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下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一）
一粒种子，只有埋在合适的土壤中，才会生根发芽，客家优良传统，也恰如一粒种子，被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诚然，任何类型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环境或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社会存在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和人口因素。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产、生产方式，而作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的生产力则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因此，决定一种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生产方式。不过，地理环境因素虽然不是决定力量，但它既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舞台，又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重要对象，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0]所以，当我们谈到社会历史条件是构成一种文化类型的最核心的基础时，我们同时也承认自然环境因素等外在因素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所具有的影响作用。循此展开，我们今天探讨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条件，也应确立此方法论的前提和参照系。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下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自然环境因素
任何类型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环境下的产物。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环境对文化类型产生的作用，在不同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是不同的。一般而言，人类历史越往前追溯，自然环境对文化产生的作用就越大，文化吸收来自环境的因素就越多。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然环境对于人类而言越来越不是作为一种盲目的必然的力量，从而慢慢也不具备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换言之，正如不同的气候与土壤适宜不同的作物成长一样，一种文化类型的形成必然与它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尤其体现在人类历史在其发展的初期。西方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人都非常强调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气质、习俗、精神、信仰等形成的影响。如孟氏认为，由于印度地处炎热气候带，印度人不喜动，终日坐在屋子里或树阴下思索，所以创立了思辨性很强的佛教。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很强调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如《礼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11]按宋元儒陈澔在《礼记集说》中的解释就是，各地气候与地理状况不同，民生异俗，理有固然。情性的缓急，乃在于气之所禀殊。因此，我们虽然不持地理环境决定论，但考察一种文化类型的形成，必然绕不开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影响的思考。
一 客家地区自然环境
客家人作为汉族中的一个族群，历史上从中原南下并迁移到海外，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有着明显的政治地理学的意蕴。客家文化是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在特定区域及其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漫长的往南迁移过程中，和百越诸族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体系。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客家文化同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人们常以“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形容客家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道亭”，是赣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生动写照，闽西和处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带的梅州也素以“八山一水一分田”概括本地的地理面貌。纵横交错的山脉，把这一地区跟周边地区自然地分离出来成一个独立整体。客家人居住的山区大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其生态气候特征除具有中国东部地区共同的特征外，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日照较弱，光能处于中等水平；气候暖热；雨量充沛；热能与水分比较协调；季节变化明显；垂直和水平差异显著。这一相对独立区隔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给客家文化及客家优良传统的形成和传承带来重要影响。