件的一些高等院校开始设立世界史教研室，逐步形成一支研究队伍，在此基础上，学术交流渐渐开展起来，学术著作也明显地增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二 毛泽东主席指示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

1959年，一批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同志陆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历史研究所工作。尹达、侯外庐等所领导决定以这批人为核心，组建一个世界历史组，任命程西筠同志任组长，我任副组长。不久，时任学部副主任的刘导生召见程西筠和我。导生同志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了解世界，毛主席指示要成立一个世界历史研究所，开展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帮助人民和干部去认识世界。世界历史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筹建世界历史研究所。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充分肯定了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对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直到1997年“世界历史”才被定为历史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至2011年春才提升为一级学科。对于世界历史在中国够不够格成为一级学科曾经有过争论，后来之所以能为大家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

世界史组成立后，历史所领导决定由侯外庐指导它的工作。外庐同志虽然很忙，但总要抽出时间到组里来坐坐，对同志们关怀备至。他对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如何做学问。外庐同志说：做学问切忌打小算盘、走捷径，只有根深才能叶茂，要求大家打好基础，不要写拼拼凑凑的文章。当时组内大多数同志只懂俄语，他支持大家掌握第二外国语。为此，他给世界史组聘请了一位英语教师，教大家学习英语。对年轻人的培养也受到重视。尹达要程西筠和我参加历史所学术秘书室的工作，学习一些科研管理工作的经验。他常常召集秘书室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给大家介绍当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帮助大家提高政治觉悟，我深受教育。1961年春，当时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郭沫若在四川饭店宴请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历史学家，尹达和外庐同志带我参加了这次宴会。席间，尹达在介绍到会人员时，也介绍了我，只听郭老说了一句：这些年轻人是你们的财富。可能就在这次宴会后，周谷城同志还特地来看望世界史组的同志。周谷老回到上海后，对他周围一些研究世界史的教授介绍了世界史组的情况，强调研究世界史的重要性。

1961年10月，尹达和外庐同志要我和他们一起到中宣部去开会。会议的内容是首都的几家大报纸和学部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汇报文教界的情况。会议由周扬主持，康生讲话。会上，尹达同志汇报了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并请示世界历史组的研究任务。康生说，世界历史组有两项研究任务，一是研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二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康生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一度掌握了武装，然而大战结束后却放弃了武装，走上了“合法斗争”的道路，结果是党的力量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康生的讲话，再次表达了中央对世界历史学科的重视。他提出的这二个任务具有明显的，紧密为政治服务的时代特色。

在康生的指示下达以后，学部领导聘请时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接替侯外庐来组指导工作。这时，世界史组的成员已增至20人左右。陈翰老一到，立刻找每个人谈话。他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把一部分人的研究方向确定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另一部分人可按本人的特长进行研究，包括国际共运在内。

与业务建设的同时，学部领导派曾任学部副主任姜君辰秘书的丁友竹担任历史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专职管理世界史组的行政工作，还调来了一位会计，负责世界史组的财务。世界史组朝着筹建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三 从世界历史研究室到世界历史研究所

1962年，根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指示，世界史组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室。陈翰笙被任命为室主任，程西筠和我担任学术秘书，协助陈翰老工作。世界历史研究室享受所一级的待遇，一切受学部的直接领导。因为世界历史研究室是一个扩建中的单位，人员不断增加，所以学部把当时叫做“小五楼”的，也就是后来老干部局办公的那幢楼调拨给世界史研究室使用。

世界历史研究室为筹建研究所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在学部的指导关心下，在1964年春，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内容为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编写文科教材《世界通史》的几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如周一良和吴于廑。陈翰老主持会议，中宣部的于光远到会讲话。他讲话的大概意思是，世界历史学科在中国还是一株幼苗，全国的世界史工作者要通力合作。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做出什么重要决定，但是沟通了情况，加强了世界历史研究室与高等院校的联系。

陈翰老有一个思想，认为不能关起门来研究世界历史，只有了解国际上的研究状况，才能更好地知道我们该研究什么，该如何研究。他建议出版一个油印刊物《外国历史资料》，由我和陈启能负责。刊物出版后，不仅供本单位人员参阅，也报上级机关，并寄送一些研究世界历史的院校，以分享国内外研究世界历史的信息。

1963年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室成员合影，中立者为研究室领导陈翰笙

1963年，在世界历史研究室召开民族饭店的会议之前，毛泽东主席指示在学部内成立若干个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其中再次提到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学部决定在1964年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从近代史研究所抽调汪士汉担任世界史所的副所长，程西筠和我继续担任学术秘书。陈翰老返回他原来的单位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

陈翰老为世界历史所做了许多工作，做出很大贡献。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他认为研究工作人员首先要能坐下来，这是做研究工作最起码的条件，他对当时动不动让研究人员上街去迎接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很是反感。他还主张做研究工作应该照顾到个人的兴趣。有些人认为陈翰老的这些言行属于严重右倾，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陈翰老高尚的品德如日月常明，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害。

