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何培忠
“国外中国学研究”或曰“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一门以海外的中国研究为关注对象的学术研究，随着“中国学”在海外成为一门显学和我国学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关注，这项研究目前也深受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不仅各大学纷纷成立了相应研究机构，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也在不断召开，学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就连具有学科建设标志性的人才建设基地也出现在大学之中，成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中国国力的增强，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而这一学科，人们公认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倡导和推出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体制和研究人员受到严重冲击。1969年，研究人员全部被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才返回北京，陆续恢复工作。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情报研究所是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之一。“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就是由情报研究所富有开创精神的老一代研究人员创立的。
一 “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创立（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情报研究所在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是一个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学术机构，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情报研究室，成立于1957年，以收集研究和报道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最新动向为主要工作内容。1963年，情报研究室更名为学术资料研究室。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为了更好地收集国外的学术资料信息，在学术资料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后随着社会科学院的成立而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情报研究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我国学术界了解国外学术界的重要窗口，介绍和引进了国外社会科学的最新动态和许多新兴学科。
情报研究所成立初期设有“欧美”、“苏东”、“亚非拉”和“国外中国学”四个研究室。这四个研究室，三个按地区划分，分别收集和研究相应地区的国家的社会科学学术情报。“欧美研究室”以精通英语、法语、意大利、德语等语种的研究人员组成；“苏东研究室”主要以精通俄语的研究人员组成；“亚非拉研究室”以精通日语、朝语、泰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斯拉夫语等语种的研究人员组成。“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不同于上述三个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室，而是以海外各国的中国研究为对象，收集、研究各国的中国研究信息，它的成员，不仅有精通英语的人才，也有精通俄语、日语和朝语等语种的人才，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国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整体情况，包括研究机构、学者、论文、著作、学术会议等。这个研究室的工作，不仅为长期闭关锁国、不谙海外中国研究状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渴望了解国外有关中国看法的我国学术界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做了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由于这个原因，这个研究室，也作为我国第一家以“中国学研究”命名的机构载入了学术发展的史册。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外中国研究学科的创建甚至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诞生。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是1977年5月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的。此前，作为其前身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已有了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情报研究所。当禁锢人们思想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被宣告结束后，学术界也随即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开启之初，研究人员对国外学术界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的渴望，对国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看法的渴望，成为国外中国学诞生的社会背景和巨大推动力。
作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主要创始人的孙越生（1925-1997年）先生，将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创立归纳为中国学术界对“严重的挑战”的回应。他在1994年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的前言中指出：“现代海外中国学的发展规模与成就，已经达到了绝对不容国人忽视的地步，甚至达到了足以对国人自己的中国研究提出严重挑战的程度。”因为，第一，海外已有了一支可观的研究中国的学者队伍，这支队伍“每年以数百名中国研究硕士和上百名中国研究博士的规模在扩充自己。这一增量，绝不少于我们自己每年毕业的中国研究硕士与博士的数量”。第二，有众多的国家和机构在大力推进中国研究。据1971年美国的一份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纪具有充足设备和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研究中国的国家有12个，另有19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教研系统中设置若干机构，进行一定限度的中国研究。而后，鉴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在80年代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若把政府、军界、企业界的中国研究机构包括在内，海外至少有上千个研究中国的机构。第三，海外研究中国的领域广泛，研究成果丰富，“凡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部门，中国古代和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各个领域，都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第四，“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优势除了表现为绝少禁区限制和有现代化的经验外，首推有丰富的中文藏书和先进的服务设施”。这些情况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对海外的中国研究动向加以重视，了解他们是如何研究我们。因为：“如果说，海外中国学对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研究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的海外研究来说，就更是一面使国人相形见绌的镜子了。所以，充分介绍海外中国学的情况，不仅可以促进我们自身的研究，而且也可以激励我们加强对海外的研究。”[1]