对此，王东先生在《客家学导论》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他是在文化传播与文化个性形成之间作出的考察，正确而敏锐地指出了客家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有机关联。但这个论述并未对自然环境是如何对客家文化的产生和形成，特别是对客家文化的气质特征等产生影响和作用进行有效的梳理。实际上，我们认为，客家人所处的山区特征的地理环境正是客家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我们看到，客家人的聚居地即赣、闽、粤大三角地区有跨越赣南、闽西的武夷山脉，有横贯赣南的五岭和罗霄山脉，还有闽西境内的玳瑁山脉、采眉山脉、博平岭山脉、松毛岭山脉及五岭余脉，粤东境内有项山山脉、阴那山脉，凤凰山脉、释迦山脉等。这些山脉纵横交错，将赣、闽、粤三省汇集地带划分成大大小小的盆地和丘陵。据古代有关古汀州府地理记载：“鸡笼山，府北五十里。高十五里，山形圆耸，上凌霄汉。又翠峰山，在府东北六十里。壁立千仞，烟云出没，惟天色晴霁，亭午方见其顶”，“佛祖峰，在县西三十里，树木阴翳，石磴崎岖，为绝胜处”，“双峰，府东南二百里，峰峦双耸，插入云霄”[12]。正是粤闽赣三角地区这些广袤的山地丘陵地带，相对与外界隔绝，使之成为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形成的先决条件，同时又因为这片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客家文化因此进一步发展与定型、成熟。
然而，总体而言，客家山区的自然环境是非常严酷的，这种严酷不仅仅表现在它外在的、客观的未开化与缺少耕地的状态，而且表现在主观上，即对于习惯在平原地区生活、生产的客家先民而言，在这块陌生而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的地区生存，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现存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献描述刻画了当时的环境恶劣。如唐朝名相李德裕曾在贬到潮州时作如下诗云：“风雨瘴昏蛮海日，烟波魂断恶溪时。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13]此谓“瘴昏”，是指瘴气弥漫；此谓“恶溪”，是指梅溪（今梅江），江水水急礁多，经常导致两岸洪水泛滥，灾害频频。再如南宋丞相李纲曾路经兴宁，曾作《过黄牛岭》，诗云：“深入循梅瘴疠乡，云烟浮动日苍黄。连年踏遍岭南土，赖有仙翁肘后方。”[14]循是指现今梅州兴宁至河源龙川一带，李纲用“瘴疠乡”予以直陈，非常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客家地区的面貌。这对搬迁至此的客家先民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不过与此同时，也使客家人以及所创造的客家优良传统，天生地注入了艰苦卓绝、勤奋磨砺的基因。
二 客家地区自然环境对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影响
如上所述，一方面，客家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多山地带，众多山脉在交通闭塞的古代社会，恰如天然屏障，客观地阻断了来自中原频繁的战乱，让不堪其扰的客家先民找寻到一处平静消停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是与赣、闽、粤、浙等南方地区同一族属的百越民，他们“各有种姓，互不统属”。秦汉以后，由于北方汉族不断进入该地区，使得百越民，有的成批汉化，有的被强制迁往江淮地区，有的则退出平原，进入深山老林，成了历史上曾经名噪一时的“山越”民。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这里早已是一块人烟稀少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由于非常原始恶劣，客家先民必须要首先征服自然，以利于种族繁衍壮大。客家先民避难于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中，不断将原有的中原文明火种散布于此，并依据当地的各种客观条件，逐渐形成属于本民系的独特的文化类型。作为客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客家优良传统的形成也与客家地区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一）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革命传统
客家先民从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地区举家南迁，几经辗转至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后，山重水阻，瘴气盛行。客家人要想生存下来，必须要和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要想在森林茂密的山区扩大活动空间，没有强健的体魄是不行的，因此，客家先民比较崇尚武力和革命。一方面，他们受频繁战火的洗礼和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因此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情怀，加上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必须直起开拓生存空间，与大自然展开艰苦的斗争，使他们形成坚忍不拔、勇于斗争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求生存、图进取，就必须要进行拼搏奋斗，不革命就没有出路，而且客家人本身多是中原衣冠士族，骨子里流淌着自信自强的气质，环境的改变也不能让他们失魂丧志，追求太平盛世的理想又与残酷的社会不平等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使得客家人天生就有一种为天下人谋福利的造反精神和革命传统。
（二）严酷的生存环境形成共同理想