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时，在全国范围内已开始掀起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浪。1964年，汪士汉和我参加由学部副主任关山复率领的工作组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搞机关“四清”。这是中宣部直接抓的一件工作。当时，学部的几位副主任，除潘梓年外，其他几位，如姜君辰和杨述都参加了经济所的“四清”。1965年春，在经济所的运动仍在进行中时，我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民族所调查组”。这个调查组由学部和国家民委共同组成，关山复兼任组长，调查组的任务是为在民族所开展“四清”作准备工作。我在民族所工作了约半年时间，然而在民族所的运动尚未开展时，接到通知，与经济所的“四清”一起宣告结束。很快我和一批人到北京房山县搞“四清”。不久，所内另一部分同志到山东海阳县参加农村“四清”。世界历史研究所剩下的只是一幢空荡荡的楼房。各位从农村回所的时间先后不一，我回来时，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已全面爆发，一切陷于混乱之中。

四 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世界历史所研究工作重新启动

自1964年建所后，世界历史研究所并未能真正做过一天研究工作。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胡绳同志受命来中国科学学部主持工作。在一次学部大会上，他开列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包括由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写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落实胡绳同志的建议，在新调到世界历史所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的张仲才主持下，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编写组。编写组的成立标志了世界史研究工作的重新开始，对经过“文革”中长期“内战”，渴望工作的广大研究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它是在特殊时代组成的，所以又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首先，党支部指定王振德和我担任编写组的正副组长，程西筠同志代表支部参与领导。其次，为了响应毛主席“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号召，党支部从“文革”中不同的“群众组织”中选出成员组成编写组。最后，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二战史”编写组下放到北京内燃机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有三位工人同志参加编写组，其中一位担任编写组的副组长。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编写组的工作，院所领导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胡绳和编写组的同志就如何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进行了座谈，接替胡绳担任学部领导小组组长的林修德几次到内燃机厂看望编写组的同志。1975年7月28日唐山的大地震，也严重波及北京，林修德专门赶到工厂，要我们注意安全。他对同志的们的深切关心，使大家十分感动。书稿写成后，世界历史所的所长刘思慕披阅了全书并为它作了序言。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本书的编写，我深深感到，科研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若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关心与支持，任何事都难以办成的，对于作者们的辛勤劳动应充分肯定，但不能无限地突出个人的作用。2006年，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要求，在这年10月19日的院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学术为民，锻铸精品——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编写过程”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表达我的上述感受。在文章的初稿写就后，我征求了大部分原编写组同志的意见，对本文的基本观点都表赞同。由于“二战史”编写组组成时，忽视了成员是否有共同的学术见解，是否志同道合，能否和睦相处等问题，因此，内部不可能不产生矛盾，即使“二战史”这本著作出版多年后，只要谈到这本书，说不定哪句话就会勾引起当年的矛盾。在文章发表后，当年编写组成员称赞者有之，责备者有之。一位同志说，他在编写“二战史”时，因为个人观点问题，受到了某人的无理批评，埋怨我的文章，对他的观点和当时受到的批评一事竟一字未提。另一位成员先在电话中指责我对他编写“二战史”中的功绩讲得不多。后又在他个人的一本“二战史”文集中，责怪我子虚乌有地说刘思慕曾“批阅”“二战史”全书。我曾善意地给他写了两封信，指出所写是“披阅”，而非“批阅”，至今不见回音。我抱着“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分明”的态度，任他去吧！但是世界史所组织编写“二战史”的始末，以及为编写它而产生的、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些矛盾都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可以说反映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方面。所以，把它的编写过程简单地记上一笔，或许不无意义。

五 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全面建设

1977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主持工作。不久，院部调刘思慕来世界历史所担任所长，之后，又调朱庭光担任副所长，赵忠信担任党委书记。1980年，程西筠和我也同时担任副所长。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室也相继建立起来。在努力自身建设的同时，世界史所为推动整个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首先要提及的第一件事是，创办《世界历史》杂志。1978年，还在刘思慕来所前，陈启能和我就开始筹划创办一个世界历史刊物，我们的建议先后得到了所领导张仲才和院科研局领导刘导生的支持，最后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准。《世界历史》杂志的出版不仅使全国的世界史学者有了发表论文的园地，而且成了联系和团结全国世界史学者的纽带。之后，又相继创办了《世界史研究动态》、《世界史译丛》、《外国史知识》、《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对推动和繁荣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起了极好的作用。第二件有意义的事是，在世界历史所的积极组织和推动下，陆续成立了一批研究会。研究会在组织教学和研究力量、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组织课题攻关，促进国内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件事，以《世界历史》杂志的名义，多次召开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会议，对培养青年研究力量起了很好的作用。不少年轻学人回到原工作岗位，成为本单位的骨干力量。第四，世界历史所定期召开研究会负责人会议，高等院校、研究单位通过会议不仅交流了学术信息，而且以此为平台，开展了相互之间的协作。

世界历史学科在中国是一个新学科，底子薄，还由于人们对世界历史学科的认识不够，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历史在史学界的地位不高。例如在1993年，我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时，按照惯例，史学会的秘书处自然应设在世界历史所，然而，有的学者和领导认为世界历史不能代表中国史学界，不同意搬迁秘书处，虽然这种反对意见没有成功，但是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历史力量还不强壮的状况。然而时代是发展的。近20年来，世界历史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世界历史学科在很多领域内都可以和国外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年世界历史学科已成一级学科。这是全国世界史学者，包括世界历史研究所在内，共同努力的结果。需要我们在新的条件环境下，做出更大的努力，不断推动中国世界历史学科创新向前。

（张椿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