为了能够“充分介绍海外中国学的情况”，孙越生先生做了如下一些工作：1.编辑出版《国外中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中国》丛书；2.编辑出版各国中国学家名录；3.编辑出版国外中国研究论著题录和专题研究成果；4.编辑出版中国学手册。
以下介绍这些成果。
1.编辑出版《国外中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中国》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创立是从介绍海外各国的中国研究动向开始的，作为这个学科起步的标志性出版物是1977年4-6月推出的系列读物《国外中国研究》，该读物一共出版了三辑，为32开本，平装。因为该出版物是开我国学术界介绍国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先河之作，虽篇幅不大，但意义非凡，姑且将其目录转述如下：
第一辑目录
美国研究中国的主要机构和人物概述
美国学术界强调研究中国
美国中国学中的“新左派” ［苏］B.B.麦德维杰夫
70年代的任务［美］费正清
费正清
书讯
美国出版中国人名辞典
第二辑目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
苏联中国学的形成和发展［苏］B.C.米亚斯尼科夫
苏修中国研究机构中的两种倾向［日］中岛岭雄
近年来苏修召开的反华“学术讨论会”
费德林
苏联中国学图书馆
书讯
苏联出版《苏联东方学家人名著作辞典》
苏联出版文摘杂志《东方学和非洲学》
最近十年苏联出版的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图书（书目）
第三辑目录
《实践论》法文版前言［法］米歇尔·卢瓦
《毛泽东与教育：他的思想和教导》［美］佛兰克·斯威兹
英国中国学概况［苏］B.H.尼基福罗夫
今天的德国中国学［苏］B.H.尼基福罗夫
东德的中国研究［东德］R.菲尔贝尔
波兰东方学现状［波］维托尔德·铁廖赫
在香港的研究中国的情报资料机构
第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
第二十三、二十四届国际中国学家大会
李约瑟
维特克其人
书讯
法国出版的宋史研究丛书
西德出版《金史研究》
《国外中国研究》书影
这三辑《国外中国研究》，第一辑于1977年4月出版，共88页，以介绍美国的中国研究动向为主；第二辑于1977年5月出版，共92页，以介绍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动向为主；第三辑于1977年6月出版，共110页，以介绍英、法、德、波兰的中国研究动向为主。第一辑和第二辑标明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编”，第三辑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这些记录，除表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已于1977年5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也表明，这部丛书的问世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诞生。参加《国外中国研究》翻译工作的老情报研究所的人员除孙越生先生外，还有姜筱禄、张宝训、李君泉、林玉卿、裘辉、李庆廷、魏章玲等人。
值得回味的是，这一套丛书，仍带有“文革”时期出版物的一些痕迹，例如第二辑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为开卷，介绍俄罗斯的中国研究时，题目中多次使用“苏修”的说法，而且是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的。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商务印书馆是具有严谨作风的出版社，由于其出版流程的规范性要求，出版周期较一般出版社要长。但《国外中国研究》却是一个月推出一本，足以显示商务印书馆对该出版物的重视。
此后，为了更好地介绍国外中国研究的状况，孙越生决定，停止《国外中国研究》的编辑出版，进一步扩大篇幅，增大信息量，改为《外国研究中国》丛书面世。这一决定得到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外国研究中国》丛书仍是32开本，第一辑由已出版的《国外中国研究》第一、第二、第三辑合并而成，于1978年8月出版，共254页；第二辑于1979年6月出版，共292页；第三辑于1979年7月出版，共335页；第四辑于1980年5月出版，共315页。第一辑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第二辑开始，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参加《外国研究中国》丛书的编译队伍较以前扩大了许多，包括30年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国外中国学研究”负责人的何培忠也在1978年年底进入情报研究所，参加了《外国研究中国》的编译工作。这时，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已然成立，孙越生先生先任副主任、后任主任，副主任是从外交部调来的金德泉，成员有魏章玲、丁炎等人。
《外国研究中国》书影
2.编辑出版各国中国学家名录
在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初创时期，孙越生领导的团队除了编辑、推出《外国研究中国》丛书外，还编辑出版了各国的中国学家名录。如《美国的中国学家》《日本的中国学家》《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等，这些工具书的出版，为后来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中国学家》书影
（1）《美国的中国学家》
《美国的中国学家》是一系列中国学家名录的第一部，32开本，共326页。与《国外中国研究》第一辑同样，出版时间是1977年4月，作为“内部参考资料”，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编。该书的“编者说明”是1976年6月完成的，介绍了该书是由历史所翻译组黄巨兴“根据贾克斯·卡特尔出版社编辑并与美国学会理事会合作出版的《美国学者传记指南》四卷挑选和翻译的”，全书共收录600条，收录标准是“在历史、语言、哲学、宗教、经济、法律各学科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一律收录。中国血统美国籍学者全收。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学者选收。凡学历、专长、著作任何一方面涉及中国的，以及研究范围包括亚洲、太平洋、西伯利亚等，研究题目涉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的，均在收录之列”。[2]黄巨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译审，归国华侨，1950年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院，195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的翻译组，负责英文和俄文的资料翻译，20世纪80年代初参与了费正清晚清史的翻译。除《美国的中国学家》外，《国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有关费正清的一些翻译文章，也是出自黄氏之手。
（2）《日本的中国学家》
