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关系与精神健康

一　社会关系与健康研究的历史起源

伯克曼等学者的文章[29]对社会关系与健康研究的历史起源作了详尽的阐述。社会关系与健康相关研究的理论起源是以兼容并包的形式出现的。最早源自于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以及如约翰·鲍比，一位英国的心理分析学家，他建构了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

迪尔凯姆对社会性整合力和凝聚力（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hesion）如何影响死亡发生的研究贡献，对以后的研究影响深远。他解释了人们的病理为何是社会机制所造成的[30]。在对于自杀起因的研究中，迪尔凯姆将自杀的本质性原因大部分地归结为群体的社会整合程度。约翰·鲍比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提出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31]，婴儿的依恋对象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圈，他们以此为安全基地，而能够接着在更大的环境中探索和前进。对于青年人，约翰·鲍比将婚姻作为安全基地，人们以此为基础去工作和探索其他事物[32]。约翰·鲍比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阐明了人们对于安全依附及其所带来的爱、信任的需要，安全和自信的感觉能够使人们在一生中维系持久的、相爱的、安全的人际关系[33]。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系列研究均显示，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的缺乏预示了许多死亡的原因[34]。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好友及亲属的数量，婚姻状况，在宗教与社会团体中的关系等。这些测量都统一地将“嵌入性”或“整合”界定为，从亲密到扩展（from intimate to extended）的卷入性关系。大多研究既包含对“强关系”的测量，也涉及对“弱关系”的测量[35]。

关于社会网络的早期研究中，一些健康心理学家主要不再关注于对社会网络结构的阐明，而是转向关注于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例如，社会支持的提供，或者社会关系有害于健康的方面。特别重要的贡献为，卡恩和安托露丝[36]提出的“护航理论”（convoy model），这一理论将个人的一生视为：在穿越整个生命的过程，个人的周围是由他人环绕的，这些他人与个人共享经历、历史并能为个人提供支持，并且彼此在一生中互惠。林南和他的同事们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37]对由豪斯（House）[38]所提出的支持的几个关键部分进行了界定。

尽管以上的研究都表明，社会关系研究最重要的方面是网络所提供的支持。但伯克曼等学者[39]认为，社会支持并不是网络影响健康的唯一途径。事实上，社会结构和背景是影响社会网络和支持的基础。当前社会网络的研究中，也有许多是对社会地位和经济不平等与社会网络之间关系的研究[40]。因此，社会网络实际上是通过许多途径对健康产生影响的。他们用下图（见图2-1）来表明社会网络与健康的研究关系。从宏观社会背景（作为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基础），到社会网络的形成，到使社会网络产生效应的四个途径（社会支持的提供，社会影响，社会参与依附，资源或物质的获得），最后到微观心理或行为过程（直接的心理压力反应；涉及自信、安全感受、自我效能在内的心理状态；有损健康的行为或有益健康的行为；身处疾病感染的网络中）。

二　社会网络与精神健康

19世纪50年代，许多英国人在既定的群体框架下很难理解人们的行为。巴内思[41]和博特[42]发展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去分析人们的关系，例如工作获得、政治行为或婚姻等，而这一概念跨越了传统关系、阶级等概念的限制。社会网络模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人际关系的结构性视角，而不受群体分类的局限。网络分析关注结构和网络的组成，以及在这些网络中流动的内容和特定资源。社会网络理论的力量在于它立足于可测量的假设，这一假设是，网络的社会结构通过形塑那些可以决定机会获得的资源流动，从而较大程度的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和态度。网络理论家们分享了迪尔凯姆和结构功能者们的许多中心假设。核心的相似点为，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安排形塑了人们可获得的资源，并因此也影响甚至建构了人们的行为和情感反应。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发现网络的结构可能并不总是与默认的“社区”（Community）结构相一致，这一默认的结构是以地理或亲缘标准为基础的。因此，威尔曼[43]认为：社区的真实本质应该是社会结构，而非空间结构。社会网络法之独特的分析重点在于，强调分析社会网络的结构，描绘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联络图，研究的既是网络中参与的中心人及其关系，又包括在中心人网络中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网络分析被认为能够更加有效地理解人们的健康或疾病行为，这些行为与支持者或支持信息之间紧密联系[44]。Israel[45]区别了一系列网络特征：规模或幅度（size or range），密度（density，网络中所有成员相互联系的程度），单向性或互惠性，持久度，同构型或异质性等。在支持研究中，大多数都是依靠中心人（支持获得者）对他们如何获得支持的自我报告来搜集资料的[46]。

