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别样人生（二）
4 那年那事：渡头村里的平凡日子
口述者：章以坝 葛根菜 章宏亮 章小凡
采写者：章李樊
时间：2010年2月、2012年8月
地点：浙江省宁海县岔路镇口述者家中
章以坝，1925年生，男，岔路镇渡头村人，小学三年级文化，农民，会打铜手艺。葛根菜，1929年生，章以坝之妻，岔路镇上隔潭村人，文盲，21岁嫁到渡头村。章宏亮，1958年生，章以坝之子，初中毕业，做过木匠，当过士兵、工人、会计。章小凡，1990年生，章宏亮之女，大学在读。
平凡的生活，真实的美
（章以坝）我出生在渡头村，位于大松溪峡谷下游，上面是宁海最大的水库，白溪水库，水库放出来的水，流经渡头村。我出生于1925年，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家里是贫农，生活条件很差，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读书前要帮助父亲到地里去干活，插秧，割稻。平时一直放牛，养好了牛再帮家里犁田。我的童年过得很平静，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所以父母很少打骂。
七八岁的时候上村里的渡头小学，儿孙三代都在那里读的书，现在学校并到了岔路镇上的小学。小学没读完，应该是读了七册就回家放牛了。有时给地主家去当小工，两角钱一天，当时的米是一角三分六一斤，家里吃饭的人多，单靠这样的过不了日子。过年还要借米，才能勉强度过，第二年再还回去。
15岁，我跟大哥去奉化学打铜，也算会一门手艺了。学徒时，不太有人会把活给我干，只能跟在师傅旁边当帮工。农忙时，一边帮家里干农活，还可以干“沥镰刀”。镰刀经常使用，刀锋容易磨损，我就去每户人家讨镰刀，然后把镰刀的锯齿磨锋利。记得每次手里拎一个用来装镰刀的篮子，挨家挨户去敲门，人家还不一定把“沥镰刀”这个活给我干，有的直接不开门，那个样子就像个讨饭的。有一回为了打铜，连命都快没了。那是一个下雨天，我一手拿着油灯，一手抓着材料，身上穿着斗笠蓑衣，雨大得连眼睛也睁不开。到家后，开始发高烧，整个人水肿，真的差不多要死了。我父亲不断地去求神，求菩萨，最后病才好的。那一回真是以为自己要死了，活下来后，现在才有机会长命百岁啊。
生活苦，想出去当兵改变生活，起初是年纪小，没有机会去。后来村里去当兵的被东洋人打死了，就有点怕了。17岁时，村里抓壮丁，去当兵，我不想去了。刚好大哥是村里的保长，就像现在的村长，他跟村里修枪所的管事讲，把我要去干活，我这才逃过了当兵。在修枪所里，每天磨刺刀，烧铜，这些都是小意思。最难的是要把修好的枪担到距离渡头30里的黄坛镇去，当时部队驻扎在那里。我实在是人太小了，大哥就跟军解员（音译）商量，在路上抓个人代我担一半路，剩下的路由我担过去，不然半条命又要没了。那会儿，村里除了自卫队，也驻扎着一些中美联合的同盟军，不断地在巡逻，东洋人打来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快点逃命。我为了躲敌人，连死人的棺材板里也藏过，为了保命，什么事都敢干啊。
（葛根菜）我的生活很简单，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老太婆，也没有出过什么远门。1929年生，到4岁，娘就死了，家里就我一个小孩。记得父亲当时经常下地干活，就随便把我带到地里头，往田埂上一放就任由我自己玩去了。等到年龄稍微大一点，大概在六七岁，我就开始要帮着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的日子比较清苦，在农忙时节经常是5点多就起来下地去干活了，我也经常跟着到地里拔秧苗。8岁开始替家里放牛，也就在那一年，父亲讨了晚娘进门，她对我不是很好。后来又生了四个子女（两男两女），现在基本上不相往来。我常常穿着一双破草鞋，走很长的路，到山里去割草，背着重重的一筐草回来。有几次，脚踩到草刺，痛得在半路上哭，周围又没啥人家，荒凉得很，一个人感到害怕，不敢待在路上太久，只能忍痛背草回家。
小时候家里穷，没有读过书，我只能讲本地话，连普通话都不会讲，长大了，就下地帮忙，到了年龄，就谈婚论嫁了。19岁时，通过媒人介绍与现在的丈夫认识，觉得还可以，也就答应了。21岁过门到章家。章家当时给了60元礼金，算是很多钱了，但是我过来时晚娘只给了我一条被子和一个箱子，别的什么都没给。这样，生活到现在，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每天就是家里，地里，做饭，种地，不断地重复，也就习惯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只要过好每一天，家里面都好好的，有钱多买点好吃的，给孩子和他爹补一补，然后盼着孩子快快长大了。衣服、鞋袜都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多余的碎布都舍不得扔掉，洗干净了叠在小篮子里，万一衣服破了，还有同样的颜色可以补回去。那时自己染，本来颜色就很少，思想也比较保守，别的颜色也不敢穿，会被别人说笑的。冬天做的棉袄，春秋天掏出棉花改成单衣，夏天还可以改成短袖，一年四季一身衣服就足够了，老大穿完传老二，再传给老三……直到破得不能再穿也舍不得扔掉，拆洗以后用来做布鞋，多方便啊。
（章以坝）有了妻子的照顾，家里也越来越好。新中国成立后，大哥想去外面打拼一下，就带着大嫂去了上海，混得还不错，后来就定居在上海。几十年前，我去看过他们几回，还担回来很多衣服给孩子们穿。50年土地改革，打地主，分田地。一些穷人去打地主，他们胆子大，压迫深，中小农民都不敢。附近上金村枪毙了好几个地主，我们村口的那个大地主，农业税缴了1万斤，还被抓去关了12年，但地主不会干活啊，最后还是死在外面了。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吃糠，玉米面已经是很好的食物了，经常是清漂漂的水中只有几粒米或者几片菜叶，更多的时候是吃野菜，只要是能吃的就吃。那时饿死了很多人，很多人靠吃树皮来维持生命的，后来连树皮都没得吃了。干活时吃干的，休息时喝稀的，饿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多喝水填饱肚子。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平时还要经常干活，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填肚子，真的饿了，就挖树根，扒树皮，很多人全身浮肿，或者饿得昏倒。
人民公社时期，大家吃大锅饭，总算能填饱点肚子了。但是集体劳动总是搞不好的，经常是牛犁地犁到一半，就跑去吃饭，不管了。如果自己栽种一些茄子蔬菜，不但东西被没收，还要被骂“小农经济的余孽”。
现在我们是翻身了，生活条件好多了。改革开放好，邓小平好啊。改革开放前，生活较单调，看电影、听收音机，物资较贫乏，供不应求。买东西七票八票的，如烟票、糖票、肉票、豆腐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布票、粮票等，还要排队购买，有的还要开后门。1976年左右买10斤米还要搭配一定比例的地瓜干，吃不饱、吃不好。改革开放后，吃得饱、穿得好，儿子参加工作，没几年工资就很高了。退休后，我的退休工资也涨了好几回，足够我和老伴每月的生活了。有了多余的钱，再加上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很多优惠待遇，我经常去那些有名的旅游景点逛一逛，看一看中国新面貌。尽管快到90岁了，但去一趟北京还是我的人生目标。
平凡的生活，拼搏的真
（章宏亮）我是1958年出生，有兄弟姐妹五个，三男两女，家境不好，父母的负担很重。三年饥荒时，家里经常只有一点点吃的，但要分给五个小孩吃，孩子经常是吃不饱就哭，父母总是自己饿着，把东西让给孩子吃。有时小孩为了抢吃的，还会打起来，等到父亲一吼，大家就闷不作声了。肉要好几年才能吃到一回。大年三十晚上，家里炖了肉，但还不能吃。要等到亲戚来拜年了，家长把肉拿出来，那时才可以吃。饭桌上，小孩子是不能先动筷子的，必须是客人先吃。客人吃肉时，我看着可眼馋了，悄悄拿筷子去夹，被眼尖的妈妈发现了，瞪我一眼，我不甘心地缩回去。有时候故意装客气，叫客人多吃菜，自己趁机快速地伸筷子去夹了一小块肉，那真是美味啊！等到客人都走完后，剩下的那点肉汤，几个兄弟抢着拌饭，连碗都被舔得干干净净，都快不用洗了。我们还会盼着打糖吃，花生、瓜子，偷偷藏着以后慢慢吃。藏不好就成了老鼠的年夜饭了。拜年的时候，上海的伯伯回来过一两回，带来了上海的糖果，特别新鲜，图案也特别好看，每天撕开糖纸舔一口，还要比谁吃的最慢，不然就要看着别人吃，自己只能眼馋。