《日本的中国学家》书影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有长达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历史，日本近代中国学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无论是组织规模还是研究成果都是各国所仅见的，而日本侵华战争后中日之间的长期隔绝，使我国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并不十分了解。1977年10月，孙越生先生找到了北京大学的严绍璗，请他编辑《日本的中国学家》。严绍璗领命后一头扎进图书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1500余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专著、人物志、百科事典中汇集、编译了1105位副教授以上的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资料，分政治与法律、经济、文学与语言、历史、哲学与宗教、考古与艺术六大部类，介绍了每一位学者的生卒年代、专长、现职、曾任职、学位、学衔、社会身份、学历、工作履历、学术活动、国际交往、获奖项目、代表著作等，通过此书，中国读者基本上可以了解到日本研究中国的规模、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成果。该书32开本，共708页，1980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在中日两国都有强烈反响，严绍璗先生后来多次提及这本书的影响力，说该工具书不仅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甚至海关的人在辨识日本来的学者时都常常使用，日本学者也以被录此书为荣，对中国的海关人士说，你看那本书的多少多少页介绍的学者就是我。反之，未被录入此书的学者也常常对严绍璗先生表示遗憾，希望尽快重修，增加内容。
（3）《世界中国学家名录》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是1994年6月出版的介绍国外中国学家的工具书，32开本，共446页。涵盖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荷兰、挪威、俄罗斯、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等22个国家的中国学家1434人。这一时期，学术著作的出版非常困难，为了让这样一本工具书顺利出版，孙越生先生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在该局的大力配合下，完成了这部工具书的编写并得以面世。外事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包括后来成为日本研究所所长的李薇、副所长孙新等，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3.编辑出版国外中国研究论著题录和专题研究成果
（1）《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索引（1977-1978）》由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合编，于1981年7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6开本，共367页。这部工具书收集了1977年至1978年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目，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了解国外中国研究动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这部资料集仅出版了一部，大约50万字，后续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跟上。
《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影
（2）《国外西藏研究概况》
西藏问题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领域，并投入很大精力进行研究。而我国对国外有关西藏问题研究的了解并不深入，为了增强学术界对国外信息的掌握，作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初创时期的专题研究，孙越生先生选中国外的西藏问题研究。《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79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由冯蒸编辑，32开本，共388页。编者在1978年2月的“序言”中说：该书是对1949-1978年国外“西藏学”和有关西藏研究发展情况的介绍，该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引言，对国外藏学的研究历史作了简要说明；第二章是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分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民族学与人类学、考古、语言文字等学科和版本目录学、中印边界问题、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理、民族与政治等专题，对国外的西藏研究状况作了介绍；第三章介绍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匈牙利、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印度等国的藏学研究机构、会议、出版物和代表人物；第四章是有关达赖集团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出版物的介绍；第五章是结语，指出：“国外的藏学研究情况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决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整个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是国外藏学研究的主要倾向。”
《国外西藏研究概况》的出版迄今已有30多年了，直至现在，这本身仍是介绍国外西藏研究最全面、最重要的著作。
4.编辑出版中国学手册
为了全面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孙越生先生还组织出版了以“手册”命名的系列出版物。在孙越生先生的规划中，“丛书”系列主要介绍国外中国研究的动向，“学家”系列主要介绍国外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手册”系列则是既有对国外中国学界的整体描述和论述，也有中国学家、中国研究机构、学会、出版物及大事记的介绍，是一种综合介绍国外中国学界整体情况的读物。手册系列的出版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04年，几代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以至于最后一部《欧洲中国学》问世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孙越生先生已经逝世7年了。
《美国中国学手册》书影
（1）《美国中国学手册》
《美国中国学手册》是“手册”系列的第一部，初版属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32开本，共699页，1981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1980年就已完成，孙越生先生在前言中首先论述了美国中国学的七大特点，然后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为学术界全面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基础资料。除前言外，该书分美国的中国学家与美籍华裔中国学家、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美国资助中国研究的基金会、奖学金和补助金、美国收藏中文资料的图书馆、在美出版的中国学书目、美国经常发表研究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美国中国学大事记（1776-1979年）八个部分，由张宝训、黄巨兴、陈书梅、魏章玲、胡国强、丁炎、谈金铠等8人完成。
