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哲学宗教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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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哲学所参加世界哲学大会的情况

姚介厚

世界哲学大会是国际哲学界的盛会。它起始于20世纪初,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由一些知名哲学家倡议于1900年在巴黎召开,后每五年举办一次。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简称FISP)都成立了,组织世界哲学大会成为FISP的主要活动之一,至今,FISP和其成员组织又举办了11次,共已举办了22届世界哲学大会。每次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成千的哲学家与会,进行直接的大规模学术交流,传播哲学中的新思想,交流研究新成果,探讨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体现哲学新动向,被称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之镜,所编的会议文献也成为研究一个时期哲学趋向的重要资料。大会的工作语言现为英、法、德、西、俄5种。[1]FISP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哲学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非政府组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成员。它只吸收国家、地区与国际性的哲学团体加入,现共有100多个团体成员,其中约四分之三属国家或地区内的哲学团体,约四分之一是国际性的哲学团体。FISP致力于发展各国、各地区哲学界的学术联系,促进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注重对全球性哲学问题的探讨。

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3年8月首次组团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主题为“哲学与文化”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始和FISP接触、联系。由汝信、邢贲思、涂纪亮和当时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李幼蒸四位同志组团前往。这首次与会,拓开了我所之后持续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之途以及和FISP的沟通渠道。我所与会学者不仅了解世界哲学大会的盛况,和各国哲学家有广泛接触,而且在大会期间和FISP领导机构的要员建立了友好联系。当时美国促进世界现象学协会主席、著名女哲学家蒂敏尼卡(A.T.Tymieniecka,英加尔登的门生)和我所汝信等学者已有良好学术联系,她积极促成我所代表和大会组办者、大会期间被选为FISP主席的蒙特利尔大学哲学教授珂希(V.Cauchy)会晤。他对中国哲学家首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很重视,专程设宴招待我方人员,热情介绍FISP情况,表示希望我所能加入到这个国际哲学组织中来,FISP愿建立和我所的联系与合作。在大会闭幕式上,主席致辞后,专门请汝信副院长和另一国家的哲学家发言,汝信的简短演说态度积极、热情,在世界哲学大会初次展露中国哲学家的真诚形象。此后,我所和FISP就逐步增进联系了。

1987年我所作为正式的团体成员加入FISP,后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加入FISP。在一段时期内,应我所邀请,FISP的主席珂希教授、秘书长阿伽齐教授(E. Agazzi,意大利哲学家)、常务执行局成员司库库恩(Guido Küng,瑞士弗莱堡大学哲学系教授)先后来我所访问,作多次学术讲演,和我所同事们座谈,并由我所安排赴上海等外地城市作学术访问,和我国哲学界多人有接触,增进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哲学事业蓬勃发展的了解。而我所一直积极参与FISP的工作与活动,此后组团出席了每届世界哲学大会,我因长期分管所的外事工作,都参与此方面工作。我写过历届参加世界大会的内容综述,分别刊载在当年的《哲学研究》或《哲学动态》或《国外社会科学》上。这里只记述组团活动情况和一些观感。

这几届世界哲学大会都在8月中旬举行,为期一周。1988年8月中旬,我所成为FISP正式成员后首次组团出席了在英国布拉顿(Brighton)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由汝信、邢贲思、叶秀山、王锐生、张春波、姚介厚组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王淼洋和我们同机前往。我们一行飞抵伦敦稍事逗留,从那并不宽敞的街道、古旧的高楼,可感受到昔日大英帝国存留的气韵。我国驻英大使馆专门设宴招待,提供商务处的招待所。布拉顿距伦敦只约两个小时行车路程,是海滨胜地,碧波潾潾、风光秀美、景色宜人,不时在阳光明丽中飘起雨丝。会址在临海的一个会议中心,据说不久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此发表讲演,还曾发生过一次爆炸,从此英方就很注意会议安全。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约两千人,气氛热烈。

大会的主题为“对人的哲学理解”,重在探讨人性、人的理性和人的未来、技术与人道主义、人类生存条件与和平、哲学与文化在解决人类全球性问题中的作用等问题。大会有围绕主题的多次全体大会,一些大型专题研讨会,数十个哲学分题研讨会,不少由各国学者经申请自行举办的圆桌会议,以及不少国际性哲学团体的活动,内容甚为丰富。全体大会上专门邀请世界著名哲学家讲演,年逾八十、白发苍苍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阐发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新见;哈贝马斯虽口齿不很清晰,他发挥批判理论的演讲也颇吸引人;苏联的费多也耶夫的发言颇为气盛、令人注目;汝信应邀作为中国哲学家首次在全体大会上联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就人类的未来和哲学的前景发表讲演,并回答问题,深入、明快而稳健,得到热烈反映与国外同仁的称赏。大会突出了对人和文化的哲学研究,或曰21世纪是文化的时代。

