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章草、今草及楷书的出现

汉简墨迹是实用性的文字遗存，汉代碑刻是功利性的文字遗存。这些还都不是艺术化了的书法作品，而客观上，书法艺术却已经蕴涵于这些实用与功利性的文字之中。到东汉后期，文字书写作为艺术才渐渐成为一种自觉。汉文字书体的演变至东汉末年，已经基本完成了。

先秦的篆书到汉代演变为隶书，而隶书在汉代，一方面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书体获得了普遍使用的价值；另一方面，东汉中期纸张的发明，简牍一类的旧的书写材料被纸张渐次替代。纸张，这种最适宜于毛笔书写的材料，为书写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其书写意趣甚至发挥其艺术创造能力的新天地。为适应竹简的特性而孕育出来的隶书，在光洁平整的纸张上，让人看起来难免有些不必要的拘谨。同时，由于文字实用的需要，不容你永远四平八稳、工工整整地写。于是，隶书于此，又有三变：沿着率意的一路渐变为草书，沿着认真的一路渐变为楷书，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渐变为行书。

这里强调的是“渐变”。文字字体的演化，事实上有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而后人往往只留意其质变的那一刻。

一 章草的成因及特点

许慎说：“汉兴有草书。”他所说的“草书”是章草。章草是隶书的快写，是在竹简上出现并形成的一种便捷的书体。这种字体的雏形在今出土的敦煌、居延的一些汉简上以及《永元器物簿》中均可以看得到。《武威医药简牍》和《东汉建武三年简》（27）的结体用笔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章草书的体段，它保留了隶书的基本特征而又有所变化，以实用快捷为目的，变隶书的方折为圆转，化端庄为灵动。章草到东汉中后期，已有别于隶书，俨然成为一体。然而，历史上对于章草的产生却有各种传说，一说章草书体是汉元帝时史游写《急就章》，作章草。因此，章草书体为史游所创。一说是汉章帝作章草书。一说是汉章帝时人杜度所创。杜度创章草的说法最为逼真，这个杜度原名操，字伯度。后人因避魏武帝曹操的名讳，而改其名为度。南齐萧子良《书断》称：“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度）始变稿法。”唐张怀瓘《书断》更附会其说，云：“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为之章草。”这种造神传神的说法，掩盖了书法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他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在章草书接近于成熟的时候，以善书此体而闻名，却如日月在天而掩去了众星的光芒。

《东汉建武三年（27）简》

草书的出现与通行，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自然产生的。所以，早在先秦已经有篆书快写而形成的篆草，隶书出现并通行以后，又自然产生了由隶书快写而形成的隶草，此即所谓的章草。但快速书写是使用的需要，并没有多少艺术性在其中。只有到了有人能从中感受到并创作出艺术的草书，才可能成为一种书体被承认并广泛流传。

一般认为，章草书的形成当是在东汉初年，写章草有成就的就应当是上述几位。但将其上升为一种艺术的书体的则是东汉时期的帝王，如汉明帝曾因北海敬王刘睦善写草书尺牍，就曾命其写“草书尺牍十通”；汉章帝命杜度用章草书写章奏更是一例。但杜度的章草书，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标准章草书《急就篇》，是东汉和魏晋时期专供写章草字体的人学习的字书范本。传说东汉的张芝、崔瑗，三国时期的钟繇、皇象，两晋时期的索靖、卫夫人、王羲之都曾写过章草《急就篇》。其中以皇象写本《急就篇》存字最多，也最为后世所重。宋人叶梦得临皇象本共31章2023字。传至明代仅存1399字，明初书法家宋克又补写了616字，此即今日所得见之汉代标准章草书《急就章》。

（三国吴） 皇象《急就章》

东汉末年的崔瑗、钟繇、张芝等，都是擅写此体的大家。但章草是隶书的变种，其体势仍然带有波挑隶意，且因书于竹简，字字独立，不能连绵。因此，到东汉末年，这种书体便被更为豪放抒情的今草所代替了。

二 今草的出现与“草圣”张芝的贡献

今草不完全由章草演化而来，而是由东汉新兴起的楷书和行书变化而来。今草最大的特点是笔势圆转连绵，或一笔数字相连。用笔粗细浓淡虚实相间，结体大小随意，奇正相生。其书写的自由与体势的变化都比章草要丰富得多。

关于今草的产生，有人说它远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萌芽，《武威医药简》也可说是草得让人难以辨认，但这些都算不得艺术化了的草书，真正使草书成为艺术的是汉末人张芝。

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后迁居弘农华阴。大约生活在汉灵帝至献帝时期。《后汉书》有关于他的记载，附在他的父亲张奂的传记之后，只有简单的一句：“芝及弟昶并善草书，至今传之。”其余古书上关于他的记载也非常少，且都是关于他学书的事，说他学书临池，以至于“池墨尽黑”，“衣帛先书而后练”，可见其用功之精勤。庾肩吾的《书品》评论他的草书是“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而韦诞却称赞他为“草圣”。的确，张芝在当时因为草书写得高妙入神，在文士大夫中间造成了一种竞相学草的风气。赵壹的《非草书》以贬损的口吻，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