1993年9月，《美国中国学手册》出版了“增订本”。“增订本”由孙越生、陈书梅主编，16开本，正文728页。“增订本”保留了孙越生的初版前言，在“增订本前言”中，孙越生说明了增订本较初版的不同之处和增加的内容。“增订本”实际上是在1981年初版《美国中国学手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修订，除校订初版利用过的资料外，增加了1979-1989年的资料，使各章内容在数量上较前倍增。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黄巨兴、魏章玲、舒迟等人。著名学者杨振宁先生还曾特意致函文献信息中心领导，肯定出版《美国中国学手册》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
（2）《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
《俄苏中国学手册》共1050页，分上下册，这在“手册”系列中是仅有的，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32开本，1986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孙越生撰写的“俄苏中国学概况（代前言）”“俄国的中国学家”“俄国中国学主要机构”“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俄国报刊和收藏中国学家手稿、档案与所获文物的主要机构名录”；王幼农、孙越生、蔡志纯、陈伟撰写的“苏联的中国学家”；姜筱禄撰写的“苏联中国学主要机构”；毛华田、姜筱禄撰写的“苏联中国学重要会议（1970-1985年）”和姜筱禄撰写的“苏联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苏联中国学书目（1940-1983年）”以及“主要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俄罗斯是研究中国历史悠久的国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这些中国学家也被分别收录在“俄国的中国学家”和“苏联的中国学家”之中。“俄国的中国学家”部分，收录了112名学者，凡在苏联时期仍旧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均被收录在“苏联的中国学家”之中。
《俄苏中国学手册》书影
孙越生在“俄苏中国学概况（代前言）”中，阐述了他对国外中国学的基本看法，认为“任何国家的中国研究，客观上都受本国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两国关系的制约，同时也受科学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和传统特点的影响，对这两方面的认识，正是理解该国中国学发展特点和水平的钥匙”。[3]他的这一论述，至今对我国学术界研究各国中国学的发展仍有指导性的意义。
（3）《欧洲中国学》
《欧洲中国学》书影
《欧洲中国学》是孙越生先生等情报所老一代学者为学术界贡献的最后一部学术成果，也是规模最大、耗时最长、出版最为艰辛的一部著作，该书在孙越生先生的计划中，书名是《欧洲中国学家手册》[4]，但在孙越生先生去世后，这本书在出版时被改为《欧洲中国学》。
《欧洲中国学》为16开本，共1211页，近200万字，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主编，2005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附有光盘。
《欧洲中国学》分“法国篇（王祖望、李瑞华、夏旭东、杨保筠编著）”“英国篇（李瑞华、王祖望编著）”“荷兰篇（王祖望编著）”“德国篇（王祖望编著）”“奥地利篇（王祖望、李瑞华编著）”“瑞士篇（王祖望、李瑞华编著）”“瑞典篇（王祖望、李瑞华、浦正东编著）”“挪威篇（王祖望编著）”“丹麦篇（王祖望编著）”“芬兰篇（王祖望、李瑞华编著）”“冰岛篇（王祖望编著）”“意大利篇（白玉英、王祖望编著）”“捷克篇（杨学新、陈韫宁、王祖望、孙越生编著）”“斯洛伐克篇（王祖望、孙越生、杨学新、陈韫宁编著）”“匈牙利篇（王祖望编著）”“罗马尼亚篇（王祖望编著）”“帝俄、苏联、俄联邦篇（孙越生、赵国琦、姜筱禄、王幼农、毛华田、陈伟编著）”等17个部分，对所述对象的中国研究的缘起、后期的发展和现状、代表学者、重要机构、期刊、藏书等情况一一作了介绍。主要撰稿人王祖望先生是1980年到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工作的，他通晓十几种语言，工作又极为细致热情，他的语言功力，尤其是通晓多种小语种的能力，为编撰这本工具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编撰这部书的时候，社科院也在推进改革，进行研究机构的调整。尝试将日本研究所与亚太研究所、法学研究所与政治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情报研究所与文献中心（筹备组）实施合并。这一合并计划，只有情报研究所与文献中心（筹备组）的合并彻底和坚持的时间长，情报研究所先是变更为文献情报中心，后又更名为文献信息中心（图书馆），到了90年代又与部分研究所的图书馆合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中心）。由于机构的调整，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被取消，改为基础资料室。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工作，也分散在几个部门中进行。
1991年孙越生先生离休时，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和《欧洲中国学》的后续工作交给了1988年任该研究室副主任的童斌，此前，参与《欧洲中国学》撰写工作的李瑞华、王祖望已于1988年退休。童斌接管工作后，先是遇到机构调整，后是身体出现问题，无法完成此部书稿的整理。这时，又逢社会科学院办公大楼进行内部装修，“在搬来搬去的混乱和狼藉中，包括大事记在内的部分书稿莫名其妙地失踪”[5]使这部书稿的出版遭受致命性打击。有关人员将这件事反映给了时任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分管科研工作的黄长著。黄长著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到情报所工作的，先是担任情报所、后来担任文献信息中心乃至院图书馆的领导，在社会科学院成立学部委员时成为首批学部委员。他对这本书稿的重要性非常清楚，书稿的主要编撰者王祖望和孙越生在离退休之后和去世之前都委托过黄长著，希望他关注此书的完稿和出版事宜。于是，这部书稿的最后一棒由黄长著接了过来，他先是审读了书稿，发现许多问题，遂决定一方面请退休多年的李瑞华再次整理书稿，同时组织一些年轻的研究人员补充相应内容；另一方面到科研局反复反映情况，请他们提供出版经费，再与出版社协商，请出版社给予关照。在各方支持和配合下，这部书稿终于在2005年面世了，而此时距孙越生先生的逝世已经过了7年。
以上情况表明，国外中国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老一代研究人员创立的，在学科初创阶段，许多研究人员参与了具体的工作，而孙越生先生在其中的组织、主导和具体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孙越生先生生于1925年，1937年毕业于江苏镇江千秋桥小学，1941年毕业于浙江嵊县宁波中学初中，1944年毕业于江西铅山九江中学高中，1948年毕业于福建厦门大学经济学系，1950年毕业于河北正定华北大学，1954年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上学读书时间20余载，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译者之一王亚南先生的学生。1948-1949年曾在厦门大学经济学系任助教，1950-1952年是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专员、《中央财经通报》农业林业水利专栏编辑，1954-1958年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资料科副科长和俄文刊物《Бюллeтeнь》的翻译和编辑。1958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基础资料组副组长、情报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委员会主任（1988），1992年离休。
