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现实背景

本书最初源自于对一类有趣现象的关注，即我国企业的非技术式成长。21世纪，位于深圳福田区一条名为“华强北”的商业街几乎成为全世界电子产品业者关注的焦点。这里“一天的客流量不下50万人次，天南海北前来打货的人络绎不绝，小小的市场里人挤人、人挨人，要想趴到某个柜台前去看看玻璃板下面的机器都需要费一番力气”[1]。2008年，华强北商业街获得“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2]，成为中国电子产业数据风向标。华强北这么火，全都因为“山寨”。山寨[3]常被用来描述仿制品，山寨工厂指设备差、低端、以家庭为基础的工厂。

将这个故事进一步展开也许更为惊人。2007年以来，传统民族手机巨头波导、夏新出现巨额亏损，国产手机份额从早期的50％以上下降到当年的30％；10月，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黑手机”漂白，山寨手机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同年，有“山寨机中的战斗机”之称的天语以1700万部的销售量高居国产手机榜首，超过了摩托罗拉、三星等国际巨头。为山寨机提供核心集成芯片的台湾芯片商联发科（MTK）当年出货量高达1.5亿颗，狂收183亿元。

面对山寨机的火爆，有人甚至喊出了“国货当自强，山寨要领航”、“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山寨”的口号[4]。表1-1展示了我国手机总体情况以及山寨手机、MTK、天语手机出货量情况。与山寨机如火如荼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品牌手机的没落和“山寨化”。以摩托罗拉为例，2009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摩托罗拉手机部门亏损1.83亿美元；当季手机出货量1360万部，相比较上一季度的1480万部，环比下滑超过百万部。2009年11月，摩托罗拉与联发科签署协议开始在中低端机型中使用其芯片，且已扩大至六款机型。其他品牌手机厂商也有类似行动。如联想也实施了“正规军编制+山寨式作战”方式[5]。这些足以表明，山寨在逐渐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品牌手机厂商，甚至手机的产业组织情况。

将视野进一步拓宽后，我们会发现山寨手机似乎并非特例。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花都VCD和音响行业也发生了类似故事[6]。花都产品“远看像洋货，近看是国货，细看是假货，一用是烂货”，市场集中在二、三线城市和农村。但花都最终走出了阴霾，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音响产品生产基地之一，且有价值高、难度大的专业音响、汽车音响、安装类扬声器和多媒体微型扬声器等音响类产品1000多种。我国东南沿海的故事则发生得更早。浙江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发展也几乎遵循草根型企业“山寨化”[7]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泰从当地专业市场上购买零部件，从模仿起家，经过二十多年，逐步完成了产业链分工，转型升级进入相对高端的成套电器领域，开始产品自主研发，并成为ABB、施耐德等国际领先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都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的大企业和知名企业中。三一重工（Sany）、海尔（Haier）等企业也走过类似的发展道路，并被称为“新兴经济模仿者”（emerging economy copycat）（Luo，Sun，Wang，2011）。但它们似乎走出了抄袭的魔咒。以三一重工为例，虽然逆向工程是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早期步骤，但企业现在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研发中心，并在德国、美国和印度建立了研究和制造基地，拥有536个专利和数以百计的技术诀窍（know-how）知识。

事实上，类似故事也在全球范围上演。Prahalad和Mashelkar（2010）讲述了山寨故事的“印度版本”。他们在印度的制造和服务产业中都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制造业中，最著名的是汽车巨头TATA集团。它以广泛的供应商网络为基础，雄心勃勃地生产出前所未有、售价只需2000美元的Nano轿车，从而实现了急速成长，为全球消费者所熟悉。类似的例子还有墨西哥的Mabe、土耳其的Arcelik等企业（Luo，Sun，Wang，2011）。

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地域，背后似乎存在共通的原因和逻辑，这正是本书所关注的。撇开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不谈，这些企业为什么能实现成长？它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进一步的，这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这些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有现象吗？如果是，它们还将走向何方？山寨手机显然是这些例子中较为极端的一个，因此，本书尝试将其作为典型案例跟进并深入分析。华为在一份对山寨机的研究报告中说：“山寨机极具创新意识，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想方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即使你没有的需求，也给你创造出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8]

这更像问题的提出，而不是解释。企业一直以来追求为顾客创造价值，如何做到？为什么品牌产品、品牌手机难以做到的，山寨手机做到了，它们是如何做到的？项兵和周长辉两位教授分别意识到了事情的阶段性：

“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制造，因此我们把科技放在非常高的地位，科技兴国，全国都非常关注核心技术……不是说科技是不重要的，如果做航空发动机，核心技术非常重要，对汽车发动机，核心技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你不需要有核心技术，在我们这个市场，甚至不需要创新……在中国这么大的服务市场里，我们不需要创新就可以为社会创造N多财富……但是真正成为世界体系，长期生存，我们还必须创新。”（项兵）