（一）社会网络法与精神健康相关的理论解释

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有两种理论解释[47]：

（1）“社会整合论”（social integration argument）。这一观点认为，一个整合性较好或邻里关系较好的社区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为其成员提供舒适感和安全感。在集体的荫护下，对个人健康的各种威胁或破坏都得以最小化。一个好的社区能够减少某些偏离行为，如犯罪等。另一种功能是，它能强化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和个人价值感。在一个关系友好的社区里，人们能够感受到需要和被需要，也希望为他人的幸福付出，同样，这也将强化他们本身的幸福感。

（2）“支持论”（support argument）。这一观点关注于人们能够从他们所在的社区或关系成员中获得的资源。由于人们自身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充足的，可能不足以满足所有的个人需求，因此网络能够使人们从周围的人那里受益，并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这一情况特别发生在危机时刻，例如亲人过世、孩子照顾、失业等。另外，人类是社会性的，因此社会交往本身也给人们提供了心理支持。

从第（1）种解释就延伸出关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研究：社区整合或解体的程度是怎么样的；社区成员间关系是怎样的。这些研究试图证明，不同的社区人群，不同的整合程度对应了不同的精神健康程度。第（2）种解释则开启了另外一些研究，即人们是否能够在危机中从他人那里获得或接受帮助，并且这些帮助是否能够减少紧张或压力。

（二）社会网络的定义及测量指标

Michell将社会网络定义为：限定的一组人中的特定的连结群，或者，一个特定个人的关系群。网络的属性的差异可以两组对比来体现：（1）网络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network／social composition）。前者是指与网络中结点（nodes）的分布和他们的联结相关的特点，如规模和密度；后者指网络中人们的社会和个人属性，如收入差异。（2）以结构为基础的网络和以关系为基础的网络（structural／relational focus）。前者指网络中各个结点的相互关系；后者是指中心人与他人的关系。根据这两个维度，结合他们对社会网络和精神健康关系研究的总结，林南和皮克[48]将社会网络特征分为四个类别，如表2-1所示：

林南和克里斯汀·皮克（M．Kristen Peek）对上述各项均有详细的介绍和回顾。在本书中，“网络组成”这一维度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

（1）“网络规模”（network size），在测量网络与身体和精神健康相关性的研究中最为常用，它属于以结构为基础并体现为网络组成特征的变项。社会网络规模是指，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ered）的网络中人的数量。林南和皮克发现，大约有12项研究表明网络规模有利于精神健康，但至少有2项研究结果相反，并有6项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无显著相关。例如一项对近来离婚或分居的人们的研究表明，那些成功应对婚姻破裂事件的人拥有更大的网络规模[49]。鲍林（Bowling）和布朗（Browne）[50]发现，对于那些高龄人群，较大的网络规模提供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因为较大的网络有利于他们减少独处的时间和频率。博特（Burt）[51]发现，人们对快乐的表达会随个人讨论网规模的增大而增加。

但乔治[52]等人发现，对于那些具有抑郁症状的中年或老年人中，拥有较小的网络规模的人抑郁症状更少。这验证了一些研究者的观点，即，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有利的。海恩斯（Haines）和赫尔博特（Hurlbert）[53]发现，那些拥有大的社会网络的女性，增加了暴露于压力之中的风险，这将加重她们的紧张程度。另外，有研究[54]发现，不同的婚姻状态下，网络规模对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都没有影响。

（2）“交往频率”（frequency of contact），是指在本人与特定网络成员的交往的经常性状况如何。这一变项属于以关系为基础并体现网络组成的变项。通常交往频率与精神健康有正相关。大约有6项研究表明了两者的正相关，也有6项研究显示为无显著相关，而只有1项研究结果为负相关。交往频率能够影响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而且也能够说明一个人社会整合性的情况（social integration），而社会支持和社会整合性均有利于精神健康。因此交往频率能够直接影响精神健康，或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整合性为中介，间接影响精神健康。

