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
赵凤岐
1956年，我来到北京读研究生。那时我们是春季始业，学制四年，1960年毕业后留哲学研究所工作。时光如流水，转眼间在哲学所已工作半个多世纪了，让我从个人感受的角度追忆那逝去的似水年华。
一 从前门火车站到中关村
50多年前我初到北京时，是从前门火车站下车的。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北京站，更没有北京西站。
初到北京，一切都觉得新鲜。前门火车站前，有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有人力车和脚踏三轮车，但没有出租汽车。按入学通知，我先到文津街3号（即中国科学院院部）报到，办完手续后被告知去哲学研究所“落户”。当时的哲学所办公地点在西郊中关村，距城里还有几十里的路程，交通不太方便。我们这批新入学的研究生，都是自带行李，还必带一部分书籍。一个大行李，一箱子书，还有装着杂七杂八的一个大网兜，够分量的，体积也不小。当时没有出租汽车，人力车倒是不少，但我不愿意坐，只好雇一辆脚踏三轮车送我到中关村。三轮车主人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北京”。我按来京时朋友所嘱，试着先问问需要多少车费。他竟然豪爽地说：“好说，上车吧，有钱坐车，没钱也坐车，方便时就给点，不方便时我白送你；干我们这一行的讲究的是个义气。出门在外，四海之内皆朋友，谁用不着谁呀！”说着他帮我把行李等放在车上，固定好了，催我上车。我不习惯于坐这种车，看到他年龄几乎比我大一倍，不好意思上车。我说：“我步行，只请您帮我送送行李，我跟随您步行，车费照付。”他笑了：“你这小老弟怎么有点‘犯呆’，书读多了，读呆了。我这三轮蹬起来跑得蛮快，你步行怎么跟得上，再说也耽误我的时间啊！”我还是坚持步行跟随。他说：“那好，你就试试。”说话间蹬起三轮便走。我跟随了几百米，一路小跑还跟不上。他在前边走了一段距离后停了车，等我赶到时令我上车。他又开了几句玩笑，就一路直奔中关村了。
由前门火车站出发，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到了中关村，三轮车主人果然豪爽，百般拒收车费。且举手揖别，说了声“后会有期”转身蹬车就要走，我赶忙拦住他，付了车费，并留请他吃过饭再走，他不肯。我说，“那就零头不找，算我请您喝杯茶，一路辛苦，非常感谢”。我们道别后，他转身登上三轮回城里了。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想了很多。
二 初建时的哲学所和我们那批研究生
近些年时常有人问起：50多年前的哲学所情况如何？当时的科研队伍、专业设置，以及我们那批研究生和导师的具体情况又如何？等等。我根据自己的回忆记述如下:
哲学所正式成立于1955年11月。正式挂牌前有大量的筹备工作要做。从地址的选择、科研人员的招募、经费的筹措、图书的购置以及从事科研和住宿的条件等，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一项一项落实的，为此，所长潘梓年同志花费了大量心血，有许多事都是他带着助手亲自奔走才办成的。有件事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在哲学所正式成立之前，潘梓年即根据上级指示筹备出版了《哲学研究》，组织了一个包括全国著名哲学家在内的编委会，他是召集人（相当于主编），经常开会讨论问题，研究如何繁荣和发展哲学的问题。编委会都是由“大家”组成，有很高的威望。这个编委会在当时实际上成了推动全国哲学研究和团结广大哲学工作者的活动中心，也是潘梓年为哲学所招揽人才的一种形式。经过多方努力，哲学研究所终于正式成立了。当时的哲学所，按专业设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自然辩证法等研究组。辩唯组的组长是潘梓年，历唯组组长是艾思奇（兼），中哲史组是冯友兰（兼），西哲史组是贺麟，逻辑组是金岳霖，自然辩证法组是于光远（兼）。所长是潘梓年，副所长是金岳霖、张镛。那时社科院尚未成立，只有它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所以，我们那批研究生是由中国科学院招考的。当时，各大报都发了招生广告和“简章”，其中包括报考专业、名额和各专业导师的名字都公开发表了，报名的情况相当踊跃。经考试哲学四个专业共录取了10名。
辩证唯物主义3名：詹一之、吴仕康、赵凤岐，导师是潘梓年、王慎失；历史唯物主义3名：邢贲思、王锐生、徐崇温，导师是艾思奇、李光灿；中国哲学史3名：衷尔矩、钟肇鹏、陈梦麟；导师是任继愈、张岱年；西方哲学史1名：汝信，导师是贺麟。
我们这批研究生到中关村哲学所“落户”后，即按所属专业分别到各研究组学习和生活，专业课由各位导师分别指导。
赵凤岐读研时期照片
主持博士生论文答辩
当年的哲学所住宿条件较紧，一下子又来了10名研究生，住房更紧张了。经总务组多方努力与有关同志协调，在原本已经很挤的住房里再加床，左搬右移，解决了8个人的住宿，尚有2人没有住处。负责住宿的总务组组长蔺际成同志，50多岁了，工作特别认真。为了尚未解决的这两张床，他又着急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向同志们表示歉意。还自言自语地说：实在没办法啦，连临时出差者的床位我都占用了，宿舍楼再也挤不出床位了，我手下就只有一个“花窖”了。可那“花窖”又特别的潮湿，没法住人呐……听到这里，我和邢贲思当即表示：我们就去那里住，请你别“多心”，我们是自愿到那里去住的。就这样，我们俩就在“花窖”里落了户。所谓“花窖”就在哲学所办公楼旁边不远处，来往倒也方便。白天有日照，花香扑鼻，沁人心脾，大家读书搞科研累了，中间休息时常到这里来“享受”一番，还一个劲儿地说：“这里真棒，又有花香又放氧气，难得难得。”可一到晚上，就剩二氧化碳和湿气了，睡一宿早晨起来，被子、床单都是湿漉漉的。但我们也有应对的办法：晚上尽量在办公室里看书，一般是在十一时许回去，早上六时起床，尽量缩短在“花窖”里停留的时间。中午在“花窖”外面拉根绳子，把被、褥晒晒就会干爽些，晚上照样可以睡个安稳觉。说来也怪，我俩那时还真的没感到“苦”或“受不了”，反而在紧张的忙碌中感受到“挺有意思”的乐趣。也许是由于那时我们很年轻，这点“苦”不在话下；也许是那位鬓发斑白的后勤处长蔺际成同志那种尽职辛劳的样子使我们感动；也许是我俩刚刚在众多考生中有幸被录取，心情特别舒畅的缘故，总之“我思故我在”，在特别的心境下，苦与乐是可以互易其位的。
几年的读研时间转瞬即逝。那时，虽然“运动”很多，但也可以“动中取静”。导师们的精心安排，使我们在研究生必读书、参考书、作业、笔记、积累卡片等的布置中赢得了很多时间，这是很难得的。
读研结束时，我们十人当中除了因家中老小须回原地工作的个别学友，其余均留在哲学所工作了。当年我们这批研究生入学时除了个别年长者30多岁外，其余都是20几岁的小伙子，属于风华正茂的年代。岁月无情，转眼间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子”如今都已“七老八十”了，除我们的师弟吴仕康同学因病去世外，其他学友还都健在，并且都仍然在一以贯之地读书、思考、研究和写作，这已经成为这些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在一些座谈会、评审会及“论坛”中还时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三 可贵的学术氛围
