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论争的前前后后

李金山

1956年底，我由中宣部科学处所属编译组《学习译丛》编辑部调入哲学所，开始在《哲学研究》编辑部附设的介绍苏联哲学理论的《哲学译丛》（试刊）从事编译工作，次年后者停刊，于是留在《哲学研究》编辑部任编辑。那时对中国学术界的四大学术期刊（另三种为《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文学评论》）之一的《哲学研究》的性质仅有肤浅了解。过了许久才知它是以延安哲学会和旧中国哲学研究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哲学会的会刊，会长李达（武汉大学校长）、副会长艾思奇（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编委多为著名学者和一级教授，像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朱光潜等，但没设主编，由哲学所老所长潘梓年为编委会召集人。对艾思奇，我却早已闻名，不但中学时就读过他的遐迩闻名的《大众哲学》，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在北师大由地下党领导还认真学习过这本书，特别是1949年7月参加“北平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教务处工作时，还听过彭真市委书记的动员报告和艾的《唯物史观的学习方法》等报告。总之，对于艾我有深刻的良好印象。

一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讨论的背景

作为《哲学研究》的编辑，我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论争的前前后后作一回顾，由于手头材料很少，以及时间久远，谈得不妥之处，尚希见教。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有一天，我曾向《哲学研究》创刊后一直任编辑的史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和钟潜九先生谈起我的一个想法，我问：“我来编辑部后，原想多见到艾思奇老师，可以向他多请教，怎么没见过。”

薛暮桥手迹

他们说：“除召开编委会他来过一两次，此外很少见他。来编辑部的有几个人最勤，中央党校孙定国同志最近写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文，就来编辑部改了两次。”我想起，一天下午见过一位穿着拖鞋从黑色卧车下来的胖胖的同志来编辑部……史航还说，“你们不知道，他曾是一位旅长，一位很豪爽的老同志”。

我仍在想，那么，由于什么原因，艾公在那几年与《哲学研究》很少联系呢？

近日为此我查阅了1955—1957年的《哲学研究》，孙在三年中发了三文，但艾仅发了两文，且都是可作政治读本的长文，如1955年12月（第4期）的《批判梁漱溟的哲学》（共60页），1956年3月（第1期）的《从毛泽东同志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共36页）。

回想20世纪90年代末我读到于光远《忆艾思奇》（载《常青的〈大众哲学〉》，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他说：“建国初期，北京有一本影响很大的杂志《学习》，它是艾思奇等同志发起的，这个杂志第一期有一篇开宗明义的文章《从头学起》就是艾思奇写的……他对这个杂志的工作很热心……他在这本杂志上写的文章就很多。”

那么，艾思奇那几年作为学部委员同哲学研究所的关系又怎样呢？他那时与哲学所事实上也无任何联系。我所资深研究员王锐生在《回忆失之交臂的艾思奇导师》一文写道：“1956年春天，我以被录取的副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到中关村的中科院哲学所报到。然而令我失望的是：我和邢贲思的导师不是原定的艾思奇，原因是艾思奇担当中共中央党校的领导职位（副校长），使他无法分身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来做导师。”“1996年社科院哲学所庆祝建所40周年的书中……那次录取的副博士研究生名单中，我和邢贲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师依然写着艾思奇的名字。”（载《常青的〈大众哲学〉》，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

那么，到底那么多年艾思奇同哲学所及《哲学研究》编辑部都极少联系的原因是什么呢？

于光远在《忆艾思奇》一文中提到了真实的原因：

“建国后，我和艾思奇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以外，往来不多。对他的情形知道得很少。不过我在中宣部多次听说中央党校批判艾思奇。一次是艾思奇在讲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时，举了中国革命产生自己的领袖是必然的，而这个领袖是毛泽东不是别人则是具有偶然性的。为此，艾思奇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只是我，在中宣部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同我的观点一样，对党校这样批判艾思奇很不以为然，认为艾思奇这样讲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后来又听说批判起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来了，初听到，感到有些惊诧，这么一本在抗战以前出版对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著作，何以成了批判对象，简直是不能理解。”