客家人的共同理想是指客家人能够普遍接受、认同的理想。客家人共同理想的形成与客家人在面对自然的威胁、物质资源的匮乏时的大无畏努力息息相关。客家人的共同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精神现象，是客家人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实践中的产物。客家先民在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实现种族繁衍的时候，既需要追求眼前的生产生活目标，渴望满足眼前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又需要憧憬长远的生产生活目标和物质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讲，客家人的共同理想是客家先民在各种各样的实践中形成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它必然带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也同样带着自然环境因素的印记。在客家先民所面对的种种威胁中，严酷的自然环境——人烟稀少，林菁深密，鳄鱼肆虐，瘴气熏人是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与大自然作艰难斗争的同时，客家人无时无刻地不憧憬着安定祥和、繁荣进步的生活理想；人口的激增与自然资源的匮乏，逼迫着客家先民不断地提升自己生产的能力，与此同时，他们团结起来，相互依赖，执著于文明富足，殷实和谐的社会理想。
（三）严酷的生存环境酝酿民族精神
客家民系来自中原，根在中原。因此，中原文化在客家人心中有深深的烙印。儒家提倡忠、孝、节、义，崇尚以身殉道、舍生取义的气节，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这些思想陶冶着客家人的人格、情操。特别是客家先民从北向南迁移过程中，得到了磨砺与锻造。传教士肯贝尔在《客家源流与迁徙》中如此谈到，“客家人确实是中华民族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南迁是不愿屈辱于异族的统治。由于他们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所以养成他们爱国家、爱种族的爱国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对中华民族前途的贡献，将一天大过一天，是可以断言的”[15]。在经历千辛万苦、险象环生的征程中，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国家对自己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生存发展与国家兴衰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非常强烈。客家人是在南方最没有区域观念的民系，但却是最具有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观念的民系之一。南迁客家先民，大部分扎根在南方的穷乡僻壤、边远山区，面对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客家人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开辟客家新天地，铸造了坚韧不拔的客家精神。
（四）严酷的生存环境发展时代精神
正是由于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为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客家人经受着艰辛、战乱、伤病、天灾与饥饿的考验。正是由于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严重的物质匮乏和其他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实现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需要。他们跋山涉水，在艰难环境中求生存，在牢牢地秉承中原传统文化的同时，打开视野，主动地接受其他文化类型的辐射，不断地积累经验和推陈出新，从而锻造了客家人求新求变、开放兼容的时代精神。如他们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树挪就死，人挪就活”的价值观念。客家人敢于探险，乐于做开拓疆域的先锋，《光绪嘉应州志》如此言说：“今日则谋生愈难。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16]“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17]正是由于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滋养和感召下，他们不断地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才使得客家人得以在历尽时代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境地下，可以从容不迫，发扬光大。
时代精神本质上奠基于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与善于学习的精神。而学习又与教育密不可分。千百年来，“耕读传家，崇文重教”是客家文化中最具特色、影响深远的特征。客家人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哪怕是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也要供自己的子女上学读书，因而有“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18]的民谚。耕读文化和崇文重教的思想，在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古城、民居，还是在寺庙、宗祠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诸如“文道传今古，昌盛育贤豪”、“日日改善发展教育千年万年，善事多做客家乡亲真心相连”、“想先贤习礼学诗光昭史册，看后裔文韬武略丕振家声”[19]，等等，这些对联表达了客家人的精神和志向，凝结了客家人千年的品质、价值坚持和精神追求。
（五）严酷的生存环境形成了客家人的荣辱观
