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炸药发明人和他的遗嘱
（一）诺贝尔家族简史
依照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可知，诺贝尔奖的设立者——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他的直系先祖可能是瑞典的普通农夫或市民。这个家族的祖上有一位住在诺贝利叶斯地区的农夫，名为奥拉夫，他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声名，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但是，这位农夫的儿子却考入大学，并娶了大学教师的女儿为妻，从此改写了整个家族史。
杰出的拉德贝克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个原籍斯堪的亚省诺贝勒夫镇（即诺贝利叶斯——笔者注）的小伙子，是由于出色的音乐才能被热心人推荐到乌普萨拉来的。经拉德贝克的援引，这孩子进了法律学校，后来当了律师。农民只有小名和父名，因此得给他取一个姓氏。挑来挑去，最后决定以他的家乡的地名为姓，并写成拉丁文形式：Nobelius。他同拉德贝克的女儿文德拉所生的儿子也取名奥拉夫……[2]
这位奥拉夫（即前面那个奥拉夫的孙子）生于1706年，卒于1760年，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曾祖父。他自幼成为孤儿，被母亲的娘家抚养长大，并接受了严格的宗教式家庭教育。他后来成为了一位出色的插画家，擅长绘制肖像和彩色画，并获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绘画硕士学位。
1760年，奥拉夫留下了年仅3岁的幼子伊曼纽尔怆然离世。伊曼纽尔即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祖父。他在医学方面颇有天分，但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荒废学业。1788年，瑞典与俄国爆发战争，伊曼纽尔参军，成为一名军医。在入伍登记时，他将姓氏诺贝利叶斯（Nobelius）后边的拉丁词尾去掉，改成了Nobell，后来又缩短为Nobel，这就是为世人熟知的诺贝尔姓氏的来历。
战争期间，这位年轻人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医。战争结束后，他获得了王室颁发的奖学金，顺利完成了大学课程。1807年，他在一家地方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又兼任地方医学会的副会长，并因在当地推广接种牛痘而闻名遐迩。1801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也取名为伊曼纽尔。这位伊曼纽尔就是伟大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父亲。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父亲小伊曼纽尔·诺贝尔（1801-1872），是一位有着天然禀赋和在几个方面有建树的人。要想真正了解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的复杂品格和非凡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先对这位父亲的情况有所知晓。”[3]这位伊曼纽尔堪称是传奇式的天才，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影响很大。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磨难，并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具有丰碑式的成就。他幼时并没有受过完整的初等教育，14岁时便开始学习航海。作为年轻的水手，他随着货船去过很多地方，东西方的见闻使他快速成长，浩瀚的大海也赋予这个年轻人超越年纪的勇气与气度。在海外漂泊三年之后，伊曼纽尔回到了故乡，在一位建筑师手下做学徒，以打工为生。勤奋聪颖的他短短一年便有了长足进步。他很快地设计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凯旋门，使得瑞典国王理查四世颇为惊叹，从此对这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人非常赏识。借此机缘，伊曼纽尔得以进入斯德哥尔摩高等文科学院学习建筑工程。入校后的伊曼纽尔可谓如鱼得水，曾因制作精巧的模型多次获得学校的发明奖与奖学金，例如在1825年荣膺建筑方面最高奖“泰辛”奖。同年，伊曼纽尔受聘于工程学校，担任设计教师。次年，这所学校改建成为工业学校，伊曼纽尔也转型担任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职务。也正是此时，他开始沉迷于发明创造的乐趣之中。
