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哲学所往事的回忆
李鹏程
我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到2005年年底退休，总共27年多时间，这中间除1981年7月到1982年9月一段时间外，我一直在这里学习和工作。应该说哲学所是我一生事业途程中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意义很为重要的地方。
回忆我在哲学所工作和学习的这些年代，许多往事浮上心头，许多面孔在眼前呈现。回忆这些事和人，写出来，也算是对那些曾经在一起相处过的老师、同学、同事和朋友们的一种尊重、怀念和感谢吧！
一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1978—1981、1984—1987）
对哲学研究所的回忆，要从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
1978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9月1日发出的录取通知书，通知我已经被录取为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1978年度研究生，要我10月5—7日到哲学所报到。那时我正在陕西省宝鸡县委办公室工作，当时正参加宝鸡县委的一个“蹲点”工作组在农村包队。
录取通知使我意识到，自己即将开始一段新的人生路程。这段路程一走就是27年的岁月！
记得那是金秋十月，我带着一纸箱书和行李来到北京。10月5日到哲学所（当时在“学部小灰楼”）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的研究生都由哲学所负责管理，同学们报到后就被安排到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北京市总工会干校的教学大楼里住宿、学习。哲学系招收的研究生在册名额有70多人，是全研究生院规模最大的系，研究生院院部和其他系借住在北师大，那里借的地方有限，哲学系人多住不下，听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北京市总工会干校这个住处。
研究生时期的合影
左起：李鹏程、姜国柱（毕业后在国防大学工作，已去世）、李任仕（毕业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高明光（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曾任《求是》总编辑）、柳斌杰（毕业后到共青团中央工作，现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报到后的半个月之内，许多时间都是开会。10月9日，社科院部副秘书长刘导生作报告介绍全院的基本情况。10月10日举行哲学所领导、导师和研究生见面会，当时哲学所第一副所长孙耕夫介绍了哲学所的情况，并布置读书任务，要求全系各专业的研究生们第一学期都要读《资本论》和《反杜林论》，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10月11日下午，研究生院举行开学典礼，院长周扬同志讲话，提出要办一个“思想解放、思想活泼”的研究生院；他要求研究生们要“认真读书、联系实际、独立思考”，要倡导“自由讨论”和“互相辩论”的学风，要反对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10月14日，哲学系成立了党支部：宋积芳老师是哲学所办公室专门派来负责管理研究生的干部，他任专职支部书记，其余干部都有研究生担任：姜国柱任副书记，尚金锁任组织委员，张静蓉任宣传委员，陈源泉和李鹏程任学习委员。班长由姜国柱兼任，副班长是苏国勋。全系有党员28人，团员8人。王润生任团支部书记，杨蔼仪和郭悦越任团支委。经过这些活动和组织安排，哲学系的工作和同学们的学习逐步走上了正轨。
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次马哲史学科的会议——桂林会议部分与会学者合影（1979年１月）
对在研究生院哲学系学习那一段，最值得回忆的事有以下几点。
1.兴奋而简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哲学系总共有70多个研究生。由于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招生，同班同学各方面差异都很大。尤其是年龄，最大的当时近四十岁，入学前已经是大学老师或者地方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最小的只有二十出头，是刚刚从大学本科毕业的；大家来自全国各地，确实是五湖四海；从知识基础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专业课有很熟悉的，也有正在入门的；有的外语听说读写都很熟练，有的把过去学的都忘了，从头来。尽管大家有很多不同，但共同点很明显：互相很友好，大家都朝气蓬勃，一心一意地刻苦学习。当时的生活条件确实很艰苦：我们住的宿舍是大楼里的教室，一个宿舍住10个人，床和床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宽，每个人有一个小桌子，看书自习也都在这宿舍里；早晨很多同学都去附近的陶然亭公园跑步、念外语，都很勤奋。在这里住了半年多，由于北京市总工会干校要恢复正常工作，1979年春节后我们哲学系搬到通县西苑住进了一个小旅店的二三两层楼的房间，每个房间四个人，架子床，上下铺。大家都幽默地说这里是“大车店”，确实是每天都有不少长途货车在这个旅店过夜，早晨四五点钟大家就会被几十辆汽车哄哄哄的发动机响声吵醒。后来，我们又从这大东郊搬到大西郊玉泉路的十一学校，这里住得宽敞了一些，也有早晨可以跑步的操场，周末还可以由系里组织起来，排队到旁边铁道兵总部大院去看电影。不久我们的研究生院院部和几个系也搬到十一学校来了，在食堂里可以看见温济泽院长等院领导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直到研究生毕业，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2.赶上了一个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发展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我们接受了时代的“洗礼”。我们读硕士研究生这三年，正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发展浪潮汹涌澎湃的初起阶段，整个社会情绪都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抱负。“研究生”现象在当时也是一个“新鲜事物”，社会上对此很关注也很好奇：大家对研究生的尊重和友好，也促使我们自己在社会上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行动举止，受到社会称赞。最值得说的是大家在这个改革开放年代认真学习的精神，大家除在小宿舍里苦读书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所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以及新华书店。住在陶然亭的时候正值西单出现“民主墙”，大家也都到西单去看过大字报。我们系没有人在那里张贴大字报，但大家当时对于西单各种大字报的内容讨论和争论得很激烈。这无疑引发了同学们对当时全党全国都面对着的很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思考，促进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正是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思想气氛的促进，我选择了研究早期马克思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我的导师马泽民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写成了硕士论文《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渊源》，全文22万多字。