荣辱观是人们对荣与辱的根本观点和态度。从北方平原迁至南方丘陵，客家先民面对的最大困难是生存，最优先维持的也是生存。即使是后来客家人反“客”为主，或“客”主相融，也还面临着资源缺乏等生存问题。生存问题的解决，对自然征服利用能力的提升，丝毫离不开社会秩序的维持。而社会秩序的维持，又离不开道德伦理规范的约束。因此，客家人非常注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对荣与辱逐渐形成了相对系统的观点和态度。
一是颠沛流离的生活磨炼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历经东西南北、见多识广则培养了他们的族群自信心。因此，他们非常强调要有志气，有志则智达，而没有志气的人是最可怜的。很多客家谚语将这种志气具体化，如“好子不贪爷田地，好女不贪娘家衣”[20]。凡事靠自己辛勤耕耘获取。“帮忙帮一时，无法帮一世”，所以，“各人洗米各人落锅”；“各人食饭各火烟”；“不靠亲不靠戚，全凭自家长志气”[21]；“爹有娘有不如自家有”[22]，等等。
二是客家人非常强调勤俭节约，“民产薄，故啬用”，而懒惰和动辄浪费的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他们秉承“持家要俭，创业要勤”。“大富由勤，小富由俭。”“唔会精打细算，枉有守财万贯”[23]的理念，不断地以此为原则来约束自己和他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客家人崇尚勤劳节俭。此外，在客家儿歌中，也有许多赞美勤劳节俭，批判好吃懒做的曲目。如《勤俭叔娘》，赞扬了勤劳节俭的客家妇女，歌中唱道：“勤俭叔娘，鸡啼起床。梳头洗面，挑水满缸。先扫净地，后煮茶汤。灶头锅尾，光光昌昌。煮好饭子，将将天光。早早食饭，洗净衣裳。上山斫樵，急急忙忙……”[24]又如《歪妇道》则批判了好吃懒做的懒婆娘，歌中唱道：“懒尸妇道，说来好笑。半昼起床，吵三四到，讲三讲四，过家要料。水也唔挑，地也不扫。头发蓬松，冷锅死灶……”[25]这些歌曲以非常通俗易懂、有趣诙谐的“原生态”的形式在客家地区广泛流传，起着重要的教育和警示作用。
三是客家人以信守诚实为荣，以不诚实为耻；讲究知恩图报，反感过河拆桥。有谚语云：“人情大过天”，“只要人情好，食番薯汤也是清甜”[26]，“人情大过债，锅头拿去卖”，“食水会找水源头”[27]。
四是客家人在求生存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团结协作乃是最重要的。恩与报是客家地区政治心理和社会心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固然这种心理有时候会导致假公济私或者徇私枉法等有悖于廉洁要求的行为和风气，但是当恩与报是发生在集体与个体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时候，却可能造就政治上的廉洁局面。此外，客家人讲人情并非是毫无原则地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还必须坚定立场。如客谚有云：“人情完人情，钱财爱分明。”[28]“完”是“还”的意思，其全意是与亲戚朋友的感情是一回事，而与他们之间的钱财往来又是另一回事，前者可深可浅，后者则越清楚越好，糊涂不得；如谚语“雪中送炭真君子，财项分明大丈夫”，财项是指在钱财方面，意指能济困扶危而不图回报，是君子行为，能在钱财来往上清清楚楚的，是大丈夫的作为；“若要兄弟贤，朝朝算伙钱”[29]，这里的兄弟是泛指和自己感情十分好的人、兄弟或亲如兄弟姐妹者。朝朝是天天的意思，全句意指如果要互相保持长久的亲密关系的话，在有钱财往来时，就应该建立如会计制度的流水账一样清楚的账目，以防日久生误会伤感情。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下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钟敬文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的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的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机能。”[30]从中原大地而来，几经迁徙、远播他乡的客家人寻觅一方安身之处后仍脱离不了当时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在新栖地延续着以农为本的传统，谨记“耕读传家”的祖训，迅速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虽在明清时期有部分客家人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海外漂泊，弃农从商，但大部分客家人仍世世代代固守在土地上，重复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历史。此外，频繁的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也锻炼和成就了客家人如何去适应当时社会大环境，从而形成了爱国爱乡、爱好和平、自强不息、崇文重教、勤俭诚信、团结协作等的客家优良传统。
一 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对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影响
生产方式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1]。客家文化形成于封建社会时代，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构成客家文化的底座和基础。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是彻头彻尾的农业文化。”[32]农业自然经济是靠天吃饭的经济形态，尤其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时期。在这种生存历史中形成的客家文化，自然也打上了农耕文化的烙印，其本质则是劳动的文化。