我所与会成员在一些有关专题研讨会上提交论文、作了发言,引人感兴趣,如张春波提交关于中国佛学研究的论文,大会后有英国哲学刊物请他提供专稿。此外,我所和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成中英教授主事)在大会期间举办了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现况与发展的圆桌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各国学者前来与会的约近百人,较为踊跃。叶秀山、我以及成中英等学者在此会上发言并回答提问,我讲的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西哲学交往》,一些西方学者和苏联的布洛夫较感兴趣。通过这次圆桌会议,我们较好地向外界传布了中国哲学的历史传统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以及我所面向世界的哲学活动,包括当时正在开创、举办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

会议期间我们还和港、台及外国学者有较多接触、交谈,如珂希主席对中国尤为友好,应他邀请,我去他主持的一个专题研讨会上发言。当时苏联组成了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费多谢也夫率领的一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与会,是会上的一支劲旅。当时中苏关系已解冻,苏方多次邀请我方参与他们的活动,我方和费多谢耶夫也有直接会晤。我所和苏联哲学界恢复接触起始于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布洛夫访华探路,而发展相互的学术交流关系是在这次世界哲学大会增进接触之后。在FISP的成员代表全体会议上,我所所长邢贲思被选为FISP的领导机构“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的成员,后再选连任,直至2003年。

返回伦敦时,我们专程敬谒了坐落在高地公墓的马克思、恩格斯之墓,在爽朗的夏空中,马克思的大理石雕像伫立,花环陈列、挽带微拂,我们在默立中献上敬意。

第十九届世界哲学大会于1993年8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主题是“世纪之交的哲学”。我所贾泽林、张家龙、殷登祥、徐崇温、姚介厚、赵培杰组团赴会。所里当时经济不宽裕,我们就坐火车去,中央党校的刘建能、韩庆祥同行,北京大学的孙小礼教授直飞莫斯科。我们一行往返都要花六天时间,车上和沿途没什么好吃的,往返都自备方便食品。前不久此线火车上发生歹徒抢劫、杀害中国女乘客案,我们集体同行、怀赴会使命,倒也无所畏惧,俄罗斯警方在车上、站上则巡戒森严。火车从内蒙出境后,穿越茫茫沙漠并在乌兰巴托停留,进入俄罗斯境内后,西伯利亚水泽与白桦林交相掩映,列车绕行贝加尔湖长达半日多,青天碧水、风景奇丽,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城等都市矗立于广袤原野;越过欧亚分界碑后,进入大小城镇较密集的地区。一路观光、交谈,时日似乎过得也快。抵莫斯科时布洛夫及其夫人阿拉(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人员)热情接待,为我们安排了方便的住所。大会前阿拉陪我们乘红色火箭列车去圣彼得堡(列宁格勒)访问,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观冬宫博物馆,所在的俄罗斯工作人员对我们中国客人分外热情。

这届大会由苏联哲学界承办,是在苏联未解体时决定的。虽经历了苏东事变,俄罗斯经济一派萧条,但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仍着力组织、办好此会,与会者有一千几百人。大会在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院(原苏共中央党校所在地)的会场与楼馆举行。已下台的戈尔巴乔夫在开幕式上讲话,听众或鼓掌、或不鼓掌,这大约算是他的最后一种风光了;叶利钦的贺信则到开会第二日才送来,他对在本土举行的国际哲学盛会似乎不敏感,也许是因国内管理不当造成信息不灵。

世界在走向20世纪末之际发生诸多剧变与动荡,哲学家们论述当今时代与哲学现状、展示世纪之交的哲学情势,也是千见百说,似乎隐含迷茫之感。也有著名哲学家在全体大会演说,但分量重的不多。法国著名的现象学、解释学哲学家利科(Paul Ricouer)在一个专题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听众济济,我是首次见到他,他竟是如此瘦弱,但思如泉涌、清澈练达,而隐约中也略现出某种黯然的神情,不像后来他年逾八十来访我所时作大会演说那种容光焕发之姿。后来我才知悉,当时他正经历丧子之痛,能来大会镇静陈词,实属不易。

我团成员也分别去专题分组会报告论文、参与多种研讨,如殷登祥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张家龙论现代逻辑研究,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王浩先生对我说,他要专门去听张家龙谈对现代逻辑中的直觉主义的看法。大会期间,我们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有较多接触、交往。蒂敏尼卡专门在餐馆设宴招待我团全体成员,晤谈甚欢。她告诉我们她让子女学中文,颇有中国情结,后来她以高龄访问我所、出席中国的学术会议,和我所、其他中国哲学机构及学者发展了良好的学术联系。也是在这大会期间,我们结识了我国台湾年高学者盛庆来教授夫妇,他和我同乡,而年长我一辈,深怀爱国心,后来成了多次来访我所的老朋友。

大会闭幕后,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斯乔平教授拨冗专门在他的办公室会晤我们。哲学所离红场不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在地,中国不少老一辈革命家与党内外人士曾在此地学习。双方交谈了各自研究所的概况,表达了发展双方学术交流关系的意向,后来两所的学术联系一直持续未断。我觉得俄罗斯的经济、科技潜力不可低估,哲学界的力量也强,且对中国哲学界有着深厚友情。当时俄罗斯哲学所遇有困难,思想变化也很多,但我们接触的不少俄方同事对中国总怀友好深情,如当时俄罗斯哲学所的副所长米特洛欣科(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在布洛夫陪同下专程来我们的住所看望,表达对中国与中国同事的深情厚谊,并送他刚出版的专著,他在感慨中交织着对中国与中国哲学家的美好期望,尤为感人,难以忘怀。