搞科学研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人们通常称之为“硬件”，如必要的图书、资料、阅览室、学习或写作场所等。另一方面还要有不可缺少的“软件”。在一个群体里，人们经常议论的是什么，志趣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词汇在人们的谈话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一言以蔽之，就是小环境中的学术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氛围这个“软件”，对于启动人们的思想，开展自由的科学研究，是更重要的。
氛围、氛围，本来就是看不见、抓不到的东西，但又是每一个生活于其间（环境）的人都可以感触得到的。讨论问题时能畅所欲言吗？能自由地开展学术讨论吗？互相切磋，取长补短的情形如何？是动辄上纲上线，还是平心静气地探讨问题，这一切都是有客观标准的。
20世纪50年代的哲学研究所，虽建所时间不长，但条件还是较好的，有一定规模的图书室和资料室，有专门的阅览室，那些资料、简报可以随时查用。特别是学术空气较浓，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领导的正确政治导向和学术导向的统一，是广大科研人员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保障正常学术气氛的关键。当时，哲学所与北大哲学系、人大哲学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等兄弟单位之间的学术交流是较多的。《哲学研究》编辑部经常邀请编委和有关学者来参加座谈会、学术讨论会。大家沟通情况，交流学术信息，提出一些理论问题，互相启发和开展研究等。记得，北大的冯定、郑昕，中央党校的艾思奇、孙定国，人民大学的肖前、石峻等，都经常到哲学所来开会。我当时正在读研，可以旁听，有时还帮着做记录。这些师长辈的专家、学者所研究的具体专业虽不同，但都是搞哲学的，且在各自专业领域均有很深造诣，所以听他们的发言得益甚多。他们探讨问题时的认真态度，相互尊重对方见解的学者风范，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对我国哲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热情关注，都给我们年轻一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除与外单位的学术交流之外，哲学研究所内部学术交流、学术研究的风气亦很浓。当时，各研究组都举办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专题讲座。西哲史组的贺麟先生、杨一之先生主讲过黑格尔哲学，还举办过《小逻辑》的专题讲座。中哲史组的冯友兰先生、任继愈先生、容肇祖先生、王明先生等也主讲过中国儒学、理学等。逻辑组的金岳霖先生、汪奠基先生等也举办过讲座。于光远先生举办过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讲座。这些讲座，对我们研究生来说，是老师传授知识的一种形式，也是参加讲座的人相互交流学术观点、沟通信息的一种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组的讲座是定期的，每两周一次。一般由潘老和王慎失先生主讲。参加者除我们三个研究生外，研究组的同事一般均参加。主讲人一般都是结合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在某个或某些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中有了“心得”、“想法”，想讲讲自己的见解，即“有感而发”。因此，讲座是吸引人的。例如，潘梓年先生当年讲的两个题目大家印象都很深。一个是关于辩证法规律的，一个是唯物史观中人的地位问题。潘先生在讲到认识的辩证行程时强调：概念保存在自己的异在中，普遍的东西保存在自己的单独的东西中，现象的这种内在差别而引起的搏动和运动的辩证行程，不是“从某一他物到另一他物的流动”，而是使自己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的过程。潘先生认为，这种对辩证法的“非常不坏”的“某种总结”，“正是从否定之否定的这一方面做出的”。而其中的要点之一便是确认否定中的历史继承性。潘先生在讲座中还提示说，有一点请同学们留意：搞哲学的人有时会讲些违反常识的话，这并不奇怪，因为哲学终究不同于常识。哲学来自于生活，但又不等同于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有限空间里，形而上学是管用的，但一经超出家庭的范围，它就不管用了。因此，要学会辩证思维，切记不要简单化。潘先生还提醒说，哲学研究所从国外归来的专家学者不少，你们在“讲座”中都听到了，有的学者习惯于对某一哲学流派历史渊源的考察，有的则侧重于对某个哲学家身世的介绍，有的又把着眼点放在对某一哲学观点的评析，乃至于撰写文章的题目都是尔等所不熟悉的等。但这一切都并不影响你们从中学习知识，了解情况和思考问题，只要细心地去听、去学，都会使自己得到教益。潘先生说，金岳霖教授是国内外著名学者，在逻辑学方面造诣很深，人称“金逻辑”，是大家公认的逻辑学专家。金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长篇论文，题目为《论所以》，你们看了没有？我们回答说：看是看了，但有些地方看不太懂，那文章的题目也不常见。潘先生叮嘱，那是一篇水平很高的论文，其中有很深刻见解，你们要细读，多读几遍，否则是读不懂《论所以》之所以然的。
潘先生也是搞逻辑的。他的《逻辑学》一书，就是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的。此书毛泽东同志看过，并表扬了他在哲学领域做出的贡献。在哲学所工作期间，潘先生任所长主持全面工作，金先生是副所长，兼管逻辑研究组的工作。我们看到，两位先生经常谈笑风生，谈论逻辑学方面的问题。潘先生是慢条斯理，细声细语；金先生是声音洪亮，笑语欢声。两位老人都已年过花甲，互相以“老”相称，特别亲密。每当逻辑学方面有什么学术活动时，“金老”经常是请“潘老”一起去主持；而“潘老”则说：要我“主持”我就不去，去掉“主持”我愿意去参加讨论。“金老”又说，那好，讨论会由我主持，“潘老”您给予指导好不好？“潘老”毫不相让：既不“主持”，也不“指导”，只参加讨论，否则我就不去。“金老”边笑边说：那好吧，讨论会由我“主持”，反正就是三言两语的开场白，至于“指导”既然你不肯那就不要了，但“潘老”你参加会议可要积极发言，免得“冷场”，让我这个主持人下不了台，弄得挺尴尬的，下次我也不“主持”了，咱们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予也。“潘老”连忙说：“金老”你放心，我保证积极发言，“保证，保证”。说罢，两位老人哈哈大笑，互相扶持着走向会场了。我望着两位先生的背影，那白发，那健步，推心置腹的亲密劲儿和爽朗的笑声，都给人留下了久久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似乎看到了什么叫学者风范，看到了学者间相互尊重的价值。