孙越生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东西，著、译、编皆佳，以求真知为终生奋斗目标，“文化大革命”前每年编、译学术资料百万字，“文化大革命”后每年著、编、译为六七十万字，花甲之年后，每年仍会完成50万字左右的工作量。他在回顾自己的生涯时说，自己是“自愿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希望自己的知识能为三中全会路线的精神——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同时又能符合知识本身发展的规律性”，并且“有志于做一些开拓性的学术工作”。[6]
在谈到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创立时，孙越生先生仅淡淡地说：“初步填补了国外中国学介绍与研究的空白，希望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这个综合性学科的系统介绍是我和叶文雄同志1976年开始计议的，中间有过挫折和叶文雄不幸瘫痪，但我始终坚持下来，现已组织编写出版了350万字的系统资料。”[7]
这段寥寥百余字的自述，阐明了我国国外中国学学科开始的时间和初期的成果，加上后来出版的《欧洲中国学》，孙越生先生等老一代研究人员所做出的努力和推出的一系列成果，为这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奠基性的资料，直至现在，这些成果仍旧是研究人员的“案上必备”。
二 “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2000-2011年）
由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外交流不多，国人缺乏却渴望了解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情况，孙越生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睿智的学术眼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连续推出介绍国外中国研究的丛书和一系列有关国外中国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初步奠定了开展这一学科研究的基础，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引发了译介国外中国学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对国外中国学的译介以丛书形式居多。如“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瑞典东方学译丛”“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认识中国系列’丛书”“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西域游历丛书”“西方发现中国丛书”“东方文化丛书”等。国内众多出版社卷入了这一出版热潮之中，表明国外中国学研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学科。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上掀起译介国外中国研究热潮的时候，国外中国学研究开始步入大学的课堂。1983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率先开设了日本中国学课程。1985年，该专业开始招收攻读国外中国学研究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并于同年建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室”。1994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开始招收攻读国外中国学研究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成为培养该学科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外中国学研究在学术界继续升温，各大学纷纷成立研究机构，积极投入到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行列中。如1991年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所”，1992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相继成立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汉学研究所”和“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此后，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2005年苏州大学成立了“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2011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世界中国学研究所”，2012年9月，北京联合大学成立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设有“海外中国学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与北京大学呼应，成为一南一北国外中国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上述学术界的动向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孙越生先生开拓国外中国学研究，到学科的形成，并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科，大体用了30多年的时间。而这一学科的出现和迅速形成规模，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同步，使人们对发展该学科的意义格外关注。
但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步伐有些不尽人意。原因是随着1993年文献信息中心机构的调整，“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被取消，并入了“基础资料研究室”，虽说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但由于研究建制被取消，研究工作也自然受到一定影响，与全国各学术机构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形成反差。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受孙越生先生影响，深刻了解这一学科重要意义的文献信息中心的研究人员一方面努力完成孙越生先生留下的工作，另一方面开始探讨新的方式，继续推动学科的发展。
1.院A类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国研究”
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科研体制再次实施改革，建立了课题制度，以课题经费的形式支持科研工作的发展。课题制规定，研究课题分院所两级课题。院级课题分四类，第一类为院A类重大课题，然后是院B类课题、院重点课题和院基础课题。各研究所的课题不分级别，均为所重点课题。在课题制推行前，科研局召集了各所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征集课题规划方案。在征集新世纪重大课题的座谈会上，曾参与过孙越生先生早期创立中国学研究工作的何培忠讲述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院的传统地位和在我国学术界中的影响，提出应加大国外有关中国研究的追踪，特别是国外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研究。这一建议立即被科研局采纳，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国研究”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院的招标课题之中。文献信息中心闻讯立即提出课题申请报告，请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科研局对此给予了支持，课题申请最终获得社科院评委会的一致通过。
