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体制机制

第一节　制度保证——新民主主义政权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为何能发展大规模的劳模运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其制度保证。共产党政权对边区的形势和任务有充分的估计，对动员民众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制度保证下，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劳模之间互动，劳模运动得以开展起来。

一　边区政府对组织民众的认识

为动员所有力量，组织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三三制”政权中，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的人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的人数；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的人数。尽管共产党员人数只占三分之一，但“三三制”政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虽然处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之下，但陕甘宁边区与前方的抗日根据地比较，还是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需要而且有可能搞好生产建设，以此来改善边区群众生活并支持抗战。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为此，边区通过领导人民群众以及党政军等共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及党政军的物质生活，减轻群众负担，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抗日经费问题，改善军民关系。

自秦至清代的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皇权官僚专制制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普通老百姓（不严格地可做民众意义理解）被作为统治阶层任意支配的“愚民”，是可以随意摆布的被动的东西。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民众是什么？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民众不是木头或机器。”[2]认识到了这一点，民众不再被作为木头或机器看待。有思想，意味着民众有创造力，可以创造财富；有要求，意味着民众会为自己的需求而奋斗、努力，如果努力也得不到最低的要求，民众会有反抗；能动，意味着民众在适合的条件下有可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想战胜敌人，组织民众显得异常重要。刘少奇在1939年指出：“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没有民众运动的自由，某些人还来统制与限制民众运动，甚至摧残压迫民众运动，所以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不能广泛的开展起来，为了动员千百万民众去参加抗战，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纠正这种情况，是十分迫切与必要的。”[3]

边区政权认识到了这一点。与以往政权不同的是，它们不但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还认识到组织民众发挥这种力量的作用。广大民众本身有各种需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而“经济要求是民众自己最直接、最容易感觉得到的要求。如果我们不问年龄、性别、籍贯及政治信仰的不同，凡是有共同经济要求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那就可以组织最广大的民众”。[4]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民众最需要的是粮食，是生存和安全。因此中共和边区政府组织发起大生产运动，并进而发起了劳模运动。通过劳模运动，边区政权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全边区的农村都要向淳耀县的白塬村学习，他们把全村七十二户男女老少和牲口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节省出三千个人工和驴工，每家比去年多打了一石粮食。都要向延安的吴家枣园学习，他们把全村十八户的人力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多打了一百二十石粮食。都要向安塞的马家沟学习，他们组织了全村的人力、牲口变工，开荒任务超过一倍”[5]。通过大生产运动和劳模运动，促进了生产，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

广大民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感觉到了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边区政府同时予以引导和推动，使民众了解到组织起来不仅有利于个人生产，还有利于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他们认识到，仅仅解决个人的生存和粮食问题还不够，如果陕甘宁边区不能巩固，群众还要回到以前受苦受难的日子里，因此救国与自救是一体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启发、推动下，边区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他们的要求也逐渐“从低级的提到高级的，从经济的提到政治的，从部分的、暂时的提到全体的、永久的，从地方的提到国家的、民族的”[6]。这种觉悟，同样体现到了劳模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对劳模奖励的标准，最初只注重个人的生产成绩，后来逐渐要求劳模要在保卫边区、爱护军队方面有贡献才符合标准。劳模们在生产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保卫边区的重要性，意识到自身提高文化水平对生产和建设的重要性，故劳模本身还提出了学习文化等各方面的标准。由此，边区民众本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众应该具有的要求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陕甘宁边区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政府需要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生产和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群众领袖。刘少奇指出：“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党和军队的领袖可以委派，而群众领袖是不能委派的。因此，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巩固的群众运动。有领袖、有纪律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运动。群众领袖应是成千成万的，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7]毛泽东将群众划分为三类：“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8]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干部培养成为群众领袖，但毕竟数量有限。直接从群众中发现、培养人才，使之成为群众领袖，成为共产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成为群众中的骨干，是另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具体通过什么形式来影响呢？在农村中，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成为重要形式。1944年12月5日，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作的政府报告中说，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成批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发展了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变工队和合作社。许多模范的变工队和合作社，都以劳动英雄为骨干，成为农村各项工作活动的一揽子组织，推动农村建设全面发展。

劳模生活在群众之中，直接与群众联系和接触，党的政策通过劳模等积极分子传达到广大分散的群众中，更为方便、快捷，也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同时，因为劳模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英雄直接出自于群众，本身就是群众的一分子，也能反映和代表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在共产党政权到达陕北之前，乡村传统的社会秩序以士绅为主导。而在共产党政权的划分中，劳模、乡村干部等属于积极分子，二流子等属于落后分子。这样，劳模等积极分子成为骨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者，士绅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虽有“三三制”政权，士绅也可以在政权里有一席之地，但在乡村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积极分子）。通过这种划分，劳模的地位显著提高，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努力向之靠拢，乡村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趋向统一。

