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通过上述对学术史的检视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尽管开始关注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但仍然有如下几点重视不够：一是偏向重视边区政权对劳模运动带来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劳模运动和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解放日报》和其他文艺宣传形式对劳模运动氛围的制造、烘托，及群众对模范人物的理解模式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还研究得不够深入。三是以往研究多着眼于劳模运动所起的桥梁、骨干、带头作用，而对劳模运动对现代的启示意义揭示不足。四是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劳模个人，较少关注由劳模推动的模范村乡的建设以及作为群体的劳模现象，其实这也是劳模运动中相当重要的一点。五是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农业领域中的劳动英雄，而较少关注工人（赵占魁除外）、部队、机关、学校中的劳动英雄，尤其是对于模范工作者更缺乏足够的注意。六是目前对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资料运用还不够。七是对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中的一手档案资料运用还远远不够。

学术界上述有关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中相对薄弱之处，正是本书拟重点关注的地方，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首先，运用许多新的档案资料。本书使用了陕西省档案馆馆藏的陕甘宁边区时期相关档案资料，是研究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相当多的档案资料是在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没有提到和使用的。尤其是劳模运动的缺陷部分，本书将使用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以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劳模运动。《解放日报》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通过翻阅整个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系统地、立体地使用该资料来源，希望能对当时的劳模运动做全面的“复原”。本书希望通过结合原始档案与《解放日报》等系统的报道资料，对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做客观的事实描述。有鉴于此，对一些当时即原文在《解放日报》刊发，后经修改后存入档案或文集、选集的讲话等，并没有采用今天看来更权威的资料来源，而仍是选择了更忠实于原貌的《解放日报》。其次，探讨了目前处于研究空白状态的一些问题。本书用单独一章分析了以往学术界忽视的劳模运动的运作机制，如新民主主义政权与劳模运动的互动、奖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劳模评选方式的变化、各级召开的劳模大会、劳模运动的辅助方式，等等。这些是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中的操作程序。由于本书使用了陕西省档案馆的第一手材料，能够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这一过程。书中还注意到了非生产一线的模范工作者，注意到了“一揽子”英雄和模范村乡、模范单位的建设，注意到了民间文艺对劳模运动的宣传等现象，尽量突破以往研究中只重农业劳模、只重个人劳模、只重党报宣传效应的研究状况。最后，较新的视角。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劳模运动的组织和引导，本书意在探讨政权与劳模之间相互回应的状态，劳模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安排，他们对劳模运动的开展同样起了推动作用，研究目光适当下沉。

本书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以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为研究对象，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对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发展概况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劳模运动与边区政府的互动关系，厘清劳模运动的运作机制以及模范工作者产生的过程，探究劳模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模范乡村运动和劳模群体，论述以《解放日报》为主要代表的边区媒体对劳模运动宣传的形式和效果，考察各种文艺形式在其中的传播，进而重点分析劳模运动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对共产党政权和其他根据地的影响等方面。同时，利用大量第一手档案，分析劳模运动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本书除了绪论外，主要分六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章主要论述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产生的渊源、条件及劳模运动的发展概况。陕甘宁边区在20世纪40年代遇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困难。借鉴中央苏区促进生产的竞赛与表彰传统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经验，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生产运动，并出现了以农业上的吴满有和工业上的赵占魁等为标志的劳模现象。劳模运动由个人英雄发展到集体模范；范围由生产运动推广到文化、政治、军事及其他各项建设方面。

第二章主要分析劳模运动在边区政府指导下如何开展，劳模运动的运作机制以及模范工作者的产生，探究劳模运动过程中的模范乡村运动和劳模群体现象。陕甘宁边区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认识到群众的基本需求并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在运动中注意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且逐步由个人英雄发展到集体模范。在整个过程中，边区政府起组织作用、推动作用；劳模起桥梁作用，双方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回应的过程。陕甘宁边区奖励劳模的制度基本经常化、定期化，而且还写入了边区自治宪法，有了立法保证，可以认为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奖励制度的雏形。在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和1943年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后，抗战环境的变化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使模范工作者运动开展起来。模范乡村运动的开展，是基于对“一揽子”劳动英雄的认识，在实际过程中不可能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劳模在陕甘宁边区已形成一个群体，有自己的特性。

第三章主要论述边区主要媒体以及各种文艺形式对劳模运动进行的大规模宣传，并评析了宣传的形式和效果。面对边区内部的受众文化水平低，交通不发达的落后的传播环境，以及边区外部的“围剿”和封锁，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选择了大规模的典型宣传方式，塑造了一种政府和群众在战时情境下都急需的榜样模式——党领导和教育下的有新型劳动观念的、觉悟的、受人尊敬和爱护的农民（或工人等）榜样，在短时期内收到了统一思想、发动群众的强大效果。延安文艺座谈会及边区文教大会后，大量的文艺工作者下乡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创作的内容以表现工农大众的新生活、新人物为主，其中的“新人物”就是在党的政策下发家致富，拥护政府和军队的农民代表，以劳动英雄为主。在延安时期的戏剧里，传统的政治或军事舞台上的精英式的“英雄”被置换成庄稼地里、工厂房里、田间地头的“草根”英雄。

第四章主要论述并分析劳模运动产生的社会影响。劳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劳动英雄或被作为党员的主要发展对象，或被团结、培养到边区政府中，成为乡村新的权威和领导核心。他们主动参与乡村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支援抗战。劳模运动成为共产党政权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较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有利于共产党在边区、其他根据地地位的巩固，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劳模评选制度和模式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在劳模运动的推动下，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集体主义观念开始形成，根深蒂固的婚恋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妇女地位有所提高，社会风尚处于变动之中。

第五章专门讨论劳模运动开展中的缺陷。由于是一种较新的工作形式和方法，共产党执政的经验不足，加之抗战期间艰苦的环境和形势，劳模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主要原因是对劳模的定位和功能不清晰，并观察了边区政府对缺陷的一些应对措施。

余论部分回顾了陕甘宁边区时期几位著名劳模的个人状况，通过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劳模表彰制度，联系当今的劳模状况与主流媒体在宣传中的角色，分析了劳模运动对新时期主流意识的培养与核心价值观建设所起的作用，对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与当代劳模评选进行了比较和评价，借鉴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