小时候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幸亏只有一个哥哥，衣服穿得不算太破，轮到我弟弟，穿得就很旧了。直到10岁，母亲才给我做了件新的棉布裤子，那恐怕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我兄弟姐妹多，每个都读过小学，然而女孩子读到初中就不读了，父母亲认为能认识些字，会算数就可以了。男孩子如果还想读，可以读完初中。我9岁开始读书，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小学我是红小兵，读的只有毛主席语录、算术，平时搞“破四旧，立四新”，把墙上的东西给撕掉。初中当红卫兵，每天还是背毛主席语录，搞大字报，村里还经常开批斗会。学习很松散，半农半读，早上读书，下午下地干活，拔草，玩的时间比学的时间多。但是初中的科目比小学多，除了毛主席语录是必备的，还有语文、数学、政治、化学、物理、卫生等。那会儿的学习目的也只为自己识字不再做文盲，也有利于以后找工作。作业是每个人在作业本上抄题，不像现在直接印在练习册上，遇到喜欢的书借来抄，从没想过买一本，铅笔用短了，握着不方便加一截套管继续用，直到再削不了时才扔。家里没人管你，随便你学，很多人学了点皮毛就不学了。
那时农村里人的想法是读书还不如当兵，一身绿军装才是人们所仰慕的。我初中毕业就不读了，高中读书要靠生产大队推荐，既要成绩好，还要关系好。我两方面都不行，就回到生产队，种田拿工分。工分计算是有标准的，小孩子拔草一般是2个工分，成人种田、担东西是10个工分，晚上干活还可以加工分。10工分相当于2角钱。我每天赚二三角，吃饭算是吃自己的了。
生产队干了两年后，我被选到金华去当兵，是陆军，每天训练，拉练，理论知识学习还是毛主席语录，津贴是6元一个月。两年后，又回到生产队。再过几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我家共分到三亩地，三兄弟一人一亩平分。当时还要缴农业税，一亩地一百多元钱；现在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没了。
1983年，我顶替父亲去镇上的管道阀门厂工作，这是个集体性质的厂，我先干三年木匠，跑了两年供销，最后做财务。这个厂后来倒闭了，我就进入现在的单位做会计。助理会计证是后来读大专时考出来的，38岁了去读大专，算是班里年龄最大的了，学习上各个方面比别人差。但我抱着决心，别人一遍就能记住的，我花更多时间去读，总会记住的。基础比较差，不怕难为情，学到的东西总归是自己的。最后实在是英语太差了，根本学不会，才没考好。
有了稳定的工作后，生活条件才渐渐好起来，衣服样式也多了，穿衣服不再只是蓝、灰、黑、白几种了，还出现了“化纤”、“的确良”等比较高档的衣服。“的确良”这个料子现不太听说了，意思是穿着的确凉啊。这个衣服只有在重要场合才穿，平时下地干活很容易被扎破，只能用另外一种很结实的衣服代替。尽管衣服样式多了，但还是有凭票供应的限制，衣服上打补丁也是常事。那时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凭布票购买的毛病是不管人的高矮胖瘦，每年每人只发几尺布票，高的胖的人就吃亏了。后来，又十分流行“解放鞋”。解放鞋顾名思义是解放军穿的鞋，在当时有不一样的意义。大家爱穿解放鞋，不仅因为它实用实惠，还因为它是解放军穿的，是军鞋。军人形象在当时是十分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爱屋及乌，解放军穿的鞋当然好。我去当兵时穿着军鞋，感觉特别骄傲。
工作几年后，因为上班太远，走路磨破了好几双鞋，那时自行车已经流行了。我用工资，再加上父亲的赞助，咬咬牙就从县城买回了一辆自行车，“凤凰”牌，100多元，在当时算是不小的轰动了。每天回来要把自行车擦一遍，下雨天都怕骑脏了。我也算村里比较早的“有车一族”。
那时的人恋爱、婚姻比父辈要自由多了，自由恋爱，但又不张扬。不过，相当一部分还是通过父母、同事、邻居等介绍认识的，我和妻子也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多数人在相亲时说不出什么话，甚至见了几次面，也不知道恋爱怎么谈，心里喜欢就是不知如何表达，有的因此错过了很多恋爱良机。如果两人好上了，顶多也就是看看电影，最亲密的方式不过就是牵牵手，不敢再有其他想法了。结婚也很不容易的，那时收入低，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8.5元，好一点儿的职业就是100元左右。被子、枕头等日常生活用品还能自己备着，最值钱的嫁妆当属收音机，电视那时候还买不起。结婚后，家里也盖起了二层小楼，这块地是我跟弟弟两个人对半分，一人一间卧室，中间的部分，一楼当共同的柴房使用，二楼前后分开，一人一半，这样才算公平嘛。
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每天上班下班，平平淡淡的，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身体健康才最重要。
平凡的生活，时代的新
（章小凡）我1990年出生在渡头，这里的环境绝对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四周是山，在村子的中间有一条小溪穿过。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水都是直接从山里流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污染，舀起来都是可以直接喝的。邻里关系很和谐，大家没有什么大的争执。平时有个什么困难，都是互相帮忙。有新鲜蔬菜出来了，也会彼此送来送去的。哪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也都会给别家送一份儿。经常一起结伴去赶集、做客。这种感觉很好。
刚出生时，爷爷奶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对我的态度挺冷淡的。父母亲工作忙，我是由奶奶带的，经常就由我在床上玩，特别无聊。最开心的，就是父亲下班后每天给我带一根火腿肠。表弟出生后，这种差异更加明显了。夏天我要吃棒冰，奶奶怎么说都不肯，表弟想吃了，她就偷偷地去小卖部买给他吃。到后来，我学习成绩在亲戚小孩里是最好的，对我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我的生活轨迹和一般人差不多。爷爷总说，我生在了一个好时代，确实是。我们是大米白面主食，大鱼大肉大虾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奢望了。从以前的吃饱，相反现在注重饮食健康，吃饭时有意多吃点粗粮和清淡的蔬菜，我也吃过几回传说中的玉米饼，还挺新鲜的。家里的青菜、茄子、茼蒿都是自己种的，绿色无污染，还有一种山上挖来的蕨菜等野菜也成了香饽饽，人们吃得越来越生态了。讲究荤素搭配，吃出健康，生怕患上脂肪肝之类的“富贵病”。年夜饭时，更多人趋向于到饭店聚一聚，既经济又方便，人们越来越享受生活的味道了。上辈的烦恼已经不会出现在我们身上。平时逛街买衣服跟家常便饭似的，不用熬到哪个季节，想买啥就买啥。衣服的样式数不胜数，每年都有流行的款式，穿破衣服是不可能了，除非有人为了彰显个性。以前只要穿暖就好了，现在追求面料舒适，款式新颖，颜色多样，样式混搭，追求非主流的效果。买衣服，名牌是另一大标准。标新立异，互相攀比，有个性的才最引人注目。
如果一定要说与其他同龄人不同的话，那就是童年，因为生活在农村，可以说是保留了以往年代的痕迹。我幼儿园读了三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班、中班、大班，实在是村里的好几个老师为了抢生源，家长又觉得在家荒废了，就重复读了幼儿园。没有任何学习负担，只是从一个人玩变成大家一起玩。我们可以玩很多游戏，什么滚铁环，抽陀螺，弹弹珠，扇纸人，玩弹弓，扔沙包，踢毽子，跳皮筋，砸炮，翻绳，斗鸡等，有好几十种，乐在其中。现在小孩读书苦，做不完的作业，补不完的课，学生之间相互比较，升学压力更大，让他们快乐不起来。我们可以整天满山遍野地疯跑，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那时的鸟特别多，整片林子的鸟叫声，山里总是充满神秘的，山里的各种东西都吸引着我。哪有像现在麻雀都成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