二　政权与劳模之间的互动

劳模运动的主角是劳模，但劳模本人自己不会“造势”，需要政府从中起宣传、组织、推动作用，劳模起桥梁作用。在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和推广典型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与劳模之间不是单向传播，而是一个相互回应的过程。

首先，政府在发现典型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群众中的生产模范实际上一直存在，但以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也没有为群众周知。陕甘宁边区在面临巨大财政经济困难的时候，为促进生产，渡过难关，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边区政府希望树立生产中的典型，以促进边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此，在1942年的春耕运动中，《解放日报》派出记者在农村访寻模范的而且是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以让群众有学习的目标。记者写道：“一两个月以来，我们走过不少的农村，各个主要城市的县上、区上、乡上，我们也都调查过，好的例子很多，可总难找出一个能叫每一个人心里都折服的劳动英雄。”[9]在延安县各区区长联席检查春耕工作的时候，柳林区区长介绍了吴满有的情况，记者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吴满有。《解放日报》在头版对吴满有的事迹做了报道，并配发社论。普通庄稼汉上报纸的头条新闻，这在当时的群众看来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同时，边区政府在工厂中发现并树立了赵占魁这位模范工人，《解放日报》同样派出记者调查并予以报道。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上奖励赵占魁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发，指示要把这个典型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毛泽东的指示直接推动了赵占魁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发现典型之初，边区政府一般选择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大力宣扬劳模的事迹，使劳模的事迹广为人知。除了《解放日报》，各地都有当地的报纸。毛泽东指出：“各县的报纸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可以写进去，不必专等延安的《解放日报》。”[10]同时，边区各级政府一般选择在春耕期间或开农展会期间，人员众多、人群聚集的时候召开劳模颁奖大会。边区政府规定：“给奖时应召集附近之居民开群众大会举行，并将受奖者的姓名、略历及受奖诸条件，在全县利用各种会议上或民众组织中作宣传，以扩大其影响。”[11]通过政府的宣传与奖励，劳模生产积极性提高。刘玉厚在1943年被绥德地委奖励为劳动英雄后说：“咱什么也不懂，就懂得劳动，党号召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的事呵。”[12]表现出拥护党的号召和努力生产的决心。

领导者在培养劳模和指导劳模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党的高层来看，毛泽东除直接指示关于劳模运动的方向，还在第一届劳模大会期间，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后与吴满有、申长林、孙万福、张振财、石明德、刘玉厚[13]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经验。毛泽东勉励劳动英雄们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他们的好经验，以推动全边区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生产。关中分区专员习仲勋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各种变工组织由搞农业生产发展到开展拦洪漫地、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和从事运盐等活动。在习仲勋的引导和积极帮助下，关中分区涌现出一批闻名边区的、形式多样的模范劳动互助合作组织，如淳耀县白塬村石明德领导的变工队和后殿村的唐将班子。1943年11月1日《解放日报》报道：“过去关中修埝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东家修西家不修，所以一面修一面又冲开了，结果始终修不住……今年则走上了集体修埝。”“一区蒙家村二十多人七天完成七十多亩，大家实行换工，男子专门修，女人割草喂牲口……”在大生产运动中，习仲勋注意培养和发现劳动英雄。新正县二区雷庄村的共产党员张清益就是他培养起来的一个著名劳动英雄。张清益在雷庄村提议大家出力开荒种地，收获办“义仓”，并订立公约，选出公道的人管理“义仓”，遇到灾荒时，借粮给大家，收获后再加利归还。他创办“义仓”的典型经验，推动了“义仓”活动的蓬勃开展，“义仓”活动在陕甘宁边区各县普遍推行。张清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这也引起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1944年8月22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为防患未然计，各级政府应积极劝导人民创建义仓，积蓄余粮，以备万一。”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分区广泛开展学习和争当劳模的运动，在1943年的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分区表彰了劳模李学义。同年冬，关中分区召开大会，再次表彰奖励了一批劳模，推动了全区劳模运动的深入发展。1944年，关中分区有40余名劳模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模表彰大会。当年底，全区评出县级劳模57名，乡级劳模213名。贾恒春创办的纺织合作社和赤水县冯云鹏创办的粮食合作社，都是整个陕甘宁边区合作社活动的模范。[14]各县领导干部如王丕年、李望淮、陈铭等都对劳模运动予以极大关注。