课题于2001年6月底设立，设定了两大任务目标：一是全面扫描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外中国学的变化；二是建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相关数据库。
经过4年的努力，何培忠带领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完成了课题设计的两大任务目标。2005年12月1日，课题组举办学术报告会，何培忠研究员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为题，作了结项报告，宣布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初步建成了“国外中国学学者数据库”“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和团体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期刊数据库”和“国外中国学论著题录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建立，在我国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属初创。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的专家观摩了这些数据库后，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数据库的建立，为日后我国有关国外中国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考察国外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方面，课题组先将我国周边国家纳入研究范围，然后扩展到欧洲、美洲、大洋洲的主要国家，沿循着中国文化跨出疆土的时间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从历史的角度、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以及世界格局变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的重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即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外中国学发生的重大变化上。
《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书影
与会专家对结项报告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该研究成果达到“优秀”水平。一年后，课题组出版了一部论述18个国家中国学发展状况的专著《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该书出版后，被认为是使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著作，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商务印书馆根据社会需求，很快进行了第二次印刷。
在《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前言中，何培忠指出：设立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以及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引发了国外研究中国的热潮，使国外的中国学发生重大变化，被学术界视为近十几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显学’。跟踪、研究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及时介绍国外学者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真实看法，既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对我国学术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要继承先人事业，发挥学科传统优势”。“作为有幸与孙先生共事过的后辈学人，我们觉得有义务将孙先生开辟的这一事业发扬光大。”[8]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国研究”课题成立时，课题组由15位研究人员组成，后来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课题组成员增加到26人，其中参与撰写各国中国学研究报告的有：何培忠、刘霓、萧俊明、关山、于文兰、贺慧玲、郑成宏、朴光海、吴莲姬、郑海燕、陈源、黄育馥、梁俊兰、杨雁斌、宫雅丽、俞丽霞和潘金娥。上述人员除关山（德国雷根斯堡菲尔贝特开发研究所）和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的研究人员。
2.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是2004年2月10日对外宣告成立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创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开始了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是“国家队”的再次出场。而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来函说，我们的研究，终于开始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视了。
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一直是关注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文献信息中心研究人员的梦想。院A类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国研究”于2001年6月设立后，大大鼓舞了文献信息中心的研究人员。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工作时，课题负责人何培忠当面向江泽民汇报了课题的情况，得到总书记的赞赏（见《院报》2002年8月6日第4版）。而在统领课题组推进课题研究时，何培忠一方面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在社科院得以继续深入感到高兴和责任重大，而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感到，由于没有组织方面的保障，研究工作不断受到冲击和质疑，在实体研究机构难以成立的情况下，便开始寻找机会，考虑成立非实体研究中心，为国外中国学研究争取一席之地。2002年“十一”国庆节放假前，何培忠与当时担任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的黄育馥研究员商议后，共同向文献信息中心主任黄长著汇报，征得黄长著的同意和支持后，在国庆节期间何培忠起草了递交科研局并转院领导的“关于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请示报告”。报告简要陈述了文献信息中心老一代研究人员创建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经历和学术界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然后提出，“在深入学习江总书记‘7·16讲话’的基础上，我文献中心经多方深入研究和慎重考虑，拟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以便长期有效地开展有关国外中国学的综合研究”。其理由有五：一是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是对江总书记“7·16讲话”精神的落实；二是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是我国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三是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是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的需要；四是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是发展文献中心学科优势的需要；五是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是情报研究工作为国家决策服务的具体体现。