“低成本创新（Low Cost Innovation）是生存驱动的创新（Survival Driven Innovation）。这种创新是低层次的，是企业发展初期阶段的创新模式。早期阶段的比亚迪就是这类创新，不管不顾，只要能‘卖’。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创新必然走向持续导向的创新（Sustainability Oriented Innovation）。这是较高层次的创新。这两类创新在本质上完全不是一回事。”[9]（周长辉）

二　理论背景

（一）企业成长潜在质性差异研究亟待加强

虽然Penrose（1959）的名著《企业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引发了学者们对企业成长研究的充分兴趣和大量经验研究，但该领域理论发展仍然相当缓慢（Delmar，Davidsson，Gartner 2003；Shepherd，Wiklund，2009）。究其原因，是研究者急躁的（impatience）在充分解答“如何”之前，就强调“多少”的舍本逐末做法（McKelvie，Wiklund，2010）。

一方面，大量研究都是解释不同企业之间成长差异，将成长作为“输入”或“输出”，将其过程看成一个黑箱，这是对企业成长内部情况时间维度的忽视（McKelvie，Wiklund，2010）。一个证据是，在过去15年顶级管理和创业杂志中，有超过80篇的经验研究都尝试解释成长差异，而不是考虑企业成长路径的潜在定性差异（Shepherd，Wiklund，2009）。

另一方面，成长决定主义（deterministic）认为发展阶段可预知，忽视了成长的定性差异。经验事实中存在大量企业并不成长或者经历了一两个成长阶段后就停止行动或退出了（Birley，Westhead，1990），这意味着，很多企业的成长并未超越发展早期阶段。还有一些生存下来的企业也没有成长，一直保持较小规模。进一步，即便企业都实现了成长，导致成长结果的内部过程也可能不同。例如，企业发布新产品和让一定数量员工下岗产生的利润率可能接近，但显然内部过程完全不同。这不利于企业成长概念化和理论基础的建立（O’Farrell，Hitchens，1988）。

对企业成长路径潜在定性差异的研究能弥补以上不足。因为质性研究能通过充分、如实地展示企业成长的全过程，揭示成长结果的内部过程差异，最大限度地反映企业成长的经验事实，从而降低企业成长结果内部过程混淆的风险（Garnsey，Stam，Heffernan，2006）。

（二）商业模式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最新进展

商业模式概念出现是近二十年的事。实践方面，商业模式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Johnson，Christensen，Kagermann，2008；Linder，Cantrell，2000；Teece，2010）；理论方面，在经历了商业模式概念理解的混沌和模糊（Linder，Cantrell，2000），甚至质疑其仅具有修辞学意义（Porter，2001）之后，理论界已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认为商业模式研究属于战略管理研究范畴（Morris，Schindehutte，Richardson，Allen，2006），它对企业战略管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龚丽敏、江诗松、魏江，2011）。

商业模式议题在全局性和网络关注度等两个维度上的优势能有效拓展Rumelt等（1994）所定义的战略管理研究视野。一方面，商业模式强调全局视角（Hirsch，Levin，1999；Zott，Amit，Massa，2011；龚丽敏、江诗松、魏江，2011），与架构理论假设（Meyer，Tsui，Hinings，1993）和战略—环境架构（Tan，Tan，2005；Tan，Litsschert，1994）的内部逻辑一致。这更适合应对新经济中多元、无形且涉及范围更广的企业价值创造问题以及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完善而带来的价值获取渠道多元化可能性（龚丽敏、江诗松、魏江，2011）。

另一方面，商业模式对网络的关注也有助于拓展战略管理研究视野。商业模式反映了商业网络和价值链的平衡系统（Voelpel，Leibold，Tekie， 2004），其转变伴随着新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的创造。这意味着，企业竞争优势、资源获取视野从企业边界拓展到价值链（龚丽敏、江诗松，2012）、价值网络（Shafer，Smith，Linder，2005）甚至商业生态系统（Van der Borgh，Cloodt，Romme，2012）。可见，商业模式的引入对战略管理中企业边界的定义具有显著意义。此外，商业模式研究本质是整合（龚丽敏、江诗松、魏江，2011）。当整合范围跨越国家边界时，其研究就定义了企业如何全球化，这为战略管理中全球化这个议题提供了新研究机会。

进一步，商业模式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最新进展适合新兴经济情境。McGrath（2010）指出，商业模式适合在快速变化、不确定及难以预测的环境中进行研究，这一视角与定位观（正确的定位）、能力观（协调内部资源）都不同，是一种自外向内的聚焦方式（outside-in focus）。类似的，Teece（2010）也指出，商业模式可以应用在新知识经济、网络和电子商务的成长、外包和离岸的增加、金融服务产业的重构、新产业赚钱方法与传统方式的差异等方面。