夫杜（度）、崔（瑗）、张（芝）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

在赵壹看来，草书不过是“技艺之细者”，“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课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这是说从实用上看，草书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它却有魅力。其魅力所在，居然使当世之彦哲，羡慕张芝的草书胜过孔子、颜回。这似乎有点可怪。可怪，是因为如赵壹之辈尚没有认识到书法尤其是这种看似无用的草书是真正的书写艺术。它虽然没有实用价值，却有令人心醉的欣赏价值。那些好之者、乐之者已经有了这种艺术的自觉。他们以一种惊喜的心情陶醉于这种抽象的线条艺术之中，甚至忘了世俗功名。

据说，张芝就是这样一位坚守雅操、隐居不仕的高人。张芝的作品传世者均收入宋代的《淳化阁帖》中，共五帖：作章草者为《秋凉平善帖》，作今草者为《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和《二月八日帖》。张芝曾师法杜度、崔瑗学习章草，后借鉴竹简草稿墨迹而自创今草新体，运笔狂放自由，字形变化万端，气势一泻千里。其所带给人的赏心悦目的精神快感，实非旧有的章草书所可比拟。这不仅在当时的士大夫文人中间形成一股竞相摹写的草书热。而且使张芝及其他后来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个传世的今草书派。草书作为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纯粹的艺术形式，从此开始真正出现在书法艺苑中了。

（汉）张芝草书《二月八日帖》

（汉）张芝草书《冠军帖》

然而，有人认为，张芝所作草书乃是章草，不是今草。如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即将绝矣。”（张怀瓘《书断》）这是说今草到了东晋王羲之与王洽那个时候才创出来。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也说：“今传世惟张芝、索靖二家为真，皆草书，而伯英书只有凤爵鸿鹄等数行。”至今仍有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合乎实际的，即张芝不是今草书的鼻祖。

殊不知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已经说过这种说法很“孟浪”。他说：“右军之前，能今草者，不可胜数，诸君之说，一何孟浪。欲杜众口，亦犹践履灭迹，扣钟消声也。……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伯英虽始草创，遂造其极。伯英即草书之祖也。”试观汉末赵壹《非草书》描摹学写草书者的癫痴状态，亦可知绝非是状其写章草书者，章草虽草，尚字字有规矩可循，不须癫狂。而如索靖所形容之草书，“宛若银钩，飘若惊鸿，舒翼未发，若举复安。于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耽思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八体，靡形不判，骋词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益越流漫，著绝艺于纨素，垂百代之孰观。”（《草书状》）倘若他只能作章草，则在史游、杜度、崔瑗之下而无所创新，何可称为“草圣”而彪炳史册？况且，王羲之亦云：“倾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为过之。张草又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见孙过庭《书谱》）王羲之所说之“张”，即张芝。若张芝只写章草书，王羲之会如此推崇并与之“雁行”吗？汉末书法艺术之自觉，正由今草之出现为一大明证，张芝之擅长今草而得为今草书之鼻祖，盖无疑焉。

三 楷书的出现与钟繇的创作

东汉末年，以楷书名世且最为后世所看重的书法家是钟繇。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钟（繇）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所谓铭石之书，即隶书；章程书即今所说的楷书；行押书，即行书。但在当时，隶书是传统书体，善写隶书的大家很多，所以，并不稀奇；而行书一体，传说为当时的一位隐居高士刘德升所创，在当时虽属新形成的书体，但会写行书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也不足为贵。钟繇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会写他人能写得好的书体，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章程书亦即楷书这种新的书体。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他生活于汉魏易代之际，主要活动于曹丕代汉以前。汉献帝时，钟繇由举孝廉步入官场，官至黄门侍郎。后曹操势大，挟天子以令诸侯，钟繇又转至曹操门下，成为一名地位显赫的重臣。后人因此对他的为人多有物议，甚至有人以“书如其人”的见解，说他的书法也带着他的人品特征，未免过于穿凿附会。

（魏）钟繇《宣示表》

钟繇的楷书，并不完全是他的独创。我们在今可看到的汉简墨迹以及魏晋时期的楼兰残纸中，都可见到楷书的某些形迹。钟繇只不过是在这些字的基础上，彻底地解散隶体，重新设计点画、安排结构，使之成为一种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的崭新书体。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说“钟繇少时，随刘德升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座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繇苦求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宋·陈思《书苑菁华》）这说法不一定可信，因韦诞之死，实在钟繇之后。而钟繇自述其“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法未终尽，后学其（指蔡邕）用笔。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这却不是虚言。