伊曼纽尔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不仅乐于、善于发明创造，更懂得如何快速地将这些奇思妙想转化成现实，并申请专利。1826-1828年，伊曼纽尔向学校多次提交专利，虽得学校支持，却不是每一项都能得到政府当局的肯定。其间，他取得了其中一项名为“诺贝尔动力机械装置”的专利，之后，他以发明家的身份活跃于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之时，伊曼纽尔还拥有幸福的生活，他十分幸运地遇到了终身的伴侣与精神上的挚友——他的妻子，也即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母亲卡罗琳娜·安德丽塔·阿尔塞尔。卡罗琳娜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心地善良，富有教养，对于伊曼纽尔的事业予以了很大的支持。1835年，伊曼纽尔在瑞典的第一个橡胶车间就是由岳父一家资助建成。卡罗琳娜和伊曼纽尔有三个儿子长大成人，他们对父亲勇于探索的品格和母亲博爱仁慈的品性都有所继承。
1828年以后，伊曼纽尔事业蒸蒸日上，诺贝尔一家的生活也愈加美满。但是，183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伊曼纽尔倾家荡产。诺贝尔一家只能搬离斯德哥尔摩的寓所，住进诺曼街的一所简陋屋子里。1833年的10月，卡罗娜琳在这所简陋的屋子里生下影响了世界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此后阿尔弗雷德在那里生活了九年。谁曾想过，就在那样一座破败的屋子里，诞生了一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经济上的破产并没有浇灭伊曼纽尔的工作热情。19世纪30年代，埃及政府要开凿苏伊士运河。伊曼纽尔敏锐地嗅到了商机。他认为，如果能发明一种有效的炸药，就可以在这项大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丝毫不懂炸药知识的伊曼纽尔开始了自己大胆的实验。虽然他获得不少实验上的成功，但却受到来自多方的反对与抵制。1837年，他决定只身前往芬兰进行实验和经商。之后不久，他又来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可以说，伊曼纽尔在欧洲的流浪对阿尔弗雷德后来将诺贝尔工业帝国的地图铺满欧洲埋下了伏笔。
在俄国，伊曼纽尔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示。他在圣彼得堡制造各种机械，并致力于炸药的研究。他还设计和制造出了防御用的地雷和水雷。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俄国将军伊盖尔夫。尼古拉斯·哈拉兹在《诺贝尔传》中记到阿尔弗雷德收到父亲来信中提及的在俄国受到的善待：
信上说已经进行了一次正式试验，许多高级军事专家都出席了。迈克尔大公爵也出乎意料地亲临现场，借以突出总参谋部对技术发展的重视……这次表演给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伊盖尔夫赶紧向部长提出报告（一八四一年九月十六日），说诺贝尔要求对其提供的器材付予四万银卢布，而将军则认为这个数目是合理的。将军还特别指出，不仅诺贝尔用于设计和制造地雷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应该得到报酬，对他在试验过程中所冒的生命危险也应给予奖金。[4]
可见，伊曼纽尔在俄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其事业又一次迈向高峰。之后，伊曼纽尔的水雷为俄军在英俄战争中占得先机，于是俄军不断向伊曼纽尔的工厂订货。随后几年，他逐步偿清了债务。1853年，俄国政府授予伊曼纽尔一枚沙皇金质奖章，用以表彰他对俄国军备所做出的贡献，这在非俄裔人中是鲜见的。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利使得军方废除了与伊曼纽尔原先的订单，转而从别国订购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俄国政府还拒绝赔偿毁约为伊曼纽尔带来的巨大损失。与此同时，伊曼纽尔的工厂又一次经历火灾。1859年，穷途末路的伊曼纽尔不得不又一次面临破产，他备受打击，于是留下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料理工厂，自己则带着妻子和在俄国出生的小儿子埃米尔返回瑞典。