其次，政府与劳模在培养典型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发现典型之后，政府尤其注意培养、提高和教育劳模，使之在各方面为边区民众做表率。在政府有意识的推动和帮助下，劳模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及时把各项政策传达给广大群众，并以更加主动的态度，提高自己在生产和组织方面的能力，又把群众中的经验、意见等反馈给政府，由此推进了生产。

1940年时，陇东分区党政干部在领导生产运动中，发现订农户计划是推动生产的一个好办法，经《解放日报》介绍后，开始引起各地注意。1943年春天，建设厅高自立厅长亲自帮助劳动英雄吴满有作了一个生产计划。到当年春耕开始时，各县以建设厅给吴满有订的计划为范例，普遍推行为农户订计划（见图2—1）。“制定农户计划是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也成为农业上组织起来的形式之一。由于边区农民文化程度低，难以自己制订切合实际的计划，政府派人帮助制订，但不可能做到户户俱到，一般采取抓重点的办法。帮助劳动英雄订计划成为其中的一项任务，这样可以作为榜样来影响与推动一般群众的生产。”[15]农村中的积极分子如劳动英雄有了计划，他们的生产中心更加明确，并能影响其他农民，使他们的生产也走上计划化。劳动英雄个人在订立完自己的计划后，条件好的还可以协助政府工作人员或单独帮助其他群众制订计划。由此，“高干会后，帮助吴满有制订去年生产计划，对边区按户计划及生产竞赛起了号召推动作用”[16]。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计划性不强，边区政府帮助劳动英雄和农民制订生产计划、村民公约和奋斗目标，并起主导作用。吴满有提出要把他所在的柳林区二乡创造成模范乡的计划就是与区乡干部研讨后共同制订的。

在部队，干部帮助部队中的劳动英雄制定奋斗目标。部队为劳动英雄张治国、武生华、郝树才举办生产竞赛总结会，共同订立下一年的奋斗目标并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一）思想上不断提高自己，绝不骄傲。（二）生产中始终站在别人前面，加强军事学习。（三）由创造模范班扩展为创造模范排。（四）继续提高文化，明年各人记日记，在明年的劳动英雄大会上各人把日记本拿出来检查工作。（五）在参加战斗时要勇敢的站到别人前面。”[17]他们的总结会，还有三位劳动英雄的领导参加，分别是张治国的指导员许法善同志、武生华的连长段全才同志和郝树才的班长呼占山同志。为劳动英雄制定的奋斗目标，从思想、生产、集体、文化、战斗各项均对他们提出了要求。

部队在春耕中一般规定，耕地的人上午耕地，下午牛乏了人也休息。警三旅九连的领导找到当时政治表现和生产都很积极的贺世仲谈话，鼓励他下午自动提出参加掏地。在他提出以后，领导上就号召大家和他竞赛，向他看齐，于是大家下午都不休息自动去锄地。三八五旅的武生华从延安参加劳模大会回部队后，旅首长和他谈话，指示他当了英雄应该怎样工作，团首长又要他到各营去讲话，宣传在延安开会的情形。在开全旅劳动英雄大会时，他订出了一个种一百亩地的计划。“旅首长也写信给四团六连的干部，要他们保证武生华百亩计划完成。”[18]

同时，边区政府还注意发现在劳模运动进程中发展的新形式，并加以引导和利用。1943年吴满有的生产计划发表后，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向吴满有挑战进行生产竞赛，吴满有应战，成立全庄生产互助小组，提议全庄竞赛，并主张把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军队和群众中去。朱德总司令和贺龙师长知晓后，电令边区所有部队响应这一生产大竞赛。1943年的边区生产竞赛热潮拉开帷幕。时任安塞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安塞县县长的许福才回忆道：“竞赛起源于安塞，安塞党政领导特别重视，提出凡是条件相同的村庄、行业、个人之间，都要迅速开展对手赛，各级党政领导必须把生产大竞赛抓起来，对重点村、劳动英雄要派人帮。县委重点抓马家沟，区乡干部都分包单位和个人，越抓越起劲，内容越丰富，效果越显著，呈现了行行出状元，村村出英雄的生动局面。到1943年底，获得了粮食大丰收、六畜兴旺的新气象，村乡区县层层总结经验，评选劳动模范，奖励先进，推动先进。在此基础上制定了1944年奋斗目标，为1944年继续大增产打下了基础。”[19]

再次，政府与劳模在推广典型中的互动关系。在个人典型已为广大群众所熟知，劳模本身被培养成道德和生产俱佳的“模范公民”后，边区政府注意教育和提高劳模，推广典型，并将个人模范扩展为集体模范，从各方面培养更多的典型和榜样。