潘先生和金先生过去走的是不同的路，一位是职业革命家兼学者，一位是“吃洋面包”走过来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幸会于哲学研究所，合作共事，亲密无间，共同领导研究所的学术活动。他们倡导学术自由，倡导学者间的相互尊重，共同铸造了可贵的学术氛围，为广大科研人员的正常活动创造了条件。
四 中关村科学院楼群
宽松的大环境，是从事科研活动所必需，所在单位的小环境对科研工作者的影响则更直接。当时的中科院对所属各研究所的小环境是很重视的。在郭沫若院长的倡导下，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都很注意为广大科研人员作好后勤工作，包括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营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学术气氛等。当时，中科院下属许多研究所都在中关村。属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所，如哲学所、经济所、文学所、语言所等，都在那里。当时的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比较集中的地方。科研楼、宿舍楼、实验室等连成一片，成为初具规模的科学区。这里，集中了一大批中国科学界的顶尖人才。好多院士和学部委员就住在这里，从国外归来的一些科学家也住在这里。当时的中关村各研究所的科研、办公楼，科研人员的宿舍楼，包括高级研究人员的家属宿舍楼，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尽管当时条件还较困难，但国家还是拨专款建起了那一栋栋成排的科研楼和宿舍楼，展现出新中国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关注。
在哲学所科研楼附近，还有由院部直接管理的“福利楼”。这“福利楼”很受大家欢迎，以至于多年之后人们回忆起中关村的“福利楼”时，还对它念念不忘，一往情深。这“福利楼”大体分为四部分，一是设有一些会客厅，房间不大，内有简单的桌椅和沙发。有客人来访时，各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均可在那里接待客人。二是设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小型学术交流室，大家都称它为“学术沙龙”，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这是专供科研人员在那里漫话学术的。既可以交流学术信息，也可研讨某一学术问题；学习心得、体会等等均可在那里交流。有时是事先约好的主题，感兴趣者大家一起来谈。有时竟是“无题”，即三五个人凑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但大都是围绕学术问题展开的。不拘形式，来去自由，各抒己见，生动活泼，有助于交流思想、互相启迪。三是在福利楼的一层，设有一个规模不大的中餐厅，馄饨、担担面、水饺、米饭和简单的炒菜等一应俱全。价格便宜，烹饪水平不低。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有后勤部门专门请来的二级厨师在坐镇掌勺。记不清担担面是多少钱一碗了，只记得比外边市面上的饭馆要便宜得多。当时领导上的方针很明确：“福利楼”的餐厅不是为了盈利，而是“服务”，为科研人员服务是办餐厅的唯一宗旨。在福利楼的另一端还设有西式餐厅。其中有牛奶、咖啡、面包、红茶、奶酪和各种西式点心。价格也比外边便宜。从国外归来的一些学者是这里的常客。中关村的众多科研人员经常习惯于打夜班，许多人在挑灯夜战之后到中、西餐厅去喝杯牛奶，吃碗馄饨，既经济实惠，又特别方便。各研究所几乎都有花窖，养了很多鲜花，是用来美化环境的。
此外，中关村楼群的中心处，还有个学术报告厅。那时的学术报告厅虽较简陋，但却接待过一些著名学者在那里作学术报告。记得，印度副总统、知名哲学家拉达克里西南博士来访时，就是在这个报告厅由郭沫若院长主持，请他作的学术报告。他讲的是印度哲学，还讲到中国哲学史的有关情况，阐明了他对东方哲学特点的理解。
在中关村科学院楼群间隙的空地上，有人工草地，有整齐的柏树墙和常青树，间或有桃花、迎春花、玉兰树等点缀其间。楼群两侧的大道上，栽有钻天杨。哲学所门前和通往32路汽车站的大道两旁，有50多年前我们这批研究生栽的树。那时树苗不大，比人高一点，直径和茶杯粗细差不多，现在已长成参天大树，很粗很粗了，一个人搂抱不过来。抚今忆昔，不免思绪万千。当年那整齐的白杨树根深叶茂，笔直的树干直冲云天，大片的树叶在风中飒飒作响，仿佛在述说着中国的科学城——中关村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呼唤着中关村更加美好的明天。
五 恩师的三点教诲
我们这批研究生入学以后，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由导师负责指导。吴仕康、詹一之我们三个人通常是一起活动，当时开列给我们的书目也是共同的，只在专业学习方面分别有所侧重。
潘老工作很忙，他当时负责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同时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之职。潘老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对辩证法和逻辑学有独到的研究。我们有幸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确实很难得。那时潘老每天都来上班，随时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一般每周找我们谈一次，还随时检查我们的读书笔记、卡片、学习心得等。记得他第一次找我们谈话时，有几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阅读
