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适的具体治学实践概述

对胡适来说，“西天取经”的最大的成就不是获得doctor degree，而是跟从了“洋菩萨”杜威，得到了杜威的衣钵——实验主义方法论。他回到“东土大唐”后，招兵买马，构建杜威菩萨的分道场，而自己也开始敲起“木鱼”，认真地念起了他的真经，也就是用所学到的以常识为出发点的实验主义方法来治他的学问了。他携带这个方法或工具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而终其一生，就不再有什么根本改变，可见他的治学的门禁之严，除了赞叹他一以贯之的坚毅外，似乎也体现了一种执拗，这些倒也颇能体现绩溪牛的风采的。下面概其大要地梳理他的治学实践。

采用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用来治学的具体实例之一就是对中国文字语言的研究。在人们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拼写方式的时候，他也对文言是否有问题提出怀疑，然后对文言的可能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不仅研究了文言的语言文字，还研究了小说、诗词等不同语文形体的文字特点，同时用比较的方式，分析相关国家的语言发展规律，诸如乔叟（Chaucer）的作品和早期圣经的英语译本中的语言对现代英语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巴黎方言对现代法国语言的影响等，从而发现这样的规律：文言是死的语言，白话文是活的语言。这个结论就是通过有系统的思想方法的处理后得到的。进一步，他以文言是死的或半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构成一个大胆的假设，然后对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进行具体的小心求证，也就是进行实验逻辑论证，分别从白话小说、白话诗文方面展开，通过已有的白话小说的例证，“作诗如作文”的论断及尝试实践（除了向古代诗人的诗词作品寻找外，还自己亲自尝试实践），以及自己在《竞业旬报》中所做评论文等的业绩，小心地求证了“白话文是能够代替文言的”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进而得出结论：活的语言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播思想、普及教育的有效工具，白话文具有活的语言的一切功能，就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为胡适极力提倡白话文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虽然这是胡适“取得真经”后的“初出茅庐第一功”，而且业绩非常辉煌，但是，这个以实验逻辑为治学方法依据的第一个治学实践，实际上是有很多瑕疵的，最主要的瑕疵还是出在以偏概全等上面，在具体讨论治学方法的缺陷时，将对它进行具体剖析。

白话文运动告一段落后，胡适治学的重点可用他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中的话来总结，那就是：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数据。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不仅以这样的三点作为研究国学的要义来号召，自己也亲力亲为这样做。他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实现他的愿望：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实现中国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大业。

所以，胡适仔细而又绵密的考证工作，大多以围绕整理国故这个主题展开的。他的工作不仅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而且是积极地使用科学的方法对国故进行整理，通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以及“评判的态度”来重新评估国故中的一切价值，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因此，胡适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方式来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用他自己的话，那就是“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臭腐为神奇，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也可看成整理国故的一件具体的治学实践，他对《儒林外史》、《水浒传》、《红楼梦》、《醒世姻缘》等小说的考证，关于庐山上的一个塔碑的考证文字，关于《戴东原的哲学》、《说儒》等论著，都可看成具体应用实验逻辑的治学的实例。

在胡适的治学实践中，对神会和尚的研究堪称典范。一是填补了梁启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关于中古时代的学术思想的空缺，实际上也实现了胡适在中国公学时许下的要修补自己偶像（梁启超）的学问的一个宏愿。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他的整个治学的过程能完整地体现杜威实验主义的思想过程。这整个过程大致可描述为：

第一步：阅读和了解相关现有的(现存的)资料，发现疑问——并产生怀疑。在这里，胡适对佛教禅宗的传统故事加以考证，认为传统的故事的真实性有问题，这一点，就是怀疑的精神，不被传统的传说等思想所约束。

第二步：阅读了一些关于神会的资料，开始进行大胆的假设，认为神会是倡导南方禅宗为正统的禅宗的主要人物，所以神会在中国的中古时代的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尚未证明的假设，需要证实或证伪。需要具体信实的证据来支持。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具体的证据，进行具体求证。

第三步：寻找可信的资料，进行小心求证，这是一个细致的工作，胡适进行了多方面的证据收集。一是从敦煌经卷中寻找，找到了证据，这些是胡适从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中所藏敦煌经卷中找出来的，它们涉及公元5世纪到11世纪，所以关于神会的资料是可信的。此外，还有日本人发现了神会的相关资料，进一步充实了胡适发现的证据，还可互相佐证，以进一步说明材料的可信。

最后证实了胡适的假设。整个的治学过程持续了好多年，从胡适写神会和尚的传记时的20世纪30年代，到日本的铃木大拙发现新材料，大致历三十年。所以，最终得到一个完备的有系统的思想，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重、多次反复地加以求证。胡适对于神会和尚的研究及禅宗历史的改写的过程就是在材料的不断发现中，不断充实和完善，最后形成新的有系统的思想的过程，进而形成了对原来的佛教禅宗史的修正。对于带有胡氏印记的治学方法来说，它具有示范性的意义。胡适本人对此也深感自豪。

胡适对具体的考证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提纲，他具体罗列出了考证的每一个步骤，具有程式化的特点，他提出“凡考证先须问证据是否可靠”。证据若不可靠，考证就失去了意义，胡适对这一条是非常坚持的。只有在证据确凿可靠的前提下，才能使用相关的证据，证据包括“证人”和“证物”，而“证人”又可分为“本人”和“旁证”。采用“旁证”时，胡适认为，还需考虑“他的年代地域关系使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否？”，这具体涉及如下六个方面：“①他是不是同时人？如不同时，后多少时候？②他是不是同地域人？③他与原被告有无亲属朋友等等关系？④他与原被告有恩怨关系吗？⑤他有何特殊资格来当证人？⑥他有作伪的动机没有？”当需采用“证物”时，先须确定“证物”是真还是假，若是真的，还需考察它是原物还是存在错误，进一步还要分析这个错误是无心的还是有意改动的，而有意改动的就是存心“作伪”了。这个考证的提纲^[1]，胡适在1934年春给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讲课时使用过，他强调需万分谨慎地使用“证据”，而最能体现这份提纲精神的考证工作，可用胡适考证《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时，列举杨复吉的《梦兰琐笔》的证据来说明作者就是蒲松龄的工作为例子，“旁证”中所要求的六条，几乎都用上了。正因为如此，胡适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证工作是非常引以为豪的，向来以金针度人的经典工作自许的。

此外，胡适还对“井田制”和《水经注》等进行具体考证，但似乎具体的成绩没有研究神会和尚和考证《醒世姻缘传》作者来得显著，等等。

总之，胡适是一位勤勉的学者，他坚持不懈的用功，所产生的文字，都是以自己确信无误为前提的，这种不苟且的，以“勤”“谨”，“和”和“缓”为要诀的治学精神，确实令人非常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