我记忆最深的游戏就是跳橡皮筋，“小河流水哗啦啦，我和姐姐去采花，采了两朵小红花，我和姐姐就回家”。语句通俗易懂，一学就会，嘴里念的和着脚步节奏，十分悦耳。跳绳是女生的最爱，女孩书包里多装有一根橡皮筋。为了买一根皮筋，我央求了母亲好久，最后做家务做了一个礼拜才换回皮筋。无论是下课的操场，还是放学的路上，都能看到跳皮筋的身影。从简单的高度——脚踝到高举手臂为准，长长的橡皮筋在女孩子欢快的脚步下变幻着。
男孩女孩一起玩的游戏也很多，比如“过家家”。小伙伴们在一起搭锅做饭，把水当作汤，拿泥巴当做饭，挖路边的野菜充菜色，在地上用石头垒砌灶支起个破碗，点起了火后，我们就开始欢呼雀跃，开始假设自己是家庭里的成员身份。这样的我们玩着，玩得好开心。慢慢的天黑了下来，我们也玩得累了，虽然还想继续玩，很留恋我们共同努力做的那顿“美餐”，可是我们知道回家吃饭的时间到了，再晚，妈妈要担心了。也许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但那是男女同学之间真挚的友谊，单纯的想法，是现在的孩子所没有的，有时候觉得他们受“污染”太多了，不再像个真正的小孩子。
小时候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在我记忆里，因为读书而挨打比较少，反而是生活中的各种小事，用妈妈现在的话说，“那是教你怎么做人，不打不成才啊”。印象最深的是抢别人方便面吃而挨打。我很喜欢吃村里有人结婚时分来的方便面，不是现在的什么大品牌，把面捏碎，洒上调料，真是美味啊。但真的没什么营养，家里每天逼迫吃干荔枝，但我就是不喜欢，小孩子就喜欢跟父母反着干。熬了一个多月没吃面，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在吃，我不知道是脑子充血了还是怎么了，抢了他的方便面，没吃几口又扔掉了。被小孩家长告状到家，免不了一顿打。扎成小把的毛竹丝，平时是扫地和打苍蝇用的，活生生地抽在我身上，被打得“活蹦乱跳”，最后在父亲的劝说加上我的保证之下，才结束这痛苦的过程。想想如果当时没有家长严厉的教育，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
5 乱世飘零：津门人家的沧桑之变
口述者：张连三 张庆明 张蕾
采写者：张冬梅
时间：2010年1月
地点：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口述者家中
张连三（1922—2011），男，津南区五登房村，小学，工人。张庆明，张连三之子，1956年生，咸水沽镇人，高中，工人。张蕾，张庆明之侄女，1985年生，天津市红桥区人，中专，工人。
生逢乱世
（张连三）我出生于辽宁省喀左县平房子乡九佛堂村，这是一个四周是山的小村子，整村的人加在一起就几百人，大都靠种地为生，除了农忙时节，都是空闲的。我家祖上也是以种田为生，家里有三个男孩子，我排老三。青少年时，世道乱得很，在我的记忆中东三省早早沦陷了，小的时候为了避乱全家从辽宁来到天津，在天津落户。
大哥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到天津，他留在了老家，帮商家运货，跑跑腿，也只是维持生计，不挨饿罢了。后来世道更乱了，就和大哥失去了联系，不知他是死是活。再后来打听到他当了土匪，就再没有音信了。二哥从小就不老实，到处惹事。到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家里管不了他，就把他锁在屋子里，定时给他送水送饭。没关几天，他就跑了，母亲急得四处打听他，找他，最后听说被国民党抓走了，从此也失去了联系。建国不久，二哥骑着大马，腰中挎着枪回来了。原来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后，又被共产党俘虏了，跟了共产党，在辽宁当了官。二哥不识字，凭着仅有的印象，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自己的家。
在同辈人当中，我算是最平淡的，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坏的时候也赶上过，好的时候也赶上了，大半辈子过着穷日子，就为养家糊口。
再讲讲我老伴的事情吧（她已经不在了，活到85岁，天津市大港区赵连庄乡人）。她啊，生在地主家，小时没遭过什么罪。那个时代，她的生活算是好的。家里比较有钱，她上过私塾，由于调皮把教书先生气走了好几个，不好好读书后来也就不让她读了。说起来也算幸运，有段时间，日本人到处捉女人，那时她还没结婚，就伪装起来，弄得脏兮兮的，怀里还抱着个孩子，这才逃过一劫。她脾气不好，那时女人都裹小脚，她裹完后偷着放开，所以脚大。因为家里穷，又不是本地人，我娶不到老婆，她任性，又是个老姑娘，她嫁给我时快30岁了。再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岳父被关起来了，没收了家产，家道没落了。
对于新中国几十年来的变化，我也有很深的感受。这变化可大喽，就拿天津来说，是一天一个样啊。要说这变化还得从吃说起，小时候真是要什么没什么，能吃饱就不错了。那时候没想过那么多，能填饱肚子，能有个稳定、安全的居住地就是最大的愿望。哎，好日子都让你们这一代赶上了，比不了啊。最难的时候，就是饿着，没有东西吃，挖点野菜，吃草根儿……都经历过。后来生活平稳了，条件稍微好了一点，但还是不行，一根大葱沾点酱或者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能当顿饭吃。那时候穿也不讲究，穿的衣服只能说是保暖就行了，有衣服穿就行，衣着单调、保守，大家都是穿着蓝色、灰色、绿色的布衣，姑娘也穿着同男人一样的长裤。衣着朴素单调，很少添新衣，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是很正常的事，可见生活是艰苦的，流行说“一件衣裳，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是当年真实的写照。
居住条件变化也很大，在动荡年代，搬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后来定居在天津，那时候住的地方可不像现在，不是楼房、砖瓦房，而是土瓦房、土坯房，大土炕，一家人挤到一张炕上，遇到刮风下雨，屋里到处是摆的盆盆罐罐，接着雨水。再后来是砖瓦房，一个大院里住着很多人，那时候居住面积狭小，许多家庭的住房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那时生活设施简陋，很多人挤在狭小的房间内，很不方便，也不卫生。
不光这些，以前出趟门也不方便。哪像现在，想到哪就到哪。那时道路不平，交通工具非常缺乏，大部分人出门靠步行。就以我们的小镇来看，那时的人们买一些日常用品需要走几十里的路程去城里买，最初的时候去城里都需要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交通那就更是没法和现在来比，很不方便的。没有水泥路，都是土疤路，遇到下雨到处都是泥水浆子。没有车子，最好的也就是赶着驴车，如哪家有一辆自行车，就很了不起了，对于我们来说想都不敢想。
农村里，从小知道看病的难处。城里人得病会去医院，而农村人在小病的时候一般是不舍得花钱去医院看病的，大都能拖就拖，实在难受了就找土大夫看，这往往导致病情最后恶化，再去医院看的时候，昂贵的治疗费用又令人望而却步。因此，在农村只要一提起看病，大多数农民都露出无奈的表情。
历经共和国的风雨
（张庆明）跟父亲那一代人比，我的生活算是好的。最起码生活稳定，不用四处逃荒。没有挨过饿，但小时候物质生活还是挺匮乏的，我生活的年代是计划经济凭证供应的年代，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豆制品、蔬菜实行限量供应。当时票据种类繁多，除了粮、油、布票，还增发了补助豆票、糕点票，有些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烟酒糖票、豆腐票。在票证盛行的年代，也是物资短缺的时代，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分量极少……这也是当时物资缺乏的表现。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人难忘，买什么都凭票。比如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拣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挤着排着露天长队，还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东西买。争购食品常常引发大人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我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平常吃的饭菜很单调，到过年时才能吃到白面、肉。在衣着方面，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是我们都有过的愿望，如果平时就能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得意劲，现在的年轻人是不能理解的。