会后我们去了红场,进了卫士守护的列宁墓,列宁的遗体安详地平躺在水晶棺内,我们神情肃穆。

1995年10月FISP在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克里特岛举行主题为“希腊哲学和现实”的学术研讨会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会议。邢贲思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作了题为“希腊哲学在中国”的发言,引人瞩目,希腊哲学界的人士尤感兴奋。雅典哲学研究所所长穆措普罗斯专诚邀请邢贲思访问该所并赠送出版的书刊。后通过中希两国文化交流协议,穆措普罗斯来我所访问、讲演与座谈;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希腊的促进欧中友好关系协会轮流在北京、雅典举办学术研讨会,1998年3月叶秀山教授和我曾随陈昊苏团长赴雅典出席第一届主题为“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双边研讨会,听众数百人,我们和穆措普罗斯都在会上讲演。后来,他也两次率团来北京,访问我所、参加第二届对外友协办的双边研讨会,我们有多次晤谈。通过这条渠道,中国和希腊哲学界的学术联系也越来越多。

土耳其著名女哲学家库楚拉蒂(I.Kuuradi)在1988—1998年连续担任FISP的秘书长。我于1986年10月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一个主题为发展观的专家研讨会,会中和她初次相识,她当时对处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和中国哲学界就已很为关注,态度友好热忱。莫斯科大会前后她更关注亚洲的哲学事业,着力增进FISP和我所的关系。受UNESCO委托,她主编了《亚太地区的哲学教学》,我所受委托、资助,由科研处组织译成中文出版。我所编辑出版了数年的《世界哲学年鉴》,因她支持,获得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资助。FISP成立世界哲学教学委员会,她推荐我任委员。委员会的主席是英国研究希腊哲学的专家伊文斯(J.D.G.Evance),他曾来访我所,因有相同的专业旨趣,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好。1997年库楚拉蒂和伊文斯主编FISP的专书《21世纪前夕的哲学教学》(英文版),应他们约请,我写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哲学教学》一文,介绍、论述了中国的哲学教学与研究概况。她在“导言”中肯定了中国的哲学教学在社会发展与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哲学教学发展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进展有着良好的内在联系。此书于1998年在安卡拉出版,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及之后广为发行。此书中的拙文,至今还有国外学者将它作为研究当今中国哲学的一个资料,而我当时行笔匆匆,现在想来写得有所不足。

1998年8月中旬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主题为“潘迪亚:培育人性的哲学”,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250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届世纪之交的盛会。我所由汝信、陈筠泉、叶秀山、郑家栋(当时在波士顿作访问研究)、姚介厚组团出席。中国其他单位的与会学者已明显比以往增多,约有20余人。总体看,这届大会规模盛大,名家云集,内容丰富,组织周密有序。据说具体承办的波士顿大学为申请、承办此会作了十年准备。美国是首次承办世界哲学大会,此会显示出,美国哲学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已走出历来所处的欧洲哲学与文化的边缘地带,活跃于世界哲学舞台之前沿,就此而言,应重视研究当代美国哲学。

“潘迪亚”(Paideia)的希腊文原义指教化、教育、培植。全体大会、大型专题研讨会、各分支学科的分专题研讨会、圆桌会议、各国际性哲学组织会议等,构成丰满的哲学对话与交流,探讨人类行将进入新的千年文明之际哲学事业应负的历史使命。我觉得从各种演讲与交流看,大会突出了这样一些思想:(1)人是发展的中心,哲学应以促进人的教育与发展为重要目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功用。(2)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哲学要适应国情、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教育作出贡献(如美国黑人哲学家奥托劳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哲学教育不能屈从单一价值模式,不能搞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3)伦理学在深深介入发展,成为当今一门显学,各种规范伦理和应用伦理在生发,深入社会发展的各层面。(4)当今世界哲学更呈多元化态势,增进不同哲学传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哲学传统)的合理交往甚为必要。当代美国哲学的大家、90高龄的蒯因(W.V.O.Quine),他的门生、自立学说的戴维森(D.H.Davidson),社群主义伦理学建立者麦金太尔(A.MacIntyre)等,在专场大型研讨会演说,听众爆满、气氛热烈。我感到美国的后分析哲学和规范伦理学说也自有其开阔的影响。

我团成员在相关的分组专题研讨会上宣读了提交的论文,和与会的各国学者切磋、交流,并参加了不少其他研讨活动,包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团体举办的圆桌会议。大会期间,我们和各国学者有较多接触、联系,如会晤了美国哲学协会副主席、著名分析哲学家欣蒂卡,波士顿新儒家学派代表之一纳维拉,双方都表示了加强中美哲学界学术联系的意愿。中国的一批留学美国、加拿大的年轻学者已在当地工作,成立了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他们在美国哲学协会中也呈活跃之势,在大会中开展有关中国哲学的研讨活动。我们一起会餐,交流情况,建立学术联系,后来他们专门组团回国,来我所讲演和座谈。