（3）角色构成（role composition），是指在网络中特定关系的比例，如亲属、朋友、非亲属等。这些变项属于以关系为基础并体现社会构成的变项。一些研究表明，“亲属-非亲属”在网络中的比例对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尽管正负影响的结果都存在。一些研究证明，在有大量压力的生活情况下，配偶和好朋友的存在对抑郁症有缓冲作用。有研究发现亲属组成对精神健康并没有影响，研究表明，如果与相邻者中关系紧密的人在整个网络中比例高，以及经常接触的人在整个网络中比例高的被访者，较少抑郁症或精神不满。

三　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

（一）社会支持的定义、分类与测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大量关于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反复证明，支持性社会关系与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相关，社会支持的概念已深入精神疾病的过程与病理学研究[55]。此类研究关注之所以频繁，第一个原因源于社会支持在病因学中可能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主效模式和缓冲模式两类研究。第二个原因在于，社会支持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社会支持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和情感帮助的作用已被广泛承认，例如帮助人们不再从事以前的行为，在人们的康复过程中重要的支持作用等。第三个原因可能在于，社会支持这一命题能够有助于整合关于社会心理学因素和疾病的各种各样的文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行为科学家就开始尝试辨别那些影响健康的各种社会心理学因素，但其内容广泛而松散。社会支持的概念却可以对这些发现加以整合：这些发现中许多影响健康的心理学因素最初都是通过破坏人们的社会网络来实现的。例如，大量研究证明那些处于失业、换工作、搬迁、移民、爱人过世中的人们，具有较高的患病率，而所有这些事件都涉及现有社会网络被破坏。人际关系的破坏也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鳏寡孤独或离婚者比结婚的人有更高的疾病率；那些宗教成员则被发现有较低的发病率[56]。

社会支持的概念在各类文献中讨论广泛并且多种多样[57]。林南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这一定义体现了对实证性数据较强的适用性。即，社会支持是主观的或实际的、功能性和（或）情感性支持，它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信任伴侣组成。另外，林南还提出了一个理论性定义：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支持是能够获得并可运用的或类别一致的关系。综合性定义说明了社会支持几个重要因素，这和许多研究都是相一致的。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dimensions of social supports）。前者是指可观察到的个人得到的支持，这一信息可从其他人中收集，并且不依赖于个人得到的支持。后者是指，对从重要他人那里得到的支持的质量和数量的充足性和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以往研究均表明，主观支持不仅比客观支持与精神健康更相关，而且客观支持往往是通过前者促进心理健康状况的。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还说明，主观情感支持与较好的精神健康直接相关[58]。值得关注的是，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会支持的主观层面与客观层面并不显著相关[59]。在支持研究中，大多数都是依靠中心人（支持获得者）的自我报告来搜集资料的[60]。

社会支持的种类。社会支持种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压力缓冲研究中，只有特定的支持在特定的压力下被提供，才有可能产生缓冲效果[61]。定义最明晰的两种是，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emotional support）。工具性支持是，运用关系为途径以达到某一目标，如找工作、借钱等。情感性支持则是既是运用关系为途径同时也是以此为目标。情感性支持是分享情感，疏导痛苦，对问题或事务达成理解的行为[62]。另外，有时第三种支持与其他类别相区别，即“社会陪伴”（social companionship）[63]。

上文提到，许多研究发现，主观情感支持与较好的精神健康直接相关[64]。而有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工具性支持比信息或情感支持对抑郁症有更强的预测作用。西曼（Seeman）也发现，从家庭和朋友得到的工具性支持越多，冠状动脉疾病越少。这些结果可能表明，服务的提供和经济支持能够帮助人们避免压力情境，规避抑郁症风险。在一项压力事件对大学生的潜在致病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工具性支持并没有有效的压力缓冲作用，而信息和情感支持是有效的[65]。