也许有人认为，于光远这里只是听说，是间接介绍的这一“场景”。但是我终于在2006年，读到直接的文字，艾的多年秘书卢国英在《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一书中写道：“从1948年平山马列学院创办始，艾思奇与杨献珍就在一起工作，那时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杨献珍是学校领导，艾思奇开始是一名普通教员……他们又都是主讲教员，在讲课上分工合作，杨讲唯物主义，辅导《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艾思奇就讲辩证法，辅导《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又说，“1955年下半年，艾思奇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一天，哲学教员朱明来找艾思奇请教，中级班学员问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话，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呢？艾思奇仔细看后说，我的理解是恩格斯肯定了这一句话。朱明表示同意，并在课堂上作了解答。后来杨献珍知道了，他认为，思维和存在同一性从来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恩格斯是否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肯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便是唯心主义。因此，杨献珍严厉地批评了艾思奇和朱明。他说，在马列学院的课堂上，宣传唯心主义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从此，在学校不同场合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进行过多次热烈讨论。”

“1958年上半年，在高级党校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右运动’。康生直接操纵运动，派他老婆曹轶欧坐镇哲学教研室，把认为恩格斯肯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人上纲为‘反党’、‘反马列主义’，并定艾为‘中右’，同意艾思奇观点的哲学教研室副主任陈仲平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当时杨献珍也出席揭批哲学教研室艾思奇的会议，始终没发言”。卢国英说，他对此，记得很清楚。（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以上是这一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论争产生以前的几个“场景”的实况。

二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讨论的具体情况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曾在中央学校学习过的安徽农学院教员郭月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一文，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发表。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作者是冒着当“右派”的政治风险写作此文的。文中观点很明确：认为恩格斯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概括是简洁和准确的”。据此作者发挥说：“虽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解是根本各异的，但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所谓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首先是指思维能够构成对存在的正确认识，理论能够达到对实际的符合，主观能够达到和客观的一致。”“可惜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只抓住了‘唯心主义’所说的‘同一性’，而忘记了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同一’，只抓住彼一方，而忘记此一方，以致抛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哲学问题。因而使人们对恩格斯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原理表示怀疑，这就起了消极作用。”（恩格斯的原话是：但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的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是不言而喻的。）

从1958年初国内政治形势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下，人们意气风发，对形势和任务表现出很大的信心和决心。如持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发挥思维能够构成对存在的正确认识，理论能够符合实际，主观能够符合客观，共同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过由于一方面当时头脑发热，另一方面未深入了解客观实际，主观判断上出现失误，致使整个工作出了重大问题。《哲学研究》也在1958年错判形势，将学术刊物的方针改为通俗刊物，由双月刊改成月刊。

隔了一年半多，1959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刊载于世诚《“思维和存在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吗？》一文，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从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但对郭文提出的问题未予直接回答。

尽管如此，编辑部对一位对本刊文章提出不同意见，进行讨论的作者还是很关注，特派我和另一位编辑去了解作者情况。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中找到于世诚和他的同学三四人，说明意图，希望作者再写一文展开思路谈谈。但于世诚重复谈他文中的观点，有一两位同学表示考虑一下，却始终未能来稿。

1958年3月至6月期间，杨献珍应《红旗》主编陈伯达之约，写出《略论两种范畴“同一性”》一文。该文不指名地批驳苏联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辞条的如下观点：“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段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不能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这里有另一个背景，毛泽东在一次党中央常委会上指出：“《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是反对我的。”

杨献珍此文写出后，虽也正确地分析和批驳了罗森塔尔的观点，但《红旗》却未采用。现在看来不外是由于它的主要观点与上述观点是矛盾的，所以认为：“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和辩证法的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性乃是两种范畴……不能以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的意义来了解辩证法的同一性。同样，也不能以辩证法同一性的意义来了解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文章在论述过程中也不点名地批评了艾思奇的观点，指出：“这对清算中国的马赫主义哲学思想上有重大意义。”不过由此可看出于世诚正是转述了此文的观点。