回到瑞典的伊曼纽尔依旧醉心于他的那些天才式的发明。当时的瑞典也正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伊曼纽尔感觉到了瑞典的潜在市场。1863年7月，他写信给阿尔弗雷德，要求他回瑞典赫伦堡共同进行炸药的开发与应用。正是在那一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发明——黑色火药和硝化甘油的混合物，它使黑火药的威力大大增强，这一发明也是诺贝尔工业帝国版图开拓的第一步。诺贝尔家族的重担开始落在了阿尔弗雷德的肩头。
但是，命运总是刁难这些不屈不挠的发明者，看似光明的道路上总埋伏着危机与厄运。1864年9月3日的早晨，一声巨响震惊了整个赫伦堡，诺贝尔家族的炸药工厂发生了爆炸，阿尔弗雷德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与几名工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中丧生。整个地区对于诺贝尔家族的事业提出了抗议，诺贝尔父子的事业受到巨大的诘难。这一次，性格刚强、不屈不挠的伊曼纽尔再也没有能经受住打击，儿子的死使他郁郁寡欢。1864年10月，伊曼纽尔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再也担负不起整个家族的重担。
在这里着重介绍阿尔弗雷德的这位杰出父亲，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对后文提及的阿尔弗雷德的诸多优良品格有初步的认识。可以相信，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能够成为伟大的发明家，以及著名的诺贝尔奖的设立者，与其父亲的经历、品格，以及言传身教是有所联系的。
这里不得不提及的还有阿尔弗雷德的两个兄弟：罗伯特·诺贝尔和路德维格·诺贝尔。他们也是诺贝尔工业帝国的参与者，家族的重要成员。他们在各自的行业（炸药研制、武器制造、石油开采等）中崭露头角，与阿尔弗雷德一起继续着父亲未竟的事业。
（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这个家族的重担，以及一篇关于炸药的传奇后来落到了这个家族中最具天分与热情的成员——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身上。1833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年幼的他博学多才，却不是得益于公共教育——他主要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16岁的阿尔弗雷德就成为能力出众的化学家，精通英、法、德、俄、瑞典等多国语言。1850年，阿尔弗雷德只身前往法国巴黎学习化学，一年后又赴美国学习机械。四年后，他返回圣彼得堡，在父亲的工厂里工作。
1856年，23岁的阿尔弗雷德便从自己的家庭教师那里接触到硝化甘油，并于1862年独自试验证实了引爆硝化甘油的原理。在反复试验改良后，他于1863年获得硝化甘油制品的第一项专利权。然而，正当这位天才的化学家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件大事给他带来巨大精神打击，那正是上文提到的赫伦堡爆炸案。但他的家族仍然对他没有一丝怀疑，身兼家族所创的硝化甘油公司的董事、生产经理、主管办事员和会计的阿尔弗雷德怀着更大的勇气带着家族的全部希冀不停步地向前迈进。1865年11月，阿尔弗雷德获准在克鲁美尔建立了一所制造硝化甘油的工厂。对于开发、生产和销售中带来的在所难免的爆炸事故，阿尔弗雷德甚是焦虑。在一系列惨痛的事故中，他想到的是怎样才能制造出一种炸药，兼具威力和安全。天生行动派的阿尔弗雷德力排众议，又投入到安全炸药的研究中去。在经历了多孔性硅酸盐、木屑、砖灰、石膏块、硅土块、木炭粉等吸收物的试验后，阿尔弗雷德终于发现了更适合制造安全炸药的硅藻土，进而研制出了“安全炸药一号”和“安全炸药二号”。谨慎的阿尔弗雷德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验证，直至他认为“安全炸药”已然完美，才投入生产。“安全炸药”作为阿尔弗雷德最闻名的发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从此以后，发源于中国的黑色炸药被这种黄色炸药所取代，阿尔弗雷德的发明也成为以后所有化学炸药工业的基础。这是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革命，其在化学史、科学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随后，阿尔弗雷德在对引爆装置的研究改进过程中，发明了雷管。接着又受当时的医学发明“绊创膏”的启发，发明了一种用火棉做吸附剂的炸胶，其安全指数更高。这种炸胶是无烟炸药的起点。1887年，他又发明了巴里斯梯炸药（Ballistite），又称C89号炸药。