那时娱乐活动是很简单的，记忆最深的是玩滚铁环。滚铁环是那个年代男孩子的炫技宝物，拥有铁环就如同现在的孩子带着滑板上学一样，非常风光。那时候在放学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群背着书包满头满脸脏兮兮的男孩子，手里拿着铁钩，推着铁环奔跑在马路上，哗琅哗琅的声音响成一片，场面颇为壮观。虽然生活条件不好，休闲方式单调，但是孩子们从中获得的快乐，至今记忆犹新。我那时不再只忙于生计，茶余饭后坐在大院子里谈天说地。由于收入有限，业余生活也很枯燥乏味。后来，人们的娱乐生活被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占据，当时的多为革命类型的爱国影片，如《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冰山上的来客》等。随着简单游戏器具的出现，我们的游戏也走向多样化。随着电子产品的兴起，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不再只是传统的游戏了，有更多的人选择半导体，或是磁带，现代音乐正慢慢流入人们的心中。同时，电视开始出现了，但还是一种奢侈品。在家就可以看电视打发时间，娱乐场所广泛增加，影院、舞厅、剧院……总之生活就是越来越好。
在童年模糊不清的记忆里，家乡几乎没有几座楼房，就算有也是有钱人住的，大家住的都是平房，厕所大家共用，垃圾点在门口。我记事起居住的就是砖瓦房，面积也变大了，条件也稍微好了点，卫生条件有所改善。再后来，住房大多是分配的，筒子楼，在那个时代是最具代表性的住房式样。筒子楼昏暗潮湿，楼内采光极差，灯光昏暗，但这样的住房，也只是大企业的职工才能分到的。看看现在的住房状况，筒子楼也只能成为我记忆中的一道风景线了。
小时候很怕走路，那时候的道路都是土路，到处坑坑洼洼的，很不平。到了下雨天，出门就成了问题，泥坑很多，走起路来满脚都是泥，骑车就更走不了了。时间长了泥里的水就会发出刺鼻的臭气，出门不得不戴口罩。改革开放后，国家注重道路修建，道路变得宽阔、平坦。自行车早已普及，汽车、火车进入人们的生活，出行特别方便。父辈不注重学习，认为学与不学都是一样的，有那时间不如多赚些钱，而我们这一代则重视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下一代的学习上，希望能考上大学。
医疗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合作医疗展开，农民看病终于可以有医疗保障制度了。我也是受益者，母亲平时身体非常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每况愈下，因高血压导致脑血栓，共计花了十多万元的医疗费，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项很大的开支了，但是她办了农村合作医疗，看病能报销50%，这样家里负担大大减轻。看着报销回来的医药费，看着母亲日益转好的身体，全家都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再就是过去农村老无所养。城里人年纪大了、退休了可以有国家的退休金来保障，而农民只能依靠儿女来养活，给儿女造成负担，生活质量也急剧下降。现在好了，国家在全国农村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年满60周岁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国家发的几百元养老金，几百元钱对于没有什么花销的农民来说，基本上可以维持日常生活了。看着村里长辈们从村委会领到钱后的喜悦表情，看着他们在议论着自己也有退休金了，作为晚辈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迈向新世纪
（张蕾）从小我就生活在城镇里，看着我的家乡慢慢的变化着。今天，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菜场、超市、大卖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衣着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长期以来注重价格和款式转变为更注重品牌，更注重档次。在大城市里，更习惯到专卖店买衣服、鞋子。收入低些的人，可以光顾各种服装店、服装摊，有更多的款式与花色供人选择。追求个性，标新立异。现代最尴尬的事，也许并不是穿了一件不得体的衣服，而是发现有人穿了一件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衣服，这叫撞衫。
现在四处高楼拔地而起，家家户户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一片片绿地给城市带来了生机。不少小区有地下停车场、优美绿化、24小时热水、小区保安、物业工作人员等。广场、娱乐场所应有尽有。此外，住房的样式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当登上高楼远眺城市的景色时，可以体会到古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很讲究。
现在，泥浆路变成了平坦宽广的马路，交通工具花样繁多，轿车不经意间会从身边驶过，公交线路大大增加，公交车都出现了双层巴士，车上安装了移动电视。出租车招手即停，私家车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夜晚灯火通明，在马路上散步，在公园里休闲，城市留给人们健身娱乐的空间越来越多。
如今，生活圈子变大了，有了互联网，世界变小了，打开电脑就可知天下事。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查阅资料、购物。这极大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我的娱乐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工作之余，会去看看电影、逛逛街。赶上放假，我也会去外地旅游或找个舒适的地方度假。
6 士农商路：传统家庭的现代印记
口述者：蒋顺章 张长来 张超
采写人：张琼
时间：2012年7月
地点：安徽省桐城县青草镇口述者家中
蒋顺章，男，1931年生，青草镇董塘村人，初中毕业。张长来，蒋顺章之婿，1964年生，青草镇高山村南头人（村南），读四年书，在沪经商。张超，男，1987年生，张长来之子，大学本科，现在上海，职员。
读书与务农
（蒋顺章）我一辈子生活在这个乡村中。如今的变化在以前是无法想象。屋里头老一辈本来应该吃皇粮的，但是爷爷，据说在乡试时没有将自己带的菜饭给考官吃，因而落榜了。等到揭榜，名落孙山，气得吐血而死。那大概是家里没有出人才的好风水。父亲有点墨水，我因此读了点书。我是长子，下头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当时，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房子，都是泥土糊的茅草房。好在村里多是泥地，有足够的土泥。盖的茅草就是把田里收割后的稻草晒干，挑些好的铺在房顶上。天晴时，倒还好，一到刮风下雨，地上、床上都是湿的，泥土、发霉的味道特别呛鼻。村里人不多，所以叫小屋窝（人少的村庄），一户户散落在靠山靠水的地方。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姓蒋。家里有两间土屋，一间锅台房，门前有一株橘子树，屋后还有杏子和李子树。