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专门设宴请我团和一些在美汉学专家会晤,当晚并邀我们在哈佛燕京学社讲演,听众有近百人,我们每人都讲了有关中国的各哲学分支研究的情况与趋势,提问、讨论气氛热烈。杜维明在这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言指出,哲学与人文科学建树精神价值,积累无形的“社会资本”,在全球化和国家发展的各层面都有重要作用;不久他又提出现代性的多元化;近几年他致力开展不同哲学与文明传统的对话与交往。这些都是颇有见地和价值的。

我受本所委托,参加了FISP全体成员团体代表会议,即席发言介绍中国哲学界和我所概况,表明积极支持FISP的工作与活动。会议通过决议,批评美国政府对古巴代表拒发签证、阻止他们赴会。古巴代表中的一位女哲学家、古巴政治哲学学会主席塔莉娅·冯(Thalia Fung)是哈瓦那大学哲学系教授,后来我于2004年3月在哥本哈根和她相识。她是混血儿,父亲冯某早年从广东去古巴定居,她说很向往去中国,只在梦里见过父亲的故土。[2]会议选举下届FISP主席,竞选的三位都是著名女哲学家,即库楚拉蒂、蒂敏尼卡和玛库丝(R.B.Marcus),这次竞选似乎“阴盛阳衰”。我和这三位都互相熟悉,其中玛库丝是卡尔纳普的门生,在发展模态逻辑上颇有贡献,倾向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和蒯因有过论争;她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哲学系主任,我听过她的两门课,她对中国颇怀友好之情,20世纪80年代我所曾邀请她来访,她因病未能成行。库楚拉蒂多年对FISP贡献甚多,她当选主席在情理之中。

2002年10月8—9日我所和FISP指导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世纪之交的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与会,最深刻的一点感受是:来自亚、欧、非、北美、南美各大洲的各国著名哲学家,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倾心思索与探讨新世纪的哲学使命。处在交织着严重挑战和发展机遇的时代,与会的哲学家们回眸人类文明与哲学自身的百年历程,直面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前瞻新世纪的哲学如何以独特的理论智慧反思科学、文化与社会的进程,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发展自身。这和次年世界哲学大会的主旨精神是一致的。《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上刊载了我写的《探讨新世纪的哲学使命》,那是对此会的内容综述。库楚拉蒂主席后在FISP全体成员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就此会成功举办表示对我所的谢意。

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03年8月10—17日中旬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我所组团由汝信、李德顺、谢地坤、郑家栋、魏小萍、姚介厚赴会,赵汀阳应一国际哲学团体邀请也与会。过去的大会都在欧洲与北美举行,这次在位扼亚、欧的土耳其召开,伊斯坦布尔市就横跨欧亚两洲,历史上它又是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集之地,这在地缘和文化上都别有意义。伊拉克战争打了才不久,伊斯坦布尔虽是风景明丽之胜地,却是人口杂多、治安难做的大都会。为防恐怖分子,进入会场都要安全检查,世界哲学大会过后一个多月此城就发生了大爆炸。这届大会组织周密、内容丰富,甚为成功。来自世界各大洲的230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届盛会。中国各地学者与会人数又明显增多,不下40余人。

这届大会的主题是“面向世界问题的哲学”,旨在强调新世纪开初之际,需要用哲学包括伦理知识研究、解决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使哲学在创造一个“没有恐惧与贫困”的世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个主题的确定,无疑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密切相关,那就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进展。“9·11”事件对国际局势造成冲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威胁着安全;全球经济创造出巨大财富,也产生了贫富愈加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突出。文化与文明要素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凸显出来。大会主题突出了哲学在研究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使命与功用。

参加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2003年)的部分中国代表在主会场前合影(右二为汝信)

这21世纪的首届世界哲学大会很有现实性和理论深度。四个分主题是:(1)哲学的作用:启蒙、后现代思想和其他视角;(2)全球化和文化的同一性;(3)人权、国家和国际秩序;(4)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伦理和哲学的挑战。有五场和大会主题相关的大型研讨会:(1)暴力、战争与和平;(2)不平等、贫困和发展:从哲学的视角看;(3)民主及其前景:公民和公民社会;(4)人权:概念、问题和前景;(5)FISP和教科文组织合办的一场特别研讨会:面向社会和全球的正义。还有50种分专题的研讨会、16场特邀研讨会、69个圆桌会议、13个国际性哲学团体的开放式活动。哈贝马斯和意大利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瓦蒂莫等名家与会并演说。汝信应邀出席了那场有各国前政要与学界要人参加的特别研讨会并发言。我团参与多种研讨活动,一些成员在分组研讨会上宣述论文要旨;我应大会组织委员会邀请,主持了两场关于当代哲学的研讨会。

我觉得这届大会有以下六个特点:

(1)突出了在新世纪哲学的使命与功用,特别是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解决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如哈贝马斯认为当今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大变,局限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古典国际法及其哲学根据已不适用,他实际上主张国际法要更新哲学根据来规范世界秩序。较多哲学家则在研讨中认为,要通过树立一种“全球正义观”来克服全球化中的种种尖锐矛盾,实现一种“人性”的全球化。

(2)注重对规范、形成合理世界新秩序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研究。战争与和平、“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后的安全和国际准则问题、人权、不平等、冲突与安全、国家关系与国际秩序问题等,都是大会、小会的热门话题。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两次在全体大会发言,主张用理性的正义观正确处理主权国家关系和不同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新世界秩序应“通向全球民主”;他猛烈抨击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搞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并威胁伊朗、朝鲜等,无视并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靠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实现霸权,认为这是反民主、反正义的,是要实现美国的殖民式的和平,罗马帝国式的和平(犹如古代罗马帝国找种种借口一百多年间发动布匿战争消灭了北非的迦太基)。他演说奔放激昂,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

(3)注重从哲学上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当今世界文化和经济、政治紧密交融,冷战后的多极世界格局自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基础,存在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引发的矛盾甚至局部冲突,文化与文明要素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凸显出来。会上对全球化中的文化差异与同一性、不同哲学传统的跨文化沟通与交往等问题,有很多研讨。

(4)当代科技革命对哲学与伦理学的新挑战。在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等方面涌现不少新的学科生长点。

(5)从大会看,可见新世纪初各种哲学思想激荡,保持多元的动态画面,表现了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届大会上英美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分量不重,当代欧陆人文哲学占了较大比重。我主持的两场“当代哲学”研讨会,都是论评当代欧陆哲学的,谈后现代主义的气氛浓重,有的学者甚至质疑是否后现代主义主导了当代哲学和这届大会。其实,就是在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研究仍较多,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会的劳勒(James Lawler)等人、美国激进哲学家协会和德国的一些哲学家,分别在会上举办了不少圆桌会议。

(6)发展中国家的哲学声音比过去明显增强。有专门讨论非洲、拉丁美洲哲学的专题会议,但来自动荡的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家较少,东亚和南亚地区与会学者较多,举办多种活动,颇为活跃。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学者和美国的华裔学者都去了不少,举办了一些有关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如牟博(原我所学者、后留美定居)发起成立的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和当代哲学的发展”圆桌会议。中国哲学界参与世界哲学大会的能量较有增进。

我所委派我作为代表出席FISP全体团体成员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人文科学部的代表宣讲了所拟订的新的《哲学战略》草案。它是根据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03—2007年的中期发展战略的起草的,重视哲学对实现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伦理使命和解决全球性文化问题的重要价值,强调哲学面向世界问题、促进哲学教育和发展哲学研究这三个战略方向。会议投票决定2008年第二十二届世界哲学大会由韩国首尔承办。选出丹麦的凯普(P.Kemp)教授为FISP新主席,美国的麦克布莱德(W.McBride)为秘书长,并以差额竞选方式选举出指导委员会的25位新成员,我所推举我为候选人,也当选其中。

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后,我所帮助韩国的金丽寿(Yersu Kim,原FISP副主席、时任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总干事)就下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向中国哲学界征求意见。金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伦理学部主任,1998年6月和我所在本院成功地举办了关于普遍伦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老朋友。2003年11月初经谢地坤和我联系,他在复旦大学与南京大学哲学系,和上海、南京的哲学家们座谈、听取意见,甚为满意。

FISP指导委员会于2004年3月24—27日在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大学召开了主题为“教育中的历史”的国际学术会议(和韩国哲学协会合办)暨工作会议。我作为中方新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宣讲了论文《哲学传统与文明史教育》,效果还不错,听众感兴趣,不少与会者向我索要论文稿。工作会议开了一整天,重心内容之一是讨论下一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筹备。会议同意将中文列为第二十二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工作语言(这无疑有利于中国学者与会);投票确定下届大会的主题为“反思当今哲学”(Rethinking Philosophy Today);成立为下届世界哲学大会作学术筹备的项目设计委员会(Program Committee)。

2004年11月15—20日我院承办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ICPHS)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联席研讨会暨工作会议,FISP主席凯普、秘书长麦克布莱德和ICPHS副秘书长、FISP指导委员会委员路卡·斯卡莱蒂诺(Luca Scaratino)都来出席,并访问我所,交流学术现况,讨论加强联系与合作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起确定11月20日为世界哲学日,表明国际社会重视哲学在当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包括发展文化的创造性的多样性)中的重要作用。联席研讨会的总主题是“文化与互联网”,最后一日恰逢世界哲学日,为此,下午专门组织一场专题研讨会,主题为“赛博时代的现代化与跨文化交往:一种哲学的考察”,我所也协助筹备。ICPHS主席等外国专家、其他外方人士和我所一些学者参加此会。我有幸主持了此场会议。凯普、麦克布莱德和路卡·斯卡莱蒂诺都宣讲了论文,我所的郭良也宣讲了论文《开放的网络与开放思想:有关互联网对开放的影响的量化研究》,刘刚宣讲了论文《赛博哲学与元哲学多元论框架中未来东方科技哲学之可能基础》,均获好评。此会研讨气氛热烈,较有深度。