商业模式及其创新的研究为战略管理，特别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战略管理提供了新洞见。相对西方成熟消费者而言，新兴经济体中数以十亿计的初次消费者（first-time consumer）对产品充满好奇，且对品质要求不高，“够用就行”（good enough）的态度让企业有机会迅速渗透进入大众市场（Immelt，Govindarajan，Trimble，2009）。也就是说，新兴经济企业有机会以够用的技术为基础，通过新商业模式实现价值创造。这解释了Chris-tensen及其同事关于“破坏式创新”的一系列研究结果（Christensen，1997；Christensen，Baumann，Ruggles，Sadtler，2006）以及Prahalad和Mashelkar（2010）的甘地式创新。

（三）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情境化的重要性

管理理论中的情境化变得越来越必要且重要。Whetten（2002）曾指出，知识分为不随情境变化的“一般知识”（general knowledge）和随情境变化的“情境限定知识”（context-bounded knowledge）。作为社会科学的管理学研究获得一般知识的情况相对自然科学少，因为文献中提出的管理模型在其他社会情境中不一定有效（Hofstede，1993）。而全球管理知识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北美和西欧）情境，是限定在发达国家的情境知识（Tsui，2004），需要在其他情境中加以验证、修改甚至重塑。因此，情境嵌入式（context-embedded）（Cheng，1994）和情境特定式（context-specific）研究（Tsui，2004）对于贡献全球管理知识具有相当潜力。

即便如此，中国管理研究仍面临情境化不足的状况，许多仍倾向于利用现有理论（Li，Tsui，2002）。Tsui等（2004）分析了2000年1月至2003年6月间发表的106篇聚焦中国的组织研究，发现只有两项研究提出了新理论。可见，进行“深度情境化”或发展新情境来丰富理论的努力远远不够（Tsui，2007），这可能导致中国学者过度依赖西方理论的尴尬状况。

因此，Tsui（2004）指出了两种不同的情境化研究方式：一种是情境嵌入研究中的情境化，主要采用国家层次特征的差异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即将国家层次的特征纳入考虑，并对此进行理论化；另一种是情境特定研究中的情境化，通过拓展人们所熟悉的构念和测度，以及展示情境变量（例如传统）来设定边界，或在特定情境边界内进行理论构建，提供情境特定的知识。在中国进行情境化研究具有非常大的理论贡献潜力（Tsui，2006）。

进一步，Tsui（2004）鼓励在新情境下开展高质量的本土研究。这与Whetten（2009）提出的从西方“借”情境敏感理论的思路类似。她倡议在特定动态环境中鉴别和理解对中国企业、管理者、雇员来说独特或至少重要的问题，然后将中国情境与其他情境进行对比。与传统的文献驱动式研究不同，这一方式常直接在中国情境内提出一个研究问题，或应用一个西方研究中已有的熟悉现象，以此来避免对中国情境重要管理和组织问题的忽略。

（四）从权变逻辑到架构逻辑的范式转变

战略管理正经历从权变逻辑到架构逻辑的范式转变。权变观点（contingency）认为，要想变得有效率，企业条件需与其他方面保持一致，其核心概念是匹配（fit）（Drazin，Van de Ven，1985），包括选择（selection）、互动（interaction）以及系统方法（system approach）三种形式。前两种最为常见，其差异在于，选择假设需要两个或多个自变量，一个因变量（Drazin，Van de Ven，1985），且一般以“如果……那么……”的形式出现；而互动的变量处于相互平等地位。系统方法则逐步演化成后来的架构方法。权变较之普适观点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了超越简单线性关系的互动存在（Venkatraman，Walker，1989），自变量和因变量间关系在不同权变因素影响下呈现不同结果。这可以解释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获得竞争优势。

权变观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1）仅聚焦于少数环境和结构变量（常常是两个）之间的关系；（2）倾向于开展忽略时间变量的截面研究；（3）倾向于忽略样本中的不同组织类型得出变量关系的结论（Miller，Friesen，1980）；（4）常使用决定性假设。除此之外，权变方法也难以应付研究的复杂性（Miller，1996）。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以下方面：（1）多维构念或多变量及其与组织结果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O’Leary，Cummings，2007）；（2）由于环境等因素不同导致的研究结果呈现冲突的状态；（3）动态事件（间断均衡）的时间、方向和程度越来越难以把握，在有些情况下，除了需要预测最佳点，当组织实践发生偏离，还需要预测出企业消极结果（Zajac，Kraatz，Bresser，2000）；（4）企业呈现生命周期阶段性发展的特征仍未得到解释。

针对这些问题，Meyer等（1993）提出用架构观点来弥补。架构是指在个体中影响因素的组合所形成的一致模式或构象（Meyer，Tsui，Hinings，1993），强调在一个更广泛领域中的模式和相互关系（Miller，1987，1990）。可见，架构是重要属性紧密相关和相互增强的多维实体，是组织属性产生系统化集聚的结果（Meyer，Tsui，Hinings，1993），可用多个变量互动来反映（Baker，Cullen，1993；Dess，Lumpkin，Covin，1997）。