农村里的人靠力气吃饭，吃用都靠双手创造。吃的水要从屋子前面的水塘里挑回来，粮食、蔬菜要种出来。我们兄弟两人人小，吃得不多，加上野菜的充饥，倒没觉得肚子挨饿。村子土质比较好，种什么长什么，树木长得非常密集。家里的重活是父亲一个人做的，基本一直在田里劳作。母亲个头适中，身材瘦弱，只做些房里的活。那时候的女子还是比较封闭的，在当时还有坐轿子出嫁的排场的，不过也只有那些较为富裕的小姐出嫁才有这种待遇，我母亲是没有的。
我从小身体不好，非常瘦弱，父亲又是比较开明的，16岁的时候就把我送到桐城县里读高小去了。从家里走到县城要走好几个小时的路，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寄住在学校里。那时的县城，路是路砖砌成的，上面泛着青苔藓，龙眠河穿城而过，房子是木结构的。一排排木质房屋，底层开着木排门，一部分做着杂货生意。县城里的商店全是木柜式的，当时来说算开眼界了。当时读书的钱非常少，拿着母亲做的布袋子，就跑去上学了。学校里的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我在那里学习了国文和算术，也帮忙先生做些活计，学的东西我一生也没忘记。因为穷，在学堂里也是省吃俭用，烙下了胃病的病根。
18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弟妹年纪又小，弟弟比我小10岁左右，作为长子，只能放弃继续读书，回家与母亲共同挑起生活的重担。那时生活条件差，因病去世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全村人的帮忙下父亲入土而安了。母亲帮我找到了一个活计，在村里卖豆干的大伯店里做学徒，做学徒是没有工资的，只提供三餐伙食。在当时也非常尊师重道，手艺师傅很吃香的，在农村也受人敬重。我每天起早穿过杉树林，在油灯下做豆腐，帮忙卖豆腐，顺带帮家里干些活。后来解放军来了，没收了店。店关门了，我歇业在家。村里读过书的人很少，我因为上过几年学，就到街上的粮油店里面学做朝问（营业员），只要懂算盘、能算账就可以了。街上离家有约40分钟的路。当朝问是我做得时间比较长的，因为胃病，干不了重活，只有在店里面干些手上的活。父亲过世的早，母亲一个人，拖着弟弟妹妹，到30岁母亲才托到人给我说亲，成了婚。
我妻子老家是朱冲村（朱家村）的，她家在那时算个地主家，过来的时候还陪嫁了一些老的金银首饰。那个年代的媒人说媒，算的是夫家有多少块。这“多少块”指的是每家的床是由多少块泥砖铺成的，有48块的，有36块的。从这里就知道当时的条件有多差，现在说说倒是挺好笑的。我的身体不好，胃病是个难以康复的病，每次发病痛得我满地打滚，干起重活来没力气。不过我的妻子身材高大，又是大脚，很会干农活，在家里充当了一个男子。妻子忙着外面田地里的活，起早摸黑，我母亲就主要忙内。结婚没多久，我们商议着盖一盖新房。一年以后，大女儿出生了，按辈分算起来应该是景字辈，所以取名为景云。后来陆续生了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景羽、景钟、满琴。人都比高比势，哪家生儿子也要比。生儿生女对于我来说不重要，而妻子则一直想要一个儿子，认为一定要生到儿子为止，之后我们又生了一儿一女。孩子多了，不得不盖新房子，就将房子迁到了高地上了，在原来屋子的50米开外，做了四大间屋子还加上一排后屋。
解放不久，我因为有点墨水，算账细致，村里的人推我当了会计，不久我就入了党，成了党员。夏割秋收以后，上缴粮食都由我负责统计，家里人也因此没有挨到饿。那时候饿的人可不少，因为我们家生的女儿较多，吃得不多，妻子那边的亲戚有不少过来借粮食的，有的至今还没有还上呢。各大队吃大锅饭，那时候管的是很严格的，严禁私藏粮食的，许多人家根本就吃不饱。有的人家半夜去外面偷点红薯叶给孩子充饥，这是非常冒险的，如果抓到了是要被痛打的。白天，大队长一吹哨子，每家为了挣工分粮都要派人上工，修路，种田，一个男劳力在任何情况下挣的工分都比女的要多。年底分配，村里分粮，都要看这个。每到年终就进行一次结算，发米、面、猪肉等，也只有在过年才吃得到猪肉，所以流传开了一句话，就是大年三十的锅里筷子夹到什么就不能放，因为一放就没有了。有一年，我在队里吃完饭回家，看见有个人躺在路上，我过去扶他起来，那人也没反应，摸摸他的鼻息还有一点气，我就将口袋里的半根红薯掰开送到他嘴里，让他吞下，过了不久他才慢慢缓过起来，之后就各自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这种情形，我也经历过挨饿，我挨饿得了胃病，有的人就一下饿死了。
我结婚不久，援越抗美的征兵在我们这里开始了，弟弟也去应征当兵，但是一去就音讯全无了。母亲伤心过度，身体也变弱了，那段时间一直处在悲伤当中。我则希望弟弟能够平安归来。当时的信息是极其封闭的，我们一直不知道弟弟的具体情况，直到战争结束弟弟平安归来，母亲高兴地在那儿一直哭。这时候我的几个女儿已经长大了，弟弟归来时为她们带来了玩具和故事，讲述战场上的事。弟弟被分派到空军里，就晓得他说当时第一次看见外国人都好羡慕，白白胖胖，不像中国人瘦弱，很白，毛很长。具体我也没有问，弟弟回来带给家里人很大的欣慰。因为有当兵的荣耀，弟弟被分到城里工作，吃上“商品粮”。再后来，知识分子上山下乡那一会儿，弟媳从苏州下放到了我们这里，最终在媒人的撮合下与弟弟结婚，一同搬到城里生活。当时弟媳是我们这里的小学教师，到城里后继续当教师，并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校长。妹妹的归宿比较好，嫁给了街上的人家，后来的生活也很美满。
对子女的教育，我秉承了父亲的脾气。在大队里那会儿，家里的生活还过得去的，让女儿都去念书，只要念得上，都供她们。这点，妻子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她看到我就知道念书是有用的，在当时是没有多少人这样想的。说只有挑着担子问人借米的，没有挑着担子问人借字的！后来也只有大女儿实现了我们的愿望，一直读了上去，做了一名教师。
儿女逐渐长大，在家里都有自己对事的见解。因为身体不好，1981年分田到户，我就从大队里退了。作为老党员，我一直都缴着党费，去开会，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后来日子安稳了，每年老党员开会大概在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到村部大队那里集会，听听干部对国情、村情的分析。之后就是为儿女们安排、筹备婚事，一直在家务农，因为离街上很近，和老伴拉着吃不完的菜到街上去卖，减少生活开支。
在解放前，各地有地保，他们手里都有枪。在当时是地方上的头头，地方上的人都很怕他。地保管着地方上的人，看谁不顺眼就分派他干重活苦活累活。时常有年轻力壮的人受不了苦逃跑，有时候逃跑被抓到就是死，只要你逃跑成功了，那你的命就保下了。国民党那会儿，是要抓壮丁的。那时的人都不愿意打仗了，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对的。地保就晚上突击，查看谁家有男丁在，比我稍大的一个村里人急不过就砍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但是地保还是不放过他，连夜要抓他，他满山逃，最后躲到死人的棺材底下藏着，才躲过了一劫。
下海学经商
（张长来）我在家里面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比我大10岁左右，二哥大我两岁。底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除了大哥，我们这几个人都隔得不大。本来还有一个妹妹，由于小时候条件不好，在8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弟弟小时得了脑膜炎，烙下了残疾。后面几个出生时比起老大来说是幸运的，老大出生那时候更苦。听母亲说，1958年闹饥荒，人人家里吃不饱，孩子饿得哇哇直哭，母亲只得在地里偷点红薯叶子回家煮了，看着大哥就直直地吃下去了。