因第二十二届世界哲学大会由韩国首尔承办,邻近我国,韩国的组织委员会和FISP的CD(指导委员会)都希望我所与中国哲学界能给予支持与协助。我们也确实尽力参与了大会筹备的全过程,并为中国哲学界大步走向世界、参与首尔的世界哲学盛会,做了不少具体准备,有一定贡献。记忆所及,大体有以下一些。

2004年3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CD工作会议基本确定了大会的项目设计方案后,应其要求,我参与了我所与本人关于中国在全体会议与大型专题研讨会的特邀发言人的提名工作。2005年6月我出席了在河内举行的CD工作会议,大会项目设计委员会提出了特邀发言人的名单,我们提名的我所王延光同志已名列其中。但整个名单仍是欧美占绝对多数。我和韩方、印度方的CD成员都提出意见,主张应增加亚洲特别是有悠久哲学传统、在当今世界哲学中日显其重要作用的中国与印度的全体会议的特邀发言人,这一意见被会议采纳。会后我们申报了提名全体会议中方发言人的材料。

2006年我出席了在克罗地亚举行的CD工作会议,特邀发言人的名单已有较大调整,中方哲学家已被列为第一场全体会议的特邀发言人,并减少了欧美发言人,增加了不少亚、非、拉的发言人。我被邀为第二分会(Section2,主题为“古代哲学”)的主持人。这次工作会议确定了整个大会的设计方案。会后,应FISP和韩方组织委员会要求,我协助我所通过网上发布、刊物报道、国内学术会议宣传有关大会的信息以及散发韩方印行的大会设计方案,使这届大会的信息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2006年9月我所并协助韩方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在上海、北京一些高校座谈,听取建议,力求有较多中国大陆学者参加这届世界哲学大会,我们热情地接待了韩方一行,为中方顺利参加大会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气氛融洽。中国大陆学者参加这届大会甚多,我所的宣传、动员工作甚有效果,为中国哲学界走向世界出了力。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间,我还审阅了韩方送来的30余篇提交第二分会的论文,填写了是否接受的审阅意见。

我所重视这次组团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会前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与会同志认真撰写、及时提交了较高质量的多篇论文,均被接纳。由郭沂同志具体负责,组织并申报了主题为“儒学复兴与21世纪的世界哲学”的圆桌会议,在FISP的常委会顺利通过,因分量重,并被升格为特邀会议。和韩国哲学协会通过电子邮件多次协商,确定了共同组织中、韩、日三方的“东亚哲学团体联席学术会议”,我所的三位发言人做了很好的论文准备,我所组团的全体人员都准备出席这次联席会议。此外,在组团的注册、居住、签证、旅行、安全等事务方面,科研处也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保证了此行未出任何意外事故。我在参与上述工作中感到,我所是有走向世界的实力的,只要扎实组织运作、发挥大家的潜力,我们定能不断开拓国际学术交往。

2008年7月29日中午我抵达首尔机场后,即赶赴宾馆参加了上届最后一次CD工作会议。会上回顾了过去5年FISP的主要工作,讨论了尼日利亚、日本、爱尔兰的三个哲学团体的申请入会(未决),讨论了增加会费与会费从瑞士法郎变为欧元,以及准备全体成员组织会议问题。会上,俄罗斯的CD成员对大会取消俄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同声传译表示不满,后来补上了。有些CD成员提出动议,认为指导委员会成员的组成,欧美占绝对多数,应通过扩大指导委员会成员或压缩欧美成员,来增加亚洲与其他非欧、美的成员,但议而未决。

2008年7月30日至8月5日,第二十二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韩国首尔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世界102个国家的1871名代表出席了这次首尔盛会。这届大会,因中国8月中旬要开奥运会,破例提前召开。

首尔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2008年)姚介厚主持古代哲学分会

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反思当今的哲学”。本届大会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共有四场全体大会,主题分别是:反思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反思形而上学和美学,反思哲学史与比较哲学,反思认识论、科技哲学。五场大型专题研讨会,主题分别是:全球化和世界主义;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的视角;韩国哲学;冲突和宽容;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和未来世代。上述会议有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著名哲学家演讲并和与会者讨论。大会还有50个涉及哲学各分支学科与世界各地区哲学的分组会,各有多场分会,10余场特邀会议,一些特别专题的研讨会和专题讲座,100多场由各国哲学机构举办的圆桌会议,还有为数不少的国际哲学团体和韩国哲学协会的学术会议活动,专辟了学生研讨会。大会的会议多达660余场次。本届大会恰巧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召开,因而,韩国报纸称之为哲学上的奥林匹克盛会。