第一，要认真读书，系统地积累知识，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当时，发给我们的书目中必读书有40多本，分“通读”和“精读”两种。通读的部分，属于扩大知识面的要求，有助于开阔视野，“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故需博览群书；精读的部分要系统地作笔记，有些地方要“强记原文”，力争理解上的“准确无误”。并要分专题做卡片积累，写下学习心得。要求“钻进去”，作“深入理解”，要“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他语重心长地说“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与“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即是博与专的关系。博是专的基础，专是博的深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没有下地狱的精神是搞不了科研的。针对当时我们的思想状况，潘老明确地说：理论联系实际是必须遵行的基本原则，“搞理论目无实际那怎么成啊”。但现在你们是读研，首当其冲的是认真读书，打好基础。读书不求甚解，还没弄懂原文讲的是什么意思，就轻易的去“批判”，不是科学的态度。他举例说，黑格尔的《小逻辑》是你们的专业必修课，那书有些地方很难懂，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你们专业必读书，属“精读”部分。要把《哲学笔记》和《小逻辑》对照起来读，读不懂的地方要记下来，我们一起来研究，还可以向贺麟先生等去请教。潘老说，黑格尔的《小逻辑》有些地方我都读不懂，还常向专家去请教，难道你们一读就读懂了？不求甚解，望文生义，乃是读书之大忌。黑格尔所讲的“范畴”一般均有其特定含义，而范畴之间的关系按他的推演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凡此，都须认真注意，不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顶替”黑格尔的原意。总之，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潘老说，所谓“下地狱”的精神，就是研究学问要执著追求，锲而不舍，要求实，而不要犹豫不决；要勇于探索，而不要畏首畏尾，怯懦不前。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途程中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难，每克服一个困难，就前进了一步。克服的困难越多，懂得的东西也就越多，离我们所追求的真理也就越近了。
导师的这些话，对我们教育很大。以后读书过程中每遇到难点、疑点时，老师的这些话就回响在耳边，使自己不敢马虎。
搞理论研究必须联系实际，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际。潘老经常教导我们要到下边去，注重调查研究。他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农村调查。
第三，道德文章要一起抓，既要学会作文，更要学会做人，把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德才兼备”的要求。潘老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治学、作文，包括读书、积累资料、思考问题、绞尽脑汁……都是“细活儿”，是很苦的，要学会坐“冷板凳”，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境界，这当然很苦了。但只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矣”。至于道德修养，除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方面的要求外，还包括品格修养、高尚情操、虚怀若谷、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精神境界方面的要求。导师还特别提醒我们，哲学所集中了众多各专业学有专长、造诣很深的专家。中哲史、西哲史、逻辑等各研究组都有一批老专家，有的是哲学所专职研究员，有的是兼职研究员。这些专家、学者一般年纪都较大了，在专业上有数十年的积累，学识渊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独到之处，可学的东西很多。这对你们读研无疑是个非常难得的有利条件。只要你们用心去学，虚心请教，一定会大有裨益。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尊重长者，“尊师重道”，而且要真心实意地去学习、去请教。听他们的讲座，请教问题，参与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都要以诚相待，谦恭向学。
1956年到1957年初那一段，“反右”斗争尚未到来，但在学界“批判”之风已相当盛行了。在这种情势下，潘老的这些话就显得特别可贵。他经常说，这些专家学者，一是确有学问，同时又很爱国，有些专家从国外回来，就是出于一片爱国心，舍弃在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就凭这一点，谁也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多年以来，导师的这些教诲时时提示我们，成为我等修身养性、规范自己的准则。
言教重要，身教更重要。要尊重别人，尊重专家学者，这是潘老经常教导我们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看到，潘老作为一所之长，经常和那些老专家、老学者打交道，关系特别融洽。潘老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潘老。而且有什么事情——无论是工作上的或是生活上的，都愿意跟潘老谈，而且能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所以在当时的哲学所，潘老的威望很高，他以真诚、坦率、友好、热情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尊重和信赖，以至在学界传为佳话。直至潘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蒙难入狱、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有些尚健在的老专家、老学者仍然念念不忘“可敬的老所长”，怀念他们和潘老相处的那些愉快的岁月，想起了令人难忘的许多往事。有许多老先生一谈起潘老就有说不完的话，发自内心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实在令人感动。
六 “干校”生活片断
1969年10月，我爱人所在的文学所“打前站”去了五七干校；后半年，我们哲学所下去。我们俩先后在干校生活了三年左右。干校的地址在河南省息县。从家务来说，这也是我们夫妻共同度过的比较艰苦的一段岁月。
干校时期与老伴
我爱人下干校时，我们的小男孩还不满周岁。大女儿9岁，随母亲一起去干校了。家中只有我和时已80高龄的父亲，带一个不满一岁的小孩。家中只留下这一老一小，我又不擅长料理家务，传说可能还要打仗，所以，妻很是放心不下，力主全家一起去干校，说“好歹全家在一起”，绝不分开。但是，我感到都下去困难很多，一则一岁的小孩自幼喂牛奶（他母亲没奶），到乡下怎么办？二则80高龄的老父到乡下？一旦有个“天灾病业”的怎么办？我们俩到干校后都要参加劳动，家安在哪里，谁来照顾？干校附近没有学校，女儿上学怎么办？我俩多年来藏书不少，房子要上交，那么多书无处保存怎么办？卖了，怪可惜，确实舍不得；还在内心深处存有将来或有恢复科研工作的一天，那时，书都丢光了又怎么办？这一系列的“怎么办”促使我下决心把家暂时“一分为二”。妻和女儿下干校，我们爷孙三人暂留北京。即使半年后我下干校时，北京留他们爷孙俩留守，必要时把女儿也送回北京。这是多年来我们夫妻之间发生的唯一一次争执，开始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劝说，加之那一系列“怎么办”的理由都是过硬的，所以妻让步了，按我的方案办。