我家以前住在现在屋子下面的祠堂里，有七八家住在里面。每家分得几间房，我家是里面的两间。老祠堂是以前村子里面摆过世的人棺材灵位的地方，现在老祠堂只剩下地基和石头墩子了呢。祠堂里面潮湿阴暗，村子里人都住在这附近，不像现在这么分散。老祠堂的中间有一个天井，太阳大的时候阳光可以照进来，下雨的时候雨就落在里面。那时住在一起，年龄差不多。家里的情况各不相同，住在一起的有饿肚子和伙食好的。小时候没什么事情可干，小孩子每天拿着簸箕捡狗屎、牛粪，只知道是大队里面要肥田的。没什么好玩的，最开心的就是听说书的讲白话（讲故事），说书的一来，全村人都聚在一起，那讲的确实很好。上一辈听得很多，经常给小孩子讲。再一个就是看电影，当时只有旁边的黄畈村有电影放映机，夏天乘凉，跑去那边看电影，露天不要钱，看的都是抗战片。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放牛。牛是小组里的公产，轮流照看，等到耕种时犁田。小时候还看过集体的稻子，“双抢”过后，大队要晒稻子，每家轮流看守，我那时陪过长辈看稻子。有一次看到村里人因为偷稻子，最后挂牌子批斗了。以后也没人再敢偷了。到春天发大水的时候，就跟在大哥后面，半夜里拿着大水桶堵在水塘口，水漫出来时大大小小的鱼流到桶里，雷打得越响，鱼越多，一会儿一桶鱼就满了。母亲手艺好，闷的、干的、红烧的都有。小时候没有商店，鞋子是母亲纳的布鞋，并且只有一双，穿破了就打赤脚。每年腊月，有做衣服的过来，挨家挨户，要做就做，拿着布去做就可以了。剃头匠每个月都会到村子里转一遍，到腊月一家家结账，收的钱也不多。偶尔也有卖零货的到村里来，挑着一担东西。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做过队长，之后就在村里杀猪，卖猪肉。
到9岁，我才念书，村子里人念书都不好，高山小学的老师看到我们都头疼，读到四年级就不读了，二哥也就读到三年级。读书是不要什么钱的，学费也只要一两块多一点儿，只是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读初中是要靠推荐的，一个班只能推荐几个，我看家里面也没有那个条件就干脆不读了。大哥没有读过书，他是长子，从小就跟砖匠做学徒，最后跟着做房子。做学徒很苦，晚上要很晚才能回家，大哥胆子比较大，有一回听他说遇到了一只老虎，一个上岭一个下岭，恰好碰到，当时大哥停住了看着老虎的眼睛，然后慢慢地走开了，那只老虎也走了。之后大哥做了砖匠，要到安庆去建房子，我也就跟他到安庆去了。建筑工地上的活很重，我刚开始又不懂，老大安排我和砂浆子，当时力气太小够不到，所以只好安排我在食堂里面干活。我每天骑着倒骑驴子（摩托车）去市场买菜，安庆那时市场挺大的，回来煮30多个工人的饭，还要负责打饭。刚开始的时候老是害的大哥跟我一起吃锅巴，因为打饭打得一点儿也不均匀，过了一个月就熟练了，所有的人打得都很平均。后来，这里的建筑活完了以后我也就回家了。
二哥跟着家里的长辈在山里学做修伞蒙伞的生意，所谓的蒙伞就是批发来的铁伞架和伞布，自己缝织做成伞然后卖出去。我又跟着二哥学，就省了学师费。出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起的，村里十户有九户是出门做生意。修伞补锅最要紧的就是配备好用具，挑着一床被子，还有换洗的衣服、锡条、焊、伞布等。我们都是到安徽和湖北交界的阴山山里做生意的，那边的路都走烂了。有时从安庆坐车绕山路到县城里面，然后挑着担子做生意。有时就得走几天的路程去。到一个村子就开始吆喝，“修伞喽、补锅喽”，补一个锅几分钱，因为山里面交通不便，闭塞，去他们那里，有时候一个村子就有很多东西要补，锅碗瓢盆，只要能补的都修。有的人家是给不起钱的，在那个地方，做得是长久生意，人家没有现钱，常常用鸡蛋之类的东西抵账。有时帮别人家里修补，只要能够留宿或者吃顿饭，也就免费修理了。山里人是很好的，米饭是舍得给我们吃的，山里的大锅煮的米饭很香。我们也经常打着铺盖在外面睡觉，搭个锅子煮点米饭就是一天的伙食。第二天继续跋山涉水找村子，给人家修理东西。到了县城，就租一个旅馆，这也是集中休息的小站。好好洗个澡，蒙头睡个觉，还可以买点儿难得的东西。
虽然这种生意很小，但积累下来每月也能挣到100元左右。有人家的地方还算好的，山里的路走久了也就习惯了，遇到下大雨，从山上望去，树林黑压压一片，雨水将路边的树枝都压垮下来，分不清路在哪里。最怕的是遇到野兽，那时自然环境好，大山里什么都有的。有一次到一个村子，那里的狼狗将我们追了好几里路。有时候做的事情也很搞笑。做这种生意经常吃不上饭，有一次我就和二哥将人家刚刚给的几十个鸡蛋两个人一顿给吃了，那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次鸡蛋。还有一次在人家家里歇息，村里有个人就躲到别人家的鸡窝里，将鸡蛋全偷喝掉了。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害得我们也被人家扣留了好久才让走的，其实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每次出门，在外面呆一个月左右，然后挑着担子回家。快过年的时候是很难在县城搭到车的，就走路回家。脚上穿的是解放鞋，那时的解放鞋质量比较好。身上穿着绿色的军大衣袄子。因为想着回家过年，走得特别起劲，一点都感觉不到冷。冬天的雪有几尺深，一脚踩下去到膝盖，抬起来裤子上挂的都是冰刀棍子，走得直甩。有时候一脚踩下去会掉进雪坑里，整个头都不见了。腊月，都想着早点回家，只要赶在过年前回家就行了。
农村里的人讲究的还多，做生意回来最好是在傍晚，这样才不会引起别人家的妒忌，出门做生意最好不能遇到女人，否则说是这个月肯定挣不到大钱。我们南头这边的人没有多少讲究，北头人讲究多。怪头怪脑的，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们多给人家蒙筛罗子（筛子）。那时候父亲已经在食品组里面杀猪了，我们回来以后也帮忙杀猪，所以那时家里面猪肉吃得多，拿着肉票就到食品组换猪肉就行了。
到山里后不久，赚了钱就开始做房子了，原来祠堂的屋产没有人要了，祠堂本来就是不能住人的，那里面晦气。到上面盖了房子，我们几个都大了，大哥也快结婚了。大哥是砖匠工头了，做屋的花费小了许多，土砖和泥浆子糊起来就是后来的房子，上面是草顶。大哥在底下（按原来房子方位）做了几间屋，在上面做了一排房子，我和二哥结婚后就分家住在这里，每家两间屋子、一个厨房和一个柴房。我22岁结婚，也是媒人做媒的。那时候结婚也简单，先要过礼，像现在的订婚一样，双方所有的亲戚来家里吃个饭。结婚花不了多少钱，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齐了，就差不多了。一结婚，父亲就把我们分了家，我和父亲共一个堂厅。
说到分家其实也就是分到一个锅、水桶、水缸，基本的生活用品够了，就行了。那时条件差，妻子也能理解难处，后来的家业就是我和妻子慢慢添置起来的。分家以后，逢年过节都是要拿东西孝敬父母的，这是规矩，中秋、端午都要送，现在还是一样，这种风俗还是比较好的，一直传到现在。那几年我还是跑山里，当时跑山里挣得钱算不少的。结婚第二年，孩子出生了，第一次自己张罗摆酒席，记得那时送的礼钱都是几块钱、几尺布和老鸡或猪肉等。当时计划生育已经有了，生活压力大，我就想生一胎，但是两年后妻子又怀上了，还好生的是女儿，家里人也都高兴。我到山里做生意，妻子一个人在家做田，一年双季稻，双抢（夏收）加秋收还种油菜、大麦，收割都要赶回来，平时忙活也只妻子一个人，做田里活，妇女成了一把手，我常年在外也是辛苦了妻子。九几年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跟二哥到安庆光彩大市场买回来的，在村子里也算比较早买电视机的。
九几年，有些人不跑山里了，我跟着亲戚到东北打工，在沈阳的一家家具厂，从批灰到刷油漆都干，工资很低，一天50块钱，家里有两个小孩又有双方父母，每年挣得几千块钱。家里的活是妻子一个人干。两个小孩读书以后，家里面的土基屋已经破的不照了（不行了），一下雨就漏水，墙壁也在抖，我比较担心，就和二哥合伙拖了几车石头准备做房子，因为要到东北去，后来红砖水泥都是妻子一个人弄的，每天都有砖匠在家吃饭，房子也在一年里面做好了。做房子欠了好多钱，家里的开支都是妻子维持，在东北挣的钱拿来还债。
那时没有什么太大追求，日子过好就可以了，我在外面待了几年，也算见过世面。在东北待了六七年，没挣到什么钱，我们这头人有人跑上海，跑卖刷子的现货，我打听了卖刷子的过程，打算跟他们一起做。我第一个月去上海，往闵行开发区那里跑，那时上海的生意好做，要刷子的店不少，自己做的刷子成本低，送到上海也便宜。订到货单后，就回家安排妻子做刷子，买猪鬃、木柄、钉、树脂，小本加工，每次赶货非常紧张。那时没有手机，只有BB机（call机），BB机响了就有生意了，有时一次就能赚几千。就在那时发展了许多老客户，人家也都相信我。从闵行到南汇开发区，那条路我都熟悉。我们是合租房子住的，订到货，没有车我就扛着大箱子搭车，公交司机也厌透了我们，一上车箱子没处放，我就得把箱子放在门口，司机都赶着我们下车，遇到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只要能到目的地就好了。
在上海，我也是省吃俭用的，有时跑了一天也舍不得去饭店吃。之后慢慢地生意做得不错，我就和妻子借了钱，一起出来自己开了刷子店，刷子可以从老家进过来，老客户也还给他们送货。两个孩子在家念书，交给母亲带。二哥、妹妹也在上海发展，每家两个小孩都靠老人带。还好小孩争气，我们虽从来不过问孩子学习的事情，但他们兄妹八个有六个陆续考上了大学，我们这一代人没能上学，他们这一代我们没有提供什么好的，只有供他们上学。到上海后家里的开支才算缓和，小孩上大学也不用愁了。这几年，我们也稳定下来了。
