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来自西北大学的李莉是我调入上海大学执教后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是上海大学获准建立传播学专业博士点后该博士点招收的首批博士生之一。欣闻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付梓出版，作为她博士生学习阶段的导师，我深感值得为她庆贺，因而当她提出希望我为之写序言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当今时代，“全球化”与“信息化”已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全球化呈多维度发展态势强劲，信息革命一波又一波浪潮席卷全球，这些乃是当下世界范围的社会现实的重要特征。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互联网的横空出世和新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把世界性交往推进到崭新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世界文化大潮不可避免地拍打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岸，全球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环境空前开放。国际舆论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日益重要。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国际舆论的研究，加强对于在国际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国际新闻传播的研究。即将出版的李莉的博士论文《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正是国际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一项较为具体细致的研究。

作为国际传播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李莉关注国际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建构的中国形象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形成围绕《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1927—1940年的中国报道之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却是她的“特别选择”，这种选择，既反映了她对于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和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历史乃至美国这一西方头号强国的中国形象史——的浓厚兴趣，又体现了她对于博士论文创新性的追求，试图通过研究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机构之一的一名在中国报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驻华记者之中国报道，来为“揭示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和建构中国（形象）提供一个更加微观和细腻的视角”；而这位记者的驻华采访实践及报道作品又是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界对国际传媒人士的中国报道研究中当时较少考察的，这使得李莉的研究选题的展开，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和较大的价值。

记得当初李莉首次提出这一博士论文选题时，作为导师的我曾经就这样一项微观细致的研究的工作量问题，与她进行沟通。在肯定这一选题的意义的同时，我向她指出了由于时隔数十年，对这位当年的《纽约时报》首席记者涉华报道的研究，可能会遇到这些报道的文本收集困难的问题；而这位记者在华时间跨度较长，且是一位勤于采访、写作的多产的传媒人士（数据统计显示，从他1927年供职于《纽约时报》起至1940年离开中国，这位记者发表了1000多篇涉华报道），其涉华报道又是英文的，对之研究工作量很大。令我欣慰的是，李莉没有遇困难而止步，而是坚持知难而上，着手资料的收集、处理，形成思路撰写以“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为题的开题报告，并孜孜矻矻地阅读哈雷特·阿班的涉华报道，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探讨，透视这位记者笔下的中国形象，将之归纳为一种“危机中国”形象，一种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对外部世界的中国认知颇具影响力的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媒介镜像。从博士论文应有的学理上的贡献的角度来说，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李莉的研究并非止于考察哈雷特·阿班报道文本的总体倾向与特征及其所折射出的“危机中国”的媒介镜像，而且还试图探讨分析这些报道、这种媒介镜像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探析这样一位西方主流媒体的重要驻华记者为何在原有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界对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及其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并未受到高度关注，从而将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推向了一定的深度。这些影响因素，被归纳为包括阿班作为一个美国人所接受和信奉的美国传统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作为参照框架，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纽约时报》国际新闻生产的组织规范，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等等。

可以说，李莉这篇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见证了她沉下心来，静心于案头功夫，扎扎实实地对选定的研究内容的文本进行阅读、梳理、整理的艰难尝试，也见证了她学而思，将研究内容置于历史语境下反复思考、挖掘其与多种影响因素的勾连的可贵努力，还见证了她为了使“美式‘中国观’的历史发展轨迹显得更加完整和流畅”而所做的“拾遗补阙”式的细致工作。我以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展示出了她的创新勇气，也展示出了她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希望她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继续保持这样的勇气和精神。

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传媒的国际传播是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因素。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及其动态发展，同其传媒尤其是其主流媒体的长期中国报道实践紧密相连。而哈雷特·阿班作为供职于《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进行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实践的十多年，正逢中国国内时局动荡纷杂、变化深刻而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正逢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作为驻华记者从事涉华报道的阿班，对那段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各种重大事件进行了报道，还创造了几个“第一”：根据李莉论文中征引的有关研究成果，阿班作为英美记者之一第一个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他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第一个在日本占领南京后把日本侵略者对待中国军民的暴行传播到国外媒体。此外，阿班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还表达出对中国问题、远东时局的见解和分析。显然，对这样一位外国传媒人士的中国报道和中国问题相关论著的研究，对其涉华报道当时所建构的“危机中国”形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诚如李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所分析指出的，由于一系列原因，阿班的中国报道并未受到充分的关注，这些原因包括：时机因素和传统视野的局限。时机因素造成了对阿班及其涉华报道的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尘封”——他因离开中国于1940年末而没有赶上美国新闻传媒在中国有较大作为的20世纪40年代，而且他也不属于学院派（如“密苏里派”）的美国来华记者，他的中国报道实践展开于“美国还未把注意力真正地投向中国”的时期，因而他不像那些“被时代推向历史前台”的20世纪40年代学院派的美国记者那样在美国本土研究界对其驻华记者的研究中受到高度重视。而在中国大陆研究界对1949年前西方记者的涉华报道研究中，传统视野的局限则使研究界偏重对左翼立场的记者及其报道的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传统的思维定式往往偏向于侧重选择研究明显具有同情“红色中国”的左翼立场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等人及其中国报道实践，而阿班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报纸的驻华记者，在传统视野下则未得到我国大陆研究界的充分关注。由此看来，李莉的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可以为解读西方媒体国际新闻实践的多元化的特质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已走过36个年头。“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了解世界包含如下部分：了解国外媒体传播的中国形象，了解这种媒介镜像折射出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媒介镜像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其形成的过程是同一批又一批国外传媒人士的涉华报道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纽约时报》历史上一度的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中国报道，可以为我们提供国外媒体传播的中国形象史上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史上的一个具体案例，从而有助于我们沿着这种形象、这种认知的历史轨迹，去对之获得深刻的了解。

博士论文完成后，李莉在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回到西北大学执教后，又对其博士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推敲修改，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书稿。当然，李莉作为一名年青的研究者，还有待于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增加研究积累，提升学术功力，在学术上不断进取，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其书稿出版之举，无疑将鼓励她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

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有期限，学位论文或著作的撰写也有尽头，而学术研究却是无涯的。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寻找新起点、攀登新高峰理应是身在学术生涯中的人士之无悔选择与不懈追求，以及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愿以此与李莉共勉。

张咏华

2014年12月25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