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适治学方法辨析

胡适先生自海外归来，立即受聘于北京大学，并与北大新派教员陈独秀、钱玄同等一道发起了以白话文运动为主的文学革命，由此他一战成名，奠定了胡适在当时士林中的地位，可谓是少年得志，博得大名。在人文学科中，因他注重中国先秦诸子之学，同时了解赫胥黎（Huxley）及杜威（Dewey）等相关的哲学流派，他的学问可称得上博古通今和贯通中西；他又见识广博，关注社会问题，好于议论，长于演说，成为一位具有很高知名度的社会活动家，被媒体等所高度关注。余英时先生认为：“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此评价虽大致不错，但与事实并非完全契合，原因是胡适自40年代末离国别乡，远离故国近十年，他在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及学术等方面有被边缘化之嫌。但纵观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化和学术，胡适确实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尤其他所开创的新学派以及所倡导的治学方法，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以高度的前后一以贯之为基本特征，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注重相对一致的治学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而胡适所标榜的“方法”，实质上就是他所师承杜威等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及乾嘉以来考据为主的清代学人治学方法的结合，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方法可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等为主要内容的。胡适对此有很高的认知和期许：杜威是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而他则是西天“杜威真经”传入东土的“达摩”，是把西学中的“不二妙法”传到中原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些“真经”做了汉化式的处理，并以此来绣具体的“鸳鸯”，不仅把绣好的鸳鸯给世人看，还寻寻觅觅地寻找罗尔纲、周汝昌等青年才俊，要把绣“鸳鸯”的活儿作为“金针度人”来传授给他们，其心可嘉，也反映了他对自己的治学方法的充分信任。

所以，胡适的治学方法，是贯穿胡适一生学术的重要因素，也是胡适一生中相对稳固的特质所在，是研究胡适的人生和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它为深入分析胡适的思想、学术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通过对胡适治学方法的研究，能更全面地了解以及还原胡适的本来面目。胡适的治学方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东西，是否如他自己所标榜的是唯一正确、科学的方法，胡适具体是如何运用这些方法的，得到了哪些有开创性的成果，世人对他的治学方法的评价如何，他的方法是否存在具体的实际缺陷，应该进行如何有效的改进，等等，本专题将围绕这些具体主题，进行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