首尔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2008年)姚介厚主持古代哲学分会

总体看,这次大会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自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1900年成立每5年举办一次世界哲学大会以来,过去基本上是在欧、美举办,经108年后,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大会,表明亚洲的东方哲学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来自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哲学界人士超过与会人数的半数,在会上的声音也尤其响亮。如韩国组织委员会主席李永云(Myung-hyun Lee)在开幕式所说:亚洲哲学一直未被包纳在“世界哲学”的观念中,“哲学”似乎成了“西方哲学”的同义词,这届大会标志东、西方哲学应共处于“世界哲学”名下,东、西方哲学家们可在同一思想舞台上面对面进行哲学研讨。中文和朝鲜文首次被列为世界哲学大会的工作语言。

第二,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反思当今的哲学”,实质上就是反思人类进入21世纪之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全球化为世界发展带来了机遇,也使人类文明面对诸多挑战,如南北差距、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暴力冲突、生态危机等,在全球层面上威胁文明的续存与发展。大会注重探讨当今哲学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使人类文明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会的主调是各种文明和哲学与文化传统应和谐交往、共同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

第三,大会肯认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上各种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交往,可以说是一次多样哲学传统的跨文化交往盛会。它旨在消除不同哲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樊篱,倡导互补互利,在探讨共同关注的课题中,各自在学术上获益,共同回应对人类文明的全球性挑战。来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杜塞尔(Enrique Dussel)在大会发言中慷慨激昂地批评了哲学与文化上的欧美中心论,批评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世界哲学的所谓主导干涉,认为世界哲学应当是多元化的,其中既有西方的哲学传统,也应有其他非西方哲学的地位与作用,包括拉丁美洲的哲学和中国哲学传统起有重要作用的亚洲哲学。他还特别提到了庄子哲学中的天下概念,认为天下和谐应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倾向。

这届大会的内容非常广泛丰富,其中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新主题内容。如:多视角的全球化、全球性的人道主义、跨文化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当今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亚洲与阿拉伯世界关于人权哲学基础的对话、亚非哲学的传统与反思、全球化与全球政治、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当今的越南哲学、哲学的历史编撰学、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的新课题、当今世界的价值问题、气候伦理与生态伦理、和西方对话中的女性主义哲学、全球化中的亚洲价值和信念、认知神经哲学的前沿问题、反思当今语境中的道家哲学、教育哲学、体育哲学、佛教文化对社会秩序与世界和平的贡献、伊斯兰哲学的新研究、医学哲学、生命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中的新课题、印度哲学传统及其当代发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当今的东中欧哲学、亚洲地区的公共哲学等。

这届大会上中国大陆学者出席人数和参与度,均远远超过往昔历届大会。1988年(英国布拉顿)、1993年(莫斯科)的大会,中国大陆学者与会仅不到10人;1998年(波士顿)、2003年(伊斯坦布尔)的大会上中国大陆学者与会分别为20余人和40余人。而且往昔主力是我所组团。在这届大会中国大陆各地学者出席人数高达126人,除韩国外,居各国与会人数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俄罗斯)。过去的大会只有1988年(英国布拉顿)的大会有汝信教授在全体会议上做专题演讲;这届大会有两位中国大陆学者在第一场全体会议与关于生命伦理的大型专题研讨会议上发表演讲,获良好反应。中国大陆学者提交各分会的论文高达92篇,举办了3个圆桌会议,还参与了不少国际哲学团体的学术会议,宣讲多种主题的论文并参与讨论,相当活跃,到处可见中国大陆学者在会场的活动。这也标志我国哲学界走向世界的气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有14位代表参加了本届大会,在大型专题研讨会上有专门代表发言,组织了一场特邀会议,参与组织了两场东亚国家哲学团体联席会议,还分别在20余场分会上宣读论文。

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位代表应邀在全体会议与专题研讨会上演说,表明国际哲学界日益重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童世骏于7月31日上午在主题为“反思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民主、正义和全球责任”的首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重叠共识’”的演说。他从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思想出发,追溯、剖析国际哲学界近年来有关“重叠共识”观念的一系列讨论,结合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哲学思想,从三个层面对之作出新研究,认为持有不同观点与价值的人们可致力于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以求可能的“视阈融合”,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强调,重要的不仅是在哲学理论上寻找重叠共识,而且是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实践中构建重叠共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延光于8月5日上午在“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和未来世代”的专题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和管理——中国人的观点”的演说。她不仅阐发了中国当前干细胞研究与临床实践中的伦理、管理问题和中国学者的有关观点,更论述了“胚胎的道德地位”等一些当今生命伦理学的焦点、热点问题及有关论争,并概论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此演说令听众深感兴趣,颇获好评。她还中肯、深入地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有:关于道德的自由、人的概念、意识的作用、中国干细胞研究的进展、人兽胚胎的概念、在国家法规“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和管理原则”的出台过程中生命伦理学家的作用、中国政府对“人兽胚胎”研究的态度、干细胞的伦理审视的责任、中国卫生部伦理专家委员会的作用等。