3.要特别说到的是，我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曾经陪导师马泽民先生先后到桂林（1979年1月）和厦门（1980年10月底至11月初）参加过两次学术研讨会，目睹了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兴起的最初情景。马泽民先生是这个兴起的积极倡议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桂林和厦门的两次会上，也使我见识到了最早参加国内马哲史研究活动的那些著名的老一辈学者，例如黄枬森先生（北京大学）、庄福龄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刘嵘先生（中山大学）、孙伯鍨先生（南京大学）、商英伟先生（厦门大学）等。他们是“文革”后中国马哲史研究界的“元老”级人物。
4.关于研究生院第一届毕业的研究生的结业活动。1981年9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研究生毕业大会，会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侧照了相。时隔一年后的1982年8月17日上午，研究生院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1981届毕业生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授予典礼，温济泽主持，周扬、邓力群和梅益出席，会后合影。我们领取了硕士学位证书（证书的签署日期是1982年3月3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合影 （1981年7月）
5.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的学习经历的第二个阶段，是1984—1987年。当时我已经在哲学所工作，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也就是在自己的研究所里读研究生。1984年6月14日我到研究生院报考博士研究生，报考专业是西方哲学史，指导教师是汝信先生。8月25日和26日参加了政治、德语和专业课考试。其后收到了录取通知。1985年3月2日，我到当时已经搬到朝阳区将台乡西八间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到。开始了在导师汝信先生的指导下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历程。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到马克思的学说》，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学说体系从宗教哲学这个高点上解体的过程，研究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思想的产生和形成。1987年11月3日下午3点到6点，在哲学所923会议室举行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尊敬的贺麟教授，答辩委员会委员有汪子嵩教授、王玖兴研究员、汝信研究员、叶秀山研究员、朱德生教授和陈启伟教授。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当时我已经43岁，与研究生院的学缘至此结束。
二 我在哲学所（1982—2005）研究室的工作
1981年7月我结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学习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单位工作，但觉得自己的工作兴趣是搞哲学研究，于是经过自己申请领导批准，于1982年10月调到哲学所工作。开始了我作为研究人员在哲学所的工作，一直到2005年底（61岁）退休。
对我在哲学所的工作经历，我现在觉得值得写出来的，有以下几点回忆。
（一）我在马哲史研究室
我1982年到哲学所后，即被分配到我读硕士时导师所在的马哲史研究室工作。在这个研究室工作到1984年我被录取为西方哲学史博士研究生为止。在马哲史研究室我参加的几件研究工作都很有意义。
第一件事，我跟随林利先生和梁存秀先生校订林利先生先前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时翻译的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林利先生对我说，她翻译的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中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全文都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包括其中列宁引用的黑格尔《逻辑学》的原文。她有一个愿望：如果能够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德文原文翻译列宁引用的黑格尔的文字，一方面更能体现列宁思想的针对性，另一方面能够凝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界的学术共识。林利先生就此想法征求梁存秀先生的意见，得到梁先生的赞许。梁存秀先生当时已经根据德文原版把黑格尔《逻辑学》翻译成了中文。林先生于是约梁先生一起，根据黑格尔《逻辑学》德文版校订列宁《哲学笔记》中援引黑格尔的原文的地方。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校订工作。此事从1983年3月18日开始，一直到5月9日，前后总共进行了近两个月时间。每个星期有一两天，我和梁先生到林先生家中，在林先生的工作室里，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拿出中文版、俄文版的列宁著作和黑格尔著作，以及德文版的黑格尔著作，逐句对照讨论。上、下午全天工作，中午在林先生家中进午餐，稍事休息。全天工作大约在五六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左右，我和梁先生一起从南沙沟南门坐公交车回东郊。