在干校期间，我俩分居两个地方。我住魏庄，她住小姜庄，两处相距20余华里。那时都是连队编制，她属五连，我是二连。开始时，住在老乡家里，后来，自己动手拉砖、脱坯、建房，住上了干校自建的新房。各种劳动还是很累的。划给我们的地方有许多都是荒地，要设法开垦它。把不毛之地变为可耕地，不能不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在作息时间安排上，我们是早8时到12时，下午1时到6时，而当地农民却晚出工、早收工，但效率高。我们则躲不开中午那段最炎热的日晒。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记得有一次，在大田劳动锄地的数十人中，在炎炎烈日下有七、八个中暑倒在地里了，经过抢救才避免了意外。
我在饲养班工作，负责养猪。饲养班还养鸡、养鸭。饲养班的成员有杨一之、马泽民、易晖廉等共五六个人。我是班长，马泽民是负责饲养鸡、鸭的小组长。马泽民兄是河南人，对当地民风习俗很熟悉。在采购猪、鸡、鸭等幼雏时，我俩常常一起出去。他确有经验，一口河南腔在集市上讨价还价，应对如流。既降低了成本，又购得了好苗。当时，饲料有限，我们饲养班的伙伴们常常去附近的水塘中打捞“水葫芦”。水深过人，冻得大家直打哆嗦，但是“水葫芦”还是一车又一车地拉回来了，煮熟后是很好的猪饲料。养猪是个脏活，建猪舍，起猪粪，拉土垫圈，为母猪接生，夜里照顾母猪刚刚生下的猪崽等，都常常使我们忙得日夜不停，弄得浑身泥垢，气味欠佳。以至于到食堂吃饭时，同志们都常常开我们的玩笑：洗好了身上的泥巴脏味再来用餐，免得影响别人的食欲。在饲养班工作也有风险，有一次，杨一之先生负责的鸡舍被黄鼠狼袭击了，咬死了十多只鸡，只留下一只活着，还伤痕累累。那天一早，只见杨先生手捧受伤的鸡，神色慌张地来找老马和我，连连说：这下可糟糕了，鸡都被咬死了，这可怎么办，军宣队要追查起来可怎么办，我说不清楚啊！都怪我昨晚睡得太死了，黄鼠狼什么时候进来的我确实一点儿也不知道……紧张惶恐之情溢于言表。看到此情此景，老马和我赶忙承担责任，安抚杨先生不必着急，由我俩去向领导解释并承担一切后果；杨先生辛辛苦苦，尽职尽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后来，我们向领导汇报后，军宣队和连部领导都通情达理，并没有批评我们，更没有追究责任。杨一之先生这才把一颗提着的心放下，又辛辛苦苦地去养新购来的小鸡了。不过，杨先生由此却得了个绰号：“养一只”。是和杨先生同辈的人先叫开的，“杨一之”变成“养一只”了。大家都熟了，杨先生也并不介意，有时还戏称：“敝人杨一之——养一只也！”逗得大家直乐。还有一次，天降大雨，马泽民兄负责看管的鸭群炸了窝，顺着河道乱跑。老马一个人边跑边喊，试图把鸭子追赶回来。但是雨大风狂，路又滑，“这鸭子不听话”，把马兄摔得浑身是泥巴。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别人的帮助下把鸭群赶回来。但马老兄风趣逗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夸下海口：等着吧，同志们！有我老马在就有你们好日子过。于是乎，他把拟议中的饲养计划公布于众：计划养鸭多少只，养鸡多少只，半年后，保你们每人每日三个鸭蛋、两个鸡蛋，有你们吃够的时候。然而，这一天却迟迟未到来。于是，人们又送给了老马一个绰号：“马无蛋。”那时，许多人都有外号，我也有个绰号，叫“山本五十六”。起源于领导派我去外地买驴，用以拉水车和板车。我和文学所的仁钦、刘锡成二人跑到数百里外的骡马集市上选购。他们二人买了个个头不高的公驴，花了280元。我买回了一个像骡子那般大的公驴，身强体壮，花了360元。于是乎，大家来看驴，交口称赞，说这驴真大，360元，值！但又戏言取笑于我，取谐音，送绰号，360元变成“山本五十六”了。我争辩说不是“356”，而是“360”。他们说，差不多，就是它了：“山本五十六”便成了我的绰号。
在紧张的干校生活和繁重劳动中，“养一只”、“马无蛋”、“山本五十六”，这些生活中的趣事也能够起到缓解紧张和增加生活乐趣的作用。猪常常闹病，我和养猪班的同志从书店里购回数本如何养猪和给猪治病的小册子。几经钻研，我们还真的学了不少知识。诸如母猪要单圈喂养，临产时要守夜。给母猪接生时，要切忌生人靠近，要由我们经常喂食的人去为之接生，生后的猪崽如有窒息者须尽速提起后腿，用手拍打胸部震动，于是就把猪崽救活了。猪崽出生后要帮助弱小者固定奶嘴，起初时要好生看护。夜里要轮流值班精心照看，免得小猪被压死等。“克郎”猪不喂精饲料，喂一般饲料即可，待长足骨架后再“催肥”。猪种一定要选好，同样喂养，品种不同差别很大。我们居然还学会了给猪治病的本领，打针喂药都由我们自己来，成了附近闻名的“兽医”。有两次给老乡的猪治病，居然治好了，以至于老乡们传开来，说人家二连的老赵、老马都是医科大学毕业的，给猪看病治一个好一个。于是纷纷来请我们去给他们的猪治疗。医用注射器和青霉素、链霉素等我们都备有，防猪病的疫苗由防疫站买来，也是我们自己给猪注射。当时，文学所的陈毓罴先生也是饲养班长，我们交往密切，时常在一起交流经验。饲料或药品短缺了，还互通有无，相互支持。其情也融融，其乐也无穷。
每到周末，我便步行20华里去“五连”探亲。当时还年轻，加之见亲人心切，所以，不怎么费劲20华里的路很快就到了。哲学所徐懋庸先生的夫人也在文学所干校，我们有时结伴而行。徐先生年纪比我大，但是，看上去健步轻捷，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徐先生在武汉大学离职后分配到哲学所，任职于辩唯组，所以我们还回忆了那段一起生活的日子。我俩结伴去探亲，文学所称我们为“上门女婿”，热情欢迎。我在二连养猪，妻在五连养鸡。她除了养鸡外，还负责照管食堂、菜园等处，是后勤排长。和她一起养鸡的白鸿同志告诉我，你妻子真好，凡累活她都争着干，我们姐妹俩是好朋友，无话不说，我们俩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养鸡，过得很愉快。她唯一的心事就是常常想念北京家里的两个孩子，特别是那个不满周岁的小儿子，又挂念已经是80高龄的老爸，说这若是有个病什么的可怎么办？真是牵肠挂肚啊！有一位同志告诉我，何其芳同志回北京探亲时，还特地到你们家里去过，看望那老小三人。说老人很硬朗，孙女已经上小学二年级，小孙子长得很胖，爷孙三人过得还行，只是你那小儿子刚刚学会走步，在屋里学跑时不慎跌倒，额头碰在暖气片上，受了点伤，已经好了，只在额头上留下了一块小伤疤。其芳同志归来后和我们背地里商量，决定把小儿子受伤的事暂时不告诉宝坤，免得她惦记着急。我连连承诺绝不告诉她。当时，虽然我和妻相距20里，但因为都是学部同一单位的人，不能享受探亲假，只有靠有资格回北京的同志们去家里探亲关照了。妻子也曾经以“老的太老”、“小的太小”为理由请假回京探亲，希望能够破个例准予探亲，但是未能获准。说不能开这个先例，因为夫妻都在学部工作的人多了，准了你别人怎么办。对此，她想不通，我也想不通，但是，也没什么办法。