在“放养”中读书
（张超）从我记事起就已是90年代了，童年记忆里是没有父亲的，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打工，逢年过节偶尔才回来一次。母亲没有多少话，每天埋头干活，经常将我和妹妹寄放在外婆家里面，那是我们最不愿去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感觉被遗弃了一样。等到上了小学，渐渐发现母亲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完全不是从前印象中的形象。母亲读过三年的书，在外公家的时候她是老二，底下有一堆妹妹，她从小就起了头头的作用，做事情如一阵风般迅速，人未到就会听到爽朗的笑声。20多岁，母亲挑起生活重担，非常坚强，非常疼爱妹妹和我，我们从小不像村里其他小孩六七岁就开始干活了，母亲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她溺爱，她说那是她自己的小孩，她绝不会剥夺我们的童年，要给我们快乐的童年时光。
记忆中的童年确实是幸福的，完全的天然放养。农民在一年四季都没有闲着的时光，春天播种，夏秋两收，冬季准备入冬，除了田地里的活，柴米油盐能够省下的母亲就尽量省下。家乡的资源不丰富，土地贫瘠，快入冬时，母亲就会起早到山里头收落下来的松针叶，因为起晚了就会被收走！
村里的人生活很集中，一年一年，生活在一个地方。不管有多大的矛盾，也不会离开，日子久了，又回到了正常交流的状态。母亲疼爱但并不溺爱我们，在她的影响下，只有几岁的我们，就学着做家务，等稍大点，摘菜做饭洗衣已经成了拿手活。我们很喜欢这种集中的乡居生活。村里的农活总是在大家跟风式地做完的，一家施肥大家都施肥，一家制农药大家都喷药。相互换工，这样即使父亲不在家，母亲通过换工也能尽快地完成农忙，这种合作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最喜欢参加的就是红白事，按村里的习俗要集体吃饭。全村人都带着自己家中的用具到办大事的人家里，在集体分工之下，分担操办大事人家的事情，将喜事、丧事办圆满。作为孩子，我们围着餐桌就可以了，这也是全村人集会联络感情的重要场合，老人小孩都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过年是我们最期盼的日子，这是一年里全家团圆欢乐的时刻。腊月开始，家家户户忙开了，母亲将鸡鸭鹅猪宰了腌制起来，为正月的伙食做准备。母亲也会为孩子制作零嘴，全是手工的，纯天然的材料。
读书是我们这辈人的主要任务。村里有一所小学，离我家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小学坐落在山坡上，后面是一片茶园。教室是泥土房，不过屋顶是用瓦盖的，桌子是联排的木桌，教室里比较阴暗，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学习的劲头。我的小学生活是来回于学校与家里，两点一线。到初中，就得走一个小时去上学。初中校舍保留着80年代的气息，墙壁泛着暗黄，上面写着标语，教室墙壁是那种浅蓝和白色相间的色调。校园与学生都透着淳朴的气息。对于老师，我们的那种崇敬之情是无法形容的，父母亲更加如此。
乡村也随着我们的成长而逐渐改变了它的内涵。它再也不是那个闭塞和落后的乡野了，伴随着每个家庭一点一滴的改变，虽然它的外表华丽了，然而乡村的内心变得孤寂了。村民不断向外涌，家里只剩下老老小小的。道路修通了，统一的楼房盖起来了，冰箱和彩电搬回了家，乡村变得富裕了，可它的精魂却渐渐消逝。我也和很多孩子一样成为了留守儿童，守在家乡里梦想着飞出去，更想飞到父母的身边。读书时最向往的就是下雨时，父母亲出现在校门外，拿着雨伞来接我们回家。而对老人来说，最渴望的事莫过于逢年过节全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饭了。
如今，高考大关早已滑过，作为一个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环境发生改变，更加和外面的社会接轨了。
7 春江话月：春节语言与婚嫁礼仪
口述者：谢时应 罗来清 谢腊梅 罗蔚蔚
采写者：罗慧玲
时间：2010年2月2日、2011年2月11日、2011年8月15日
地点：浙江省桐庐县城关镇口述者家中
谢时应，男，1930年生，城关镇浮桥埠人，小学文化，农民。谢腊梅，1966年生，谢时应之女，小学毕业，工人。罗来清，男，1967年生，初二辍学放牛，曾开办五金加工点，目前与人合作加工健身器。罗蔚蔚，1987年生，罗来清之子，初中文化，宾馆厨师。
不一样的春节
（谢时应）我小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平时都是吃些自己挖的野菜，挖的人多了，经常连野菜也没有，就常常饿着肚子。不过小的时候还是很盼望过年，因为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饱肚子，哪怕吃一顿地瓜面的窝窝头，就很满足了。当时哪里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过年又是鸡又是鸭，还有什么海鲜。现在大年初一早上还要煮鸡蛋和饺子，我们那时连饺子皮都看不到哦。就算是村里最有钱的地主，过年也没有现在人过年的一半水平。
我记得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母亲问村里人要的，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是母亲拿家里攒的鸡蛋换的，那时我大概已经十五六岁了。小时候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大爷，前年刚去世，他父亲是裁缝，连他也不是年年都有新衣服穿。当然，碰上有些年份，过年做衣服的人多了，他父亲就会用一些剩下的布料给他做衣服和裤子，不过跟现在的衣服是没有办法比了，那都是很差的布料。有时因为缺少布料，袖子都会短一截啊，不过，能穿上衣服就不错了。小时候对门的李大爷只要一穿上新衣服就会从村口走到村尾，就怕别人不知道他穿新衣服。后来每次跟他下棋的时候，一讲到这，我就想笑。
过年时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父亲会用木头或者竹子给我做一些玩具。我还记得父亲以前给我做了一把木头枪，跟真的很像。我留了很久，好像后来造房子的时候不见了。现在我都能回想起它的样子，那时村里的小孩都跟着我的枪跑。一到过年，村里的小孩会聚在一起，从村头跑到村尾，边跑边叫。还有我母亲，辛苦了大半年，好不容易空下来，吃完饭就睡觉了，至于别人家也是很少来串门的。因为天气冷，那时什么也没有，唯一有点暖和的就是床上了，一般都是待在自己家里。过年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吃顿饱饭，赶上收成好的年份，还可以吃到胀肚子。不过觉得最高兴的还是父母可以有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全家人聚在一起，就像现在一样，很高兴啊。
（谢腊梅）和父辈相比，我们过春节就幸福多了，不说春节，平时就能吃到玉米煎饼，后来还能吃到馒头了。每年冬天父母都会买许多的萝卜和豆腐，冬天大多吃的都是萝卜煮豆腐，只有到过春节时，才可以吃到肉饺子。
我们过年时能够穿上新衣服，年三十晚上把新衣服整整齐齐叠好放在床头上，连做梦心里都在惦记着那件新衣服。哪像现在的孩子把新衣服乱扔，一点都不知道珍惜。
（罗来清）我小时候能够放鞭炮了，但不像现在孩子放成串鞭炮，而是拆开一个一个数着放。母亲烧年夜饭时，我就围着她讨钱去买鞭炮，她怕我再烦她就给我钱。家里有六个小孩，我是最小的，能够拿钱买鞭炮玩，像姐姐哥哥就不行了，所以他们一直怪母亲偏心。现在想想，那时也挺不容易的。
（罗蔚蔚）首先从吃的方面来讲，鸡鸭鱼肉是小时候过年的常备菜，不过后来已经是最普通的菜了。好像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年夜饭就开始出现什么大虾啊，螃蟹啊这些海鲜，人们吃得是越来越精致了。而且，近些年来还有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那就是许多家庭越来越热衷于在饭店里吃年夜饭，要不是因为今年刚好轮休到我，估计又不能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了，我得在饭店里忙到一两点啊。我想主要原因是家庭条件越来越好了，在饭店里订年夜饭起码得五百，而且大多数家庭喜欢自己提前定制菜单，一顿的价格通常上千。不过，一般来订餐的都不是小家庭，而是很多亲戚一起，一般都有十几个人吧。