我刊由于一直到第11—12期没有组到与郭月争相互讨论的稿件，于是临时决定转载于世诚一文。我记得很清楚，当夜11—12时许，在人民日报印刷厂付印第11—12期合刊大样时，林聿时主任曾给人民日报社王若水打电话，约他写一篇与于文的讨论稿，但当时王并未应允。我们为此事很着急，又到北京大学等校约稿。到1960年第1期发稿前，却出人意料地收到王若水寄来《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吗》一文，同意郭月争的观点，主张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既可作唯物主义理解，又可作唯心主义理解。此后不久，《人民日报》上又刊出王若水那篇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桌子”与“桌子的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法作了论述的《桌子的哲学》一文，既阐述了“桌子”发展史，又说明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我不禁问林主任，王怎么又给我刊写稿了呢？他说，这是胡绳同志邀他写的。当时，胡是中宣部副部长。

1960年上半年，见到《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的《桌子的哲学》后，以人的思维与桌子这个客观物质为例，二者构成矛盾的同一性，说明思维是由客观物质移入人脑之中的，所以在实践中产生了桌子。《桌子的哲学》一文，使这场讨论取得学术进展。在此情势下，编辑部派我去拜访艾思奇，商定给我刊撰稿事。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央党校南院宿舍他府上。那天上午10时许，我进入宽敞的大院，眼前一片人工湖映入眼帘，湖中不但可泛舟，且有一小桥，沿西北侧建有一字排开的红砖小楼，艾公住五号楼。当我敲开艾家门时，开门的是孙定国同志，我以为找错了，他说，不错，艾家住在二层楼上。

艾公正在伏案写作，面前摊开着《英德辞典》、《俄德辞典》，正查阅“同一性”条目。我们接着谈起外语“同一性”的本意。我因当时刚购入一套俄文乌沙阔夫四卷本辞典，我说：俄文“同一性”条，多举俄国神学家、作家的作品中名句作为例句，缺乏哲学方面的解释。我至今记得艾公说：“解决争论，关键在于讲清历史上长期被唯心主义哲学垄断性的使用，人们已先入为主，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虽被赋予辩证法[的意义]，但人们惰性难变；要着重说明经典作家对黑格尔的同一性的批判继承，作了唯物的改造……”他说，写出文章后，还要看情况，虽然一定会给我刊，但何时，尚难定。所以，我刊在这段时间内，一直自己多方设法组织文章。后来艾把第一篇文章发在1960年7月21日《人民日报》上。在这期间，我刊同《红旗》、《光明日报》、《学术月刊》等又分别发表多篇讨论文章。到1962年6月，于世诚的《关于德国古典哲学中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长文在我刊1962年第3期发表后，艾思奇才答复他，在我刊1963年第5期发表他的《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一文。该文依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指出人的主观思维（同时错误认识也是思维）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主观辩证法是客观事物发展辩证法的反映，并针对于世诚（称他为世诚同志）提出的个别问题，也作了分析和回答，表现出一个老学者对青年的循循善诱。

这场争论前后历经10年（1953—1963年），中间一度争论得十分热烈，甚至上纲上到政治上“反党”、“反马克思主义”。但那些年、那些人，对马列主义的认真、严肃的程度是可敬可佩的。特别是杨献珍在1963年处于逆境条件下，还在思考同一性问题。他在《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一文中说，他对“矛盾的同一”有了体会，读懂了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其依据是《矛盾论》中说：“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意义上的哲学名之曰同一性，运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说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这个条件就是实践。用毛主席的原话说，“就是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或者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物质，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论争期间，毛泽东在各种场合没有少发表意见，而且多是简明扼要，说在要害上。以下仅举主要的几次：1958年10月，他在中央一次全会上说，思维与存在当然有同一性，如果没有同一性，那不成了二元论了吗？1960年，毛泽东还是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讨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这就一定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又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的科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句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那是错误的。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吸收了这一论争的成果，写成一篇新的认识论文章，其中讲人的认识过程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维的阶段；一个是精神到物质，由思维到存在的阶段。这个由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过程，讲思维与存在的联系和转化，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此文发表后，引起人们普遍的思考，这也使这一次学术讨论胜利达到一致。

（李金山，哲学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