社会支持资源的三个层面。在林南的定义中，支持资源，或支持者（support resources）由三个层面组成：个人所处的社区，社会网络和可信任的伴侣。首先，最外层并且最通常的一层由较大的社区关系组成，它反映的是与较大社会结构的融合，即“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ness）。如教堂、学校、某一机构等。其次，与个人更紧密的一层由社会网络组成，通过这一网络，人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其他人，并且与这些人的关系提供了“紧密感”（a sense of bonding）。最后，与个人最紧密的一层是由可信任的亲密伴侣组成。这一层关系体现的是“结合感”（a sense of binding），它体现了互惠性和交换原则，以及相互的责任和理解[66]。在实证研究中，支持资源的指针通常具体化为一系列以本人为中心的关系，如亲人、朋友、同事等。

社会支持用于通常人群的测量，最简单的就是亲密关系是否存在，皮尔林（Pealin）[67]用这个方法测量了美国芝加哥地区18-65岁成年人的压力过程。在一系列纵贯研究中，他们发现配偶、亲属和朋友，一方面对人们的健康有主要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人们的失业有压力缓冲的作用，从而间接有利于人们的健康。威尔曼在对多伦多市东约克人的亲密关系（提供6位自我感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调查中发现，98％的人们至少有一个，超过一半有5位或更多。

社会支持资源的测量方法。在调查分析中，有四种描绘社会支持的方法[68]。一种是“互动法”（interaction approach），这一方法是询问人们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和其他人的联系记录，如回忆过去一周内的所有联系人。这一方法并没有考虑关系的类别，例如将没有支持性质的贸易伙伴也纳入分析，同时涉及的联系人太过广泛而很难对人们的联系人进行标准化。

第二种是角色关系法（role relation approach），这一方法认为人们最初是被特定的人群所影响，这些人群拥有嵌入于特定文化环境的角色关系，并且随之赋予了一系列的预期、权利和义务，例如亲属、朋友、邻居等。但这一方法忽略了其他可能未被定义但依然有支持作用的关系，而且不同的文化和情境下，人们对关系的命名可能会有所差异，例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朋友的区分会有所不同。

第三种是“情感法”（affective approach），例如，让受访者说出谁对他们最重要或具有最亲近的关系，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由人们自己决定关系的重要性，但缺点是人们对于关系评估的标准会有所差异，而且一些重要的关系也可能被忽略。以上这三种方法都采用了“提名法”，但都没有直接关注一种关系的支持内容，并且这些被提名的人，可能也并不是提供支持网中的一分子。因此单纯的“提名法”对于描述支持网络来说，太笼统了。

第四种是“互换法”（exchange approach）这一方法是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social exchange theory）。行为学家经常视人际关系准则为“所得即所值”，因此，被认为回报越多的人，则越能得到支持。从交换理论中，可以得到对人际关系分析的一些启示：例如交换平等能够有利于关系的满意程度，交换与回报将决定关系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关系中的交换或互动之所以是支持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可能会有更多的回报，而且因为互惠性交换的时间延续性使得人们相信对方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会提供帮助[69]。社会学家用社会交换理论研究婚姻关系，他们在研究中强调婚姻生活中的相互的角色行为预期[70]，或强调这种互惠是婚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71]。因此，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可以预期谁会是自己的支持源，这一理论操作化后，形成了一系列可以测量个人网络的标准。例如人们被问：“你们一般和谁倾诉烦恼？过去三个月谁在家务方面帮助你？”等。这些互动行为被视为社会支持。可以看出，“互换法”将“提名法”和网络中关系的支持内容结合在一起。另外，范·德·普尔（Van der Poel）[72]对于“互换法”的研究表明，仅仅一个问题不能充分描述完整的个人支持网，因此他对十个问题进行了检验，这十个问题包括：情感支持方面找谁倾诉--与配偶之间有问题、感觉压抑、面临主要的生活改变；工具性支持方面找谁帮忙--家务问题、感冒时的照顾、借钱、借物、填写表；社交陪伴找谁相伴--一起外出、拜访。最后发现“五问题法”（生活改变、家务、借物、外出、陪伴）能够解释支持网络规模中84％的网络规模的方差变化，并且涵盖支持网中3／4的人口，同时范也认为，这一方法的使用应该在不同地区文化中考虑本土化问题。