换言之，客家文化奠基于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因此，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对客家优良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一）农本经济造就了客家人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作为居山一支民系，客家先民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灌溉农业是客家村社的基本模式；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客家人世代坚持以农耕为本的生计模式，这一模式在不同的地理、气候、海拔条件下通过耕作方法、栽培品种，灌溉形式等表现出相同或相异的内容，在山区，纯粹是农业，但有许多为农业服务的小手工业；在丘陵地区，农业与一定规模的工商各业互相渗透；在海岸线附近，渔农并举，以海为田；在条件特殊的情况下，客家正确把握机会，向外迁移，仍旧留原地的人们，绝大多数操持旧业，少数人也附带从事某些冒险性质的活动。因此，立足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客家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垦荒、种植这一生产过程来进行的。然而，由于农本经济的效率不高，客家先民要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基本生活生产需要问题，必须节衣缩食，而且由于客家人大多数居住于山区或瘠地，这就必定会养成勤俭持家、辛勤劳作的强烈本性。客家谚语有云，“勤人登高易，懒人伸手难”。“家有千金，不如朝进一文。”“勤快勤快，有饭有菜。手勤脚勤，三餐茶饭不求人。”“扁担是条龙，一生食唔穷。”“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33]这些都是客家人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生动表述。
客家人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也见诸于客家地区的祠堂楹联。如江西吉安青原区新圩镇马塘毛家村有一副对联“教子孙两行正路唯读唯耕，继宗祖一脉真传克勤克俭”[34]，很能说明毛氏家族兴旺发达的根由所在。福建永定“振成楼”，有对联曰：“振乃家声好就孝悌一边做去，成些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35]这些联语提出做人要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忠孝两全，光宗耀祖；教导人们要勤俭廉洁，积德行善。在广东梅州，也有很多祠堂楹联反映了客家人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如平远石正王氏祠堂楹联“祖德巍峨，荫儿孙几行，和蔼待人，克勤克俭光旧绪；宗功浩荡，庇后裔一脉，恭谦律己，有守有为展鸿图”[36]。这些楹联说明客家人创业之艰难，靠的是克勤克俭，告诫子孙要想守住成果，唯有坚持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客家人虽然在生活上清苦节约，但气节上却并未输给别人。他们将贪财视为最可恨的行为，从娃娃时起，就告诉他们不可贪小便宜，“还细（小）偷针，大哩（长大）偷金”[37]，“便宜莫捡，浪荡莫沾”[38]。一首首童谣，一个个故事，把好思想渗透到客家人的日常教育之中，从而给客家文化注入了廉洁的优秀基因。
（二）农本经济模式造就了客家人勇于革命的优良传统
农本经济要繁荣发达，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社会动荡，农本经济模式就会受到巨大风险的挑战。然而，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朝兴衰的周期律，每隔数百年甚至不足百年的时间，就会发生王朝更替，导致社会大动荡。由于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对农业资源无休止的占有，下层人民拥有的农业资源在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却又承担更多的义务，直至无法生存下去，人民只有起来反抗王朝统治者的暴政。当动乱发生时，人口就会大量减少，人们的生产活动也会相应减少，人民生活往往极为痛苦。客家人为了保护自己相对稳定和谐的家园，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生产成果，质言之，为了保障相对脆弱而又极其依赖的农本经济模式，客家先民勇敢地站出来，并与那些一切有可能对之造成威胁的敌人作斗争。
（三）农本经济模式造就了客家人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
农本经济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严重依赖土地，而且由于人与土地之间的相对固化关系，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之间便有了不可回避的“关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往往需要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之间，人们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很自然地结成了血缘纽带关系。生活在同一个村社的人们，由于共同征服大自然的需要，也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关系。特别是在客家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常常会遇到各类灾害，单一家庭或家族，是无法抵御农业灾害的侵袭，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征服大自然。血缘纽带关系既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也在这一过程中结合得更加紧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人聚族而居，四世同堂也是出于生产劳动的需要，集中劳作方能在农时期限内将农事完成，而共同劳动的过程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宗族意识和家庭观念。正是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需要，客家人的宗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形成和稳固下来。客谚有云，“打虎不离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众人一条心，有钱堪买金；各人一个心，有钱堪买针”，“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39]，等等。农本经济模式所凝结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成了客家传统文化的精髓。