热爱工作的阿尔弗雷德，科研发明是他最大的兴趣所在，他总想摆脱一切商业上的世俗事务，心无旁骛地发明创造。他对传记，尤其是自己的传记毫无兴趣。[5]但事与愿违，阿尔弗雷德总是被迫卷入众多的商业纠纷和专利诉讼之中，终日被繁忙的事务牵绊。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天才完成了诸多杰出的发明，并总能站在时代科学的前沿，在生物学、电化学、工程学等领域均有杰出贡献。由此可见，阿尔弗雷德一生的轨迹多与自己的发明创造联系在一起，而非沽名钓誉、醉心生活的琐事，他的人生目标似乎就是发明创造。
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虽然无心于财富，但他却是一位富可敌国的实业家。尽管他本人不止一次地表示不喜欢经商，但他还是拥有以巴黎为经营中心辐射全世界诸多国家的，由许多炸药工厂组构的工业帝国。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他已经是欧洲最为著名的巨富之一。
当然，这位大发明家也非常喜爱文学艺术，他不仅醉心于艺术品给自己带来的精神上的乐趣，还经常尝试着进行艺术创作。从他留下的小说手稿，以及了解他的人的回忆可知，他的文学艺术修养颇高。也许正是文学艺术的熏陶作用，使得他不仅仅是一个资本家和商人，更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心系人类前途的智者。
据相关资料记载，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为人慷慨、待人和善。他从不吝啬金钱，而是努力提高工人的待遇。别人总是能从他那获得财物。他对别人慷慨和善，自己却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他略显害羞，一般不爱踏足喧闹的社交场合，倒是愿意与志同道合者亲密交谈。据说，他一生中的感情经历也不丰富，而且最终都无结果。他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嗣，这也许跟他热衷发明、醉心工作，从而忽略了生活有关。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不仅自己酷爱发明创造，也很愿意给喜爱发明的人提供帮助。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有所发明，即便是阿尔弗雷德对那些技术本身没有多大兴趣，他还是会不计得失地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例如，在伯根格伦《诺贝尔传》中就记录了以下几件诺贝尔在生前就支持他人科研的事迹，这是诺贝尔奖精神最早的体现：
一八九五年，他同瑞典工程师鲁道夫·利列克维斯特一道，在崩茨佛斯建立了一座电气化学公司。这是瑞典的第一座生产电镀产品和工业及医药用化学品的工厂，后来发展成为在布胡斯拥有几座工厂的大企业。诺贝尔对利列克维斯特的人格很信任，在起草自己的遗嘱时，他指定利氏为执行人之一。两位年轻的瑞典工程师，想用自己的发明来谱写工业历史，他们从诺贝尔那里得到了第一笔财政支持。这两名工程师是伯格尔·里扬斯特罗姆（1872-1948）和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生于1875年）。诺贝尔在谈到他们时写道：“同里扬斯特罗姆先生这种有相当能力而又真正谦虚的人一起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受到资助的设计，可以提到的还有带加快轴的斯维自行车，以及一种大马力蒸汽锅炉。里扬斯特罗姆的许多发明，例如空气预热器、蒸汽和燃气涡轮、涡轮机车等，后来曾通过他的斯文斯卡涡轮机制造厂及其他公司成功地向全世界提供过产品。