中国代表在本届大会的多种会议活动中,发表为数甚多的论文,踊跃参与各种研讨,发出了中国哲学界的洪亮之声,引起世界各国与会者的关注与赞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的特邀会议“儒家的创造性发展与21世纪的世界哲学”,吸引了较多学者参与。会上发表了成中英(美国)、宋荣培(韩国)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存山、郭沂的论文,质量较高,见地独到,讨论热烈,与会者有良好反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的圆桌会议“新一轮的中西比较哲学”,有中国、美国、加拿大的多位学者宣讲论文,济济一堂的与会者讨论得也相当热烈。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组织、主持的圆桌会议“亚洲文化中显现的哲学”也有多国与会者参与。

通过参与这届大会的各种活动,中国学者还广交朋友,开阔了和国际哲学界联系与交往的渠道。如不少中国学者参与了一些国际哲学团体的会议活动,建立或加强了和它们的联系与合作。中国、韩国、日本共同举办了两场东亚国家哲学团体联席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的哲学协会的代表,分别介绍了自身哲学研究与活动的概况,论述了当代的哲学课题和哲学教育问题。单继刚、江怡、王柯平三位同志分别在会上用英语发表了关于介绍我所与我国哲学学会活动、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挑战和哲学教育方面的演说,效果甚佳。与会者们在讨论中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并表示今后各方要拓宽学术联系与交往,以加强发挥东亚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作用。

在大会期间,一项工作是保证实现我方参与国际学术组织人选的新老交替。我因年事已高,主动表示不再竞选连任。要做好工作,确保我所提名的候选人能进入指导委员会。会前受我所委托,我经联系,征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意大利的国际科学哲学研究院同意,两成员组织和我所共同提名谢地坤为候选人,并向我所提出了有利于我方的投票建议方案。我到会后,又和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俄罗斯、古巴、美国、德国、韩国、土耳其、保加利亚、日本、希腊、伊朗、海外华人等方面多个哲学团体的代表(包括我原先熟悉或新结识的人士)联络、沟通,征得支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代表也为我们在联络外国哲学团体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样,可以使我方的候选人得票不少于当选最低必需的15票。

首尔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2008年)全体会议会场一瞥

8月3日我作为CD成员和我所代表单继刚同志出席了FISP的成员组织全体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上届主席的工作报告,秘书长的工作报告,司库(因身体原因未出席,有人代表)的财务报告,选举出现任秘书长麦克布莱德(美国)为本届FISP的主席。无异议通过了希腊的雅典为2013年第二十三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承办城市。会议无记名投票选出了新一届指导委员会的成员38人,我所提名的谢地坤当选其中。作为新参选人,他得25票,是较高的。增加了亚洲的名额,除韩国因是大会东道主有2名外,日本、越南、泰国、伊朗的候选人都当选了。谢地坤同志于8月4日参加了新一届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会议,据告,选出俄罗斯的斯捷潘尼安兹(M.Stepanniants)、奥地利的奈格尔(H.Nagal-Docekal)、土耳其的楚都克苏肯(B.Cotuksoken)三位女哲学家为副主席,选出现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秘书长、《第欧根尼》主编之一斯卡伦提诺(L.Scarantino,意大利人,和我院外事局也有较多联系)为秘书长。这个常委会班子的成员,都来访过中国,有的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任教过,对中国都友好,是比较好的。

8月3日下午,我还主持了主题为“古代哲学”的两场分题研讨会,会上中、印、俄、西方的学者各自宣讲了多篇论文,本着不同哲学传统跨文化交往的精神,引导与会者热烈展开了讨论,分会开得比较愉快、融洽。四方的发言人和与会者都比较满意,有些人会后和我主动交谈,希望和我方建立学术联系。

综上所述我所逐步扩大、深化地参加历届世界哲学大会及相关活动的情况,可归结出以下四点感想。

(1)参加重要国际学术组织并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这是我所发展对外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上走向世界的一条重要之途。

(2)FISP是国际上最大的一个国际学术非政府组织,是我们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今后仍应保持、加强和它的学术联系。应尽可能多地参加它的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与学术活动,加强和指导委员会成员的沟通与联络,在其领导机构中把握话语权,实现发言权,发挥对我有利的作用。

(3)在首尔盛会成功举办东亚哲学团体联席学术会议的基础上,加强和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邻国的学术交往,包括开一些双边或多边的学术会议,增强中国哲学界在亚洲应发挥的学术作用。

(4)我所学者参加历届世界哲学大会,表现甚佳,表明我所学者走向世界、参与重大学术活动,是有实力的。今后仍应继续鼓励、组织我所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多参与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以培养一支对外学术交往的骨干队伍。韩国组织第二十二届世界哲学大会,主要靠首尔大学哲学系在做,就在首尔大学开,应当说工作做得颇为周密、细致,胜过在欧美举行的历届大会,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们的一些经验与做法,可供借鉴。

(姚介厚,哲学研究所原副所长、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1] 2009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将中文列为工作语言。每届大会也将承办国家的语言列入工作语言。

[2] 经推荐,2011年在苏州举行的太湖论坛(世界文化论坛)邀请她来中国出席这一大型国际会议,在她父亲的母土上宣读了论文,圆了她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