我作为二位先生校订工作的参与者，主要是听二位先生讨论，做记录，有时也在二位先生的讨论中，根据我的德文知识和我对黑格尔著作阅读的积累，发表一点自己的小意见，二位先生也都很客气地和我讨论。他们那种重视后学的态度，鼓舞我更认真地向他们学习。这次跟随这二位著名学者进行书稿校订的研究工作，等于是他们手把手地教我学习，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我研究德文著作和俄文著作的能力。他们那种一字一句都不放过、认真细致深入推敲的治学态度，让我十分佩服，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第二件事，跟随林利先生在无锡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马哲史词条审稿会。1984年3月20日我和哲学所孙克信先生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王德有先生三人一起坐火车到达无锡，入住无锡市委党校。第二天黄枬森先生、庄福龄先生、林利先生、陈先达先生、史德福先生、雷永生先生、苏厚重先生，年轻辈的王东先生都同日到达。我和王东以及王德有三位是审稿会的工作人员，为各位老先生服务。这个审稿会是马哲史界主要学术负责人的一次学术聚会，所审词条都是马哲史学会负责人邀请国内马哲史学界知名学者撰写的，词条内容涵盖了中国马哲史研究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作为工作人员，能够阅读到这些词条，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能够当场聆听到马哲史学界几位负责人在讨论中的发言，看到他们对词条的修改，确实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东西。记得当时在讨论徐崇温先生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条时，各位老师的争论颇大，如何阐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家的发言几乎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以及对西方现代思想潮流的不少流派的看法，讨论得十分热烈，他们的讨论使我认识到这个词条内容的学术意义确实很不简单。从此，我对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的学术领域加强了阅读和思考，逐步懂得了照搬西方概念的局限性，懂得了用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思考欧美思想史和当代思想潮流的重要性。
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三位学者的合影。
左起：李鹏程、侯鸿勋、薛华
（二）我在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1984年夏天，我开始在职攻读西方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为与这个学习研究活动相适应，我向哲学所领导申请并经同意后，被从马哲史研究室调到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从此我开始了研究西方哲学史、主要是德国哲学史、撰写博士论文的学术经历。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这三年期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读书和收集撰写博士论文的资料。我较多地阅读了德国思想史、德国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黑格尔宗教哲学、黑格尔学派史等方面的学术著作。此外，我还参加了与此有关的一些国内学术活动。例如1986年的“黄山会议”。8月16日离京，18日到达屯溪参加“全国中青年哲学新成果交流会”，应大会邀请，24日晚在歙县礼堂作题为“青年黑格尔的宗教思想”的讲演。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沃尔夫先生和李鹏程共同主持哲学所与该基金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
哲学所的人们都知道，这个研究室的风气正、学风好。我在这个研究室的时候，室里的老前辈有贺麟先生、杨一之先生、管士滨先生、王玖兴先生、傅乐安先生、侯鸿勋先生、叶秀山先生、余丽嫦先生、王树人先生、薛华先生、李凤鸣先生，还有我硕士研究生时期的两位同学：宋祖良和程志民，以及也是研究生院毕业的、比我们年轻的三位博士：郭良、郭小平和谢地坤。随后几年里，还有北大毕业的博士杨深，从德国回来的张慎以及研究生院毕业的更年轻的学友王齐博士也相继进入这个研究室。我到这个研究室的时候，研究室主任是王树人先生。这个研究室的传统风气就是一心一意念书作学问，大家见面习惯上都是热情的互相问候，互相谈学问的兴趣很高很浓。上班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同事们之间切磋外文词语的翻译、交流学术动态和彼此的研究心得，大家都低声说话，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研究室里旁若无人地夸夸其谈；同事之间友好和睦，老一辈学者对世事的谦和态度以及待人接物的温文尔雅，成为整个研究室的传统，成为我们做人的楷模。我觉得，入芝兰之室，不管学问作得深浅，在这个研究室里首先学习到的是一种处世态度，这是我一生有幸获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7年11月，我在博士论文答辩完毕后，一边消化答辩会上老师们的意见，查找有关资料，做修改论文的准备工作；一边考虑今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我看到，我九年来在早期马克思研究和晚期黑格尔研究上能够取得一定成果，这和我综合地关注当时的三史（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并把研究对象的活动及其话语“衔入”三史进行情景解读，发现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与研究方法有关。因而我觉得应该进一步熟悉和更为仔细地搞清楚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前半期的德国三史（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而三史归根到底所诠释的，就是人的生活世界。而人的生活世界的现实性，就是人的文化（文明）的历史状况及其进步的可能性。所以，历史就是人的文化（文明）的历史；思想史就是人关于文化（文明）的思想的历史；而哲学史，就是对人的文化（文明）进行诠释的哲学的历史。由此可知，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三者的最终指向都是文化。黑格尔哲学是对人类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诠释，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对人类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诠释。哲学就其核心问题而言，其属性就是文化哲学。哲学实际上就应该是文化哲学。根据这个认识，我一方面继续进行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同时我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研究和思考文化哲学的建构问题。