当时，许多老先生都下干校了。哲学所的贺麟、杨一之、容肇祖、王明、沈有鼎等各位先生，文学所的钱鍾书、俞平伯、何其芳、蔡仪、孙楷第等各位先生都在干校。这些老先生都是学术上各有专长、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如此艰苦的干校生活中打发时日，不禁令人感到惋惜。有一次，我去文学所探亲的路上，正赶上何其芳先生在蒙蒙秋雨的田野里，手持木棍，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圈儿，圈儿”地喊个不停，试图把跑散了的猪群追赶回来。可是他越赶越追，那猪就跑得越欢。我赶忙跑上前去帮他把猪拦住，赶回圈中。这才使他长出一口气，顿感释然。何其芳先生高度近视，眼神不好，忙乱中也顾不得看我是谁，直到把猪赶入圈中关好门后，回头一看是我，才连连说：“凤岐，凤岐，原来是你呀，多亏你帮忙，多谢了。”此情此景，曾经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直到多年后何先生身患重病在协和医院动手术，我和妻子以及文学所的诸多同志守候在手术室外等候结果时，上述场面还又一次浮现于心头，使我感慨万分。
在干校生活的后期，我们大队人马搬到了明港。这时，各连队住的比较集中了。二连与五连近在咫尺，我和妻每天都可见面。我们常常在傍晚一起散步，思念与牵挂北京家中的老小，絮语不絮，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漫步于中原大地的乡间小路上，点点寒星当空闪烁，路边的花草散发出沁人肺腑的芳香。不远处，明港火车站的灯光依稀可见。遥望北京，距离似乎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热切期盼着重返京城的日子，期盼着与家人团聚的时日，也期盼着重操旧业、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尽点微薄之力的美好时光的到来。但是，当时又有传言迭起，有说全班人马回北京的，也有说“就地解散”重新分配的。有的消息令人欢欣鼓舞，有的则叫人忐忑不安。何者为准，着实叫人心里没底。没过多久，决定终于下来了，全班人马回北京。感谢敬爱的周总理，是他提出并坚持这样做的，说学部人才济济，许多著名专家都集中在那里，不能就地解散或重新分配，全部人员都回北京。这就为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保证了可贵的基础。如果说，在后来震动中华大地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曾做出过贡献，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也曾有所作为，那么，这是与上述决定分不开的。把拥有这么多专家学者的单位保留下来，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再造辉煌，创造了难得的条件，这在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记下的一笔。
七 1978级研究生
从1956年到1978年，二十多年过去了，研究生的命运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那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招考的第一批带学位研究生，但后来夭折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1978年才又招考了新一届带学位的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传出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信息，震动了各界人士，广大群众都为这一消息而欢欣鼓舞。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生的信息公布后，众多学子都振奋不已。当时我院在招生简章中明示：辩证唯物主义专业只有两名导师，每人招收1—2名或2—3名，最多也只能招收4—6名。可事出所料，那年报考辩唯专业的考生竟有800余人。
经过考试，进入录取线的有近百人（当时拟定：专业课80分以下，外语不及格者均不能进入录取线）。这届考生的特点是平均年龄较大，最大者39岁。许多人是哲学本科毕业的，或已读了3年左右的大学本科，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有的已有数年的工作经历，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因为“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他们的学习生活，这批考生是在“逍遥”中发奋学习，憋足了劲，有志于继续深造，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而决心向科学进军。考生这么踊跃和成绩优秀者如此之多，使我们既感动又很为难，按原计划只能录取4—6名，将有大批进入录取线者被淘汰，岂不可惜？
于是我们招生小组在所领导的亲自主持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即扩大招生数量，多录取一些人。这个方案报到院里后，以胡乔木同志为院长的领导班子，果断决定批准我们的方案。结果是辩证唯物主义专业辩证法方向招收8人，认识论方向招收8人，共录取16人，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输送8人，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专业输送8人，为历史唯物主义专业输送数名，共录取40余人，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此外，还为《红旗》杂志社等单位来选人时推荐了数人。
这批研究生入学后，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三年搬了四次家，住过北京通州的“大店”。有的8个人一个房间，每人一张小桌和一盏台灯，深夜苦读时怕影响其他同学，只好用衣服把台灯的亮光罩住，夜深时肚子饿了，只好用晚饭时留下的馒头加开水解决问题，但这些学生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物质条件虽差，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使他们如鱼得水，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他们真的是志存高远，把各种困难踩在脚下，在求知的海洋中勇往直前，在波涛汹涌中奋力拼搏，向知识的彼岸游去。他们节假日不休息，深夜苦读是常事，以至于导师们不得不进行劳逸结合的说教。这就是“78级”，就是这一批学生，他们以政治方向正确、理论功底扎实、知识积累系统和学风朴实而著称。