（魏）钟繇 《还示帖》

（魏）钟繇《力命帖》

钟繇书法真迹，历代皆视为墨宝，南朝宋时人虞和《论书表》尚记载“秘藏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到梁代，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已经叹息“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了。今所能看到的，多是后人临摹传刻之迹。他的隶书作品有《上尊号碑》，是汉隶中的上乘之作。前人称其“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祝嘉《书学史》）他的楷书、行书诸帖，明末清初人顾复在《平生壮观》中有一段很有见识的评价：“汉魏之交，分隶初变真行。钟元常苦攻笔法，至于呕血不顾，为古今书人第一。距今千六百年，其墨迹见闻于世者，惟《季直》一表耳。碑刻颇多，窃怪其用笔各不相类，何哉？《宣示表》《还示帖》犹算子，扁而肥；《力命帖》瘦劲而长；《墓田丙舍帖》行书流丽；《贺捷表》欹侧太甚。至于《白骑遂内帖》《常患常羸》《雪寒想胜》《得长风书》四帖，古意荡然矣！大抵翻刻多而故步顿失，岁月久而赝作横行，俾学古者难适从也。《季直表》开卷时，一望而识太羹玄酒意味。徐而察之，垂必缩、往必收，八法精劲而转折顿挫有力，绝无诸碑刻油滑气。此（《季直表》）唐摹之最精者。”顾复所言，是有些道理的。名家作品翻刻失真，后人作伪，都是在所难免的。但钟繇诸帖“用笔各不相类”，似乎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作为一种书体的开创完善者，必然有一个相当长久的探索实验过程，各时期的字在用笔、结体上有些不同，应当是可以理解的。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胡昭书肥，钟繇书瘦。而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又说“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这二位都是南北朝时人，当时还能够看到一些钟繇的书法真迹，然见鳞见爪，已不能得窥全豹。所以，同是钟繇的字，已经有指肥说瘦的不同。

（ 魏）钟繇《季直表》

不管楷书在钟繇之前有着怎样的形迹孕育，楷书的最后形成还是要归功于钟繇，它是钟繇对于书法艺术的自觉追求与探索所结出的硕果。然而，正如启功先生所说，钟繇之于楷书，正是“婴儿尚未孩”。说是“婴儿”，毕竟是完成了在母腹中的孕育而出世；说“未孩”，是说楷书的成熟与完善尚有待于来日。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帖北碑中，经过无数书家的探索得到了极大发展，最终在唐代呈现出百花争艳、绚烂多彩的鼎盛局面，那是体貌伟岸的“壮年”了。但不应忘记，这“壮年”是由钟繇笔下的婴儿成长起来的。

（魏）钟繇《白骑遂内帖》

附带说行书。行书的开创者，后人定为汉末隐士刘德升。而实际上刘德升之于行书，当与钟繇之于楷书同，并不是完全的新创，他当是最早为行书立规矩法度且卓有成就的人。在那样一个书法艺术刚刚自觉的时代，他的行书创作引起了士人的关注，并蔚成风气，受到赞誉，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刘德升何许人也？他的生平事迹，世人一无所知，书法作品片纸无存。有人说他是汉末的一位隐居高士。这位行书艺术的开创者，在书法艺术史上，只有这么一个牌位，而留下的却是一片想象的空白，未免令人遗憾。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怀疑行书在汉末的形成。如前所述，我们在钟繇的存世墨迹中，就已经看到了他的“行押书”《白骑遂内帖》《雪寒帖》《长风帖》等。完全可以证明，当时行书的已经成熟。

东汉末期，由于文字实用性的需求和艺术上的自觉追求，草书、楷书、行书在这一时期几乎是同时形成了，加上原有的篆书和隶书，作为书法艺术的书体此时已经齐备。此后，这五种书体虽然有发展、有完善，但新的书体却再也没有出现。书体的完备与书法艺术的自觉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艺术上的自觉追求，草书，严格地说，是草率地写字的现象也会有，那面目大概只能像郎中开药方的字，不会有多少美韵；工整的字也会有，那可能只是点线的组合，却不会有法度规矩风神蕴涵其中；行书也不过是为了实用而求便捷的一种手段。果如此，则独特的中华民族艺术瑰宝——汉字书法艺术就不会产生了。然而，事实是，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种种原因的促成，当时的士子文人从实用的文字线条结构中。发现了超乎其实用价值之外的艺术美，发现可以将我们民族的哲学精神乃至于个人的思想性情，融会进这些看似抽象的线条结构中。于是，在文字本身的意义之外，又在文字的形式上追求到了艺术地表达情感的别一种意趣。尽管这种艺术的追求还刚刚开始，尽管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在后人看来，并不像晋唐宋元时期那样辉煌。但它正像春蕾初绽，所给人的惊喜，当不亚于人们对万花灿烂的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