在一八九○年，他把当时是一位有希望的年轻科学家、后来成为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教授的约翰森找了来，让他在巴黎的塞夫兰实验室里进行六个月的输血试验，这在当时是诺贝尔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新技术。他在给约翰森的信里曾解释说，他正在考虑建立一座自己的医学试验研究所，并且以通常的远见写道：“如果此事可行，将会取得很多预想不到的结果。”诺贝尔与约翰森的合作，促使他在同一年从他母亲留下的钱里拿出了五万克朗，捐献给卡罗琳医学院（即卡罗林斯卡学院——笔者注）去建立一项“卡罗琳·安德烈特·诺贝尔基金，供各科试验医学研究、出版上述研究成果及辅导这种研究之用”。当建立诺贝尔基金会和起草它的规则，以及在成立诺贝尔医学院的时候，都曾考虑到他的这些意见。[6]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这些资助科学研究的实例表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那著名的遗产只是他对科学研究态度的延续。他生前自己痴迷于发明创造，又积极支持别人的发明，死后以巨大的财富继续支持人类科学、文学、和平的进步。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具有博大胸怀与卓识远见的科学巨子。
在了解完阿尔弗雷德的不凡生平后，我们顺理成章地要了解他离世后留给世界的那笔宝贵的遗产。一切要从一个故事说起。
（三）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
下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许不高，但却能从侧面看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将一生贡献给科学之后的悲凉。据说，阿尔弗雷德的哥哥罗伯特·诺贝尔因病去世，周围的人们以及媒体都误认为死的是阿尔弗雷德。媒体发布了许多贬低他的话，认为他是一个无良的军火商，靠着毁灭性的武器发了横财，却断送了人类的前途。阿尔弗雷德听闻后感到非常伤心，他没有料到自己在人们的心目中竟是这样的面目。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考虑将财富捐献给社会。于是，他萌生了设立一个奖金的想法，不仅有利于科学事业的进步，更要促进人类的和平。这虽是坊间之说，但是从中可见科学巨人老年遗世孤立的惨淡。
阿尔弗雷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曾先后立下三份内容相似的遗嘱。前面的两份（分别立于1889年和1893年）都因1895年的第三份遗嘱的生成而失效。
1889年3月，56岁的阿尔弗雷德深受经济纠纷之苦，他写信给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友人，言及为了避免自己死后的纠纷，希望友人能为他请一位瑞典律师，并准备一份遗嘱的适当格式，可以使他能够提前做出准备。但是，阿尔弗雷德在与律师的数次打交道中，他觉得律师本身就有问题，甚至指责他们的行径卑劣。他并不满意这份由瑞典寄来的遗嘱范本，于是决定亲自拟定遗嘱格式。实际上，他的这一份遗嘱并没有拟完，只是强调了分配一笔基金给斯德哥尔摩大学，不过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1893年的遗嘱写于巴黎。这次遗嘱的形成相对于第一份遗嘱来说显得稍为正式，有了四位见证人。这份遗嘱并未确切指出具体款数，开首即提出将财产的20％分给他的22位亲友。此份遗嘱说将其财产按一定的比例分给各种社会团体，并拨出一部分给卡罗林斯卡研究院，用于建立一个基金，并每三年将基金所得利息奖予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内最重要和最新的发现或发明。遗嘱还写到要将剩下的财产全部赠予斯德哥尔摩学院用于建立基金，每年，由科学院将利息奖给各种学科（生理学医学除外）中最为重要而新颖的发现或智力成果。
阿尔弗雷德最后的一份遗嘱，也是最终起效的遗嘱，形成于1895年末。这一年，阿尔弗雷德在巴黎的马拉可夫大街寓所里，在众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友人们的见证下，列出一份涉及众多细节的遗嘱。这份遗嘱后来成为诺贝尔基金会和诺贝尔奖金的文献基础，是这个伟大的人类事业的精神源头。这份遗嘱对1893年的遗嘱做出了较多改动——将授予和平奖的责任由科学院转交给挪威国会；将颁发文学奖的职责交给瑞典文学院；停止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其他一些机构对遗产的直接接受。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弗雷德意识到，将大量遗产赠给亲属必然会惹出是非，因此又打消了将大量遗产分赠亲友的决定。[7]