1988年秋天，我通过了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留学的德语考试，1989年国庆节前，我到上海同济大学参加三个多月的出国前的德语培训。1990年国庆节后，我被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派到德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在德国美因茨大学跟随该校原校长（当时已经退休）格哈尔德·冯克教授研究胡塞尔现象学。这段高访经历，给我研究文化哲学提供了很大的方法论的启发和支持。
1993年和1994年，我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研究和表述我的“以综合三史关联为基础诠释哲学思想”的“文化哲学”模式：一本是《信仰与革命》，研究德意志精神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即从黑格尔的宗教观到马克思的学说——的衍变；另外一本是《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国20世纪的新文化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历程；第三本书是《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对我的哲学研究方法和框架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阐述。这些学术成果可以说是对我1978年以来的学术历程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访华期间哈贝马斯夫妇与李鹏程合影
1994年秋天和1997年夏天，我两次到德国，在柏林社会研究科学中心（WZB）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哲学，为文化哲学的拓展和应用进行探索。同时我也继续进行德国哲学史的研究，1998年到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研究所进行高访研究，寻求对黑格尔宗教哲学进行文化解释方法。
上述研究工作都在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或者路径依赖上进行，并没有离开或者偏离哲学史研究的思想理路。
三 我在担任哲学所副所长时期（1998—2005）
1998年秋天我从德国回国后，在我毫无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要求担任哲学所副所长。我自己深知这是上级机关作出的一个不太了解我的工作能力的抉择。在社科院一位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下达此任务的时候，我就明确表达了我的这个看法，但当时这位领导同志说，这是党组的集体决定，个人应该服从。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好服从。但我表达了我自己保留意见的权利，并声明，我一直是一位学术研究工作者，没有任何行政领导工作经验，我提请组织考虑我对自己能力的判断，并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物色好更合适的同志来担任这个工作，我随时都准备交接。但不幸的是，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七年！
我的明确分工是分管科研处的日常工作、外事与港澳台学术交流、对项目的管理和对学会的管理。说是由我分管，但工作都是这几个方面做具体事情的同志们干的。在科研处日常工作上，我要感谢当时科研处的同志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在项目管理方面，要感谢王平同志；在学会管理方面，要感谢雷继红同志。
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除要感谢科研处几位同志的努力外，我要特别感谢甘绍平、薛华老师、江怡、李河、张敦敏、刘刚等同志的支持；正是由于大家的努力和帮助，我们哲学所在这七年期间对外学术交流取得了较好成绩，我们先后邀请国际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罗蒂、德里达和德国著名的黑格尔研究界学术权威耶史克访问我所。我所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以及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合作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期间我们也积极筹办了世界哲学联合会（FISP）在北京举办的理事会，并与该组织合作在北京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
在科研管理方面，在此期间主要是进行项目管理程序建设和项目管理改革。我们研究所提出的这方面的工作意见，不少被院领导和科研局采纳，对全院的科研管理工作的改革和程序建设作出了我们研究所的贡献。
四 对哲学所的感受和总印象
喜欢哲学的人，当然喜欢哲学所这样的国家级的哲学研究机构。这里是出了许多前辈大哲学家的地方，令人敬仰不已，叹为观止！能在这样的研究机构中学习工作33年直到在此退休，这是我的荣幸。
哲学所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图书馆和曾经很盛大的阅览室。哲学所图书馆藏的经典哲学书籍，比国家图书馆的还要多！哲学所的阅览室，曾经有400多种即时外文学术期刊和报刊，也比国家图书馆的要多！哲学所阅览室陈列的工具书，包括各种词典和字典，以及很多大部头的成套百科全书的丰富资料，是北京乃至全中国的研究机构罕见的。每当我面对哲学所的藏书并任我借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哲学爱好者；每当我漫步在书架之间，随心随意地翻阅那些来自遥远异地的学术杂志的时候，我因能够和几乎全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书面“对话”而陶醉。
正如我在前面说到的，西哲史研究室的那种风气和好传统，可以教化学者，可以教化人。愿哲学所能够再有更多、更大的这种教化力量。
正因为此，我觉得哲学所是一个拥有充满整个人类的和遍及全世界的精神财富的地方。
我们应该热爱它，珍视它，好好维护它。祝愿哲学所长存、常新！
（李鹏程，哲学所原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