如今，30多年过去了，1978级研究生的众多学子早已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有许多人已成为业务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有些还担任着重要职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哲学方面有三名学部委员都来自这一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课题组中，仅有的三位首席专家中，1978级研究生就占有一席之地。
这批学生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而深刻。他们为国家、为人民而勤奋苦读的情景令人久久难忘。他们当年读研究生时还没有电脑打字，笔记、学习心得、卡片、作业等，一律是手写的。后来有人要我向青年学者或在校研究生讲几条具体建议，我没有别的，只有两句话：志存高远、勤奋苦读，让“78级研究生”的好传统发扬光大。
我从1978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后来又招收博士研究生。据有关方面统计，共培养硕士研究生6批39人，博士研究生5批9人，两项合计共48人。这些学生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已成为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军队系统学术研究的骨干力量，在社会上获得好评。这自然使人感到欣慰，但在这里我必须申明，在培养这些学生的过程中，研究室的诸多同志都是积极参与并出了大力的，没有他们的辛劳和鼎力相助，在有限时间内培养出这么多学生是不可能的。我和导师小组的同仁一起对研究生严格要求，注意基本功、基本技能即思维方式的训练，在指导研究生如何读书、做笔记、确定选题、写论文等环节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一向主张独立思考，鼓励创新思维，提倡开卷有益，勤做卡片。方法有四：一是做卡片以摘录经典作家重要论断、原文；二是认真做好读书笔记，每读一本书后要写出自己的理解；三是索引，按专题分类；四是随想录，多思必多得。这最后一段话是已毕业的研究生写的回忆心得。
想当初，我们56级那批本是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报考研究生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为“削尖脑袋”向科学院这个“修正主义大染缸里钻”，还名为什么“副博士”，这不是“修正主义苗子”是什么，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干将”是什么等，不一而足。坦率地说，我们这批当事者挨批事小，但是对后来者的影响可不能低估。一个国家不能搞学位，断绝了众多青年向科学进军的愿望和途径，使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道路受阻，到头来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人民的福祉亦将无望。这方面的教训永远不能忘记。历史经验表明，借助于发展“科学”而振兴中华的愿望始终存留于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所以，对恢复和发展科学事业的任何契机、言论和有关动态都特别敏感。邓小平同志要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当“后勤部长”的申明语惊四座，掷地有声。其强大的震撼力与人们心灵深处的渴望与期盼汇合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物质力量。他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被传为佳话，广为传颂。这个讲话的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方针等深得人心，绝非偶然，而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八 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全社会规模的大讨论开始了。这场讨论意义重大，实际是向新时期过渡的思想理论先导，是哲学战线上的一次大动作，此前的历次哲学论争都无法与之相比拟。
我和研究室的同志积极投入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除个人署名文章外，还组织研究室集体编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一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书发行1700余万册，获新华出版社优秀著作奖。我们还参与组织过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一系列全国性大、中、小型讨论会——包括在朝阳区委党校举办的有170余人参加的全国性大型讨论会。我既是马哲原理研究室主任，又是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开始时是筹备组）。所以，当时院领导和哲学研究所领导常常把任务落实到我们研究室，我率领研究室同志全力投入了这项任务。除撰写文章、编写相关著作外，还通过研究会系统组织了一些省、地区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受到各地党政领导的支持和好评，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已故的夏澍、赵举贤、张海源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就连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贺林华等也参与了写作。有关这场争论中的情况，有几件事要特别提一下：1. 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大型讨论会的会场是董谊思同志通过同学关系借来的。当时那里是一片平房，宿舍住得很紧，一小间四个人，上下床，又没有会议室，所以分组讨论时，就在宿舍开会，连走廊过道都坐满了人。大家发言争先恐后，特别踊跃，以至于主持会议的小组长须按报名先后“排队”安排发言。2.在这次大讨论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热情支持我们。邢贲思同志写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一文。我也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科学体系》一文，这些文章都以很大篇幅，刊登在重要版面。文章的锋芒指向“两个凡是”。而《红旗》则迟迟不动，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后来有一天所党委书记找我，拿出一篇打印稿，是很长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重温“实践论”》，要我暂时放下手头其他工作，用最短的时间对此文作出评价，而且要求写出具体的书面意见。