这份由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亲手用瑞典文写就、长达四页的文件，是在没有律师的场合下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具有法律上的缺陷，也曾经因此引起巨大的财产纠纷。他任命两名同自己一样在国外工作的瑞典土木工程师：拉格纳·索尔曼和鲁道夫·利列克维斯特为遗嘱执行人。那年，索尔曼年仅二十六岁，为阿尔弗雷德工作了三年。四十岁的利列克维斯特则只与阿尔弗雷德见过两次面。因为索尔曼首先被指名，且对这份遗嘱有着更直接的了解，因此他更为积极地落实这份遗嘱。他注定因为处理这笔巨额的遗产、形成著名的诺贝尔奖而能名留青史。
索尔曼曾说，由于两位执行人对法律事务并不熟悉，所以他们委托当时在斯维亚上诉法院任陪审的卡尔·林哈根为遗嘱的法律顾问，而这对于最终实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的基本思想起到关键的作用。林哈根采取宽宏的态度来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而不被形式所拘泥。他巧妙地请求瑞典科学院等被指定作为奖金颁发机构以及与这份遗嘱有关的瑞典国家当局的参与和合作。他实际上变成了这份遗产的共同执行人之一。
由于这份遗嘱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它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质疑。当地媒体曾经公开怂恿诺贝尔家族的人上诉反对它，以期使阿尔弗雷德的这笔财产将由直接继承人和遗嘱中指名的机构来共同享有。他们认为，阿尔弗雷德的行为是不爱国的，而瑞典的奖金颁发机构也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完成分派给它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将会给这些机构带来困扰，并且会使它们处于企图舞弊的尴尬境地。而将颁发和平奖金的责任交给一个由挪威议会指定的委员会，将会严重损害瑞典的国家利益，对本已非常紧张的两国关系也是一种重大威胁。
还有，阿尔弗雷德所积累的财富数量巨大，且分布在欧洲多个国家：瑞典（5796140.00克朗）、挪威（94472.28克朗）、德国（6152250.95克朗）、奥地利（228754.20克朗）、法国（7280817.23克朗）、苏格兰（3913938.67克朗）、英格兰（3904235.32克朗）、意大利（630410.10克朗）、俄国（5232773.45克朗），总计：33233792.20克朗。[8]这也加剧了遗嘱执行的困难程度。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实际国籍并不能确定。遗嘱中指明的遗产继承者，是一个尚不存在的基金会。大量的金钱散布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又有着区别较大的财产法。那些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亲属们也百般刁难和反对，并形成了若干利益团体。比如，一位几乎不为人们所知的索菲女士（她是阿尔弗雷德曾经的一个情人），也通过一名维也纳律师卷入了这场争斗，并且提出了高额的金钱索求。
遗嘱中被指明作为奖金颁发者的瑞典和挪威机构，也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当时对于这项任务的范围和影响，都还不能预见得到。在这里，各种安排、观点、图谋妙计与持久诉讼等错综复杂，热闹非凡。多个国家的金融、法律、物理学、化学方面的专家卷入其中。新闻媒体对于遗嘱的每一动向发表各种评论，使得人们感到落实遗嘱的举步维艰。在解决这项巨大财产方面可以想象到会出现的一切困难，他们没有一件能够躲得过去。
在阿尔弗雷德死后的五十五年，即1950年，在以瑞典文出版的一本题为《一项遗嘱》的书中，拉格纳·索尔曼对诺贝尔遗嘱执行的过程进行了翔实而又生动的说明。他写道：“这项遗嘱只有一点是完全明确的，那就是指定利耶奎斯特（即利列克维斯特——笔者注）和我作为执行人，同时规定了我们二人的责任。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条款以及设法保证我们特权的维持，就成为了我们的义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摘要如下：一、法律手续和具有争论性的事情。二、与财产清算相关的经济问题，以及按照遗嘱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安全的证券’方面再投资的手续。三、组织一个合适的管理机构从事长期经管这笔基金，并且起草每年分配奖金的正式章程。”[9]
总之，这份名垂青史的遗嘱虽然受到了种种诘难与质疑，最终却在见证人的聪明周旋与正义感之下，还是得以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