在对劳模的教育和提高方面，边区政府倡导两种形式的作风。一种是王家坪式的领导核心和团结民主的作风。“绥德王家坪村是个模范村，它的特点是乡党政——乡长、村主任、县劳动英雄是有领导的，而劳动英雄和他们打成一片，结合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什么事都先经他们核心商量，后再开党员会，然后再开村民大会。”[20]一种是马家沟的读报组形式。它是劳模与群众结合的一种经常性组织，同时又是政治、文化与生产相结合的组织。通过读报组，劳模的政治觉悟提高，文化水平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也使得马家沟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同时，倡导劳模自我批评和群众对劳模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被称作“洗脸”。这说明边区政府注意到劳模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并有所思考和行动。

地方政府帮助劳动英雄创造模范乡村。在春耕工作中，边区政府要求“着重先给劳动英雄、二流子及上中下典型农户订计划”，“要迅速派人下乡推动春耕，县委、县府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上要抓住典型（劳动英雄村），培养与创造生产模范的村庄或乡，县委要直接经常帮助，取得经验以便推动全面生产工作”[21]。

部队中较早树立的个人榜样是张治国，并开展了张治国运动，号召士兵向他学习。1943年7月12日，“友爱”政治部发出指示，号召各单位积极推行张治国运动。指示中宣布张治国为革命的模范军人，开展张治国运动的办法是：（1）各部队进行一次关于张治国的劳动精神、学习态度及优良品质的报告，提出“创造张治国式的革命模范军人”，创造“张治国式的劳动英雄”的口号，发动热烈讨论，每个战士必须订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计划，向张治国看齐。而在组织上，必须加强这一运动的领导与检查。（2）收集《解放日报》、《部队生活报》及本部出版的战士读物中有关张治国的材料，指导战士阅读和研究。每班悬挂张治国的木刻像，造成一种向张治国看齐的热潮。配合司令部政治部颁布的模范生产工作的标准，发动工作人员向张治国学习。（3）要在这一运动中，提倡正派作风，发扬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克服落后的思想。在整训期间，要抓紧政治教育，借以推进这一工作。特别是讲解留政编印的整军问题的政治材料时，要和这一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22]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印的“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丛书”《模范的革命军人张治国》即为当时的学习材料。张治国运动在当时“苏州”部挖甘草生产任务中起了重要作用，部队认为：“这个运动告诉我们：表扬模范，号召向前进者看齐的运动，是推动工作最好的一种方式”，并且总结了某连开展张治国运动的经验刊登于1943年10月11日的《解放日报》：第一，开展运动的代表人物，不仅要生产成绩超人，而且要品质优良，否则在群众中将会遭到拒绝。第二，生产开始，要注意培养运动代表人物，而且要选择可能成为运动代表者几人，因为只注意一两人是不可靠的。第三，代表人物出现后，开展运动的时机选择很重要。第四，对参加运动者的条件，应有明确具体的说明和按其体力分别规定其超过额数，不能笼统地模糊地提出条件。第五，运动开展后，如何领导使大家言行一致，现出特色，防止空口高喊是一个主要问题。第六，开展运动，墙报切实及时地配合反映生产情形非常重要。第七，运动代表者完成任务和完成超额，又自动提出超额计划后，运动领导者适时地提出“继续增加超额”的口号是必要的，但不能过早与稍带强制性，致使大家畏缩冷淡，不敢响应号召。第八，开展运动，对过去没有完成任务的战士特别注意，提高其生产情绪，不能放任自流，自甘落后。这些总结的经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运动从选择时机、代表人物、宣传、奖励等方面的注意事项，说明当时的张治国运动已经进行得比较深入了。

到了1944年，部队要求：“今年的张治国运动，不只是号召大家向张治国学习，而是创造更多的各方面的典型人物，培养他们成为连队的骨干，成为各种工作的推动者。”[23]各个部队都更大规模地开展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有警一旅的郝正业运动，警三旅的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三八五旅的武生华运动，三五八旅的王德才运动，三五九旅的王福寿运动，独一旅的冯振僧运动，炮兵团的冯国玉运动。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很多单位都有以本单位劳动英雄命名的运动，运动开展得很普遍。

各个行业和领域开展劳模运动的一般过程即为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和推广典型：在实际生产和工作中发现典型后，领导上加以表扬和奖励，将典型树立为劳模，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并在群众中广为宣传；对树立为劳模的典型予以主动引导，帮助他们订立计划，推动他们展开广泛的竞赛，培养劳模除生产劳动之外的思想道德品质；领导上不断推广劳模的经验，发现和培养更多的英雄与模范，并由个人推广到集体。政权引导和组织，劳模响应和配合，共同推动劳模运动的开展。

