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恢复与彰显：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

大革命的失败并未挫伤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积极性，相反，反而促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构自己政治符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是这样也开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土地革命历程。但中国共产党在究竟“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打算，也就是说在建构什么样的政治符号上一直摇摆不定。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时事问题简评》一文，文章明确地提出了苏维埃问题。他说：“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接着，他又说：“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但是，斯大林在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后，又马上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19]。他所要求的是苏维埃只有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才能兴盛，否则不能轻易高举苏维埃之大旗。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为了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国共产党仍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起义。包惠僧在回忆南昌起义时指出：“7月27日夜前委与江西省党委会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仍以国民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政治面貌出现，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内外反动派’、‘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等口号。”[20]

此后，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一方面提出要宣传苏维埃，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准组织苏维埃。它说：“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但是，它立刻又指出：“本党现在不提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因为“本党即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实处于不断高涨之中，“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21]。正是照顾到左派国民党的情绪，使得中国共产党没有组织苏维埃和限制对苏维埃的宣传。

针对这样的情况，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信，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信中说：“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信中提到：“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该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22]

毛泽东的提议反映当时党内存在着应独立自主地开展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的意见。中央也高度重视，并对此作了回答。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关于暴动之方式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这有以下的几个理由：“（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国民党的领袖已经被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所利用，以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不但背叛了国民党党纲主义中的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成分，而且葬送了国民党，使他要丧失正的那个的资格。”“（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23]“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24]“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还来不及完全消灭国民党），那么，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25]“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的政权万岁’！（民选革命政府）。”[26]

从中央的八月决议案中可以看出，中央仍然坚持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并未放弃使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但此事在党内则引起了广泛争议。贺龙在与李维汉谈到，“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李维汉在回忆中也提到，应抛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27]。“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时也没有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而是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他并致信党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至于南昌起义部队，在开始时虽曾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到汕头失守以后也决议取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28]

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气质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29]这个决议案正式取消了组织左派国民党的计划，提出苏维埃口号的决议。但并未推广到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换句话说，在小城市里的政权仍旧必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除去对国民党的左派问题），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30]

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31]至此，经历的曲折的革命探索，中国共产党正式举起了苏维埃大旗，确定了宣传苏维埃、组织苏维埃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广州起义，建立起了苏维埃政府。虽然其存在时间极其短暂，但其意义却很深远。1928年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提到了广州暴动的经过，指出：“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发动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掉，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32]

1928年1月22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提到：“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道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33]“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34]在广州暴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和广州暴动的结果与经验相联络起来。党的口号应当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35]例如，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现场彰显出此时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主要倾向。“1928年1月24日上午，遂川县城一片欢腾，李家坪广场人山人海。大会主席台两侧，挂着一副毛泽东亲手写的对联。上联：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下联：我今日斩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36]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已正式扛起了苏维埃大旗，开始了土地革命的序幕。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转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适应性。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37]正如列宁所说：“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像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38]刘少奇于1928 年10月5日在《论口号的转变》一文中也指出：“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斗争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如果争斗的形势已经改变，口号不及时地随之而改变，群众即没有一致的目标，将使争斗不能继续前进，无力而至于溃散。不仅全国革命争斗的口号是如此，即在一个工厂或乡村中小争斗的口号亦是如此。”[39]

“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40]确立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目标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并在此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样，新一轮的政治符号建设拉开帷幕。正如马克思所说：“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41]首先在党建方面，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书记职务后，着手使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化[42]。开始了对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强化了党员干部的无产阶级意识，正如1928年11月11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八七’以后，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坚决洗刷一般动摇的分子，改造指导机关，的确使党渐渐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党走向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43]党的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建设自身政治符号提供了根本条件。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主要通过学习苏联苏维埃建设的历史和经验而来的。苏维埃是个外来词，是俄语的音译词，成了革命政权建设的政治符号。“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44]以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权系统为例，川陕苏维埃组织系统由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区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乡苏维埃（工农兵）大会以及村苏维埃（工农兵）大会组成。其他苏区的政权结构也大同小异。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即“苏维埃区域”。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红色战士读本》第二册中就介绍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一些情况：“江西苏区（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粤赣边苏区、赣东北苏区、闽浙边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边苏区、川陕边苏区。此外，还有广西右江苏区、湘南苏区、鄂北苏区、皖南苏区、江苏南通一带的各小苏区。”[45]

此外，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其所建立起来的苏区里，围绕苏维埃制度开始了全面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历程，也即是“赤化”苏区，建立属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特色的政治符号。如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等领袖的图像和思想、对于行政区划和学校等进行重新命名、建设具有苏维埃象征的房屋建筑、散发和张贴标语口号等等。最为明显的就是提出自己的政治口号，如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7月9日的《政治议决案》就指出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中，他的主要口号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46]这些政治口号就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各军阀势力的重要政治符号。罗斌在《回忆红军的文娱活动》中所指出的那样：

那时候总的口号是“打倒旧军阀×××”、“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推翻南京政府”、“建立苏维埃”；对内提出：“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对群众则在墙壁写上：“劳苦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对敌军，就在两军对垒中高呼：“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些口号有的响彻在进军的路上，有的书写在村壁上，也有的被群众刻在岩石上，它简短有力，易懂易记，明确地把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团结对象，以及红军的具体的行动方针告诉部队、群众和敌军的士兵。这样的口号亘古未有人提出过，它给喑哑的中国以震撼和呼喊。[47]

1928年7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明确提出：“我党基本政治口号与群众煽动基本内容仍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帝国主义羁绊，推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政权及建立工农专政与组织苏维埃。”[48]正是这些政治符号成为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主要动力和力量。当然，任何政治口号都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1929年3月15日，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中就提出：“在鼓动上，我们任何微小的口号，都应该提出，只要他代表着群众的要求。我们都应该为这个口号努力奋斗。但是在宣传上，我们一定要提出我们自己的政纲，扩大我们党的政治影响。”[49]只要找到了发动人民群众的政治口号，就能发挥出政治口号的最佳效果。1930年2月26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指出：“目前党的总任务毫无疑义的是更加重了党之争取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全国危机的加深，‘反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反抗资本进攻’成为目前最迫切的中心任务，而‘争自由’‘要土地’‘要饭吃’成为动员群众最中心的口号。”[50]从另一侧面上看，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不仅仅是学习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更多的也是来自底层老百姓的需要，是广大人民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建设和发展。这正好应了列宁的话：“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51]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建构了一套十分完整的政治符号体系，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一个标志，如共和国首都、苏维埃政府主席、国徽、国旗、国歌、党旗、军旗、宪法、法律、公共建筑、纪念设施、政治团体、国家爱典礼等系统政治符号。广大苏区群众也开始认同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好景不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许多建立起来的政治符号产品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这却对苏区人民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革命教育，使之发生了彻底的心理革命。

尽管革命战略转移后中国共产党留下了许多政治符号载体被毁灭殆尽，尽管长征消解了许多政治符号意义，但长征本身则成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政治符号，正是有了长征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起直追、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同时，也为在抗战时期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