我用两整天加两个夜班干这件事。《重温》一文约两万字，文中引用了不少马、恩、列的话，需要查对大量原文，比较费时间。但经过两日夜，我写出了六条意见上交了。我发现，该文一方面在文章中打着“重温”的旗号，继续搞“两个凡是”，借口认识是过程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还继续鼓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什么“文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只有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顶峰” 才能看清楚等。这六点意见以哲学所的名义呈送上级了（即《哲学研究所的六点意见》）。后来才知道，这六点意见呈报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了。2011年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当时叶帅等处也收到了《重温“实践论”》打印稿，要求审查，说准备在《红旗》上发表。叶帅要身边工作人员看这篇文章，同时要求他们了解一下社会上有关单位对这篇文章有何反映。正好《哲学研究所的六点意见》被看到了，送叶帅亲自过目。
我们还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举办了“实践与理论问题”广播讲座。相关内容中央台播出后，有些地方台和报纸予以转播或转载，社会影响广泛。我们研究室的陈中立、董谊思、周宝玺、张浩、陈党蒙、蔡俊生、陈苏清等诸多同志都夜以继日积极撰写文稿。中央台的李正蓉、张学廉同志先后来谈，我们密切合作，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与此同时，我院招收的研究生1978年入学伊始，领导就安排了全校性的大课，要我去讲，讲题是《“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与篡改》，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数百名学生竟然纹丝未动，听得很认真，有些还做了笔记。研究生院的领导后来告诉我，那一课学生非常叫好，要求再讲……这消息很快传开，国务院外专局持公函来所联系，要求给在京专家讲这个题目。领导上指派我去讲。来自不同国家的数百名外国专家，有好多是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中国，帮助我们工作的。当时是“同声传译”，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反映不错，爱泼斯坦等专家还热情的和我交谈，并表示感谢。
总之，我们研究室的所有人员都集中精力投入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一段时间，虽然忙些累些，但大家都很愉快。后来有同志说：那时真是够忙的了，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大块头文章，到左家庄的大型研讨会，再到新华社系统为我们出版的发行量数以千万计的小册子，加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连续广播，此外还有应邀到其他单位讲演、组织一系列的小型研讨会等，确实够忙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闪耀在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哲学工作者在这个时候为之尽责乃义不容辞。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哲学所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不仅科研条件好了很多，科研成果也更加丰硕了。这方面的情况，有研究所的统计报告。就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侧重于辩证法的研究，在辩证法若干范畴的探讨中有些新体会。如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统一性与多样性、绝对与相对、同一与差别，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同方面的从属关系、定位等方面，有了一些想法，撰写并发表了一些论文。这是我长期以来辩证法研究的延伸和继续。以辩证法为切入点，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做了一些探索和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做了些思考，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投入的精力多一些。已发表的有《发展与发展观》、《论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中华文明》、《实践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科学发展观的几个特点》、《科学发展观：具有时代标志的理论成果》等论文。有学生告诉我，他统计这最后一篇论文发表后，已有十四家报刊传媒转载了。包括《哲学研究》、《当代思潮》、中央党校出版的《论和谐社会》、《中国学术年鉴》、《哲学年鉴》、《哲学所建所50周年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以及人民网、搜狐网等。国家行政学院编的大型丛书中收入了这篇文章， 还特邀我为他们大型丛书的特邀编委等。这篇文章的打印稿最先是被我所党委书记吴尚民同志看到的，他推荐到我院《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么多家转载我事先没料到，说实话，不是我这篇文章写得如何如何，而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太重要、太得人心了。现在，我仍在继续思考科学发展观问题，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随着实践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也将随之丰富和发展，人们对它的理解亦将更加深入，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现出来，所以，大有继续研究的价值。
（赵凤岐，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原理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