这份2002年10月8日上交的报告，经历了2002年年底和2003年年初的“非典”冲击，其间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一度停顿，到了2003年10月，终于得到社会科学院院党组的批准，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4年2月10日，对外召开了成立大会。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采取理事制，由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任理事长，文献信息中心主任黄长著任主任，黄育馥、何培忠、刘霓任副主任，何培忠兼任秘书长。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江蓝生、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主席范止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李学勤等任顾问。为了祝贺研究中心的成立，范止安还捐赠了5万元港币，支持研究工作的开展，这笔宝贵的资金，研究中心十分珍惜，每每用在最关键时刻，一直用到2012年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回顾与总结工作会议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2004年）
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许多工作，如请法国、日本、越南、美国、英国、斯洛伐克、俄罗斯等来华访问的中国学家作系列讲座；出访日本、印度、俄罗斯、波兰、捷克、瑞典、斯洛伐克、澳大利亚等国，考察当地的中国研究现状；与韩国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的人文政策研究委员会合作，截至2010年，共举行了五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了“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述评”（2007年1月13-14日）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在”（2011年10月31日-11月1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在”国际学术研讨会有12个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深入交流了各国的中国研究状况，从各自的角度解读了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象及其影响，并且探索了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是一次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会议，国内几乎所有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和著名学者都参加了会议，表明了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尊敬和重视。
3.国外中国学网站建设
国外中国学网站是伴随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而建设的。在2004年1月13日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成立大会时，国外中国学网站已然建成，域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英文名称的缩写字母，即http：//www.ccsc.cass.org.cn。2007年对网站进行了小规模修改，域名没有变化。2010年6月，在何培忠、唐磊的主持下，网站再次修改，域名改用“国外中国学”汉字拼音的首字母，即http：//www.gwzgx.org.cn。该网站建设的总体设想是，搭建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研究的平台，整合社会科学院及国内外有关中国研究的资源，使之成为我国学术界有关国外中国研究的重要门户网站。该网站系统采用.Net架构设计，载有两千余条研究中国问题的信息，按学科、年代、专题等类别划分，同时有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最新成果介绍和学术动态等，检索方便，程序的兼容性、稳定性、负载平衡良好。此外，网站还公布了国外中国学家、国外中国学团体机构等五个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数据库。
国内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网络技术方面的专家对网站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鉴定，一直认为该网站页面布局合理，美观大方，内容丰富，信息分类架构科学，检索方式多样，人机界面友好，使用方便，突出了自建数据库资源特色，采用了先进的用户共建技术，是目前我国同类网站中信息量最大、设计最好的网站（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语）。该网站的完成，显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地位与作用，对我国其他机构类似网站的建设，以及国外中国学研究服务方式的拓展有启发及指导意义。
《国外中国学研究》网页
此后，该网站内容不断得到补充，在学术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4.列为“特殊学科”的国外中国学研究
2008年，根据陈奎元院长和有关院领导关于对一些特殊学科开展调研、加强建设的指示精神和有关学者的建议，社科院科研局下发了进行“特殊学科”情况的调查通知（社科［2008］研字2号），对社科院现有的和曾经有的“特殊学科”情况进行一次调查。“通知”中说，“特殊学科”指三大类型的学科，一为“绝学”，即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国内外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的学科，如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甲骨文、梵文、古希腊文等；二为濒危学科，即由于各种原因呈萎缩态势或后继无人的重要学科，如东欧国别文学、历史、哲学等；三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文献信息中心及时填写了《“特殊学科”情况调查表》，并附上了加强“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借此机会，2009年7月，何培忠填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项目申报书”，申请将“国外中国学研究”列入“特殊学科”。在这个申请书中，何培忠陈述说：国外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由我院首创后，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经3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在各大学蓬勃开展，不仅进入课堂，有了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基地，还有许多研究机构和期刊，每年均有活跃的科研活动。随着国外中国研究热的高涨，国外的中国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各界的重视，而我院在20世纪90年代的机构改革中，取消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将国外中国学研究仅看作是情报工作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影响了该学科在我院的发展，不仅与国外的中国研究热和国内高度关注国外的中国研究形成强烈反差，也与我院的地位和学术界对我院的期望不符。没有了研究建制和经费支持，严重地影响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正常进展，目前我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仅靠个别研究人员的兴趣和热情坚持下来，就文献信息中心来说，研究人员是在完成大量其他日常工作后，才能开展有限的研究。