穿的方面，现在春节无论男女老少好像都要买身新衣服。对我来说，衣服的品牌很重要，阿迪、耐克这些牌子是可以的，所以衣服一定要去专卖店买。
过年的变化嘛，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压岁钱的数额越来越大了，小学的时候去拜年，大人能给个20块就很不错了，有些会给10块的。上了初中以后，基本上都是给50块了，现在嘛更不用说了，100块好像是最低标准了吧。说到过年的氛围，我觉得现在年味没有以前浓了，除了走走亲戚好像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大多数时候就和平常一样在家里上上网，看看电视。可能是生活条件好了，家家户户都有电脑什么的，足不出户也能够娱乐吧。
语言的变迁
（谢时应）我从小是在船上长大的，靠打鱼讨生活，那时候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啊。妻子和我一样，也大字不识一个。解放前我们卖鱼经常吃亏，就是吃没上过学的亏。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桐庐，也没上过学，唯一会讲的话就是桐庐话，普通话我不会讲啊。以前电视里新闻联播，我也听不大懂，老是问我女儿电视里那个女的在讲啥，我女儿就用桐庐话讲给我听。不过现在电视看多了再加上平时听别人讲普通话倒是有几句话听得懂，如果要是讲得太快，还是不知道在说什么，年纪大了，反应慢了。
普通话我讲的最好的一句就是毛主席讲的“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句话是我学的第一句普通话，也是学的最好的。
（罗来清）我这个年龄的人，虽然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但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家境好的人上大学的也有，家境不好的小学没毕业也很正常。对于农村来说，大多数人还是家境不好的。小时候，我们家在村里应该算得上中上水平了，我父亲是村里有名的裁缝，解决吃饭问题还是可以的。我上到初二就辍学了，家里兄弟姐妹太多，压力太大，我成绩差，也不想上学，就干脆不上了。不上学以后，我刚好抽签抽到了放牛，就被生产队派去放牛了。再后来又去放电影，挣了点小钱又开始倒腾茶叶，反正年轻的时候什么赚钱干什么。我的普通话可不是上学的时候学的，那时候老师上课都用土话，很少有老师讲普通话，除了读语文课文的时候。有些老师讲的普通话也是“半土半洋”的，还没有我现在讲得好呢。我学讲普通话，还是那时候做茶叶生意，全国各地跑，被逼着学会的。我去过江苏啊，福建啊，广东啊，基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谢腊梅）我的命比较苦，虽然是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可是一点也没有受到宠爱，那时农村重男轻女现象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家的男孩过的比较舒服。我刚刚上学的时候父亲被关了禁闭，两年以后才放出来，家里就母亲一个人支撑，所以我上到三年级就不上了。记得那时候我的语文成绩特别好，记拼音特别厉害，那时我就有点会说普通话了。我结婚后，跟着丈夫到处跑，自然而然也就会讲了。平时和邻居、亲戚讲话，还是习惯用土话，都一把年纪了，讲普通话显得生分。
（罗蔚蔚）现在老是说着一口桐庐话，人家会说你不文明的。从上小学到初中毕业，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是用普通话上课的，平时和同学交流也都是说普通话，所以也就习惯了。说普通话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是越来越普遍了，估计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普通话快取代各地的土话了，不过这样也好，大家交流方便。我打算有小宝宝以后直接就教他说普通话，不教桐庐话了。哎，要是当初好好学英语就好了，听说现在很多家庭，小孩一出生就直接教英语的，学语言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啊。
两代人的婚礼
（罗来清）我1985年结婚，婚房就是现在村里的老房子，我母亲前两年住的那个二层的石灰房。那时候结婚都是住自己家的老房子，不会像现在年轻的人结婚要买个套间什么的。老房子卫生搞干净，置办些东西就行了。
那时父亲是村里有名的裁缝，谁家要做衣服都会找他的，所以我们家的条件在村里算得上中上水平了，结婚时送给女方的也是当时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还记得送了一块表，一辆自行车，家里重新置办了一套组合柜。我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衫。不过那种中山装也不是很正式的，有一点像西装的感觉，但又不是西装。
结婚办酒席这上面和现在区别也很大啊。我是在家里办酒的但规模也不小，我估计当时的农村是没有人在饭店办酒的吧。那时是不发喜帖的，而是在村里敲锣打鼓的通知一遍，父母又挨个上门通知，基本上整个村子里的每一家都会派个代表过来吃饭，酒席一摆就要摆三天，可热闹了。菜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鸡鸭鱼肉基本上都齐了，不过没有现在的什么大虾啊，蟹之类的海鲜罢了。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的，一般在过年或者家里要办大事情的时候杀猪。为了我，父亲把家里最大的猪杀了，全村人一起吃了三天。当时也是难得吃到新鲜猪肉，一般家里杀了猪都会把肉腌成咸肉，这样就可以保持很久了。每次过节或者来客人的时候蒸上一碗火咸肉，杀一头猪够一家人吃上一年了。
结婚有送礼钱的，有送些用的东西的。一般送钱的人都是几块钱，不过那时候物价也低啊。送的东西有脸盆、被单、床套、镜子之类的。我们那时候不叫礼钱，叫“凑份子”，当时我的几个小兄弟出了点钱拼在一起给买了一台梳妆台，质量很好的，到现在还在老房子里放着呢。这些东西虽然现在过时了，也用不到了，但是总是舍不得丢，都是些美好的回忆啊。
（谢腊梅）结婚时改革开放有几年了，操办婚礼还是比较隆重的，不像我母亲那一辈了。“三转一响”，是当时结婚不可缺少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柜子、桌子、椅子加起来要多少条腿，都是有讲究的。家里有八个姐妹，父亲被批斗关了几年，家里条件算村里最差的了，母亲为了不让我受委屈还是向亲戚借钱，买了一台缝纫机给我陪嫁。想想真的是很感动啊，当时父亲还说母亲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我知道母亲是心疼我，怕嫁妆太差夫家会看不起我。
不知道城市里的人结婚穿不穿婚纱，反正农村里结婚没有见谁穿婚纱的，我结婚时候穿的是一件红颜色的棉袄，本来是要去买的，刚好我公公是裁缝，所以就扯了布，结婚穿的礼服就是公公给做的。
（罗蔚蔚）我是先买房再结婚的，我们买了一个102平方米的套间，2010年装修完以后就结婚了。一般像我们这一辈结婚的是双方家里帮点忙，再加上自己的积蓄买个小套间，这样也可以过二人世界嘛。
现在不讲究什么聘礼啦，都是订婚的时候送礼钱。我的父母给对方家送了5万礼钱，她父亲给了2万块钱，让我们自己置办想要的东西。我们买了一台空调，一台电脑，还有一台液晶电视，一台微波炉，这些就是嫁妆了。
我记得妻子当天晚上就换了三套衣服。我去接她的时候穿的是婚纱，敬酒的时候穿了旗袍，敬完酒又换了一套衣服。结婚那天我们请了影楼的人来拍摄，我把妻子从家里接出来就去了江南的广场，摄像师一路拍摄，记录下了结婚时的点点滴滴。我穿的就是衬衫西装喽，嫌店里做得不好，还是定做的呢。
我的婚宴不是自己做的菜，而是在饭店订的酒席，去饭店办酒可以自己点菜，但大多数都是订好每桌的价格，然后饭店会给你合理安排好。不过鸡鸭鱼肉已经算最基本的菜了，现在的酒席一般有海鲜、鳖之类的菜。结婚的时候没有人送东西的，收到的都是红包，两百三百，关系近点儿的多一点儿。不过钱多钱少无所谓，关键是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