（四）农本经济模式造就了客家人热爱家乡、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优良传统
土地历来是中国农民的宝贵财富。由于客家聚居地区山多地少，所以，土地更是他们的命根子。要知道在那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没有了土地就等于没有了糊口的粮食。土地就是客家人的财宝，真是“只要土地在，不怕没财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可谓是客家人的衣食父母，是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客家人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辛勤劳作，长期的耕作更使客家人对土地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和依恋感，这种依赖感和依恋感迅速扩大至他们所生活的土地上，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自然也热爱有加，因此，乡土意识也特别强烈。这种故土情结不仅仅体现为寻根溯源，探询祖宗源自何方，也体现为对迁移后所定居之地的认同感，因为经过世代的耕耘和繁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亲人共同生活，所迁入之地早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客家人真正的家乡，只有回到家乡，客家人才能真正找到主人的感觉，因此，漂泊海外的客家人才如此渴望落叶归根。更难能可贵的是，客家人由对小家、对故乡的爱，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热爱，“有树才有花，有国才有家”；“舍命才算真英豪，爱国方成大丈夫”[40]等谚语是客家人的乡土观念升华为对祖国的热爱、眷恋之情的最好例证。
（五）农本经济模式造就了客家人善于因时因地而创新的时代精神
如前所述，客家人所聚居的山区，多是崎岖不平的山地丘陵，“耕稼之地，十仅一二”。客家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积极开发山区，靠山吃山，以山养人，至明末，基本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山区经济特色。有学者认为，在客家人到来之前，这些山区“人物稀少，林莽纵杂，时多瘴雾”。而当时土著居民实行“刀耕火种”的原始开垦模式，不仅破坏了生态，且易导致水土流失。掌握先进的客家人到来之后，便把汉人传统的农耕方法移植于山区。客家人在山区开垦的田地主要有水田和旱地，而最常见的梯田，是客家人利用山地特点所开垦的田地，“鳞次远望，如梯级，如蹬道焉”。在山坡上沿等高线修成地块，边缘用土或石垒成阶梯状田埂，可拦蓄雨水，防止水土流失，达到保水保土保肥的目的，因而起到稳产的作用。普遍种植的旱稻畲禾等，也主要是为适应山区的环境。为了灌溉田地，保证收获，针对山区高低起伏的地形，客家人兴筑了许多具有山区特色的设施，“从高处筑陂开圳，注流低处田亩”，形成相当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41]客家人还充分利用山区优越的自然资源，大量种植经济林木，大力发展茶叶、蓝靛、烟叶等经济作物，开发铁、锡等矿产资源，商业贸易也主要以输出山区产品为主，从而形成具有山区特点的区域经济特色。此上足以表明，即使是在农业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时代，客家人依然能够因时因地而变，不断地追寻先进生产力。
（六）农本经济模式造就了客家人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幸福社会的共同理想
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客家人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客家先民“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客家人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他们深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把对和谐幸福的理想社会的追求注入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文化类型的血液之中。《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42]《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43]客家先民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利的影响，因此，客家人非常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处于农本经济模式之中的客家人民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的共同理想。
总之，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对客家优良传统的形成具有最为核心的影响作用。因此，必须要深入研究客家人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当下我们研究客家农事民俗文化对于研究和把握客家优良传统具有积极意义。如迎春牛活动体现了客家人敬奉祖先敬奉神灵，以渔樵耕读为本，又渴望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努力追求文明进步的心态。又如祈雨仪式，这要求村民集体参加，以顽强的意志和超常的忍耐去战胜精神危机，体现了客家人同心同德，顾全大局，敢于拼搏的精神。