为开展这一十分有意义的学科研究，我院的研究人员一直期盼院有关部门对这一学科定位给予适当考虑。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拟在内部组织相对固定的研究班子并聘用院内外学者开展各类课题研究，争取在5年内，带出一支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使我院的这一领域的研究恢复其应有的地位。这5年的目标与发展定位是，全面考察该领域的学术发展史及学科理论，以及国外中国学知识群体的当前现状，将社科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打造成这一领域基础资料完备、前沿学术研究活跃的部门。5年内的方向与研究领域是：开展学科发展史、研究方法的研究和重要学科理论建设及重要学者和著作的研究；开展当代国外中国研究界最新动向的跟踪研究；本着贴近时代、贴近社会需求的精神，在未来5年内跟踪国外中国问题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期刊、研究课题的变化，把握国外中国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向；考察国外中国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的期刊、学术组织对该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分析国外重要中国学家的学术成就及中国观的形成原因；对国外学者的中国研究进行专题分析研究；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理论、研究范式起源及变化的研究，探讨该学科的各种理论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和对学界、舆论界的影响；收录国外中国学重要著作目录，编纂国外重要中国研究成果题录资料；对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清理，整理编年大事记；对中外学术界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
科研局很快通过了这份申请，将国外中国学研究列为社会科学院的“特殊学科”给予为期5年的资助。
这一决定再一次鼓舞了研究人员，截至2011年，作为“特殊学科”而推进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已然出版了《国外中国女性研究文献与数据分析》《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当代日本中国学家治学历程——中国学家采访录（1）》《国外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辨析》等著作，此外还有几部著作在出版计划之中。这一计划如果顺利进行，相信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将有很多成绩面世，再次丰富这一学科的研究。
三 结语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在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文库“前言”中曾谈到他与孙越生先生结识，共同从事研究以及参与国外中国学研究早期工作的情况及创立国外中国学学科的意义：“孙越生先生对‘Sinology’的执着，令我非常的感动。大约在1977年的年底，他开始筹划‘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编撰，由此而开启后代各类‘中国学（汉学）’丛书之先河。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完全没有为‘Sinology’这一学术准备最起码的材料。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的时候，他们的手边竟然没有最基本的学术资料。孙越生先生关于编撰和出版日本、苏联和美国三国的中国学具有基础性的连续资料的想法，实在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维。”“对我们中国学术界来说，‘Sinology’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3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9]
从1976年孙越生先生立意开创一个与中国文化发展紧密相关的学科，到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化研究的世界性意义，开始投入巨大热情和精力从事这一学科研究，时间过了30余年。但作为该学科重要发祥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尽管做出了许多成绩，却由于该学科的定位不清和缺乏研究建制保障，仍旧存在很多问题。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了“创新工程”建设，研究机构再次进入调整阶段。9月，随着这次调整，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正在推进的“特殊学科”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所有人员被整合到信息情报研究院。历史走了一个圆圈，社科院情报研究所被取消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的建立是21世纪20年代的开始。取消情报研究机构是源于当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恢复情报研究机构也是源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但恢复建制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老情报研究所有100多人的编制，而新的信息情报研究院的编制不到40人，但需要开展的工作却十分繁重，不仅有老情报所各传统学科的继承和发展，还有新的任务加进来。本文谈及的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在“特殊学科”设计的目标尚未完成之际，又迎来新的变化和新的考验了。
（何培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外事局合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编者前言”第3-6页。
[2]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编：《美国的中国学家》，1977年，“编者说明”第1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俄苏中国学概况（代前言）”第1页。
[4] 笔者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查阅了孙越生先生的档案，发现了孙越生先生1986年1月15日写的“工作汇报（注）”，其中提到“今后除继续编写《欧洲中国学手册》等基础资料外，要把重点转移到分科理论介绍上”。
[5] 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主编：《欧中中国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编者的话”。
[6] 孙越生：《工作汇报（注）》，1986年1月15日。
[7] 同上。
[8]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前言。
[9] 严绍璗：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文库“前言”，见http：//forum. china.com.cn/thread-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