另外，采用“互换法”测量社会支持，如果人们被问及的是“如果有困难，会向谁求助”，则这一帮助并不是实际发生的，而是人们可以选择的潜在支持者。事实上，大多数人选择的依据就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建立对未来支持的预期[73]，有研究[74]也表明，人们通常都可以正确地预期其可能获得的帮助。尽管“互换法”询问的是某一压力情况下的支持，但由于探讨的对象是潜在的而非真正发生的支持，是人们预期的支持，因此，这一方法实际探索的是“主效模式”的作用[75]。1986年，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ISSP）对西方7个国家进行社会网络和支持的抽样调查即用了此方法[76]。本书对社会支持的测量正是借鉴了“互换法”这一方法。

（二）社会支持对健康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压力理论（social stress theory）

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对情感、精神和自我感受的影响而产生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的减轻相联系[77]。研究普遍认为，支持性社会关系对于社会压力具有缓冲作用，而社会环境中的压力往往与精神问题相联系，因而，社会支持往往对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78]。

许多研究验证了社会支持对抑郁症状有直接影响，即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则抑郁情况越少。在所有年龄段的研究中，这一模式均成立[79]。更为重要的发现是，社会支持，特别是主观精神支持能够缓冲压力事件所产生的抑郁和抑郁症状的风险[80]。另有研究表明[81]，晚年中社会疏离将增加抑郁症的风险。而一些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有关[82]。在心理健康方面，一致的研究结果是，社会支持主观评价的充足性，比支持的客观可获得性更为重要。

社会压力理论经常被视为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精神健康的有效途径。根据这一理论，压力（stressor or stress）是指“在环境需要和个人应对这些需要之间的失衡状态，而这种状态由个人感知或实际存在”[83]。乔治[84]认为压力分为三种：（1）生活事件（Life events），是指突然发生的、打乱人们正常行为并威胁人们生活的生活改变。（2）慢性压力（Chronic stress），它是指威胁人们生活的、长期存在的状况。如，工作压力，经济剥夺，人们关系和角色压力。这两种类别与皮尔林[85]对压力的分类一致，而乔治还区别了第三种类别。（3）日常烦恼（Daily hassles），是指平常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定压力的事件，这些事件压力强度相对较小。许多研究均表明压力与抑郁症显著相关。而且，三种压力对抑郁症的影响有所差别。一些研究发现“慢性压力”和“日常烦恼”比“生活事件”对抑郁症有更强的影响[86]。

在压力理论中，社会支持对压力的影响有缓解功能。这表明社会支持是减轻压力负面影响的重要资源。两个模式常被用于解释这一关系。一是“主效模式”（main effects model）。这一模式认为，社会支持对健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而即使压力不存在时，这些影响也同样存在，即无论人们是否经历压力，社会支持都能促进人们的精神健康。病因学的解释：其他人的帮助或本身处于社会组织之中，能够普遍增强人们的自信心、稳定感、对环境的控制感。这些心理学定位能够通过对神经内分泌或免疫体系的功能而影响人们的感病性，促进人们健康的行为；也能够通过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回馈避免可能造成心理疾病的压力事件。社会角色论的解释：Triots认为，角色关系提供一系列身份和自我评价资源，也是控制感和自信心的基础。健康的强化正是因为角色的参与，为人们提供了生命的目标和意义，从而减少了焦虑和绝望的可能[87]。

另一模式为“缓冲模式”（buffering effects model）。这一模式认为社会支持的有利作用只发生在有压力的时候。根据这一模式，社会支持会提供给人们一定的应对特殊情况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在压力-病理的过程中，支持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一是支持可以在压力事件（或预期的压力中）与压力经历的过程中进行干预，二是支持对压力经历和病理学结果之间的干预，这些干预都是通过对压力事件或情境进行再定义、减弱压力影响，或强化人们的应激能力、减弱或阻止人们对压力的应激反应，从而阻隔压力[88]。

当然，两种理论模式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乔治[89]认为，社会支持既可以通过孕育自信心或自控力而对抑郁症状产生主效作用，或可以在高压力下对抑郁症状产生缓冲作用；也可以是社会支持的某些方面对精神健康有直接影响，而社会支持的其他方面只在危机中发挥作用。

