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韩与汉魏西晋王朝的封贡关系
秦朝，朝鲜半岛南部有古辰国。西汉时期，在古辰国之地形成马韩、辰韩、弁韩三个氏族部落集团。三韩中的马韩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在三韩中实力最强，“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47]西汉时武帝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设四郡，使之纳入中原的郡县统治区域。郡县设置促进了半岛南部三韩诸部与中原王朝交往，并先后与中原建立了朝贡关系。
西汉时武帝灭朝鲜国设四郡，以郡县的形式对半岛北部进行统治，加强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能力。东汉时，韩与东汉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禔等诣乐浪贡献。廉斯，邑名也。禔音是。光武封苏马
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48]这年“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东夷有辰韩、卞韩、马韩，谓之三韩国也”。[49]东汉安帝延光元年（122）春二月，汉朝“击高句骊、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献”。[50]建安时期，公孙氏经营辽东，使韩人内属，“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51]曹魏时，“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52]魏景初年间，赐予三韩君臣印绶，“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53]西晋统一后，韩人对西晋的朝贡活动频繁见于史册：“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54]马韩“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太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55]辰韩“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复来朝贡，七年，又来”。[56]
东汉时，历经一百五十余年的发展，汉朝未曾对韩人之地发动战争，韩人对汉朝日渐了解，使朝贡往来逐步得以实现。韩人对东汉王朝的朝贡，无疑会得到东汉王朝的丰厚赏赐与嘉奖，此外，汉王朝的强大，又可以作为一些韩部落的保护伞，对韩部落大有益处，这些因素必然促进朝贡的持续发展，因此，东汉时代韩部落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开始频繁。
东汉末年，公孙氏经营辽东，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加强。曹魏政权北征乌桓，对东北的部落政权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这都加强了曹魏对东北乃至朝鲜半岛的影响。西晋统一后，作为全国性的统一王朝必然会对朝鲜半岛带来很大的影响。从东汉至西晋，东北区域内的一系列变化使已经纳入封贡体系内的诸韩部落，将向中原王朝的朝贡作为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汉光武帝、曹魏明帝对韩部落首领的册封对于提升他们的地位是大有益处的。无论是作为其政治上的依托，还是作为文化、经济的一种来源，朝贡往来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西晋统一以后，韩部落的朝贡不断。汉魏晋时代，是韩部落纳入封贡体系并逐渐习惯于这一体系的过程，此后朝贡体系作为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纽带一直延续千余年。
[1]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 《后汉书》卷八五《倭传》。
[3] 沈仁安：《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4] 《后汉书》只记载了赐以倭奴国王印绶，并没有说明是金印紫绶，但据唐初张楚金撰、雍公睿注的《翰苑》倭国条“中元之际，紫绶之荣”的记载和倭国条后关于建武中元二年关于倭国记事的附注，可知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印是紫绶。同时紫绶原则上是与金印配套的，并且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金印是正确的，1784年2月23日，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发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可知《后汉书·倭传》记载的印绶应该是金印紫绶。
[5] 李季：《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第一册，学用社1938年版，第253页。
[6] 苏崇民：《关于中日关系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页。
[7] 参见[日]井伊章《倭之人们》，东京：金刚出版社1973年版。转引自沈仁安《〈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8]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9] 《后汉书》卷八五《三韩传》。
[10] 沈仁安：《〈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11] 王金林：《古代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东京：六兴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2] 沈仁安：《日本起源考》，第37页。
[13] 沈仁安：《日本起源考》，第38页。
[14] 沈仁安：《〈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15] 转引自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关于此次朝贡的倭国，王金林认为是初期的邪马台男王统治时期，国王帅升即是卑弥呼以前的第一代男王。参见王金林《古代的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转引自沈仁安《日本起源考》，第48页；日本学者井上光贞认为这次朝贡是以末卢国为首的小国联盟的朝贡，这个联盟形成于奴国衰落和邪马台国崛起之间。参见[日]井上光贞《日本历史一·从神话到历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65年版，第195、196页。
[16] 《后汉书》卷八五《倭传》。
[17]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18] 汪向荣：《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19] 李灿：《从曹氏墓字砖看古代中日关系》，《江淮论坛》1980年第4期。
[20] 《资治通鉴》卷七四，魏明帝景初二年七月条。
[21] [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5页。
[22]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韩传》。
[23] 《资治通鉴》卷七四，魏明帝景初二年七月条。
[24]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渊传》。
[25] 《三国志》卷三○《魏书·韩传》。
[26] 以上引文皆出自《后汉书》卷八五《倭传》。
[27]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28] 《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29] 《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
[30]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31]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32]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33]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34] 沈仁安：《日本起源考》，第134页。
[35]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36]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37]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传》。
[38] 《晋书》卷九七《倭传》。
[39] 以上引文皆出自《晋书》卷二《文帝纪》。
[40] 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41] 杨正光：《中日关系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3页。
[42] 李灿：《从曹氏墓字砖看古代中日关系》，《江淮论坛》1980年第4期。
[43]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44] 《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第一》。
[45] 《晋书》卷三《武帝纪》。
[46] 以上引文皆出自《晋书》卷三《武帝纪》。
[47]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三韩传》。
[48]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三韩传》。
[49]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50]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
[51]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
[52] 《梁书》卷五四《诸夷传》。
[53]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
[54] 《晋书》卷三六《卫瓘张华传》。
[55] 《晋书》卷九七《东夷传》。此处史料记载有误，咸宁三年在太康元年之前，按史料的表述及时间顺序，应为永宁三年。
[56] 《晋书》卷九七《东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