三　劳模运动的实质与开展方式

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其实质是创造典型和推广典型的运动。典型既包括个人典型，也包括集体典型。当个人典型选择、培养到一定程度，边区政权更加注重由个人英雄向集体模范发展。在边区第二届劳模大会上，民政厅厅长刘景范指出：“今后两三年内，我们边区内的主要任务，仍是发展生产，努力增产粮食，达到有一年余粮，以备荒年；努力扩大植棉和防治，达到穿衣完全自给；努力提高产量和改进质量，达到工业必需品完全能够自己解决；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推进文化卫生，减少疾病死亡，加强练兵习武，准备反攻力量，这就是今后英雄模范运动的主要目标。”这里清楚无误地表达出劳模运动的目标与边区的主要任务完全一致。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需要全边区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需要创造模范乡村、模范工厂、模范合作社、模范部队、模范学校、模范医院等，概而言之，需要创造一个模范的边区。由此，劳模运动虽然主要通过表彰劳模个人而为群众所熟知和开展，但它并不是为了表扬某一个人，而是通过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这种行为和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边区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明确提出：“劳模运动不是一个行政机构，但也不是一个漫无组织的孤立英雄或模范工作者，或者单独的为表扬一个劳英而表扬。不把表扬奖励看作是组织群众生产的一个方法，脱离群众而孤立的看劳动英雄都是不对的。因为仅仅是表扬一个人或奖励一个人，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奖励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目的在使他们（劳模）能在群众中间起作用，能组织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并且在生产建设工作中起一定程度的提高作用。”[24]

在陕甘宁边区当时经济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劳模运动的开展方式以普遍为主，提高为辅，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刘景范指出：“但此种开展不是每一行业都来一种运动，而是按照具体情况，根据需要与可能来做。在提高工作上也须按着步骤，先使英雄在本身事业上提高，再由个人英雄推动集体模范，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强迫命令。”[25]个人典型的开展过程前文已述，集体典型的具体开展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培养典型并加以宣传。大生产运动中，各地都建立了变工队或变工组。如绥德郝家桥共有三十几个变工组，领导抓住刘建东一组并创造成为模范组后，即号召其他组向它看齐。石明德变工组与白塬乡其他变工队也是如此。“对于变工队的新创造新经验，用各种形式（如登报纸与黑板报、送鸡毛信）及时加以推广，效果很大，淳耀干部研究了胡文贵班子‘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经验并加以宣传后，其他许多班子抢种问题也得到解决而免于解体；又如他们将累进计工法介绍出后，许多班子的开荒效率大大提高了。对于变工队的积极分子与成绩较好的变工队及时的表扬及时奖励，对推进变工队发展也有很大作用。”[26]

其次，同一个集体中根据人员类别不同而开展不同的运动。如工厂中的一线人员是工人，同时还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边区政府在各种类别的人员中都创造典型。刘景范号召，要“在工厂管理人员中展开袁广发运动，在技师中展开沈鸿运动，在工人中间展开赵占魁运动，并把这三个运动在工厂中结合起来，向更高的创造模范单位的目标努力……在机关生产人员中，开展岳书恒运动，在机关管理人员中开展张子良运动，在机关技术人员中，开展陈长元运动，并努力创造模范的机关单位出来”。[27]

最后，要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即劳模、领导与群众三方面的关系。领导脱离了劳模，等于在群众中失去了依靠，就无法通过劳模这个桥梁来联系和组织广大群众，无法把工作落实；劳模脱离了群众，等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的劳模经奖励后，容易产生骄傲自大的毛病，需要双方面的努力，一是劳模本身力求进步，二是领导上注意培养和教育。刘景范指出，需让英雄们“（1）对自己不骄傲，不自满，不夸大成绩，不隐瞒缺点，自我批评，力求进步，争取永远当英雄。（2）对其他英雄应互相尊敬，互相学习，不要互相嫉妒或互相轻视。（3）对上应尊重领导，辅助领导，不脱离领导。（4）对下应爱护群众，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28]

陕甘宁边区建立的“三三制”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及政府了解群众的需求，通过劳模联系起广大群众，为开展劳模运动提供了制度保证。在创造典型、培养典型和推广典型的过程中，边区政府的引导、宣传、组织、推动贯穿其中；劳模在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推动下，在思想道德和生产上成为“模范公民”，并由个人典型逐步推广到集体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