凯斯勒（Kesseler R．C．）和麦克劳德（J．D．McLeod）[90]的一篇文献对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关系各类研究进行了回顾，其中重点关注了主效模式和缓冲模式两种作用机制。这里研究者将各项研究中社会支持的测量指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系网成员身份，包括被访者网络的数量、参与组织的数量、与网络或组织成员交往的频率等；第二类是精神支持，包括亲密感、信任感、被尊重感，反映了被爱和被关怀的感觉；第三类是支持的主观可获得性，涉及被访者感觉能否得到实质性支持、信息支持或情感支持。压力主要是指重要的生命事件。整理后的结果发现：（1）主效模式，在8项关于关系网成员身份、并检验没有缓冲机制存在的研究中，有3项有主效机制，另外有一篇关于主效模式的文献综述中[91]，也有大量研究证明，归属于某一网络组织与人们的精神健康相关，包括朋友的数量、和朋友外出的频率、教堂活动的参与、俱乐部身份的数量等；对于验证具有缓冲模式的研究（关于精神支持和支持主观可获得性），很难证明其是否存在主效机制，但其中少量研究证明，在压力很低的情况下，支持对精神健康存在边际作用（marginal effect）。（2）缓冲模式，8项检验关系网成员身份的研究中，只有2项研究表明有明显的缓冲机制，并且其中一项研究中，如果控制了成员归属的主观充足感后，缓冲的结果消失；7项检验精神支持的研究中，有5项证明社会支持有缓冲作用；5项检验支持的主观可获得性的研究中，有4项证明缓冲机制存在。由此可见，以“网络成员身份”为指标的社会支持对精神健康没有缓冲作用，但是存在主效机制；精神支持和支持的主观可获得性对精神健康都存在缓冲效应。

（三）社会支持研究的其他视角

在大多数研究都关注于支持获得者如何从支持中获益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关注支持的提供者。克劳斯（Krause）[92]的研究发现，支持的提供者也常常能够从提供支持的角色中获益。另外，根据互惠原则，帮助-给予和帮助-接受保持适当的比例可以孕育较好的社会支持满意度和个人生活满足感[93]。

支持也并非都能有利于健康，有研究表明，支持的满意感与人们的健康水平相关，并非所有的支持都能令人满意，令人不满意的支持比缺乏支持更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94]。而且，过分的支持也可能使人们感觉控制力下降、自我恢复能力弱化而产生预料外的消极结果[95]。

四　网络、支持与精神健康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区别并不那么泾渭分明，甚至从广义上来看，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被相互作为对方的一个部分或另一特征。威尔曼[96]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将支持系统的分析隐含在社会网络的分析之中”。一些研究将社会支持分为两个部分：（1）结构性特征部分（structural property），这一部分是指社会关系的存在或可获得的潜在的资源，如婚姻、社区、社会网络、存在的人际关系，而网络的规模、密度等也可以纳入其研究范围中；（2）功能性特征部分（functional property），如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97]。因而，社会网络也可作为社会支持的结构性特征，而社会支持可视为社会网络的功能性特征。

但并非所有的社会网络都是支持性的：首先，支持网络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无论心理治疗学研究还是社会网络研究本身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东约克人中，有18％的社会网络不提供15种情感、服务、物质、经济、信息帮助的任何一种[98]。

有研究者[99]将社会网络或支持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概念：“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社会关系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整合或社会疏离（social integration or isolation），通常指关系的存在或数量；二是社会网络，通常指已存在关系的结构，包括密度、同构型、幅度等；三是社会支持，是社会关系的功能性内容。社会关系的数量、结构、功能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关系数量或存在是必要条件，并且部分地决定了网络结构和质量；网络结构可能也部分地决定了网络内关系的内容和质量。例如，社会关系（婚姻）的存在对健康的影响，或全部或部分地被与婚姻相关的网络结构或功能所解释；反之，网络结构或功能对健康的影响，是由于关系本身存在（婚姻）这一前置因素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结构图如图2-2所示。

