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研究基地

西方博物馆的丰富藏品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博物馆的科研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藏品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另一类是对博物馆组织机构和各项工作的研究，它促进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些学科同博物馆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互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应该论及的是生物学和自然史的研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生物学的创始人，他是最早试图对动物进行系统分类的，他的学生们试图对植物进行分类。为了开展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名学园里建立了一个动植物标本的贮藏室，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自然博物馆[11]。近代博物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自然博物馆开始的。据统计，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美国五十家最老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有三十一家收藏主要是动植物标本[1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乌利希•阿尔德罗万迪（Ulissi Aldrovandi，1522—1605）毕生从事自然史的研究，在胚胎学、鱼类学和鸟类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他的研究工作是同他在全欧洲旅行积累的大量标本分不开的，这笔珍贵的藏品是波洛尼亚公共博物馆藏品的基础[13]。19世纪以来，美国生物学和自然史的研究是同哈佛大学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华盛顿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生物学家路易•阿克西兹（Louis Agassiz，1807—1873）、亚历山大•阿克西兹（Alexander Agassiz，1835—1910）、斯宾塞•F.贝尔德（Spencer F.Baird，1823—1887）、查尔斯•D.沃尔科特（Charles D.Walcott，1850—1927）、亚历山大•韦特莫尔（Alexander Wetmore，1886—）、斯•狄龙•里普利（S.Dillion Ripley，1913—）是上述博物馆的创建者、赞助者和领导人[14]。

另一个同博物馆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是人类学。美国史密松学院在建立之初就把人类学的研究列为重要的科研项目，1879年建美利坚民族学研究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在开展野外调查，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组织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把人类学从分散、零碎的知识发展为一门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的学科。它所出版的《墨西哥以北印第安人手册》（两卷）、《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手册》（两卷）、《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南美印第安人手册》（七卷）都是人类学研究中里程碑性质的著作[15]。该局与自然历史博物馆密切合作，在博物馆内建立了人类学部。1965年合并为人类学研究室。著名人类学家长期在博物馆任职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爱德华•泰洛（Edward Taylor，1832—1917）从1883年起任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德国进化论派的代表人物阿道夫•巴斯提恩（Adolf Bastian，1826—1905）是柏林皇家民族博物馆的创建人。文化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弗里兹•格雷布内尔（Pritz Graebner，1877—1934）长期在柏林民族博物馆工作。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派创始人弗兰茨•博阿斯（Franz Boas，1858—1942）先后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担任纽约馆长期间组织和领导了太平洋沿岸的科学考察队，对北美西部和东北亚土著居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进行了广泛研究。

同博物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另一个学科是美学和艺术史。人们只要想一想，如果梵蒂冈的博物馆没有把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与巨蟒搏斗的雕塑完美无缺地保存下来，莱辛（Gotthold E.Lessing，1729—1781）如何能写出以“拉奥孔”（Laocoon）为题的著名美学论文？正是因为罗马、佛罗伦萨、维也纳、巴黎、伦敦、慕尼黑、纽约等地的博物馆藏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供公众观赏，雅可布•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才得以完成他那部遐迩闻名的文化史巨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Renaissance in Italien）。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为我们留下了《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威尼斯之石》（Stone of Venice）、《关于美术学会美术馆中展出的特纳绘画札记》（Notes on the Drawings by Turner Exhibited at the Fine Art Society's Galleries）等脍炙人口的艺术批评著作，也都是以分析和鉴赏博物馆的艺术收藏为基础的。

从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博物馆自身开展藏品研究是完全必要的。许多西方博物馆本身就是第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并以其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西方博物馆对于科学研究的贡献绝不限于此。博物馆的丰富藏品和文献资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美国史密松学院所属博物馆藏品达7500万件之多，仅仅依靠本馆研究人员完成对藏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鼓励、动员、组织社会上的研究力量对本馆藏品进行研究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史密松学院助理院长乔治•布朗•古德早在1895年就曾说过，博物馆的职责是“帮助学者从事扩大知识领域的工作，为他们提供资料进行研究、实验和应用，并以其收藏刺激科学家进行追本求源的研究，同时，推动科研成果的发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