二 移民运动与客家南迁对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客家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此言虽不尽然，但确有其道理。为躲避战乱求生存，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的部分中原汉人向南方迁徙，学术界考证，这样的迁徙历经五次（另一说六次）大的移民运动。此外，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成为客家人，他们中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才被称为客家人。移民运动给客家文化或客家优良传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客家族群每一次迁徙理由虽然都不尽相同，但却都蕴含着相同的不妥协、不屈服、独立自尊的优良传统。
（一）移民运动造就了客家人的团结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极少有哪一次是平稳和谐的，其大多都是伴随着痛苦和泪水的。质言之，客家先民之所以要移民，与其他种族和民系移民的动因非常类似，首先就是生存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谁都不愿意从世代居住的家园搬离，而过上漂泊不定的艰苦日子。然而生存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而现实却又如此残酷，客家先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在迁徙他乡之后，由于客家先民是外来的族群，在迁入地被视为“客”，而自成部落的现实环境更使他们以血缘为纽带把个体生命联结成生死与共的整体：“家中唔和旁人欺，楼中唔和外人欺。”[44]每次迁徙、流落他乡，使客家人深刻体验到战争离乱、民族灾难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民族的生存、发展只有靠团结。因为客家人明白只有形成“独木架桥难行走，众木成排好渡江”[45]的团结精神才能产生最大的力量。也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够使力量薄弱的他们增强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才能够更好地生存下来。
（二）移民运动造就了客家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客家人因自身的颠沛流离，在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窘境中，最为痛切地体验到故土的可贵，因而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相比，爱国爱乡情怀显得特别强烈。在客家谚语中，反映客家人爱国爱乡情怀的内容比比皆是：“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国强民也富，国破家也亡”、“家贫出孝子、国乱识忠臣”[46]，这是对祖国的挚爱；“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狗窝”、“爱乡人，常恋土”、“家乡水甜入心，十年不改旧乡音”、“树高不离土，叶落仍归根”[47]，这是对家乡的深情。若说这类谚语，或多或少还留着中原谚语的痕迹，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那么另一类谚语，则展示了客家人定居形成客家民系之后对家园的眷恋，带有鲜明的客家特色。“禾口府，陂下县，石壁有个金銮殿”，有点夸张，却生动地表明了客家人心目中宁化石壁的特殊地位，这里是客家祖地，是客家人梦萦魂绕的家园。“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48]，客家人悲壮的迁徙史上的丰碑石壁，就这样通过谚语，矗立在每一个客家儿女的心头。
（三）移民运动造就了客家人慎终追远、报本寻根的意识
长期迁徙流离，处处如无根草般漂泊无依的处境，铸就了客家人强烈的报本寻根意识。“树有本水有源”，客家每个姓氏谱牒开宗明义几乎都赫然书写这则谚语，每个客家堂号、堂联都不厌其烦叙述氏族的源起、衍播。客谚有云“八十公公要祖家，八十婆婆要外家”、“富贵不离祖，游子思故乡”[49]，正是表达了客家民众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谁都不忘自己根之所在，本之所依，正所谓“摘瓜寻藤，念祖寻根”。在客家祖地宁化几乎家家户户悬挂祖宗牌位，每个姓氏祭祖修谱广泛盛行。对祖先的崇拜，一方面固然是报本，“天有日月，人有良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生子不知父母恩”[50]，类似这样的谚语俯拾皆是；另一方面是保佑子孙后代。正是强烈的报本寻根意识，让客家人坚守自己的语言“宁卖祖宗田，唔忘祖宗言”、“离乡不离腔”，对客家人来说，那真是走遍天下，乡音依然。
（四）移民运动造就了客家人勇于推陈出新和开放包容的时代意识
客家先民在南迁的历程中饱经考验，他们在跋山涉水的艰难环境中求生存，同时又不断地积累和推陈出新，从而促使了这些南迁汉民的素质比原族群的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客家人长期保持着祖先从中原地区带来的文化因素，又在不断的迁徙中大量吸收新居地的养分，不断受到楚文化、江淮文化、畲瑶文化的影响，并在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上形成了儒道释或多神论的混合体。正因为文化上的如此兼纳并蓄、开放包容，所以客家民性心态平和，温文敦厚。正如客家俗语所说：“一样饭养百样人”；“人上一百，七鼓八笛”[51]。就是说社会上什么人都有，允许各种各样的人存在。客家俗语还说：“将军额上好跑马，宰相肚里好撑船；君子不与牛斗力，凤凰不同鸡争食。”[52]就是说做人要有肚量，要懂得兼纳并蓄、开放包容，容纳他人，不跟人争斗，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客家地区强调宗族自治，但宗族之间、宗族与社会之间并未形成宗族系统、民系系统的封闭性，反而体现出系统的开放性。各宗族的族谱所规定的内容不但没有丝毫侵略性，没有任何“民系中心主义”的痕迹，反而充分地体现了由家族的认同到国家的认同，从宗族的认同扩大到民族的认同的独特倾向。正因为此，使得以往客家人能够与土著居民、其他民系和谐相处，也使得当今客家人能够更容易融入不同区域文化社会，从而维护整个区域社会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