关系的存在或数量及交往频率是相对客观存在、可信度较强并易于获得的资料。这些易于获得且比较客观、可信度较高的数据，经常用于实证研究。这些变项可能被操作化用于社会网络或社会支持的测量，或者也仅仅被界定为关系或人际联系的概念，一些研究甚至也认为关系的存在或数量本身就和健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非通过关系的结构或功能。无论如何，关系的存在、数量、频率都是网络结构和功能性支持的前提条件。例如对婚姻的研究，这一研究起源于迪尔凯姆的研究--认为未结婚的人们比结婚的人更可能自杀，并且许多截面研究、纵贯研究、回顾性研究显示那些未结婚的人有较高的心理、生理疾病或较低的生命预期，或较高的死亡率。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未婚状态不一定都是有害的。无论横剖研究、纵贯研究、还是回顾性研究、预测研究都发现，朋友或亲属联系的存在和数量和较低生理或心理疾病或死亡率相关。与某些团体或组织的联系也有利于健康状况。

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许多研究表明，网络规模与人们的主观和客观支持水平均呈现正相关关系[100]。林南等[101]的研究表明，人们每周交往的人数以及亲密关系的人数与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情况均为正相关。在一项对老年人的研究中，西曼等学者[102]发现，网络结构，如网络规模，面对面接触的人数，以及邻近居住的关系的人数和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的可获得性均相关。两种支持的主观充足感和每个月面对面交往的人数最为相关。对于关系类别，配偶或子女都不是主要的支持资源，而是知己的存在与两种支持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感最为相关；配偶的存在与否也无显著影响。并且，尽管子女的关系和工具性支持最为相关，但亲密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与情感支持的状况更为相关。而没有子女的老人，和亲密朋友与亲人的关系成为影响两种支持主观充足感的重要方面。

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性。由上述可知，“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这两个概念，可以视为一件事物的两个层面，即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层面和功能性层面。而对于这两种社会因素各自如何影响精神健康的研究，也往往会从另一因素中寻找原因和解释。

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理论解释之一就是“支持论”（support argument），即网络能够使人们从周围的人那里得益，并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这些支持能够有益于精神健康[103]。可见，社会支持可以被视为社会网络有益于精神健康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社会支持能够有益于精神健康的研究，也常常置于“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研究者们建立了两个关于支持过程（support process）的标准社会学模型[104]，用于分析“结构性背景”（structural contexts）对社会支持过程以及精神健康的影响。（1）“社会地位背景模型”（social status context），它是指运用社会地位去考虑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一方法认为，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的程度都将随着不同的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种族以及婚姻状况而改变。（2）“网络背景模型”（network context），它运用网络概念及方法发展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这一模型包括两个操作方法，这两种方法均是将社会网络界定为一系列“自我-他者”（ego-alter）的关系，这一系列关系均是从“中心人”（focal individual）的视点出发。两种方法都是从“自我”搜集信息，以描述他们的人际环境特征。这两种操作方法，一是社会整合法（social integration strategy），这一方法是对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否、数量，以及交往频率的考查，所运用的是类网络资料（quasi-network data），即只描述与中心人有联系的关系类别（如家庭、朋友），而并不讨论中心人与特定他人之间的联系或关系。二是网络结构法（network structure strategy），如网络密度、网络同质型、关系持久度等，这一方法的实现只能够依靠网络中“他者”与特定成员之间关系的信息，例如经常使用的“提名法”：被提问者举出网络成员的名字，然后再回答一系列跟进问题，如他们成员的个人特征，与他人的关系，等等。可以看出，“网络背景模型”正是通过将支持置于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对支持的影响加以分析的。

无论是验证“支持论”是否成立的社会网络研究，还是“网络背景”下的社会支持研究，它们最终的研究模型都是一致的，即“社会网络”是否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因素，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网络结构（包括网络成员中亲属的比例，男性的比例，以及高学历者的比例）对人们感受到的支持的充足性（adequacy）具有直接影响；并且网络结构对抑郁症状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社会支持传递）。[105]林南等人[106]的研究结果说明，结构性支持（即“社会网络”，包括：社区参与程度，社会网络规模，以及亲密关系是否存在）对功能性支持（即“社会支持”）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结构性支持和功能性支持对抑郁症状均有直接影响，同时，结构性支持也通过功能性支持对抑郁症状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