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所的前十年

李奇

我是1955年初夏到哲学所的。我到哲学所时已经四十二岁，有幸在哲学研究所度过了我的后半生，这是十分值得珍惜和怀念的四十年。哲学研究所是由老一辈哲学家潘梓年同志在1955年初开始筹建的。他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我记得我到所第一次和他谈话时，他很高兴地说：“你是从做实际工作转来搞研究工作，这很好。这便于理论联系实际。读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研究理论的基础工作，大家都要打好马列主义哲学基础。”我当时听了印象很深，激发了我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兴趣和信心。

我刚到所的时候，还是筹建时期，只有十多个人。到暑假后才分配来了几名北京大学毕业生。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调来几位哲学老教授，同时还吸收了一批高中毕业生搞资料和行政工作，这样到九月份哲学所才正式成立。当时，哲学所行政上属中国科学院领导，业务上中央宣传部直接抓。开始只建立起四个研究组：马列主义哲学原理组、中国哲学史组、西方哲学史组、逻辑组。还有一个《哲学研究》编辑部。潘梓年任所长，金岳霖任副所长。原理组李光灿任组长，中国哲学史组由冯友兰先生兼任组长、西方哲学史组由贺麟先生任组长，逻辑组由金岳霖兼任组长。

研究工作一开始，首先是制订学习计划，确定个人专业，结合制订全国十二年远景规划考虑各研究组和全所远景规划。学习除了精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之外，还请一些老哲学家讲解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我记得1956年4月贺麟先生讲过黑格尔哲学，梁启雄先生讲过荀子哲学思想。我还到编译局去听过苏联专家讲《资本论》第一卷。当时尽管有很多其他活动，但学习的空气还是很浓的，而且学习都要写笔记，作卡片，积累专业资料。在研究人员思想上树立资料工作是基础工作，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

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潘梓年

哲学所的建所指导思想是理论联系实际，打好坚实的马列主义哲学基础。当时党中央非常强调科学研究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中央宣传部经常关照哲学所的工作，大概是1956年开始，中宣部每两周组织一次理论座谈会，从处长到正副部长都参加，中央理论小组的胡绳同志有时也参加，每次开会时都通知哲学所潘梓年同志带领原理组的主要人员去参加。座谈的内容很广泛，但主要是有关全国实际工作中的理论问题和文教工作领域里的学术活动与思想动态。在讨论中自由发言，没有什么拘束，也没有长篇大论的领导人讲话，都是各抒己见，深入分析、评论，有时也对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进行研究。这种座谈会对于刚开始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很有提高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能力的作用。我个人从座谈会中学到很多东西，其实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很好的示范方式。

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措施方面，哲学所和中央各部委、文教和新闻出版单位联系，请他们经常把有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动态的内部刊物送哲学所几份，供有关研究组的领导骨干阅读，以便及时了解情况。例如《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团中央等单位一直到1980年后还和哲学所有材料方面的联系。另一项活动就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研究人员分批下乡参观、调查研究和劳动锻炼，1964—1966年参加了两期农村“四清”运动。到农村去参加实际活动，对于中国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思想状况，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对于如何正确掌握农村工作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体会；吃苦耐劳的观念增强了，群众观点也有所提高。总之，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方面收获是不小的。

哲学所在培育、训练理论研究队伍方面，强调踏踏实实打好基础。当时，哲学所强调的“基础”，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打好马列主义哲学基础，要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二是打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三是充分作好资料工作，要掌握、熟悉有关专业研究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当时建所不久即建立起一个资料室，其中一部分人收集国内的现实资料，另一部分人翻译外国报刊上发表的哲学资料。各研究组相应地制订收集、整理各专业的资料计划。我记得，哲学所的十年远景规划中有一项是编辑有关专业哲学思想史的资料丛书，中国哲学史组的那套《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可能就是那时定的。西方哲学史组要译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马列主义哲学原理组订购了中国人民大学分类摘编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卡片。并且规定初到所的大学生，必须先作资料工作，每个研究人员都作个人专业的资料卡片。这一措施，对于初学做理论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影响是很深的。

哲学所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建设过程中，政治运动占去了不少时间，但是，理论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没有放松。尤其是全国性的学术讨论方面，哲学所的有关专业人员是积极参加的。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后来集中在“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争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以及逻辑学方面的论争，哲学所的研究人员和《哲学研究》杂志都是非常关注并积极参加的。在讨论过程中，虽然出现过某些片面性的问题，但是总的来看，哲学所的人员所发表的文章是比较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尽量限制于学术范围之内。学术讨论对科学研究工作者锻炼分析、论证问题的能力，确有很大的帮助。1960年至1961年有一次研究讨论哲学教科书的学术活动，这次活动对我个人来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对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员都会是有提高思想水平作用的。当时集中了全国重点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国科学院及部分省市的哲学研究人员，主要有北京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哲学所和中央党校，还有上海科学院哲学所、武汉大学哲学系、吉林省教科书编写组等单位，我们哲学所参加的人最多。这次活动时间比较长，都集中住在中央党校，由中央哲学教科书编写委员会组织领导。编委会成员，记得有许立群、胡绳、艾思奇、潘梓年，他们经常参加讨论会，提出编书的要求、原则和方法。首先学习马列主义哲学著作、毛泽东著作，还学了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然后座谈哲学教科书提纲中的重要问题，最后请领导同志讲解。我记得周扬讲过“红与专”、“论与史”的关系，“古与今”、“中与外”、“文与道”的关系。许立群讲过“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胡绳讲过“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主观能动性”等问题。艾思奇讲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问题。潘梓年讲过“写教科书与写专著不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

讨论和解答的问题中，有些是书中要写的，有些是当时理论界有争议的问题。经过讨论和解答，对与会者的启发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作用很大，最后指定由艾思奇同志负责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我们所邢贲思参加了）完成哲学教科书的写作任务。

在那十年里，不仅在研究机构的建设上粗具规模，在理论研究队伍的培养训练方面，也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所内外的学术活动中摸到了一条比较踏实的科研道路，从而形成了一种严肃认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好学风。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能够很快恢复了研究业务，并且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科研队伍迅速扩大，出版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各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很快成长起来。哲学所主办的《哲学研究》及其他刊物，在全国哲学界的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哲学研究所还为社会科学事业单位输送一些具有科学研究工作经验、理论水平较高的领导干部。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由于最近十几年能够集中精力搞研究；另一方面，和最初十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李奇［1913—2009］，哲学所原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